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曼玉穿着华丽的旗袍行走在昏暗的走廊里，寂寞的背影拉伸在墙角。在柔和的灯光下，在销魂的爵士乐中，华丽的旗袍包裹着寂寞的灵魂，张曼玉的神情落寞而迷惘。
　　再没有哪种服装能够像旗袍一样，将女性的妩媚典雅与山水的韵律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内敛而不张扬，沉静而不轻飘，一袭风华绝代，万种佳人风情。从历史中走来的绰约风姿
　　旗袍，本是袍服中的一种。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的袍服不同，以满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它激烈活动。1644年，旗袍随着满族进入中原，但那时他们所穿的袍服还未被称为“旗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随着清朝的灭亡，“达拉翅”、“花盆底”等旗女的特征装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带着满族女性美学、权力欲与妩媚的袍服，自然也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袍服在汉族女性身上又悄然出现。1913年的上海，一批女学生穿着宽敞的蓝布旗袍出现在街头，给当时的上海带来一抹俏丽之色。因为当时的女学生代表着自由与解放的女性形象，其行事、着装往往成为社会时尚的风向标，因此她们穿着的旗袍也成为文明、新潮的象征，引得各界妇女引以为尚，纷纷效仿。
　　重返历史舞台的旗袍在上世纪30年代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上海成为以女性妆饰为主的新展示台，追求服饰的新颖时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外国衣料的源源输入，各大报刊杂志开辟的服装专栏，还有红极一时的月份牌与广告画，都推动着时装的产生与流行。上海人创造的“海派”旗袍，把中国旗袍推上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并且从上海风靡全国，成为当时的旗袍主流。在欧洲时装的影响下，旗袍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纤长的造型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随着西洋裙进入中国争奇斗艳，社会名流、电影明星、社交名媛及知识女性在其影响下，别出新意地在旗袍外搭西式外套、斗篷、披肩及裘皮大衣。这种内中外西的组合，表现了多样化的别样风尚，给东方女性古典高雅的形象又增添了现代与摩登的气息。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宽大的袖口逐渐缩小，宽阔的滚边也渐渐变窄，领子降低，开衩提高，连袖削肩，收腰突胸。改良后的旗袍在款式上更加趋于现代化，线条更加简练、流畅，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勾勒出女人的一派风情。
　　旗袍在经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后，从50年代开始风光不再。新中国建国之初，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已完全转化成了对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文化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曾经鼎盛一时的旗袍，夹在传统与现代中间，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后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不过，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上世纪末，为了宣传和促销等目的，礼仪小姐、迎宾小姐以及娱乐场合和宾馆餐厅的女性服务员都穿起了旗袍。过去优雅、高不可攀的旗袍尴尬地成为了一种具有职业象征意义的“制服旗袍”。
　　从历史中走来，旗袍绰约的风情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却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没落的贵族”。
　　焕然一新的民族经典
　　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妩媚里带着些许的沧桑，玲珑中透着一丝的寂寞。众多年轻人在张曼玉所着旗袍的优雅中，邂逅了属于他们的花样年华。三月里经春风一吹，身着各色旗袍的女子便徜徉在都市朦胧的霓虹灯下和灿烂的阳光里，让世纪之交的怀旧者，于时尚风流中又品味出迷人的韵味和历史的陈香。《花样年华》引发了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旗袍情结，将这被冷落已久的“国服”再次带到了时代的中心。
　　时至今日，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的繁荣刺激了物质的需求。在疯狂的物质需求背后，掩藏的却是人们精神上的迷惘。于是，引发了人们幽古的情思，服装界也随之掀起复古的风潮。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面对国际时装的猛烈冲击时，他们不再盲目的追随，而是回过身来，将旗袍这一传统而古老的服饰带到当下重新定义，使旗袍在被冷落了半个世纪后，再度成为时装界的亮点。重回人们视线焦点的旗袍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形式予以新的包装与诠释。
　　设计师们在原有旗袍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与改良。将旗袍浓郁的民族风格、华丽典雅的气质与轻快时尚的现代感恰到好处地融合到一起。他们将西方立体裁剪及制作工艺应用于旗袍设计中，使旗袍更趋于时装化，更适宜现代生活的需要。改良后的旗袍既突出了东方女性的温婉与内涵，又不失现代感与时尚感。
　　不仅在中国，旗袍所蕴含的东方文化在世界服装领域也掀起了波澜。各种旗袍元素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时装的设计中。法国著名设计大师皮尔·卡丹曾说过：“在我的晚装设计中，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皮尔·卡丹的晚装作品，大多是在保留旗袍特色的基础上，结合西方人的身材特点，在胸、腰、背以及下摆部分进行变形和创新，从而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完美地展现出来。
　　中国风格的运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设计大师的作品中，大红色的面料，金线的刺绣，闪光的绸缎，各国设计师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同时也引得国外名人、影星的争相追捧，纷纷身着带有中国元素的服装出现在各种颁奖典礼上。中国文化通过这些时装作品，进一步走向了世界。
　　旗袍彰显出一种变化的神韵，它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念的共通性，使其具有了一种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旗袍从流行走向经典，它的审美在不同的时代特征中得到升华，最后凝成了国人寄托于其中的家园情结。现代人投注于旗袍的目光包含着更多服饰之外的情感因素，一种民族精神的再现。
　　华美中的诗意情怀
　　旗袍，亦如女子心头的朱砂痣，欲罢不能。
　　古风依然的江南小巷，女子从远处的烟雨中，撑了一把油纸伞，娉娉婷婷地走来。丝绸面料的旗袍，大朵清丽的莲花绽放在背后。白墙灰瓦巷子的青石板上，有雨一滴一滴地飘散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如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空气中，年华易碎的呼吸混合着丁香色的诗愁，在江南的氤氲中浓得化不开。 　　又或是沏一杯清茶，烟雾袅袅，女人斜倚窗前，眉色含黛，神情骄傲而慵懒，夕阳的余晖晕染了月白的镂花旗袍。或许是想起了那些“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闲愁，女人好看的眉轻蹙着，视线落在了窗外孤零的树叶上。
　　穿旗袍的女人，应该有着不多不少的人间烟火味。多了便是庸脂俗粉，少了又过于空灵孤傲。至今仍不能忘怀张爱玲那张抚着腰，微昂了头，睥睨一切的照片。不一定是倾世倾城的美丽，却一定要倾世倾城的姿态。她倨傲孤僻，却又天真的可爱。精致华美的旗袍包裹着她的才华和落寞，雅致和孤傲。流年的传奇中带着尘埃落定的暗香和生动的苦涩，“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却爬满了虱子”，这位痴迷于旗袍的传奇女子，对自己的命运一语成谶。
　　“束身旗袍，流苏披肩，阴暗的花纹里透着阴霾。”旧上海的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就在张爱玲的笔下舒缓地铺展开来。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的花边，清纯而妩媚。她肩背挺直地看着沈世均，眼里有千言万语，神情却平静如水，是是非非无言尽隐忍，繁华落尽而斯人独立。《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着了一身幽暗的绿旗袍去香港见范柳原，范柳原的那句“你就是医我的药”随着白流苏脱下的月白蝉翼纱旗袍，一起浸在了冷眼乱心的月影中。而《白玫瑰与红玫瑰》中，佟振保看着他的红玫瑰穿着暗紫蓝乔其纱旗袍，隐隐露出胸口挂的一颗冷艳的金鸡心——仿佛除此之外她再也没有别的心。
　　“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十里洋场的浮华，艳丽旗袍包裹下的是寂寞的灵魂。百乐门嘈杂的歌舞，长巷深处无端的叹息，被欲望焚练的痛苦不堪的心。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像一幅灰色暗哑的油画，云里雾里，氤氲着神秘诱惑的味道，生生不息。
　　不仅张爱玲对旗袍如痴如醉，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更因为其对旗袍的热爱和完美诠释而被誉为“旗袍第一夫人”。
　　1943年，身着一袭黑色旗袍的宋美龄，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发表了讲话。她开朗的谈吐，内敛而雍容的气度，赢得了国会山听众的热烈掌声。当时的媒体无一不惊艳地描述着她那件充满东方色彩的旗袍。端庄优雅的旗袍，完美地表达了中国女性的气度。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出国访问时，宋庆龄都身穿旗袍，不仅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美丽，更将旗袍升华成了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不仅如此，在抗战时期，宋庆龄曾将旗袍作为国粹送给了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海伦·斯诺的好友波莉穿着这件旗袍，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到处演讲募捐筹款。58年后，一这件漂泊了许久的旗袍，终于回到了宋庆龄故居。
　　一袭袭旗袍下是细密的心事，层叠的故事，足以让心底漾起波澜。那些满腹柔情与才情的女子，包裹在旗袍下巧笑倩兮。他们蓦然回眸，遥远的旧上海风情便随之荡漾开来。隔着岁月来看，她们的美依然可以直达心底。
　　旗袍，是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浓郁的诗情，浑厚的内容，完美演绎东方女性的贤淑和典雅、温柔与清丽。旗袍的东方神韵，已经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服装而成为一种象征。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