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炳，陕西长安人。西安市作协会员。60年代起以城市生活为主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
　　最后一次见到忠实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陪我们共同的一个老朋友去西京医院看他。就是这位老朋友，在40多年前先后邀请忠实和我重新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的。到病房套间的门口，见他侧卧着，右手高擎手机，那么专注那么凝神，如一座雕塑——昨天见他时他还戴着氧气面罩，说话都感吃力，我以为他今天有了好转。不料再一天早上7：54分，接到护士小贾的微信：他于7：45离开了。
　　我看着那短短的五个字，看着7：45的时间，默然无语许久许久。
　　这以后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动笔写怀念忠实的文字，我不知道该从何写起。却见有人在微信文章里提到我，又说忠实也在文章里提到我和朋友去他家看他的事。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都无言地回想着和忠实的相见，那画面依然是生动的，也是多姿多样的，但始终又没有能够深深地打动我，甚至刺痛我的那个“点”，那个能凝聚我的心绪和思考，能调动我的情怀和悲楚的“点”。于是，我坚持着不写一个字，更不愿意用怀念名人来期望于读者什么，那会令我不安，甚至羞愧。想起我们在文学道路上的互相交集，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一点一点地仔细回想和反思，从没有间断过。直到前一阵，我又翻检出他给我的那封信，一字一句地读，就看到最后一段开头他写的“如果觉得我见你时所说的话可参考”，心里竟蓦然一阵警觉：我只在反复读这封信里那些具体要求我、告诫我的字字句句，怎么就忽略了他这里提到的“见你时所说的话”？那些话和这封信显然还有很重要的关系呢。这封于我最为要紧，却又被我轻易忽略了快三十年的信，是因“这些话”开始，又是从“这些话”结束的。
　　想来想去，还是和那次那个老朋友，还有西影的一位编剧，加上我们学校的司机和女友，五个人一起去看他。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为了陪同司机的女朋友，他便带上女儿一起与我们下了门前的崖坡，穿过他们家的自留地，到灞河滩里去散步。我牢牢记住的他那天的一句话就是在这儿说的，当时他站在河堤上，眼睛追随着不尽的灞河水，畅快地告诉我们：“我最喜欢顺着这河堤走，一个人，四望无际，由着你倾想吧——”那个“倾”字他咬得非常重，加上他当时的神态，周围的环境，令我马上联想到：他那一个个隽秀、沉着、厚重、扎实的中国汉字，就是在这河滩上栉灞柳风、沐秦川雨而生发，凝聚，形成，最后落实到白鹿原下那极普通的窗子前，在陈旧的漆皮都开始脱落的小饭桌上那一摞厚厚的稿纸里清晰显现，排列成文的啊！
　　应该就是这次，他在漫步中对我又说：不要听那些话，语言文字上都还值得提高，你应该再好好收拾收拾……他这话很快被大家的言笑和另外的兴趣所冲淡，我竟也追随着大家伙儿的兴致，把那几句话就这样很随意地放在一边了！根据他的信（1988年5月10日），我翻找当时留下的一些资料和记录，发现果然除了那次灞河滩，他还在另外的见面或者電话中说了关于同一话题的其它话……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我实在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如此轻漫地对待他反复说的话？其中有些意思他重复了三次，包括那封至关重要的信里的嘱咐。这令我久久不得释怀，无法原谅自己——
　　1988年初，我的一篇广播小说征文被评上一等奖（另一篇也被播出），令我颇感自得，居然还在给朋友的赠书上题了“我想，我也许该画上句号了”。评奖结果尚未公布的当天下午，一位主持评奖的朋友就打来电话说“你挂头牌了”，然后津津乐道地讲说了评委的各种好话和评论时大家如何一致肯定。陆续地我听到了更多的赞誉和祝贺。那次征文忠实也是评委，他是评奖后对我保持沉默的唯一一个朋友。过了一段时日他才解释说，我想让你冷静冷静，后来又说希望能认真修改。不久后的灞河滩见面中，他显然还在继续那样的思考。接到我寄给他的那次灞河滩的照片后，他一定考虑得比较周全了，对我的小说做了重要的分析，并认真提出他的修改意见和下一步做法（准备推荐给几个编辑部的好友）。想起更早时，他就我的具体作品与我耳提面命地坦诚交换意见至少还有两次，一次他翻看着《安东诺夫小说集》逐字逐句边念边讲边分析;一次把我叫到西影招待所宿舍一直说到凌晨一两点钟……我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并回想我这三十年的东游西荡，上上下下……忽然就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痛，心痛！一个好朋友，一个文学上的好同道，对我的文学苦旅如此恳切，费尽心思，在最关键时刻伸出有力的大手要拉我一把时，我却没有紧紧地抓牢他——这不幸成了我终生的最大一次失误，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最大遗憾！
　　那封写于1988年5月10日的信中，他首先明确地告诉我：“你的长安市井小说确实找到了一条自己发展的路子”，这一点他和大家说的是一致的，但唯有他明确指出了“路子”，且把这个“路子”放在关乎我今后的发展上。他显然怕我没有认清楚这个“路子”的重要性，就再比方：“有许多人写了发了不少东西，却根本没有一点是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艺术特质的东西，除了挣钱，再无什么大的意思”，并说“认真地掏点独自所有的经验学问，这是一般企图挤（跻）足文坛的关键一步”。言犹未尽，继续往深里说：他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希望”，并为此他自己也“感到兴奋的”。
　　那年我是48岁（1940年属龙），他是46岁（1942年属马）。我们能在文化革命后期同时重新拿起笔来，是受共同的那个好朋友的盛情邀请，那个朋友当时（1969年）刚刚受命主持三秦大地上唯一的报纸副刊，他在见我第一面时就提到，他还在找郊区一个叫陈忠实的老作者，希望我们都能“再写起来”。他说你们都是老作者，你写城市街道生活，他写农村广阔天地，副刊需要这样的稿子。我和忠实就是从那以后相互认识的。但到我获奖，已是我们相识十七八年之后，我和忠实之间的差距也已经拉得相当开了。他是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我还是继续蹒跚的普通作者。这种文学道路上的苦行和无望，让我多次萌生退意，但也反向地激励着我不肯停步，有一种潜意识里愈挫愈勇的“憨劲儿”……就是在这纠结中获得了这个奖，我才有了一种“能够交待了”的松懈。
　　今天我不得不承认，那时我显然更乐意接受各种鼓舞和赞誉，“小心眼儿里”很是沾沾自喜着。我一定也被那些夸奖和“大不凡的话”冲昏了头脑，没有能够“冷下心”听进忠实的劝告。忠实对此也有预见，所以他才在信里又一次谆谆告诫、反复叮咛：“我劝你也能漠然一点，不要听太多（有加重号）的关于什么大不凡的话，而能冷下心来，就已凿开的层面继续刨掘，以求深水清泉，那时再来品味不迟，也有个品头。”忠实是让我“继续刨掘”，是要“再深些，再细些，再努力些”，是让我把未来的“深水清泉”作为目标的。现在看得清楚了：我当时没有“冷下心认真地去‘掏掘’属于自己的那点经验学问”，那可能很辛苦或者一下看不到明显的结果。于是，我更愿意“顺坡下驴，快马加鞭”，去“尽早”摘取“更大更美”的果实。 　　痛定思痛。这就是差距所在，也是智者和愚夫的区别。其致命处，可能就是人生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了。
　　“智者”忠实君一定也预见到了这个可能，他才会在那封信的结尾无可奈何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你）就此罢休不掘不进，说真的，我将长叹惋惜！”在这里，他用了全信中唯一的一个惊叹号！
　　不幸而被他言中。
　　不幸而渐行渐远。
　　我终于连他的身影也看不见了。
　　当年的实际情况是，我没有摘取到“更大更美的果实”，便干脆甩开来扑向改革的大潮。忽而下海南，忽而漂北京，一会儿修汽车，一会儿编杂志，五马长枪一阵抡过，孑然一身落寞归来，就又是二十多个年头过去。再次与忠实见面，他依然关心地问：“你不是在北京？”我故作潇洒地答：“哦，回来了。”忠实便无话，我则静坐一旁，由别人去与他亲近了。
　　转瞬间，我们三人都已是快要“从心所欲”的年纪。一次，忠实在那位老朋友（他1938年，属虎）家里见到我画的一幅画，上面题了老兄七十有三的生日感怀诗，我和了一首写在其下。他仔细地读了，来了兴致，索纸笔记下，说：“我也和一首。”相信就是在那前后，忠实忽然對那位老朋友喟叹道：“××到现在没有写出来，我无法理解！”
　　他一定想起四十年前，在那位老朋友的邀请下，我们都重新拿起笔再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刻，也想起那次获奖后的“不幸言中”。忠实真的只有这声“长叹惋惜”了！
　　但他一直还没有忘记同在文学道路上，曾经努力地要拉扯住，尽量不使掉队的我——一个愧对文学更愧对朋友的我。
　　我负陈忠实。
　　这个结论，用了整整三十年时间。
　　如今，一个即将步入八十岁的耄耋老人，这样说还有什么意义？
　　又想起忠实去世的前三天，是2016年4月的27日。
　　在我的邻居、护士小贾的热情帮助和促使下，27日那天晚间我在病房里忽然出现在忠实面前时（我们至少又有八九年没有见面了），他虽然带着氧气罩，依然很响地“喔！”了一声，如当年一样地朝我伸出手，用力地握着，我只能强忍住，让他什么话也别说，好好听医生的，配合治疗……却隐隐地在心里想，这怕是我们最后的一握了。
　　……离开他就要三年时光的现在，我把那声“喔！”和那个“长叹惋惜”放在一起，还有他那用力地一握，还有他那些谆谆嘱咐的话和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深深地刻写在脑子里，存储下来。存储下来，将来一定告诉我的外孙女：你的外公，在人生的路途中，在事业的关键时刻，曾经这样轻易地，失却了一个最忠实的好朋友呢！
　　——这就是意义。
　　写下这些，是为对忠实的祭悼。
　　他的那首和诗，终于没有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