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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著名的音乐学专家、音乐教育家，本刊原编委朱泽民教授于4月17日晨盍然仙逝，享年81岁。朱先生多年来，对本刊关爱有加，他的去世，是音乐史学界和本刊的一大损失。本刊发表本文，以表达对朱先生的悼念和纪念。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2－0022-02
1979年经朋友引见，得以拜望仰慕已久的朱泽民老师，承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尔来廿有九年。
突然，2008年4月17日罗天全兄电告， 朱泽民老师驾鹤西去！老师廿九年的耳提面命竟至此而止，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礼记•檀弓》）
夜不能寐，开机案前；风雨骤至，苍天动情。廿九年往事涌上心头。
朱老师诲人不倦，提携后学。1979年我报考中国音乐史专业研究生，但专业书籍仅有一本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老师在第一次见面时便将他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讲义给我。多亏老师的讲义，我在专业考试中获得了97分的好成绩。
1984年，我从广元拍回一组照片，系该县罗家桥一、二号墓出土的伎乐石雕。经我考证，入土年代在南宋淳熙或稍后。如果断代不误，当有重大价值，将把三弦的历史提早一个世纪，而那组“唱赚图”是我国至今所见最早的一幅。朱老师非常重视。他逐一推敲我提出的断代依据，和我反复商量。最后，朱老师确认断代无误，立即交《音乐探索》编辑部。《四川省广元县罗家桥一、二号墓伎乐石雕研究》发表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来信索要照片。这组照片后来收入《中国音乐史图鉴》。
朱老师与黄翔鹏先生私交甚笃。黄先生从荀勖笛律“正声调法”、“下徵调法”、“清角之调”总结出“同均三宫”的理论。朱老师极为赞赏。这当然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两位先生的学术认同。黄先生逝世以后，责难接踵而至。虽然是学术争论，不才仍不免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之感慨。遵照黄先生生前嘱咐，我着手研究《新唐书》所载《南诏奉圣乐》。寒来暑往，终于峰回路转，原来中华书局标点错误！这个错误把原文交代清楚的“同均三宫”旋宫实践搅浑，不知所云。我将《“同均三宫”的理论与实践——学习黄翔鹏先生相关论述的心得之二》呈朱老师过目。朱老师读后对我夸奖有加，亲自担任该文责任编辑交《音乐探索》发表。次年《音乐探索》发表《均、宫、调是三个层次——学习黄翔鹏先生相关论述的心得之三》的责任编辑也是朱老师。这是朱、黄二位先生惺惺相惜，也是朱老师对作为后学的我之提携。
朱泽民教授应四川省文化厅聘请，出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副主编。我虽忝列副主编并冠以“常务”，不过多跑腿而已。四川卷凡涉及理论问题，我均请示朱老师，经老师首肯后方予执行。朱老师还负责四川卷《四川民族民间器乐曲综述》的撰写。这是该卷开卷第一篇重要文章，内容包括四川地理、历代建制、人口、民族、四川古代音乐的历史人文背景、四川的民间器乐曲、洞经音乐与宗教音乐、四川民间器乐曲的主要艺术特点。朱老师初稿完成后，特叫他的学生甘绍成教授合作。这也是朱老师提携后学之举（直至1999年四川卷出版，二人仅是师生关系）。
朱泽民老师为了四川音乐学的发展，甘为人梯。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邀请朱老师主持编修《巴蜀音乐史》。朱老师对我说，黄翔鹏先生多次婉言谢绝有关方面让他撰写或主持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邀请。黄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有许多疑案至今未能澄清，现在再写古代音乐史，只会陈陈相因，毫无新意。为此，黄先生撰写《乐问》，列出历代音乐方面困扰我们的100个问题。朱老师说，在四川，我们至今未能弄清家底，到底掌握了多少文献资料。朱老师拿出一包资料卡片，说：“仅仅这些，远远不够。”修史，前期工作必不可少，必须从资料做起，否则便成无米之炊。他叫我和他一起，在历代文献中搜索资料，一一加以注释。朱老师订名为《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后来，朱老师叫我拟出巴蜀先秦至清末历代音乐方面的专题，聘请专家撰写。这是第二步。然后把专题文章与《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合并，命名曰——《巴蜀音乐》；有了《巴蜀音乐》，《巴蜀音乐史》便不遥远了。朱老师自撰《中国音乐史》授课，待《巴蜀音乐》完成，《巴蜀音乐史》于他易如反掌；但是，我心中明白，老师从未打算独立撰写《巴蜀音乐史》。老师以他羸弱的身体辛苦搜索资料，详加注释，是为后人架桥铺路。朱老师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2005年，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将《巴蜀音乐》课题向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申报，申报内容包括课题内容、价值及朱泽民等主要参加者。经评审，批准为文化部重点课题。
如今，《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已出清样，巴蜀音乐历代专题由省内专家分别撰写已陆续脱稿。
不幸，朱泽民教授乘鹤离去，如此匆匆地离去，来不及告诉景仰他的学生、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家人！
《巴蜀音乐》将于2009年正式出版。届时，我们将把《巴蜀音乐》呈献在远在天堂的朱泽民教授面前。
责任编辑：陈达波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2－0022-02
1979年经朋友引见，得以拜望仰慕已久的朱泽民老师，承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尔来廿有九年。
突然，2008年4月17日罗天全兄电告， 朱泽民老师驾鹤西去！老师廿九年的耳提面命竟至此而止，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礼记•檀弓》）
夜不能寐，开机案前；风雨骤至，苍天动情。廿九年往事涌上心头。
朱老师诲人不倦，提携后学。1979年我报考中国音乐史专业研究生，但专业书籍仅有一本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老师在第一次见面时便将他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讲义给我。多亏老师的讲义，我在专业考试中获得了97分的好成绩。
1984年，我从广元拍回一组照片，系该县罗家桥一、二号墓出土的伎乐石雕。经我考证，入土年代在南宋淳熙或稍后。如果断代不误，当有重大价值，将把三弦的历史提早一个世纪，而那组“唱赚图”是我国至今所见最早的一幅。朱老师非常重视。他逐一推敲我提出的断代依据，和我反复商量。最后，朱老师确认断代无误，立即交《音乐探索》编辑部。《四川省广元县罗家桥一、二号墓伎乐石雕研究》发表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来信索要照片。这组照片后来收入《中国音乐史图鉴》。
朱老师与黄翔鹏先生私交甚笃。黄先生从荀勖笛律“正声调法”、“下徵调法”、“清角之调”总结出“同均三宫”的理论。朱老师极为赞赏。这当然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两位先生的学术认同。黄先生逝世以后，责难接踵而至。虽然是学术争论，不才仍不免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之感慨。遵照黄先生生前嘱咐，我着手研究《新唐书》所载《南诏奉圣乐》。寒来暑往，终于峰回路转，原来中华书局标点错误！这个错误把原文交代清楚的“同均三宫”旋宫实践搅浑，不知所云。我将《“同均三宫”的理论与实践——学习黄翔鹏先生相关论述的心得之二》呈朱老师过目。朱老师读后对我夸奖有加，亲自担任该文责任编辑交《音乐探索》发表。次年《音乐探索》发表《均、宫、调是三个层次——学习黄翔鹏先生相关论述的心得之三》的责任编辑也是朱老师。这是朱、黄二位先生惺惺相惜，也是朱老师对作为后学的我之提携。
朱泽民教授应四川省文化厅聘请，出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副主编。我虽忝列副主编并冠以“常务”，不过多跑腿而已。四川卷凡涉及理论问题，我均请示朱老师，经老师首肯后方予执行。朱老师还负责四川卷《四川民族民间器乐曲综述》的撰写。这是该卷开卷第一篇重要文章，内容包括四川地理、历代建制、人口、民族、四川古代音乐的历史人文背景、四川的民间器乐曲、洞经音乐与宗教音乐、四川民间器乐曲的主要艺术特点。朱老师初稿完成后，特叫他的学生甘绍成教授合作。这也是朱老师提携后学之举（直至1999年四川卷出版，二人仅是师生关系）。
朱泽民老师为了四川音乐学的发展，甘为人梯。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邀请朱老师主持编修《巴蜀音乐史》。朱老师对我说，黄翔鹏先生多次婉言谢绝有关方面让他撰写或主持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邀请。黄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有许多疑案至今未能澄清，现在再写古代音乐史，只会陈陈相因，毫无新意。为此，黄先生撰写《乐问》，列出历代音乐方面困扰我们的100个问题。朱老师说，在四川，我们至今未能弄清家底，到底掌握了多少文献资料。朱老师拿出一包资料卡片，说：“仅仅这些，远远不够。”修史，前期工作必不可少，必须从资料做起，否则便成无米之炊。他叫我和他一起，在历代文献中搜索资料，一一加以注释。朱老师订名为《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后来，朱老师叫我拟出巴蜀先秦至清末历代音乐方面的专题，聘请专家撰写。这是第二步。然后把专题文章与《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合并，命名曰——《巴蜀音乐》；有了《巴蜀音乐》，《巴蜀音乐史》便不遥远了。朱老师自撰《中国音乐史》授课，待《巴蜀音乐》完成，《巴蜀音乐史》于他易如反掌；但是，我心中明白，老师从未打算独立撰写《巴蜀音乐史》。老师以他羸弱的身体辛苦搜索资料，详加注释，是为后人架桥铺路。朱老师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2005年，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将《巴蜀音乐》课题向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申报，申报内容包括课题内容、价值及朱泽民等主要参加者。经评审，批准为文化部重点课题。
如今，《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已出清样，巴蜀音乐历代专题由省内专家分别撰写已陆续脱稿。
不幸，朱泽民教授乘鹤离去，如此匆匆地离去，来不及告诉景仰他的学生、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家人！
《巴蜀音乐》将于2009年正式出版。届时，我们将把《巴蜀音乐》呈献在远在天堂的朱泽民教授面前。
责任编辑：陈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