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吹打乐”，是指以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要配置形式的民族器乐合奏形式。文章以1980－2006年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该领域论文为对象，从发文概况、地理属性、研究角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汉族；吹打乐；综述；思考；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1－0015-07
前言
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综述，目前能见到的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本年度该领域研究的综述，如《中国音乐年鉴》上的若干文章；另一类是关于某一吹打乐种的研究综述，如程天健的《西安鼓乐研究综述》{1}。除此之外，再未见到其他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综述的文章。由此可见，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必要对其研究现状作些回顾与思考。此外，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以往的综述类文章大多只是对其所表述对象的研究内容作分类介绍，然后再作评价与思考。诚然，这种表述方式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给读者提供的某方面的学术信息是充分可靠的，但从其他方面来看，也留下若干令人不太满足的地方。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引入多角度的分类方法，然后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尽可能全面的观察，以便给关注该领域研究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
本文的资料来源为中国期刊网，检索对象为1980年至2006年间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论文。检索结果：该领域论文共计156篇。
需要说明的是，音乐学界对“吹打乐”曾有过多种定义，特别是对“吹打乐”与“鼓吹乐”更存在多种看法②。本文的所谓“吹打乐”，主要是指以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要配置形式的民间合奏形式，故也包含了“鼓吹乐”。
一、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发文概况
所谓发文概况，是指该领域学者在不同时期发表论文的基本情况。从这一角度观察，可以大致了解其发展情况，以及不同时期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我们将所收集的156篇论文按发表年代分类，编制为如下的坐标图（见图1）：
图11980—2006年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上图中，横坐标为论文的发表年代；纵坐标为该年度发表论文的篇数。从图中可以看出，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自1980年以来，逐渐被学界所重视。从不同年代的发文量看，1980—1985年间每年发表的论文数最高为3篇，最低为1篇；其后，发文量有所增长并分别在1987、1989年达到两个高潮；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不仅达到又一个高潮，且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其余的年份基本徘徊在2－8篇之间，年均发文量5.7篇。从全国总的发文量来看，作为传统民族器乐中一个重要领域，音乐学界对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关注度还有待加强。
二、按研究对象的地理属性分类
研究对象的地理属性，是指这些文献中各种研究对象的地理归属。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类体裁品种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讲，主要体现为地域风格的差异。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观察，不仅有利于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还能较为清晰地展示其在全国的地理分布上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
从检索的156篇文献来看，所及对象的地域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为多区域研究；其二为单区域研究。前者系指研究对象涉及两个以上省市或全国；后者则指研究对象只涉及某一省市及其所属地市县等等。在单区域研究中，又可按地理区域分为南北两大部分。现将我们的分类统计结果列表如下（详见表1，表中数据是经过四舍五入后保留的整数。下同）：
表1研究对象地理分布情况一览表
上表中单区域研究的比例分为两列：左边的一列是指各省市分别占北方地区总数和南方地区总数的比例；右边一列则是指南北方地区各自占总数的比例。从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布上看，北方所占的比例几乎是南方的一倍。
在北方，尤以陕西、河北、山东三省为多，山西、辽宁、河南次之，其他省市相对较少。而属北方省份的吉林、甘肃、青海等则未见关于“吹打乐”研究的案例。陕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安鼓乐”的研究上，如吕洪静的《初探唐代“拍”的时值——西安鼓吹乐源流考之一》[1]、李石根的《关于西安鼓乐的记谱法问题》[2]、何钧的《西安鼓乐概述》[3]、李明忠的《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4]、张怡的《浅谈西安鼓乐渊源》[5]、李石根的《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6]等。此外还有关于陕西鼓吹乐的研究，如李世斌的《陕西传统器乐纵横谈——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一》[7]和《陕西传统鼓吹乐——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二》[8]，还有关于鼓乐与陕北唢呐吹打乐的研究等。
山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西南、鲁西北和鲁中南地区。其中涉及鲁西南地区的研究有王希彦的《鲁西南鼓吹乐初探》[9]、袁静芳的《鲁西南鼓吹乐的艺术特点》[10]、王希彦的《鲁西南鼓吹乐中的“穗子手法”》[11]、魏占河的《鲁西南鼓吹乐中的两颗明珠》[12]、李卫的《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13]、李耀让的《鲁西南鼓吹乐》[14]；鲁西北地区有段文的《山东德州宁津县丧仪音乐调查报告及其反思》[15]、《关于德州鼓乐班器乐曲目的分析与思考》[16]和《路家鼓乐班的兴衰与反思——山东德州长庄路家鼓乐班调查报告》[17]；鲁中南地区有王东涛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鲁中南鼓乐班》[18]等等。
在南方，湖北、江苏、江西的研究居多，安徽、福建、四川、湖南次之，广东、广西、浙江等省市较少。南方其他省市诸如云南、贵州、海南、台湾，以及港澳地区都未见关于“吹打乐”研究的例子。湖北的研究从对象所及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鄂西北和鄂西南地区，如史新民的《“巫音”探源》[19]和《沮水巫音与楚音乐文化》[20]、陈洪的《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21]、杨顺适的《楚北吹打》 [22]和《楚风遗声巫音调》[23]、朱玉葵的《浅谈襄樊民间吹打乐》[24]。另外，还有一篇关于湖北民间吹打乐综合研究的文章，即胡志平的《湖北民间鼓吹乐音高的偏离及其风格特征探讨》[25]。
江西的研究从对象上看，多在赣南和赣东北一带。其中有涉及客家吹打乐研究的《赣南客家民间吹打乐考察》[26]、《论兴国山歌之乡客家吹打乐》[27]；还有关于赣东北“串堂班”的《赣东北“串堂”音乐研究》[28]和《赣东北吹打乐社——“串堂班”研究》[29]；此外还有关于“吹打乐”功能研究的《江西民间吹打乐的功能》[30]等等。
总之，从研究对象所涉及地域来看，目前音乐学界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
三、按研究角度分类
所谓“研究角度”，是指在研究构思中，根据特定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所选择的一种切入点[31]。参考这一思路，再来观察我们收集的这些论文，发现对其也可从这一视角进行分类。其中既有本体研究、渊源研究、背景研究，也有阐释研究、变迁研究，还有将以上几角度综合运用的情况。以下，我们将其分为单一研究角度和综合研究角度两大类型，并逐一介绍如下。
（一）单一研究角度
单一研究角度是针对选用研究角度的数量而言的。凡在论文中只采用了一种研究角度的，便可以称之为单一研究角度。这类文章共有121篇，其中涉及的研究角度共有5种：
1、本体研究所谓本体研究，是指对音乐事项本身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进行的各种探索。从检索情况来看，采用这一研究角度的文章最多，达83篇。如刘为霖的《金陵吹打——南京民间吹打乐简述》[32]，作者主要从宏观上介绍了南京民间吹打乐的一部分，并且归纳出南京民间吹打乐的特点表现在套曲结构的相对完整性与曲牌连缀多样性相统一，吹打班子“文场”与“武场”的组合形式变化多样以及丰富的调性色彩、多样的转调手法这3个方面。此外，顾光谦在《辽南鼓吹的鼓套特点》[33]中分几个部分对辽南鼓吹的鼓套特点进行了论述。高万飞在《陕北唢呐吹打乐的乐队结构和调式特点》[34]中介绍了陕北唢呐的形制、陕北唢呐的乐队结构、演奏形式以及常用调式。陈威的《潮州大锣鼓乐曲研究》[35]从潮州大、小锣鼓的分类以及潮州大锣鼓的音乐特点及与其它乐种的比较3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杨善虎的《一个典型的乐曲系统——灵宝鼓吹乐“门面”曲研究》[36]则分别从乐曲的派生、旋律发展、织体积构3个方面加以剖析。
2、渊源研究这里的渊源研究是指探索吹打乐的由来和本源。这类文章数量不多，为9篇。如：吕洪静在《西安鼓吹乐“三匣”考源》[37]研究中，提出“三匣”是指西安鼓吹乐“坐乐”形式中《开场鼓》和《起目》乐段后，必须连在一起演奏的五段乐曲，艺师们称之为“清吹”。“三匣”有着丰富的内涵，作者分析了“三匣”和唐、宋大曲之间的关系，认为“三匣”与唐、宋大曲中某些成分可能有联系。张怡的《浅谈西安鼓乐渊源》[3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安鼓乐的演奏乐器、演奏功能为切入点来论述西安鼓吹乐的渊源，认为西安鼓乐虽然在曲式结构、节拍特点以及记谱法等方面与隋唐燕乐大曲有密切联系，属于唐宋遗音，但在乐器使用、演奏形式和功能等方面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与鼓吹乐保持着古老的渊源关系，应视为鼓吹乐的流传分支。李明忠在《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39]中，将西安南集贤俗派鼓乐的风格特点与隋唐燕乐大曲作比较，认为南集贤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等古代音乐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或者说有着较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它对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尤其是隋唐燕乐大曲有着“音乐文献”的重要价值。
3、背景研究这里的背景研究，系指对各地吹打乐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中对其发生影响的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类文章共有8篇。如樊家城在《山西民间吹打音乐及其生存环境》[40]中从吹打乐的历史功用、山西吹打乐的传承、传承与生存环境、乐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4个方面对山西民间吹打音乐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了论述。方萌在《鼓吹乐的社会基础》[41]中认为，鼓吹乐作为礼仪活动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有一定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具有4个方面的特征，即礼仪性、民俗性、娱乐性和艺术性。李卫在《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42]中认为，鼓吹乐与礼俗密不可分，而丧葬礼俗更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事项将鼓吹乐融入其中，成为代表自身的一种符号，甚至演变成为一种象征。音乐研究不仅要研究音乐本身，也要关注它的文化背景，这在学界已得到广泛共识，由此而来的便是，对吹打乐的深入研究势必对其所依附的各类背景有所了解。
4、阐释研究阐释研究是指对吹打乐的文化内涵作分析和说明，旨在揭示其意义、原委、理由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有19篇。如张振涛在《“吹鼓手”一词的社会学释义——“音乐会”与“吹打班”的比较研究》[43]中通过对“民间乐社——社区的下位组织”、“社区事物与社团事物”、“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别”、“乡亲关系与商业关系之差”这4个部分的论述，逐一阐释“音乐会”与“吹打班”的区别，同时还揭示了世俗社会中对吹鼓手的歧视，相当部分源自传统社区价值体系的事实。薛艺兵在《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44]中首先对“吹打”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吹打”的源流、种类、民间吹打会班及其习俗惯制、吹打的使用场合与社会功能，最后，作者认为，吹打是仪式得以表现的“外壳”，仪式是吹打赖以生存的依托，两者共同的社会根基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和信仰。张振涛在《北乐与南乐——鼓吹乐的两个乐部》[45]中通过梳理古代鼓吹乐的历史文献，分析了鼓吹乐分为不同乐部的原因。作者发现涉及鼓吹乐的历史文献中时有提及“两部鼓吹”、“前部鼓吹”、“后部鼓吹”，这说明鼓吹向来是被分为不同部类的，借此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不同的部类与音乐的功能之间的联系。
5、变迁研究对吹打乐在不同时空中的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都可归为变迁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于，它主要是将研究对象以一种动态（或历时的或共时的）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类文章最少，仅为2篇。如孙敏的《中原鼓吹乐的历史嬗变》[46]主要分析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鼓吹乐发展情况。
（二） 综合研究角度
在研究中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研究角度者，即所谓综合研究角度。这类文章比单一研究角度的总数要少得多，共计35篇。如田耀农的《皖西锣鼓调查实录》[47]，其中的“皖西锣鼓概况”、“乐器与演奏”、“乐曲与乐谱”都属于本体研究；“皖西锣鼓乐种的考源索流”则属于渊源研究。再如王姿妮的《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48]，其“物质构成”、“音乐形态”两部分均属本体研究；“社会功用”属阐释研究；“同戏曲音乐的关系”属渊源研究；“商品化的八音会”则属背景研究。
综上所述，在以上各类不同研究角度中，属于单一研究
角度的共121篇，占文章总数的78%；属于综合研究角度的文章共有23篇，占文章总数的22%。单一研究角度在汉族吹打乐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具体情况详见以下的表2：
表2不同研究角度运用情况一览表
从上表可看出,在单一研究角度中，本体研究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阐释研究，背景研究、渊源研究和变迁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本体研究和阐释研究这两种角度最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倘若把本体研究看作是从音乐到音乐的研究的话；那么，阐释研究则是从音乐到文化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自198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不仅仅关注音乐本身，而且对音乐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四、按研究方法分类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很多，我们主要选择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这两种方法对所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类。
（一）田野工作法
运用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写作的论文一般看作“乐志型”论文[49]。只要在文中对“田野工作”予以交代了的，均将其视为运用了该法。这类文章共有24篇。如李城、迟震的《梨乡唢呐乐班的田野考察》[50]对梨乡唢呐乐班的乐器使用、乐队编制、社会功能、演出形式和唢呐曲目等作的调查。李润中的《辽宁盘锦鼓乐调查报告》[51]从辽宁盘锦鼓乐的源流沿革、常用乐器、演奏形式及乐队组合、活动实况及与民俗的关系、艺人班社、旋律发展变化方法、传艺方法和行规等方面对辽宁盘锦鼓乐进行的调查。孙国栋、吴晓玲、李静敏在《南高洛音乐会调查报告》[52]中对2006年的高洛音乐会从音乐会分布、器乐形态、活动过程等几个方面所作的调查等等。
（二）案头工作法
案头工作方法是指对二手资料进行的研究。这类文章共有132篇。如贾瑞祥的《东北鼓吹乐与笙管乐之异同》[53]，通过对乐器、乐曲、乐谱和乐调的比较，力求解析东北鼓吹乐与笙管乐之异同。李石根在关于西安鼓乐记谱法的研究中[54]首先为记谱、译记与译谱这3种方法下了定义，并逐一进行展开说明。作者认为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即标调问题、固定音名问题、“以上代勾”问题、板式问题以及“哼哈”技巧问题等。吕洪静在《西安鼓乐名称记实与思考》[55]中写到“关于西安鼓乐的名称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定义”，对出现的4种名称逐一进行分析，认为称为“鼓吹乐”比较合适，因为既可以与以鼓为主要打击乐器的“鼓乐”和“锣鼓乐”分开，又可与以唢呐类乐器为主奏乐器的民间称“吹鼓乐”的乐种有所区别，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鼓吹乐”这个乐种的乐器编配特点。程天健的《西安鼓乐研究综述》[56]也是采用案头工作研究方法的例子。
在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中，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均被使用，其中案头工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详见表3）。
表3不同研究方法运用情况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案头工作研究法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其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阐释研究、变迁研究以及渊源研究等方面。
五、按研究对象的大小分类
按研究对象的大小，还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两种观察角度。
（一）综合研究
这里所指的“综合研究”，主要是针对研究对象的大小而言的。大小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里姑且将其界定为：所谓“大”，是指研究对象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乐种者；此外，从研究对象所及地区上看，涉及一个省及其以上者，称其为“大”。这类文章共有57篇。如高厚永的《气势磅礴的吹打音乐》[57]，即为综合研究之典型。该文的对象就是全国的汉族民间吹打乐。作者介绍了吹打乐的历史，并用4个字来概括吹打音乐的特点，即：粗、长、宏、大；还论述了吹打乐的乐器配置方式主要有：二合一、二为一、单配、复配、定型锣鼓、散配锣鼓等类型等等。张全义的《我国民族吹打乐集锦》[58]亦属综合研究，作者列举了鲁西南吹打乐、河北吹歌、苏南吹打、潮州大锣鼓、浙东锣鼓等民间吹打乐，并对其进行初步介绍。方萌的《鼓吹乐的社会基础》[59]一文，作者认为鼓乐作为礼仪活动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其特征为礼仪性、民俗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乔建中的《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60]，也可看作是跨地区的综合性研究。潘启明的《揭天鼓吹闹东风——中国吹打乐简介》[61]，介绍了几种代表性的吹打乐，其中有苏南吹打“十番鼓”、西安鼓乐、浙东吹打、山西八大套和福建十番等。除此之外，还有项阳的《乐户与鼓吹乐》[62]、张振涛的《民间鼓吹乐社与寺院艺僧制度（续）》[63]等文，也具有综合研究性质。
（二）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对应，它的研究对象较小。在本文中，特指对流传于某一地区、县市、乡镇的吹打乐乐种的研究，如“泉州笼吹”、“达州民间吹打乐”等等。“吹打乐”作为中国传统器乐的一种合奏形式，不仅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而且在地方风格上也有差异。因此，有关个案研究的例子较为多见。这类文章共有99篇。如陈洪的《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64]、刘飞云的《达州民间吹打乐浅析》[65]、颜曼秋的《渠县民间耍锣鼓探微》[66]、陈冰机的《泉州“笼吹”音乐》[67]、王姿妮的《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68]、吴宁华的《玉林八音研究》[69]、 刘慧荣的《概说包头民间鼓吹乐》[70]、陈克秀的《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71]、匡君的《湘南的“龙灯锣鼓”》[72]、王志伟、蔡惠泉的《苏南吹打及其艺术特色》[73]等等。
综上所述，个案研究在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中尤为突出（详见表4）。
表4综合研究与方案研究一览表
诚然，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既需要对不同个案作深入了解，同时也需要对这一领域作不同角度的全局观照。
结语
通过以上的粗略观察，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研究现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特点：
1．从该领域的发文量看，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研究自1980年以来，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自新世纪以来，还呈上升趋势。
2．从研究对象所涉及地域看，目前主要分布在全国16个省和1个自治区。其中的基本特征是：北方多于南方，东部多于西部。在海南、贵州、云南、台湾，以及港澳等地，吹打乐的研究仍旧是空白。
3．从研究角度来看，角度的选择日趋多元化。既有对某一研究对象采用单一研究角度，深入透彻剖析问题的；也有的采用多种研究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方观照的。目前，单一研究角度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本体研究和阐释研究依然是学界的首选。
4．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采用田野工作方法的，也有采用案头工作方法的。不过，案头工作方法是目前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主流。
5．从对象的大小来看，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得其所，但个案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
面对以上该领域的研究特点，感到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现将其中主要几点略呈如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第一，关于“乐种”、“吹打乐”等几个常见概念的界定问题。虽然学界对其进行过许多讨论，也提出了相应的界定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我们在检索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各省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标准就不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好，常用概念一定要有大家公认的定义，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而且还将影响到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
第二，关于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问题。根据以上的地理属性分类，我们得知该领域的研究对象所涉及地域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状况，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是空白。这些，都是我们在对该领域作宏观的战略思考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哪一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对这一领域的现状、进展情况等等作尽可能详尽的了解。
第三，关于研究角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历史地看，本体研究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近20余年来，由于观念、方法等等的更新，研究角度已有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向其他角度扩展的趋势。由此可见，在该领域“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曼特尔·胡德语）”的学术理念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背景研究、渊源研究，特别是变迁研究这几种角度还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四，关于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问题。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原本为民族音乐学学科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法。尽管目前鲜见关于这二者关系的最佳比例之数据，但是，表3的统计说明，我们的田野工作研究法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我国传统音乐的现状而言，尚须大量一手资料来作为案头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资料之不足，是难以支撑起该领域学术理论大厦的。
第五，关于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个案研究也好，还是综合研究也好，都是我们认识该领域的两种重要途径。孰轻孰重，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而言，个案研究应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注重的是研究的深度，后者注重的是研究的广度。但以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论，我们更应注意个案研究的积累。在以上所述的一些综合研究中，由于其研究对象偏大，而其中所运用的材料则显得不足，即，研究材料小于作者的论题——这有可能是个案研究积累不够的原因所致。
第六，关于学术规范问题。新世纪以来，音乐学界开始注重倡导学术规范。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对此作些回顾与思考。在检索到的156篇文章中，约占总数93%的文章在研究中不交代同一领域中的学术史，更不公开声明自己的研究与前人文献之区别；约占总数72%的文章，在文后开列一些“模糊”的而在正文中没有任何标识的“参考文献”；在28篇综合研究的文章中存在“取材”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问题；还有一些文章对自己研究材料的来源、研究过程没有进行任何说明等等，这些，都是违背学术研究规范的。没有规范的学术研究，学术创新难以保证。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1}此篇文章主要是对西安鼓乐研究的综述（见《交响》2006年第2期，第19-28页）。文章中提到“西安鼓乐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果累累，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展。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已近百篇，涉及了历史学、乐谱学、乐器学、形态学、曲词学、乐律学等诸多方面，对于认识和解读这一古老乐种不无帮助意义。”
② 一种意见将吹打乐定义为“乐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关于吹打乐的定义是：“民间器乐乐种之一，由吹、打两类乐器演奏的音乐，民间俗称锣鼓或鼓吹乐。”至于吹打乐与鼓吹乐的关系，在该书的词条设置中，并没有将鼓吹乐与吹打乐并列设置，而是将冠以“鼓吹”名称的品种（如辽宁鼓吹、山东鼓吹等）置于“吹打乐”之下。另一种意见认为吹打乐为“演奏形式”。如周青青在《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中将“吹打乐”定义为：“由吹、打两类乐器演奏的音乐形式，民间俗称“锣鼓”或“鼓吹乐”；刘正维在《民族民间音乐概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中把“吹打乐”放在“丝竹锣鼓合奏”这类形式下，认为“吹打乐”是管乐与击乐并重的一种演奏形式。此外，以下这些文献也认为吹打乐是演奏形式，只是与鼓吹乐不同，应并列看待。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工作手册》（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1986年编）中对“吹打乐”的定义是：以管弦乐器（或仅用管乐器）演奏与打击乐器演奏并重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乐曲中常常出现打击乐器单独演奏的锣鼓段落或鼓的独奏段落。“鼓吹乐”则是指以一、两件吹管乐器（如唢呐、海笛、笛子、管子）为主奏乐器，配合其它弦乐器、打击乐器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在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和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中，也可见到与上述意见基本相同的表述。我们认为，以上各种文献所及之“吹打乐”、“丝竹乐”、“弦索乐”等等，实为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分类。其中所说的“鼓吹乐”与“吹打乐”之区别，也主要是在实际演奏中“吹打”两类乐器运用情况的区别。从“演奏形式”这一角度看，二者都是以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的，其中之区别仅仅是在这一基本形式中的进一步细分而已。
{3}诚然，按这里所说的分类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能排除有些论文作者做了田野调查，但又未在论文中进行说明的情况。这也说明，音乐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还任重而道远。因为，在论文写作中不交代自己的研究过程、研究思路和资料来源等等者，是违反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
参考文献：
[1] 吕洪静.初探唐代“拍”的时值--西安鼓吹乐源流考之一[J].中国音乐学,1987(4).
[2] 李石根.关于西安鼓乐的记谱法问题[J].交响,1989(1).
[3] 何钧.西安鼓乐概述[J].中国音乐,1987(2).
[4] 李明忠.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J].中国音乐,1987(2).
[5] 张怡.浅谈西安鼓乐渊源[J].音乐天地,2005(12).
[6] 李石根.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4).
[7] 李世斌.陕西传统器乐纵横谈--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一[J].交响,1991(2).
[8] 李世斌.陕西传统鼓吹乐--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二[J].交响,1991(3).
[9] 王希彦.鲁西南鼓吹乐初探[J].齐鲁艺苑,1982(1).
[10] 袁静芳.鲁西南鼓吹乐的艺术特点[J].音乐研究,1981(3).
[11] 王希彦.鲁西南鼓吹乐中的"穗子手法"[J].人民音乐,1984(7).
[12] 魏占河.鲁西南鼓吹乐中的两颗明珠[J].中国音乐学,1993(4).
[13] 李卫.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J].中国音乐学,2006(4).
[14] 李耀让.鲁西南鼓吹乐[J].剧影月报,2005(5).
[15] 段文.山东德州宁津县丧仪音乐调查报告及其反思[J].中国音乐,2006(3).
[16] 段文.关于德州鼓乐班器乐曲目的分析与思考[J].德州学院学报,2006(4).
[17] 段文.路家鼓乐班的兴衰与反思--山东德州长庄路家鼓乐班调查报告[J].德州学院学报,2005(5).
[18] 王东涛.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鲁中南鼓乐班[J].中国音乐学,2006(3).
[19] 史新民.“巫音”探源[J].黄钟,2000(1).
[20] 史新民.沮水巫音与楚音乐文化[J].黄钟,2001(1).
[21] 陈洪.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J].黄钟,1993(1-2).
[22] 杨顺适.楚北吹打[J].中国音乐,1994(1).
[23] 杨顺适.楚风遗声巫音调[J].中国音乐,1989(2).
[24] 朱玉葵.浅谈襄樊民间吹打乐[J].黄钟,2004(增刊).
[25] 胡志平.湖北民间鼓吹乐音高的偏离及其风格特征探讨[J].音乐研究,1996(2).
[26] 方良,周虹,钟善金.赣南客家民间吹打乐考察[J].中国音乐,2004(3).
[27] 李启福.论兴国山歌之乡客家吹打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3).
[28] 傅利民.赣东北"串堂"音乐研究[J].音乐研究,2005(3).
[29] 傅利民.赣东北吹打乐社--"串堂班"研究[J].中国音乐,2004(2).
[30] 曾东辉,金开目.江西民间吹打乐的功能[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5).
[31] 蔡际洲.音乐研究的角度[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7(2).
[32] 刘为霖.金陵吹打——南京民间吹打乐简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98（4）.
[33] 顾光谦.辽南鼓吹的鼓套特点[J].中国音乐,1988(4).
[34] 高万飞.陕北唢呐吹打乐的乐队结构和调式特点[J].中国音乐,1990(3).
[35] 陈威.潮州大锣鼓乐曲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8(4).
[36] 杨善武.一个典型的乐曲系统——灵宝鼓吹乐“门面”曲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7(4).
[37] 吕洪静.西安鼓吹乐“三匣”考源[J].中国音乐,1987(2).
[38] 张怡.浅谈西安鼓乐渊源[J].音乐天地,2005(12).
[39] 李明忠.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J].中国音乐,1987(2).
[40] 樊家城.山西民间吹打音乐及其生存环境[J].黄河之声,1997(6).
[41] 方萌.鼓吹乐的社会基础[J].中国音乐,1989(1).
[42] 李卫.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J].中国音乐学,2006(4).
[43] 张振涛.“吹鼓手”一词的社会学释义——“音乐会”与“吹打班”的比较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2).
[44] 薛艺兵.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J].中国音乐学,1996(1).
[45] 张振涛.北乐与南乐——鼓吹乐的两个乐部[J].音乐研究,2001(4).
[46] 孙敏.中原鼓吹乐的历史嬗变[J].东方艺术,2005(8).
[47] 田耀农.皖西锣鼓调查实录[J].中国音乐学,1998(2).
[48] 王姿妮.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J].交响,2000(1).
[49]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J].黄钟,2001(1).
[50] 李城,迟震.梨乡唢呐乐班的田野考察[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51] 李润中.辽宁盘锦鼓乐调查报告[J].中国音乐学,1990(1).
[52] 孙国栋,吴晓玲,李静敏.南高洛音乐会调查报告[J].电影评介,2006(13).
[53] 贾瑞祥.东北鼓吹乐与笙管乐之异同[J].乐府新声,1995(2).
[54] 李石根.关于西安鼓乐的记谱法问题[J].交响,1989(1).
[55] 吕洪静.西安鼓乐名称记实与思考[J].中国音乐,1987(2).
[56] 程天健.西安鼓乐研究综述[J].交响,2006(2).
[57] 高厚永.气势磅礴的吹打音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1).
[58] 张全义.我国民族吹打乐集锦[J].中国音乐,1989(2).
[59] 方萌.鼓吹乐的社会基础[J].中国音乐,1989(1).
[60] 乔建中.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J].音乐研究,1994(3).
[61] 潘启明.揭天鼓吹闹东风——中国吹打乐简介[J].音乐爱好者,1989(5).
[62] 项阳.乐户与鼓吹乐[J].文艺研究,2001(5).
[63] 张振涛.民间鼓吹乐社与寺院艺僧制度（续）[J].音乐艺术,2006(2).
[64] 陈洪.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J].黄钟,1993(1-2).
[65] 刘飞云.达州民间吹打乐浅析[J].音乐探索,2002(4).
[66] 颜曼秋.渠县民间耍锣鼓探微[J].音乐探索,1989(1).
[67] 陈冰机.泉州"笼吹"音乐[J].中国音乐,1986(2).
[68] 王姿妮.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J].交响,2000(1).
[69] 吴宁华.玉林八音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1).
[70] 刘慧荣.概说包头民间鼓吹乐[J].内蒙古艺术,2003(2).
[71] 陈克秀.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4(3).
[72] 匡君.湘南的"龙灯锣鼓"[J].中国音乐,1996(4).
[73] 王志伟,蔡惠泉.苏南吹打及其艺术特色[J].中国音乐,1987(2).
关键词：汉族；吹打乐；综述；思考；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1－0015-07
前言
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综述，目前能见到的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本年度该领域研究的综述，如《中国音乐年鉴》上的若干文章；另一类是关于某一吹打乐种的研究综述，如程天健的《西安鼓乐研究综述》{1}。除此之外，再未见到其他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综述的文章。由此可见，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必要对其研究现状作些回顾与思考。此外，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以往的综述类文章大多只是对其所表述对象的研究内容作分类介绍，然后再作评价与思考。诚然，这种表述方式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给读者提供的某方面的学术信息是充分可靠的，但从其他方面来看，也留下若干令人不太满足的地方。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引入多角度的分类方法，然后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尽可能全面的观察，以便给关注该领域研究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
本文的资料来源为中国期刊网，检索对象为1980年至2006年间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论文。检索结果：该领域论文共计156篇。
需要说明的是，音乐学界对“吹打乐”曾有过多种定义，特别是对“吹打乐”与“鼓吹乐”更存在多种看法②。本文的所谓“吹打乐”，主要是指以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要配置形式的民间合奏形式，故也包含了“鼓吹乐”。
一、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发文概况
所谓发文概况，是指该领域学者在不同时期发表论文的基本情况。从这一角度观察，可以大致了解其发展情况，以及不同时期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我们将所收集的156篇论文按发表年代分类，编制为如下的坐标图（见图1）：
图11980—2006年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上图中，横坐标为论文的发表年代；纵坐标为该年度发表论文的篇数。从图中可以看出，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自1980年以来，逐渐被学界所重视。从不同年代的发文量看，1980—1985年间每年发表的论文数最高为3篇，最低为1篇；其后，发文量有所增长并分别在1987、1989年达到两个高潮；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不仅达到又一个高潮，且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其余的年份基本徘徊在2－8篇之间，年均发文量5.7篇。从全国总的发文量来看，作为传统民族器乐中一个重要领域，音乐学界对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关注度还有待加强。
二、按研究对象的地理属性分类
研究对象的地理属性，是指这些文献中各种研究对象的地理归属。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类体裁品种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讲，主要体现为地域风格的差异。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观察，不仅有利于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还能较为清晰地展示其在全国的地理分布上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
从检索的156篇文献来看，所及对象的地域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为多区域研究；其二为单区域研究。前者系指研究对象涉及两个以上省市或全国；后者则指研究对象只涉及某一省市及其所属地市县等等。在单区域研究中，又可按地理区域分为南北两大部分。现将我们的分类统计结果列表如下（详见表1，表中数据是经过四舍五入后保留的整数。下同）：
表1研究对象地理分布情况一览表
上表中单区域研究的比例分为两列：左边的一列是指各省市分别占北方地区总数和南方地区总数的比例；右边一列则是指南北方地区各自占总数的比例。从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布上看，北方所占的比例几乎是南方的一倍。
在北方，尤以陕西、河北、山东三省为多，山西、辽宁、河南次之，其他省市相对较少。而属北方省份的吉林、甘肃、青海等则未见关于“吹打乐”研究的案例。陕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安鼓乐”的研究上，如吕洪静的《初探唐代“拍”的时值——西安鼓吹乐源流考之一》[1]、李石根的《关于西安鼓乐的记谱法问题》[2]、何钧的《西安鼓乐概述》[3]、李明忠的《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4]、张怡的《浅谈西安鼓乐渊源》[5]、李石根的《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6]等。此外还有关于陕西鼓吹乐的研究，如李世斌的《陕西传统器乐纵横谈——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一》[7]和《陕西传统鼓吹乐——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二》[8]，还有关于鼓乐与陕北唢呐吹打乐的研究等。
山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西南、鲁西北和鲁中南地区。其中涉及鲁西南地区的研究有王希彦的《鲁西南鼓吹乐初探》[9]、袁静芳的《鲁西南鼓吹乐的艺术特点》[10]、王希彦的《鲁西南鼓吹乐中的“穗子手法”》[11]、魏占河的《鲁西南鼓吹乐中的两颗明珠》[12]、李卫的《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13]、李耀让的《鲁西南鼓吹乐》[14]；鲁西北地区有段文的《山东德州宁津县丧仪音乐调查报告及其反思》[15]、《关于德州鼓乐班器乐曲目的分析与思考》[16]和《路家鼓乐班的兴衰与反思——山东德州长庄路家鼓乐班调查报告》[17]；鲁中南地区有王东涛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鲁中南鼓乐班》[18]等等。
在南方，湖北、江苏、江西的研究居多，安徽、福建、四川、湖南次之，广东、广西、浙江等省市较少。南方其他省市诸如云南、贵州、海南、台湾，以及港澳地区都未见关于“吹打乐”研究的例子。湖北的研究从对象所及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鄂西北和鄂西南地区，如史新民的《“巫音”探源》[19]和《沮水巫音与楚音乐文化》[20]、陈洪的《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21]、杨顺适的《楚北吹打》 [22]和《楚风遗声巫音调》[23]、朱玉葵的《浅谈襄樊民间吹打乐》[24]。另外，还有一篇关于湖北民间吹打乐综合研究的文章，即胡志平的《湖北民间鼓吹乐音高的偏离及其风格特征探讨》[25]。
江西的研究从对象上看，多在赣南和赣东北一带。其中有涉及客家吹打乐研究的《赣南客家民间吹打乐考察》[26]、《论兴国山歌之乡客家吹打乐》[27]；还有关于赣东北“串堂班”的《赣东北“串堂”音乐研究》[28]和《赣东北吹打乐社——“串堂班”研究》[29]；此外还有关于“吹打乐”功能研究的《江西民间吹打乐的功能》[30]等等。
总之，从研究对象所涉及地域来看，目前音乐学界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
三、按研究角度分类
所谓“研究角度”，是指在研究构思中，根据特定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所选择的一种切入点[31]。参考这一思路，再来观察我们收集的这些论文，发现对其也可从这一视角进行分类。其中既有本体研究、渊源研究、背景研究，也有阐释研究、变迁研究，还有将以上几角度综合运用的情况。以下，我们将其分为单一研究角度和综合研究角度两大类型，并逐一介绍如下。
（一）单一研究角度
单一研究角度是针对选用研究角度的数量而言的。凡在论文中只采用了一种研究角度的，便可以称之为单一研究角度。这类文章共有121篇，其中涉及的研究角度共有5种：
1、本体研究所谓本体研究，是指对音乐事项本身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进行的各种探索。从检索情况来看，采用这一研究角度的文章最多，达83篇。如刘为霖的《金陵吹打——南京民间吹打乐简述》[32]，作者主要从宏观上介绍了南京民间吹打乐的一部分，并且归纳出南京民间吹打乐的特点表现在套曲结构的相对完整性与曲牌连缀多样性相统一，吹打班子“文场”与“武场”的组合形式变化多样以及丰富的调性色彩、多样的转调手法这3个方面。此外，顾光谦在《辽南鼓吹的鼓套特点》[33]中分几个部分对辽南鼓吹的鼓套特点进行了论述。高万飞在《陕北唢呐吹打乐的乐队结构和调式特点》[34]中介绍了陕北唢呐的形制、陕北唢呐的乐队结构、演奏形式以及常用调式。陈威的《潮州大锣鼓乐曲研究》[35]从潮州大、小锣鼓的分类以及潮州大锣鼓的音乐特点及与其它乐种的比较3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杨善虎的《一个典型的乐曲系统——灵宝鼓吹乐“门面”曲研究》[36]则分别从乐曲的派生、旋律发展、织体积构3个方面加以剖析。
2、渊源研究这里的渊源研究是指探索吹打乐的由来和本源。这类文章数量不多，为9篇。如：吕洪静在《西安鼓吹乐“三匣”考源》[37]研究中，提出“三匣”是指西安鼓吹乐“坐乐”形式中《开场鼓》和《起目》乐段后，必须连在一起演奏的五段乐曲，艺师们称之为“清吹”。“三匣”有着丰富的内涵，作者分析了“三匣”和唐、宋大曲之间的关系，认为“三匣”与唐、宋大曲中某些成分可能有联系。张怡的《浅谈西安鼓乐渊源》[3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安鼓乐的演奏乐器、演奏功能为切入点来论述西安鼓吹乐的渊源，认为西安鼓乐虽然在曲式结构、节拍特点以及记谱法等方面与隋唐燕乐大曲有密切联系，属于唐宋遗音，但在乐器使用、演奏形式和功能等方面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与鼓吹乐保持着古老的渊源关系，应视为鼓吹乐的流传分支。李明忠在《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39]中，将西安南集贤俗派鼓乐的风格特点与隋唐燕乐大曲作比较，认为南集贤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等古代音乐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或者说有着较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它对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尤其是隋唐燕乐大曲有着“音乐文献”的重要价值。
3、背景研究这里的背景研究，系指对各地吹打乐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中对其发生影响的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类文章共有8篇。如樊家城在《山西民间吹打音乐及其生存环境》[40]中从吹打乐的历史功用、山西吹打乐的传承、传承与生存环境、乐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4个方面对山西民间吹打音乐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了论述。方萌在《鼓吹乐的社会基础》[41]中认为，鼓吹乐作为礼仪活动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有一定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具有4个方面的特征，即礼仪性、民俗性、娱乐性和艺术性。李卫在《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42]中认为，鼓吹乐与礼俗密不可分，而丧葬礼俗更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事项将鼓吹乐融入其中，成为代表自身的一种符号，甚至演变成为一种象征。音乐研究不仅要研究音乐本身，也要关注它的文化背景，这在学界已得到广泛共识，由此而来的便是，对吹打乐的深入研究势必对其所依附的各类背景有所了解。
4、阐释研究阐释研究是指对吹打乐的文化内涵作分析和说明，旨在揭示其意义、原委、理由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有19篇。如张振涛在《“吹鼓手”一词的社会学释义——“音乐会”与“吹打班”的比较研究》[43]中通过对“民间乐社——社区的下位组织”、“社区事物与社团事物”、“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别”、“乡亲关系与商业关系之差”这4个部分的论述，逐一阐释“音乐会”与“吹打班”的区别，同时还揭示了世俗社会中对吹鼓手的歧视，相当部分源自传统社区价值体系的事实。薛艺兵在《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44]中首先对“吹打”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吹打”的源流、种类、民间吹打会班及其习俗惯制、吹打的使用场合与社会功能，最后，作者认为，吹打是仪式得以表现的“外壳”，仪式是吹打赖以生存的依托，两者共同的社会根基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和信仰。张振涛在《北乐与南乐——鼓吹乐的两个乐部》[45]中通过梳理古代鼓吹乐的历史文献，分析了鼓吹乐分为不同乐部的原因。作者发现涉及鼓吹乐的历史文献中时有提及“两部鼓吹”、“前部鼓吹”、“后部鼓吹”，这说明鼓吹向来是被分为不同部类的，借此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不同的部类与音乐的功能之间的联系。
5、变迁研究对吹打乐在不同时空中的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都可归为变迁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于，它主要是将研究对象以一种动态（或历时的或共时的）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类文章最少，仅为2篇。如孙敏的《中原鼓吹乐的历史嬗变》[46]主要分析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鼓吹乐发展情况。
（二） 综合研究角度
在研究中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研究角度者，即所谓综合研究角度。这类文章比单一研究角度的总数要少得多，共计35篇。如田耀农的《皖西锣鼓调查实录》[47]，其中的“皖西锣鼓概况”、“乐器与演奏”、“乐曲与乐谱”都属于本体研究；“皖西锣鼓乐种的考源索流”则属于渊源研究。再如王姿妮的《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48]，其“物质构成”、“音乐形态”两部分均属本体研究；“社会功用”属阐释研究；“同戏曲音乐的关系”属渊源研究；“商品化的八音会”则属背景研究。
综上所述，在以上各类不同研究角度中，属于单一研究
角度的共121篇，占文章总数的78%；属于综合研究角度的文章共有23篇，占文章总数的22%。单一研究角度在汉族吹打乐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具体情况详见以下的表2：
表2不同研究角度运用情况一览表
从上表可看出,在单一研究角度中，本体研究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阐释研究，背景研究、渊源研究和变迁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本体研究和阐释研究这两种角度最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倘若把本体研究看作是从音乐到音乐的研究的话；那么，阐释研究则是从音乐到文化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自198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不仅仅关注音乐本身，而且对音乐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四、按研究方法分类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很多，我们主要选择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这两种方法对所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类。
（一）田野工作法
运用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写作的论文一般看作“乐志型”论文[49]。只要在文中对“田野工作”予以交代了的，均将其视为运用了该法。这类文章共有24篇。如李城、迟震的《梨乡唢呐乐班的田野考察》[50]对梨乡唢呐乐班的乐器使用、乐队编制、社会功能、演出形式和唢呐曲目等作的调查。李润中的《辽宁盘锦鼓乐调查报告》[51]从辽宁盘锦鼓乐的源流沿革、常用乐器、演奏形式及乐队组合、活动实况及与民俗的关系、艺人班社、旋律发展变化方法、传艺方法和行规等方面对辽宁盘锦鼓乐进行的调查。孙国栋、吴晓玲、李静敏在《南高洛音乐会调查报告》[52]中对2006年的高洛音乐会从音乐会分布、器乐形态、活动过程等几个方面所作的调查等等。
（二）案头工作法
案头工作方法是指对二手资料进行的研究。这类文章共有132篇。如贾瑞祥的《东北鼓吹乐与笙管乐之异同》[53]，通过对乐器、乐曲、乐谱和乐调的比较，力求解析东北鼓吹乐与笙管乐之异同。李石根在关于西安鼓乐记谱法的研究中[54]首先为记谱、译记与译谱这3种方法下了定义，并逐一进行展开说明。作者认为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即标调问题、固定音名问题、“以上代勾”问题、板式问题以及“哼哈”技巧问题等。吕洪静在《西安鼓乐名称记实与思考》[55]中写到“关于西安鼓乐的名称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定义”，对出现的4种名称逐一进行分析，认为称为“鼓吹乐”比较合适，因为既可以与以鼓为主要打击乐器的“鼓乐”和“锣鼓乐”分开，又可与以唢呐类乐器为主奏乐器的民间称“吹鼓乐”的乐种有所区别，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鼓吹乐”这个乐种的乐器编配特点。程天健的《西安鼓乐研究综述》[56]也是采用案头工作研究方法的例子。
在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中，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均被使用，其中案头工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详见表3）。
表3不同研究方法运用情况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案头工作研究法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其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阐释研究、变迁研究以及渊源研究等方面。
五、按研究对象的大小分类
按研究对象的大小，还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两种观察角度。
（一）综合研究
这里所指的“综合研究”，主要是针对研究对象的大小而言的。大小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里姑且将其界定为：所谓“大”，是指研究对象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乐种者；此外，从研究对象所及地区上看，涉及一个省及其以上者，称其为“大”。这类文章共有57篇。如高厚永的《气势磅礴的吹打音乐》[57]，即为综合研究之典型。该文的对象就是全国的汉族民间吹打乐。作者介绍了吹打乐的历史，并用4个字来概括吹打音乐的特点，即：粗、长、宏、大；还论述了吹打乐的乐器配置方式主要有：二合一、二为一、单配、复配、定型锣鼓、散配锣鼓等类型等等。张全义的《我国民族吹打乐集锦》[58]亦属综合研究，作者列举了鲁西南吹打乐、河北吹歌、苏南吹打、潮州大锣鼓、浙东锣鼓等民间吹打乐，并对其进行初步介绍。方萌的《鼓吹乐的社会基础》[59]一文，作者认为鼓乐作为礼仪活动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其特征为礼仪性、民俗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乔建中的《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60]，也可看作是跨地区的综合性研究。潘启明的《揭天鼓吹闹东风——中国吹打乐简介》[61]，介绍了几种代表性的吹打乐，其中有苏南吹打“十番鼓”、西安鼓乐、浙东吹打、山西八大套和福建十番等。除此之外，还有项阳的《乐户与鼓吹乐》[62]、张振涛的《民间鼓吹乐社与寺院艺僧制度（续）》[63]等文，也具有综合研究性质。
（二）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对应，它的研究对象较小。在本文中，特指对流传于某一地区、县市、乡镇的吹打乐乐种的研究，如“泉州笼吹”、“达州民间吹打乐”等等。“吹打乐”作为中国传统器乐的一种合奏形式，不仅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而且在地方风格上也有差异。因此，有关个案研究的例子较为多见。这类文章共有99篇。如陈洪的《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64]、刘飞云的《达州民间吹打乐浅析》[65]、颜曼秋的《渠县民间耍锣鼓探微》[66]、陈冰机的《泉州“笼吹”音乐》[67]、王姿妮的《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68]、吴宁华的《玉林八音研究》[69]、 刘慧荣的《概说包头民间鼓吹乐》[70]、陈克秀的《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71]、匡君的《湘南的“龙灯锣鼓”》[72]、王志伟、蔡惠泉的《苏南吹打及其艺术特色》[73]等等。
综上所述，个案研究在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中尤为突出（详见表4）。
表4综合研究与方案研究一览表
诚然，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既需要对不同个案作深入了解，同时也需要对这一领域作不同角度的全局观照。
结语
通过以上的粗略观察，关于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研究现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特点：
1．从该领域的发文量看，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研究自1980年以来，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自新世纪以来，还呈上升趋势。
2．从研究对象所涉及地域看，目前主要分布在全国16个省和1个自治区。其中的基本特征是：北方多于南方，东部多于西部。在海南、贵州、云南、台湾，以及港澳等地，吹打乐的研究仍旧是空白。
3．从研究角度来看，角度的选择日趋多元化。既有对某一研究对象采用单一研究角度，深入透彻剖析问题的；也有的采用多种研究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方观照的。目前，单一研究角度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本体研究和阐释研究依然是学界的首选。
4．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采用田野工作方法的，也有采用案头工作方法的。不过，案头工作方法是目前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的主流。
5．从对象的大小来看，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得其所，但个案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
面对以上该领域的研究特点，感到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现将其中主要几点略呈如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第一，关于“乐种”、“吹打乐”等几个常见概念的界定问题。虽然学界对其进行过许多讨论，也提出了相应的界定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我们在检索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各省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标准就不一样。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好，常用概念一定要有大家公认的定义，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而且还将影响到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
第二，关于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问题。根据以上的地理属性分类，我们得知该领域的研究对象所涉及地域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状况，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是空白。这些，都是我们在对该领域作宏观的战略思考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哪一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对这一领域的现状、进展情况等等作尽可能详尽的了解。
第三，关于研究角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历史地看，本体研究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近20余年来，由于观念、方法等等的更新，研究角度已有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向其他角度扩展的趋势。由此可见，在该领域“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曼特尔·胡德语）”的学术理念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背景研究、渊源研究，特别是变迁研究这几种角度还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四，关于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问题。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原本为民族音乐学学科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法。尽管目前鲜见关于这二者关系的最佳比例之数据，但是，表3的统计说明，我们的田野工作研究法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我国传统音乐的现状而言，尚须大量一手资料来作为案头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资料之不足，是难以支撑起该领域学术理论大厦的。
第五，关于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个案研究也好，还是综合研究也好，都是我们认识该领域的两种重要途径。孰轻孰重，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而言，个案研究应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注重的是研究的深度，后者注重的是研究的广度。但以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论，我们更应注意个案研究的积累。在以上所述的一些综合研究中，由于其研究对象偏大，而其中所运用的材料则显得不足，即，研究材料小于作者的论题——这有可能是个案研究积累不够的原因所致。
第六，关于学术规范问题。新世纪以来，音乐学界开始注重倡导学术规范。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对此作些回顾与思考。在检索到的156篇文章中，约占总数93%的文章在研究中不交代同一领域中的学术史，更不公开声明自己的研究与前人文献之区别；约占总数72%的文章，在文后开列一些“模糊”的而在正文中没有任何标识的“参考文献”；在28篇综合研究的文章中存在“取材”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问题；还有一些文章对自己研究材料的来源、研究过程没有进行任何说明等等，这些，都是违背学术研究规范的。没有规范的学术研究，学术创新难以保证。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1}此篇文章主要是对西安鼓乐研究的综述（见《交响》2006年第2期，第19-28页）。文章中提到“西安鼓乐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果累累，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展。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已近百篇，涉及了历史学、乐谱学、乐器学、形态学、曲词学、乐律学等诸多方面，对于认识和解读这一古老乐种不无帮助意义。”
② 一种意见将吹打乐定义为“乐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关于吹打乐的定义是：“民间器乐乐种之一，由吹、打两类乐器演奏的音乐，民间俗称锣鼓或鼓吹乐。”至于吹打乐与鼓吹乐的关系，在该书的词条设置中，并没有将鼓吹乐与吹打乐并列设置，而是将冠以“鼓吹”名称的品种（如辽宁鼓吹、山东鼓吹等）置于“吹打乐”之下。另一种意见认为吹打乐为“演奏形式”。如周青青在《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中将“吹打乐”定义为：“由吹、打两类乐器演奏的音乐形式，民间俗称“锣鼓”或“鼓吹乐”；刘正维在《民族民间音乐概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中把“吹打乐”放在“丝竹锣鼓合奏”这类形式下，认为“吹打乐”是管乐与击乐并重的一种演奏形式。此外，以下这些文献也认为吹打乐是演奏形式，只是与鼓吹乐不同，应并列看待。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工作手册》（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1986年编）中对“吹打乐”的定义是：以管弦乐器（或仅用管乐器）演奏与打击乐器演奏并重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乐曲中常常出现打击乐器单独演奏的锣鼓段落或鼓的独奏段落。“鼓吹乐”则是指以一、两件吹管乐器（如唢呐、海笛、笛子、管子）为主奏乐器，配合其它弦乐器、打击乐器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在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和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中，也可见到与上述意见基本相同的表述。我们认为，以上各种文献所及之“吹打乐”、“丝竹乐”、“弦索乐”等等，实为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分类。其中所说的“鼓吹乐”与“吹打乐”之区别，也主要是在实际演奏中“吹打”两类乐器运用情况的区别。从“演奏形式”这一角度看，二者都是以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的，其中之区别仅仅是在这一基本形式中的进一步细分而已。
{3}诚然，按这里所说的分类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能排除有些论文作者做了田野调查，但又未在论文中进行说明的情况。这也说明，音乐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还任重而道远。因为，在论文写作中不交代自己的研究过程、研究思路和资料来源等等者，是违反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
参考文献：
[1] 吕洪静.初探唐代“拍”的时值--西安鼓吹乐源流考之一[J].中国音乐学,1987(4).
[2] 李石根.关于西安鼓乐的记谱法问题[J].交响,1989(1).
[3] 何钧.西安鼓乐概述[J].中国音乐,1987(2).
[4] 李明忠.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J].中国音乐,1987(2).
[5] 张怡.浅谈西安鼓乐渊源[J].音乐天地,2005(12).
[6] 李石根.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4).
[7] 李世斌.陕西传统器乐纵横谈--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一[J].交响,1991(2).
[8] 李世斌.陕西传统鼓吹乐--陕西传统器乐概观之二[J].交响,1991(3).
[9] 王希彦.鲁西南鼓吹乐初探[J].齐鲁艺苑,1982(1).
[10] 袁静芳.鲁西南鼓吹乐的艺术特点[J].音乐研究,1981(3).
[11] 王希彦.鲁西南鼓吹乐中的"穗子手法"[J].人民音乐,1984(7).
[12] 魏占河.鲁西南鼓吹乐中的两颗明珠[J].中国音乐学,1993(4).
[13] 李卫.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J].中国音乐学,2006(4).
[14] 李耀让.鲁西南鼓吹乐[J].剧影月报,2005(5).
[15] 段文.山东德州宁津县丧仪音乐调查报告及其反思[J].中国音乐,2006(3).
[16] 段文.关于德州鼓乐班器乐曲目的分析与思考[J].德州学院学报,2006(4).
[17] 段文.路家鼓乐班的兴衰与反思--山东德州长庄路家鼓乐班调查报告[J].德州学院学报,2005(5).
[18] 王东涛.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鲁中南鼓乐班[J].中国音乐学,2006(3).
[19] 史新民.“巫音”探源[J].黄钟,2000(1).
[20] 史新民.沮水巫音与楚音乐文化[J].黄钟,2001(1).
[21] 陈洪.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J].黄钟,1993(1-2).
[22] 杨顺适.楚北吹打[J].中国音乐,1994(1).
[23] 杨顺适.楚风遗声巫音调[J].中国音乐,1989(2).
[24] 朱玉葵.浅谈襄樊民间吹打乐[J].黄钟,2004(增刊).
[25] 胡志平.湖北民间鼓吹乐音高的偏离及其风格特征探讨[J].音乐研究,1996(2).
[26] 方良,周虹,钟善金.赣南客家民间吹打乐考察[J].中国音乐,2004(3).
[27] 李启福.论兴国山歌之乡客家吹打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3).
[28] 傅利民.赣东北"串堂"音乐研究[J].音乐研究,2005(3).
[29] 傅利民.赣东北吹打乐社--"串堂班"研究[J].中国音乐,2004(2).
[30] 曾东辉,金开目.江西民间吹打乐的功能[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5).
[31] 蔡际洲.音乐研究的角度[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7(2).
[32] 刘为霖.金陵吹打——南京民间吹打乐简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98（4）.
[33] 顾光谦.辽南鼓吹的鼓套特点[J].中国音乐,1988(4).
[34] 高万飞.陕北唢呐吹打乐的乐队结构和调式特点[J].中国音乐,1990(3).
[35] 陈威.潮州大锣鼓乐曲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8(4).
[36] 杨善武.一个典型的乐曲系统——灵宝鼓吹乐“门面”曲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7(4).
[37] 吕洪静.西安鼓吹乐“三匣”考源[J].中国音乐,1987(2).
[38] 张怡.浅谈西安鼓乐渊源[J].音乐天地,2005(12).
[39] 李明忠.西安俗派鼓乐与隋唐燕乐大曲[J].中国音乐,1987(2).
[40] 樊家城.山西民间吹打音乐及其生存环境[J].黄河之声,1997(6).
[41] 方萌.鼓吹乐的社会基础[J].中国音乐,1989(1).
[42] 李卫.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J].中国音乐学,2006(4).
[43] 张振涛.“吹鼓手”一词的社会学释义——“音乐会”与“吹打班”的比较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2).
[44] 薛艺兵.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J].中国音乐学,1996(1).
[45] 张振涛.北乐与南乐——鼓吹乐的两个乐部[J].音乐研究,2001(4).
[46] 孙敏.中原鼓吹乐的历史嬗变[J].东方艺术,2005(8).
[47] 田耀农.皖西锣鼓调查实录[J].中国音乐学,1998(2).
[48] 王姿妮.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J].交响,2000(1).
[49]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J].黄钟,2001(1).
[50] 李城,迟震.梨乡唢呐乐班的田野考察[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51] 李润中.辽宁盘锦鼓乐调查报告[J].中国音乐学,1990(1).
[52] 孙国栋,吴晓玲,李静敏.南高洛音乐会调查报告[J].电影评介,2006(13).
[53] 贾瑞祥.东北鼓吹乐与笙管乐之异同[J].乐府新声,1995(2).
[54] 李石根.关于西安鼓乐的记谱法问题[J].交响,1989(1).
[55] 吕洪静.西安鼓乐名称记实与思考[J].中国音乐,1987(2).
[56] 程天健.西安鼓乐研究综述[J].交响,2006(2).
[57] 高厚永.气势磅礴的吹打音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1).
[58] 张全义.我国民族吹打乐集锦[J].中国音乐,1989(2).
[59] 方萌.鼓吹乐的社会基础[J].中国音乐,1989(1).
[60] 乔建中.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J].音乐研究,1994(3).
[61] 潘启明.揭天鼓吹闹东风——中国吹打乐简介[J].音乐爱好者,1989(5).
[62] 项阳.乐户与鼓吹乐[J].文艺研究,2001(5).
[63] 张振涛.民间鼓吹乐社与寺院艺僧制度（续）[J].音乐艺术,2006(2).
[64] 陈洪.长阳民间吹打乐的指法和定调——采风札记[J].黄钟,1993(1-2).
[65] 刘飞云.达州民间吹打乐浅析[J].音乐探索,2002(4).
[66] 颜曼秋.渠县民间耍锣鼓探微[J].音乐探索,1989(1).
[67] 陈冰机.泉州"笼吹"音乐[J].中国音乐,1986(2).
[68] 王姿妮.晋城市民间八音会考察[J].交响,2000(1).
[69] 吴宁华.玉林八音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1).
[70] 刘慧荣.概说包头民间鼓吹乐[J].内蒙古艺术,2003(2).
[71] 陈克秀.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4(3).
[72] 匡君.湘南的"龙灯锣鼓"[J].中国音乐,1996(4).
[73] 王志伟,蔡惠泉.苏南吹打及其艺术特色[J].中国音乐,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