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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目前尚处于道德他律阶段，大学生道德现状不容乐观，道德教育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应从最基本的阶段开始。首先借助一定制度的权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使道德主体“依从”，在此基础上，道德主体经反复的道德实践，体会道德的付出和回报，逐渐对道德规范“认同”，然后“内化”，达到社会理想的道德素养。
[关键词]制度；习惯；公平；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1—0109－(04)
“道德能力是人认识、理解道德规范，在面临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道德评判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一种能力的养成，既受外在因素，诸如环境熏陶、制度规范、教育灌输等影响，也受内在因素，诸如个体积极主动的修养与实践的制约。只有内外因素相结合，共同作用才能完成道德能力的养成。根据大学生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首要的是“以制度规范道德行为”，使主体在“依从”基础上，经反复的道德实践，逐渐达到社会理想的道德素养。
一、道德养成教育的外在基础：制度规范行为
当代大学生素质状况复杂多样，道德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从当代大学生的整体来看，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是，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时期，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交融、相互冲击，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产生着深刻影响。
一是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选择相悖。由于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以及从小就开始的灌输式教育，使得中国的大学生对集体主义、乐于助人、孝敬父母、艰苦朴素等基本道德要求都可以娓娓道来。但是，整天挂在嘴上却不能够体现在行动上。在实际生活中，学生常常会出现违背道德要求的行为：考试作弊，做“枪手”；上课迟到早退，甚至旷课，逃学；言语粗俗，不讲礼仪；奢侈浪费，消费讲攀比；自私自利，贪图享乐；损坏公物，乱扔垃圾，破坏环境等现象在校园内时有发生。这种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落差太大的情况，已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大难题。
二是道德概念记忆深刻，但缺乏道德认同。中国长期实行应试教育，“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致使学生以应试态度对待包括思想道德学习在内的一切学习，采取的学习方法一般是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学校、老师、家长及学生个人只关心考试分数，其他德、体、美、劳等各方面的内容，除记忆基本考试内容外，一概忽视，更不用说知行统一。道德教育往往只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上，至于“为什么”、“应该怎样”都不加探究，很难触动人的灵魂，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严重制约着学生道德素质的养成。
三是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社会责任意识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生的竞争意识也不断增强，从基本知识的学习到全面能力养成都形成了你追我赶、相互竞争的氛围。这对于不断提升人才的智能水平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学生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心理承受能力日渐脆弱，争强好胜、急功近利，希望获得成功的动机感太强，甚至无法面对失败和挫折。于是，许多人只注重个人的奋斗与获取，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只停留在个人名利得失上，而忽视了自身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现实的学习与生活中，一旦遇到困难挫折，一些学生往往表现得很脆弱，甚至以跳楼、服毒、投湖等极端不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但却忽视了对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的培养。
四是极力推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模式。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增强，但这种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甚至是信奉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学生参加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只是为了将来找份好工作，“为生存而学习”；拼命学习，努力争取跨出国门，是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至于他人、民族、国家均可置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某些人的座右铭。 ，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现状与中国现行的道德教育实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中，我们更多的是注重空洞的说教，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参与道德实践的能力，从而阻碍了学生道德能力的养成。从小学到大学，思想政治课被看作学生“思维休息课”，思想政治课就是背条条框框，衡量标准就是“分数”，从而导致记在学生脑中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实践中，动辄“抓典型”，“树榜样”，大张旗鼓地以宣传鼓动的方式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我们不能否定，适当的示范引导是必要的，但是做的过了就会事与愿违，效果反而不好，致使宣传工作流于形式。这样，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就忽视了教育对象个人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即只有“教”而没有“养”，无法使教育对象具备真正的“教养”。“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就会使“习惯成自然”，使教育对象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行为中表现出“德行”。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重视“养”，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意识，重视学生个体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觉悟，使其做到自觉、自得、自省，这才是道德教育的真谛。但这些都类似于软约束，教育者没有确切的标准尺度去把握、监督。于是，学生是否真正做到，教育者无从得知，只有等到学生违背了某一道德规范，教育者才能知晓学生并未做到这些道德规范。
事实上，以人格培养为目的的道德养成教育，归根到底，都可以外化、具体化为行为习惯的培养。亚里士多德指出“道德成自于习惯”。“习惯”之中确实深藏着许多德行的奥妙。专家指出，行为一旦变成了习惯，就会成为一种需要，是一种省时省事的自然力。因此，应把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品德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但问题是如何使一种已经养成的良好的习惯或一种高尚的品德持之以恒?人的行为即使变成了习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伴随各种文化思想的冲击，好的习惯也会随之改变甚至走向反面。成克杰、胡长清也曾是党的优秀干部，也曾经具备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将高尚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持之以恒”，最终丧失人格，违背道德，触犯法律。也就是说，使良好的习惯“持之以恒”，单靠个人的情感、态度和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里，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来保障良好的习惯“持之以恒”。
人的心理倾向的形成都得经历“依从一认同一内化”等阶段，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深知，借助一定的权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使行为者在慑服中顺从权威，遵循社会规范和准则，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是被动的。要想从被动走向自觉，还必须在“依从”的基础上使之“认同”，然后再“内化”，即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从“自我”走向“超我”，从“他律”走向“自律”。但是，目前我们“依从”这一基 础阶段都没做好，更谈不上“认同”、“内化”了。在现阶段，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处于道德他律阶段，相当一部分人连一些基本的社会公德都还不具备，这是中国的道德现状。因此，道德教育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应从最基本的阶段开始，从基础做起，首先借助一定道德规范的权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使道德主体“依从”并遵循社会规范和准则。以制度规范行为，使主体在“依从”基础上，经反复的道德实践，体会道德的付出和回报，逐渐与制度“认同”，然后再“内化”。
二、“制度规范道德行为”的制度理念
制度是外在的东西，制度的具体制订需要科学认真的研究。任何一项制度的背后均有支持它的理念系统，道德素质养成制度亦不例外。
首先，要树立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道德教育观。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中国把道德教育简单的等同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性的无限扩大使道德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被忽视，教育者往往以道德操纵代替道德教育，受教育者基本上处于无地位状态。受教育者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靶子”，一块任人拿捏、强制成型的泥土，一个等待填充的“道德之洞”或“美德之袋”。而教育者则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知识规范灌输到受教育者的头脑里。然而，教育不是教育者单独能够完成的单向的强制过程，它需要受教育者作为活动主体自主能动地参与。中国加入WTO以后，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会逐渐走向开放，学生将从教育对象转变为教育服务对象，相当于教育的消费者。学生成为提供服务的主体，学生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证。因此推进高校人性化建设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道德教育中，尊重学生的价值观和他们的创造精神，充分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建设只有以这种新观念为指‘导，才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否则制度与社会发展脱节，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都是不利于规范受教育者的行为，甚至会将其引入歧途。
其次，道德教育制度必须具有可行性。制度的可行性问题是道德及法律等众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度能否真正规范行为，其关键因素是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一套无论如何完美的制度，如果脱离现实而丧失可能性，就会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丧失其应有的功能。大学生的道德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片面注重理论宣传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反而会造成社会的浮躁气氛，不利于道德建设的正常进行。因此，搞好学生的道德建设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道德养成教育制度予以保障。学生并不缺乏道德知识，缺乏的是道德实践，只有做到知行统一才能达到道德修养的目的。用制度强制规范行为是学生道德实践的感性阶段，目的在于运用强制手段形成直感的道德观，并为进入理性道德观作好准备。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必须先制定好，否则道德建设就失去根据。道德规范准则的制定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使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做到。要制定出实施细则，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措施和奖惩办法，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章必究，而不是把规范设成一种远远高于生活的理想。如果人为地将规范拔高，规范高高在上，主体的大学生则处于下层，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要求的高度，长此以往，规范将不成为规范，最终形同虚设。同时，要把务实与创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把目标、措施、规则、载体由虚变实，把机制、队伍、投入由“软”变“硬”，真正做到软任务硬化，虚指标量化；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规范、原则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道德规范、原则应适应这种发展而创新。公民基本道德实施纲要就是创新的典范。只有将务实与创新相结合，制度与现实才能“不离不弃”，协调一致。
最后，要在全社会建立强有力的道德奖惩监督机制，包括对道德行为的鼓励及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道德作为人类的日常行为规范能够在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就是因为它从文化上支持了一种善者得益，恶者受损的人类价值观。一旦这种价值观失败，道德就很难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个人作为平等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得到尊重，在可能的情况下，社会将尽可能地满足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必须以充足的利益为前提，当利益匮乏时，各方的利益必然会相互冲突，这就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主体的道德风险与道德理性应获得公平的“回报”，“如受惠者的感激、舆论的称许，或社会其他形式的奖励。只有公平的‘回报’，才能强化主体的道德动机，并激励主体不断提高道德选择能力，提高道德践行的自觉性；反之则不利于主体的道德养成。”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道德奉献主观上是无偿的；但更应该承认，道德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感对行为的激励客观上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持续的努力总是得不到回报时，他必然会选择放弃。从长远的过程来看，回报是一种激励力量，对个体的道德养成起着不容忽视的强化作用。道德回报应该是适时的，道德主体若长期得不到回报，则其道德行为动机可能会逐渐消退。道德回报还应该是有层次性的。对不同道德主体的回报应充分考虑到主体的需要，回报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人们在道德公正的环境里感到做有德者高尚，做奉献者光荣，真正体现道德的价值。惟有如此，道德回报才能对个体的道德养成起到强化作用。现实中常见的例子是路见不平，积极救助者，往往在肇事者逃跑的情况下，被污为肇事者。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公平的道德回报要求道德主体在客观上得到与其道德行为相称的社会对待。道德奉献者应该得到道德受惠者、他人以及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践踏道德者则应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批评和谴责。
三、道德制度规范的认同与内化
在当今理想与现实、信念与利益、崇高与庸俗之间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的时代，在部分青年人出现了青睐物欲功利，鄙视崇高理想、精神，片面追求“大众化”，“躲避崇高”的趋向状况下，大学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以及现实的道德操作都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现状，人们对大学生的企望值变小。部分大学生的自我道德教育一再减弱，忘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忽视了自己的社会道德感化引导者及社会精神文化的传播者的身份，而沦为一个只以法律底线为标准的公民。在此种情境下，加强制度规范，以外在的约束来达到道德素质的提高，是无奈也是现实的必然之举。制度规范道德，主要强调在道德教育中，以制度规范行为是教育的重要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立一种完善的道德教育制度就能达到教育目标。实际上，学生把行为规范变为自觉行动，形成习惯，内化成为品格，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所在。笔者深知，仅仅靠道德规范，充其量只能是受教育者在当前暂时“依从”，它无法解决道德教育中的所有难题，还必须同时注重受教育者的自我教 育与个体内在的自我修养。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如何正确对待规范自己行为的“制度”，是以制度规范行为能否有效实施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受教育者面对“制度”时，应努力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
首先，受教育者应由服从“制度”转变为认可“制度”。任何一项制度的提出、制定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琢磨验证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作为受教育者，不能因为制度是用来约束我们的工具，而对制度一概持“敌对”态度，应该以制度是用来提高个人道德素养的理念为指导，积极学习探究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掌握制度的真正内涵，进而对制度真正认可。
其次，依据道德规范和原则进行道德活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个人离不开社会，因而社会势必对个人发生作用和影响，造就其人性，使人具有社会性。这样，任何个人来到世界上，就存在一个适应社会，按社会价值规则行事的需要与必须，即存在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学认为，人的社会化不仅包括了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全部内容，而且还包括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教化、内化以及社会调适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化不仅仅是社会将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人在社会中与他人接触与互动，学习和传递一定的社会文化，逐渐地认识自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人在社会中生存，自然就要接受并遵从社会的相关制度与要求，并依此发展与完善自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追求自由发展，社会也应该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一切条件，但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单就道德方面而言，每个人都有在道德上自由发言与发展的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则首先在人们维护共同的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之下。在制度范围内要想获得自由，必须按照制度进行道德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相对的自由。否则，道德活动就会处处受阻。
最后，受教育者应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对制度进行创新。制度是外在的约束力，其最终目的是为我所用，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出现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这种不适应最真切的感受者首先应是受教育者，所以，作为受教育者应及时总结道德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将其有效地反馈给教育者，双方互动，共同创新，使制度不断完善，最终实现人的素质的提高。“文革”时期，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状而人为地拔高对人的道德要求，致使上层建筑背离经济基础，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努力，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国家制定颁布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民基本道德实施纲要，对不同层次不同思想觉悟的人制定了不同的道德规范，使道德原则规范切合基本国情，最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以制度规范行为不是单纯的教育者或受教育者一方的事，需要双方共同协调努力，才能真正提高道德能力，道德教育才能落到实处。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经济基础状况的差异，实施以制度规范行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历史时期，此时教育的主导权应偏向于教育者，加强外在的约束力，以促进受教育者良好习惯的养成；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基础的不断增强，教育实施的主导权也应由教育者逐渐向受教育者转移。由于受教育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会主动地将外在的约束力逐渐内化，转变为道德自觉。当受教育者完全达到道德自觉时，外在的约束力便丧失其功用而自动消失，人类便进入了理想的道德社会。
[责任编辑：庄道树]
[关键词]制度；习惯；公平；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1—0109－(04)
“道德能力是人认识、理解道德规范，在面临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道德评判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一种能力的养成，既受外在因素，诸如环境熏陶、制度规范、教育灌输等影响，也受内在因素，诸如个体积极主动的修养与实践的制约。只有内外因素相结合，共同作用才能完成道德能力的养成。根据大学生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首要的是“以制度规范道德行为”，使主体在“依从”基础上，经反复的道德实践，逐渐达到社会理想的道德素养。
一、道德养成教育的外在基础：制度规范行为
当代大学生素质状况复杂多样，道德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从当代大学生的整体来看，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是，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时期，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交融、相互冲击，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产生着深刻影响。
一是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选择相悖。由于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以及从小就开始的灌输式教育，使得中国的大学生对集体主义、乐于助人、孝敬父母、艰苦朴素等基本道德要求都可以娓娓道来。但是，整天挂在嘴上却不能够体现在行动上。在实际生活中，学生常常会出现违背道德要求的行为：考试作弊，做“枪手”；上课迟到早退，甚至旷课，逃学；言语粗俗，不讲礼仪；奢侈浪费，消费讲攀比；自私自利，贪图享乐；损坏公物，乱扔垃圾，破坏环境等现象在校园内时有发生。这种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落差太大的情况，已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大难题。
二是道德概念记忆深刻，但缺乏道德认同。中国长期实行应试教育，“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致使学生以应试态度对待包括思想道德学习在内的一切学习，采取的学习方法一般是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学校、老师、家长及学生个人只关心考试分数，其他德、体、美、劳等各方面的内容，除记忆基本考试内容外，一概忽视，更不用说知行统一。道德教育往往只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上，至于“为什么”、“应该怎样”都不加探究，很难触动人的灵魂，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严重制约着学生道德素质的养成。
三是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社会责任意识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生的竞争意识也不断增强，从基本知识的学习到全面能力养成都形成了你追我赶、相互竞争的氛围。这对于不断提升人才的智能水平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学生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心理承受能力日渐脆弱，争强好胜、急功近利，希望获得成功的动机感太强，甚至无法面对失败和挫折。于是，许多人只注重个人的奋斗与获取，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只停留在个人名利得失上，而忽视了自身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现实的学习与生活中，一旦遇到困难挫折，一些学生往往表现得很脆弱，甚至以跳楼、服毒、投湖等极端不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但却忽视了对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的培养。
四是极力推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模式。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增强，但这种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甚至是信奉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学生参加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只是为了将来找份好工作，“为生存而学习”；拼命学习，努力争取跨出国门，是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至于他人、民族、国家均可置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某些人的座右铭。 ，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现状与中国现行的道德教育实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中，我们更多的是注重空洞的说教，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参与道德实践的能力，从而阻碍了学生道德能力的养成。从小学到大学，思想政治课被看作学生“思维休息课”，思想政治课就是背条条框框，衡量标准就是“分数”，从而导致记在学生脑中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实践中，动辄“抓典型”，“树榜样”，大张旗鼓地以宣传鼓动的方式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我们不能否定，适当的示范引导是必要的，但是做的过了就会事与愿违，效果反而不好，致使宣传工作流于形式。这样，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就忽视了教育对象个人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即只有“教”而没有“养”，无法使教育对象具备真正的“教养”。“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就会使“习惯成自然”，使教育对象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行为中表现出“德行”。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重视“养”，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意识，重视学生个体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觉悟，使其做到自觉、自得、自省，这才是道德教育的真谛。但这些都类似于软约束，教育者没有确切的标准尺度去把握、监督。于是，学生是否真正做到，教育者无从得知，只有等到学生违背了某一道德规范，教育者才能知晓学生并未做到这些道德规范。
事实上，以人格培养为目的的道德养成教育，归根到底，都可以外化、具体化为行为习惯的培养。亚里士多德指出“道德成自于习惯”。“习惯”之中确实深藏着许多德行的奥妙。专家指出，行为一旦变成了习惯，就会成为一种需要，是一种省时省事的自然力。因此，应把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品德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但问题是如何使一种已经养成的良好的习惯或一种高尚的品德持之以恒?人的行为即使变成了习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伴随各种文化思想的冲击，好的习惯也会随之改变甚至走向反面。成克杰、胡长清也曾是党的优秀干部，也曾经具备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将高尚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持之以恒”，最终丧失人格，违背道德，触犯法律。也就是说，使良好的习惯“持之以恒”，单靠个人的情感、态度和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里，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来保障良好的习惯“持之以恒”。
人的心理倾向的形成都得经历“依从一认同一内化”等阶段，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深知，借助一定的权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使行为者在慑服中顺从权威，遵循社会规范和准则，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是被动的。要想从被动走向自觉，还必须在“依从”的基础上使之“认同”，然后再“内化”，即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从“自我”走向“超我”，从“他律”走向“自律”。但是，目前我们“依从”这一基 础阶段都没做好，更谈不上“认同”、“内化”了。在现阶段，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处于道德他律阶段，相当一部分人连一些基本的社会公德都还不具备，这是中国的道德现状。因此，道德教育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应从最基本的阶段开始，从基础做起，首先借助一定道德规范的权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使道德主体“依从”并遵循社会规范和准则。以制度规范行为，使主体在“依从”基础上，经反复的道德实践，体会道德的付出和回报，逐渐与制度“认同”，然后再“内化”。
二、“制度规范道德行为”的制度理念
制度是外在的东西，制度的具体制订需要科学认真的研究。任何一项制度的背后均有支持它的理念系统，道德素质养成制度亦不例外。
首先，要树立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道德教育观。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中国把道德教育简单的等同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性的无限扩大使道德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被忽视，教育者往往以道德操纵代替道德教育，受教育者基本上处于无地位状态。受教育者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靶子”，一块任人拿捏、强制成型的泥土，一个等待填充的“道德之洞”或“美德之袋”。而教育者则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知识规范灌输到受教育者的头脑里。然而，教育不是教育者单独能够完成的单向的强制过程，它需要受教育者作为活动主体自主能动地参与。中国加入WTO以后，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会逐渐走向开放，学生将从教育对象转变为教育服务对象，相当于教育的消费者。学生成为提供服务的主体，学生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证。因此推进高校人性化建设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道德教育中，尊重学生的价值观和他们的创造精神，充分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建设只有以这种新观念为指‘导，才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否则制度与社会发展脱节，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都是不利于规范受教育者的行为，甚至会将其引入歧途。
其次，道德教育制度必须具有可行性。制度的可行性问题是道德及法律等众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度能否真正规范行为，其关键因素是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一套无论如何完美的制度，如果脱离现实而丧失可能性，就会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丧失其应有的功能。大学生的道德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片面注重理论宣传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反而会造成社会的浮躁气氛，不利于道德建设的正常进行。因此，搞好学生的道德建设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道德养成教育制度予以保障。学生并不缺乏道德知识，缺乏的是道德实践，只有做到知行统一才能达到道德修养的目的。用制度强制规范行为是学生道德实践的感性阶段，目的在于运用强制手段形成直感的道德观，并为进入理性道德观作好准备。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必须先制定好，否则道德建设就失去根据。道德规范准则的制定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使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做到。要制定出实施细则，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措施和奖惩办法，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章必究，而不是把规范设成一种远远高于生活的理想。如果人为地将规范拔高，规范高高在上，主体的大学生则处于下层，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要求的高度，长此以往，规范将不成为规范，最终形同虚设。同时，要把务实与创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把目标、措施、规则、载体由虚变实，把机制、队伍、投入由“软”变“硬”，真正做到软任务硬化，虚指标量化；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规范、原则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道德规范、原则应适应这种发展而创新。公民基本道德实施纲要就是创新的典范。只有将务实与创新相结合，制度与现实才能“不离不弃”，协调一致。
最后，要在全社会建立强有力的道德奖惩监督机制，包括对道德行为的鼓励及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道德作为人类的日常行为规范能够在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就是因为它从文化上支持了一种善者得益，恶者受损的人类价值观。一旦这种价值观失败，道德就很难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个人作为平等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得到尊重，在可能的情况下，社会将尽可能地满足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必须以充足的利益为前提，当利益匮乏时，各方的利益必然会相互冲突，这就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主体的道德风险与道德理性应获得公平的“回报”，“如受惠者的感激、舆论的称许，或社会其他形式的奖励。只有公平的‘回报’，才能强化主体的道德动机，并激励主体不断提高道德选择能力，提高道德践行的自觉性；反之则不利于主体的道德养成。”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道德奉献主观上是无偿的；但更应该承认，道德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感对行为的激励客观上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持续的努力总是得不到回报时，他必然会选择放弃。从长远的过程来看，回报是一种激励力量，对个体的道德养成起着不容忽视的强化作用。道德回报应该是适时的，道德主体若长期得不到回报，则其道德行为动机可能会逐渐消退。道德回报还应该是有层次性的。对不同道德主体的回报应充分考虑到主体的需要，回报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人们在道德公正的环境里感到做有德者高尚，做奉献者光荣，真正体现道德的价值。惟有如此，道德回报才能对个体的道德养成起到强化作用。现实中常见的例子是路见不平，积极救助者，往往在肇事者逃跑的情况下，被污为肇事者。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公平的道德回报要求道德主体在客观上得到与其道德行为相称的社会对待。道德奉献者应该得到道德受惠者、他人以及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践踏道德者则应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批评和谴责。
三、道德制度规范的认同与内化
在当今理想与现实、信念与利益、崇高与庸俗之间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的时代，在部分青年人出现了青睐物欲功利，鄙视崇高理想、精神，片面追求“大众化”，“躲避崇高”的趋向状况下，大学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以及现实的道德操作都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现状，人们对大学生的企望值变小。部分大学生的自我道德教育一再减弱，忘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忽视了自己的社会道德感化引导者及社会精神文化的传播者的身份，而沦为一个只以法律底线为标准的公民。在此种情境下，加强制度规范，以外在的约束来达到道德素质的提高，是无奈也是现实的必然之举。制度规范道德，主要强调在道德教育中，以制度规范行为是教育的重要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立一种完善的道德教育制度就能达到教育目标。实际上，学生把行为规范变为自觉行动，形成习惯，内化成为品格，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所在。笔者深知，仅仅靠道德规范，充其量只能是受教育者在当前暂时“依从”，它无法解决道德教育中的所有难题，还必须同时注重受教育者的自我教 育与个体内在的自我修养。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如何正确对待规范自己行为的“制度”，是以制度规范行为能否有效实施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受教育者面对“制度”时，应努力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
首先，受教育者应由服从“制度”转变为认可“制度”。任何一项制度的提出、制定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琢磨验证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作为受教育者，不能因为制度是用来约束我们的工具，而对制度一概持“敌对”态度，应该以制度是用来提高个人道德素养的理念为指导，积极学习探究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掌握制度的真正内涵，进而对制度真正认可。
其次，依据道德规范和原则进行道德活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个人离不开社会，因而社会势必对个人发生作用和影响，造就其人性，使人具有社会性。这样，任何个人来到世界上，就存在一个适应社会，按社会价值规则行事的需要与必须，即存在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学认为，人的社会化不仅包括了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全部内容，而且还包括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教化、内化以及社会调适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化不仅仅是社会将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人在社会中与他人接触与互动，学习和传递一定的社会文化，逐渐地认识自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人在社会中生存，自然就要接受并遵从社会的相关制度与要求，并依此发展与完善自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追求自由发展，社会也应该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一切条件，但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单就道德方面而言，每个人都有在道德上自由发言与发展的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则首先在人们维护共同的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之下。在制度范围内要想获得自由，必须按照制度进行道德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相对的自由。否则，道德活动就会处处受阻。
最后，受教育者应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对制度进行创新。制度是外在的约束力，其最终目的是为我所用，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出现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这种不适应最真切的感受者首先应是受教育者，所以，作为受教育者应及时总结道德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将其有效地反馈给教育者，双方互动，共同创新，使制度不断完善，最终实现人的素质的提高。“文革”时期，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状而人为地拔高对人的道德要求，致使上层建筑背离经济基础，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努力，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国家制定颁布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民基本道德实施纲要，对不同层次不同思想觉悟的人制定了不同的道德规范，使道德原则规范切合基本国情，最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以制度规范行为不是单纯的教育者或受教育者一方的事，需要双方共同协调努力，才能真正提高道德能力，道德教育才能落到实处。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经济基础状况的差异，实施以制度规范行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历史时期，此时教育的主导权应偏向于教育者，加强外在的约束力，以促进受教育者良好习惯的养成；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基础的不断增强，教育实施的主导权也应由教育者逐渐向受教育者转移。由于受教育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会主动地将外在的约束力逐渐内化，转变为道德自觉。当受教育者完全达到道德自觉时，外在的约束力便丧失其功用而自动消失，人类便进入了理想的道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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