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上海徐汇区长桥街道铭言菜场的菜价比其他同类标准化菜场低了15%以上。在目前市场价格的热烈“涨声”中，这可以称为一种非常难得的另类声音。
　　具体做法未见深奥，无非是积极行政干预之下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例如行政部门将菜场的摊位费降低了20%，同时工商管理费、环卫等其他各项行政管理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
　　但是，这仍然并非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作为相应要求，对所有进场交易的菜价实行最高限价——从而使政府让利部分通过交易直接传导给消费者，使其感受到政府价格关怀的实际温度。
　　而供给者在商品限价以后，价格比较优势可以使其商品流转加速；同时，政府还积极疏通原产地供货渠道，帮助摊主不断降低采购成本，商品成本和周转等市场关系，在行政助推下轻松流畅。
　　其实，再标准的菜场也就是一个集市形式，原本是完全受市场机制作用，而行政足迹十分稀罕的地方，这种格局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计划经济时价格管制最为严厉的年代。
　　通货膨胀是一个社会极度关注的问题。其实通胀的本质就是一个价格问题，是一个价格连续上涨的过程，或者同样意义上的货币不断贬值的过程。这方面的学问确实艰深，为此，不知累倒了多少专家学者。而长桥街道菜场实践的行政努力，无疑具备了部分缓解通涨压力的积极市场意义。
　　上海市副食品行业协会对139家菜市场作了调查，不少摊位空置率达到了20-30%少数甚至超过了50%。原因简单：就是收费过高。
　　摊主虽然对标准化的菜场敬而远之，但依然不能弃守赖以生存的传统业务，于是菜场周围的马路就成了他们的重要选择，同城管打拉锯战也是常有的事。
　　上海市权威部门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共有883家菜市场，承担全市近80%的主副食品供应，平均每一个1500平米的菜场服务人群近2万。简单数学一下，小菜场大功能的社会格局一目了然。
　　例如，一旦老百姓反映物价涨的比较厉害且有通涨嫌疑，则政府势必出面干预。用什么方法？简单的呼吁生产厂商不要涨价，以政府的权威，一时可能有所收效。但假设厂商同样面对原材料涨价、职工工资调整等系列成本上升推动，肯定会觉得难受，时间一长，或许就会发生坚守困难，类似那些高收费菜场摊主出现反水也未必可知。
　　而长桥街道菜场实践的行政意义在于：试水的不仅仅是影响供求关系的商品价格，而是某种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政府主动承担，行政积极干预，取得市场条件下经济控制主动权的有益尝试，一旦可以为其他行政普遍借鉴，政府部门和相关人员时时处处以天下苍生为念，通涨既不难控制，老百姓也会随之石头落地、晚上睡觉心中踏实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