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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璧，山西省长治县南呈村人，1938年，14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东临清县和日军遭遇战中，他被日军的子弹射中，子弹从他的左眼内角穿进去，至今在他的脑子里还残留着侵略者的弹片。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爷台山”战役中，他是“奋勇班”的班长，曾一下午打死过24个胡宗南兵。因功勋卓著，他出席了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群英会”，被边区政府授予二等“杀敌模范”称号。他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6年，李秉璧复员回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改革农机具，培育、推广优良品种，1954年又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红色土专家”的称号。1959年，李秉璧出访苏联。1960年，他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5年，他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0多年来，他以一名农村党支书的身份，与许多知名人士接触交流，见证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场面，并七次见到毛主席。最近，这位83岁的老人平静地向我们谈起了过去的事情。
参加全国性会议
1960年4月18日，第二届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会。那时候，蒋介石叫喊着要“反攻大陆”，西藏上层集团刚发动了武装叛乱，印度军队也蠢蠢欲动，想侵占我国的领土。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李秉壁是和陵川的李先富、潞城的黄小且等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杀敌英雄。进京后住在北京军区东直门招待所。令李秉璧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仅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还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山西省人选大会主席团的共有两人，另一人是当时的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李秉璧看见前排的毛主席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丝丝”地抽着烟。就在前一年的10月1日，他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暨全国群英会，也见到了毛主席。那次只看见个身影，这回与毛主席可说是近在咫尺了。
民兵代表发言时，李秉璧被安排在第三名。他的晋东南口音重，大会还让他训练了好几天普通话。会议于27日闭幕，闭幕前，国防部长林彪给民兵代表授枪。李秉璧从他手里接过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枪托上刻着一个朱红色的“赠”字。陵川的李先富也得了一支枪。第二天，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了民兵主席团，主席团排成一行，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仅仅几分钟时间。邓子恢副总理还邀请全体民兵代表出席了国务院的“五十”招待会。
1975年1月，李秉璧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的山西省代表共53名，有陈永贵、李顺达、郭凤莲；申纪兰；知识青年蔡立坚、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等。他们在省委副书记王大任的率领下，从太原乘火车出发，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
当时的北京，大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山西省代表团下榻在北京市第四招待所，二人住一个房间，李秉壁和省铁路局的一个工人代表住在一起。那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每人只发了一张证券，凭证可以买到一斤花生米、一斤葵花籽。
1975年1月13日一大早，山西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从北京市四招坐地铁到前门，然后从前门乘车到人民大会堂。这天上午开的是代表团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秘书长以及大会议程、会议须知。还通过了山西省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
晚上8点半，四届人大正式开幕。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秉璧看见朱德是被两个人搀上主席台的，这年他已经90岁了。周恩来则瘦得厉害。正中央的一个座位空着，那是毛主席的位子，毛主席没有出席四届人大。大会由朱德主持，他宣布大会开幕，说这次大会代表总人数是2885名。报到的代表是2864名，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是21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是13人，今天会议实到代表2851人，符合法定人数。朱德讲罢，张春桥走上台，他一脸严肃，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由周总理来作，周总理向全体代表鞠个躬，就开始念。念完一段念不动了，秘书就上来代读。秘书快念完时，总理又走到台前，把最后一段读完。李秉璧这时候才知道，总理病得很重。《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讨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全体代表一致拥护，都说这个报告做得好。其实这两步设想早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上，周总理就已经提出来了。这次是重申。也就是说，十年来我们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在京期间，山西省的全体代表还去西花厅看望了周总理，邓颖超和康克清接待了他们。邓颖超代表周总理对山西人民表示感谢。她的原则性很强，当有的代表反映当时工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时，邓颖超说“现在分管生产的是李先念，你们找李先念吧!”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邓小平和江青、张春桥等并排坐在主席台上，一般中国人还以为这又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连大多数代表也这样认为，可实际上“四人帮”篡党夺权已经到了很猖狂的地步。
四届人大会议于3月17日结束，结束后中央给代表们安排了五天的参观时间。山西代表团去北京市石化公司及北京南郊的几个农村看了看。出乎意料的是，大会还给每个代表发了《三字经》和《百家姓》两个册子。
李秉璧回村后即召开全体党员会，把会议精神作了传达。会后他对副支书司中枢说，在会上他见到吴桂贤和李素文了。吴桂贤是陕西咸阳一纺织厂的女工，这次会上被任命为副总理。李素文是辽宁一商店卖菜的售货员，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有个小插曲，就是山西省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没有被选上。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王洪文说山西是“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3月12日夜，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接见了山西省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陈锡联恰好在李秉璧旁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就问李：“怎么没选上王谦当代表?”李秉璧直来直去就回了一句：“我怎能知道!”陈永贵对李秉璧的回答很不满意，瞪了他一眼。还是省委常委刘开基给他解了围，说：“他只是个省委委员，选谁不选谁那是省人大的事。”几位副总理走后，王大任狠狠地批评了李秉壁，说你怎么敢这样和中央领导说话。李秉壁想起这事至今都很愧疚。
接触文化名人
1959年，应苏联老革命军人委员会的邀请，国家民政部组织了“中国复员军人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代表团共10人组成，有红军老团长方和敏，有在朝鲜战场上杀敌致残的河南无脚拖拉机手李来才，有战斗英雄李秉璧等。代表团团长是民政部副部长王伟周，王原是三八六旅旅长，是保卫延安的英雄。王部长拉着一位瘦瘦的中年人问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王就介绍：“他就是写《林海雪原》的作家曲波。”曲波当时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李秉壁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上大作家。
10月15日，代表团出访苏联。临行前，陈毅在中南海勤政殿为大家送行。他风趣地说现在中苏关系不很好，赫鲁晓夫嫌咱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不走他们的路，我们这不就去向他们学习了。陈毅还提醒大家一路上要注意安全。
代表团一行乘图一104飞机到了莫斯科，在苏联老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热情接待下，代表们参观了苏联农业展览馆、苏联卫星发射基地、冬宫、列宁墓等。苏方规定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参观时不准拍照、不准记录，曲波就把所见记在心上，还不时地提问，回到住地后再写到本子上。李秉璧就觉得他是个有心人。当大家讨论中苏关系时，曲波说在东北剿匪时有好几次碰见苏联的土匪，同样，中国的土匪也跑到苏联去杀人放火，这对双方的安宁都不利，所以中苏两国应该保持友好。李秉璧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10天，回国后，中央把曲波与李秉璧留下来，让他们和《林海雪原》里的孙达得、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董存瑞的父亲、黄继光的母亲、刘胡兰的母亲、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里英雄蒋三的母亲共8人，组成了“宣讲团”，在全国各地演讲。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要以英雄为榜样，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李秉璧回忆说当曲波讲到杨子荣牺牲时，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英雄的事迹感染了每一个人。宣讲结束后，曲波给了李秉璧一个笔记本，李秉璧送给他一支钢笔，互为留念。 和《林海雪原》同负盛名的还有小说《吕梁英雄传》。大概是1971年，马烽和孙谦来到了南呈。那时正是“文革”后期，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下放到长治县任革委副主任，马烽也下放到平顺县西沟劳动改造。马烽思想很苦闷，王大任就请他们来长治县散散心。马烽、孙谦二人来后，李秉璧领他们村里村外看。马烽不多说话，只是“嗯嗯”地应着。吃饭时，马烽圪蹴在椅子上吃，说这样习惯了。晚上，李秉璧打了一暖壶水给他们送去，推开门，见马烽蹲在墙根吸烟，孙谦是怔怔地望着窗外。李秉璧就觉得这两人隆怪的。后来他和李顺达谈起马烽，李顺达说：“老马就是个这，在西沟也不说话。”多年后李秉璧才知道马烽这人挺能说的，也会说，他那时不说话，可能是怕说多了有人给他上纲上线。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冯东书，和李秉譬打交道最多，每次来南呈他都说一声：“老李，我来了。”那时候记者很厉害，《解放军报》的记者住在南呈要吃狗肉，李秉璧就得派人满街去打狗。冯东书却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候写稿子写到半夜，李秉璧从供销社买来半斤饼干给他吃，他都要给钱。冯东书敬业精神很强，1970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写的《干地里活，想天下事——记南呈大队贫下中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时的事迹》一文。这篇不足3000宇的稿子，冯东书写了半个月，文中所写内容，他都要一项项地去核实。李秉璧对他说南呈社员每人每月能吃上6斤白面，他不相信，就去大队供应部问，又到社员家里去问，直到确信真有其事才下笔。有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连生在南呈拍电视，冯东书就和他一块去采访。
冯东书对夸大事实的报道很反感，有次他看到报纸上登着《寿阳县一年建成大寨县》的报道，就把这张报纸撕了，说：“寿阳这个地方我知道，别说一年建成，就是八年也建不成。”197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冯东书、李秉璧、司中枢三个人在南呈接待站里一棵大树下乘凉，忽然，冯东书说：“江青不是个东西，在中央出尽风头，毛主席讨上这样的老婆算是败透了。”说罢没事似地回屋睡觉了，却把李秉壁吓坏了。当时江青是红人，谁反对她就相当于反革命。李秉璧再三再四地安顿司中枢，这话可不敢再对其他人说。
20年后，冯东书写了一本书——《“文盲宰相”陈永贵》。在书里，他赞扬李秉璧“是一个世界奇人”，说“文革”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部分记者就认为，“大寨是政治上的典型，是艰苦奋斗的典型，南呈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典型。大寨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南呈走农村现代化道路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前，是自力更生干出来的”。书中给予了李秉璧和南呈很高的评价。
交往政坛显要
1963年，晋东南专区组织全区劳模去大寨参观。那时陈永贵在全国还不出名，他热情地接待了晋东南的客人。在谈到农村重活脏活与轻活儿的关系时，他说：“这就好比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鬼子拼刺刀，看见大个子的就躲，看见瘦小个子的才拼，这样能打胜仗吗!”这是李秉璧第一次见陈永贵，他觉得陈的这话说得好。昔阳县的同志介绍说夏天发大水时，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会，他不会水，可他非要趟河过去看看大寨的受灾情况。大寨被洪水冲了个七零八落，老陈提出了“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款，不要国家物资”的“三不要”，他要自力更生。这事把李秉璧感动了，参观完、开罢会回到村后，他对南呈的村干部说：“看看人家陈永贵，我们有这股子精神，还愁把南呈搞不好?”
1970年5月29日，《山西日报》以四版的篇幅刊登了《南呈——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的长篇通讯。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等国内多家报刊相继转载和刊登了南呈的事迹。1971年3月的一天，已是山西省革委副主任的陈永贵和李顺达来到了南呈(李顺达当时是中央委员)。看到南呈宽宽的街道，陈永贵就笑着说：“是个大村嘛!”李秉璧领着他们来到村中的铁厂院时，陈永贵见这个大院里有铸造厂、翻砂厂、机械厂、铁木加工厂，还有机床，能制造汽车配件和小钢磨，就黑起了脸，说：“农村以粮为纲，你们您么开起了工厂?”李秉壁答：“毛主席在，《五七指示》里说有条件的时候农村也可以开些小工厂。”陈永贵看着李秉璧：“你是说大寨没有条件吧!”吃饭时，李秉璧向陈永贵敬酒，陈说他就不喝酒，饭也没吃多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直到快上车了，他也没说一句话，还是李顺达喊了一句“向南呈人民学习”。后来陈永贵多次表态，说南皇哪里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简直是反大寨的一面黑旗。
李秉璧和李顺达早就认识。1958年11月23日，李顺达、申纪兰、李秉璧参加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几千人，毛主席到会场后，沿着整个会场转了一圈。代表们都拥上前，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申纪兰那时候年轻，也挤上去握。但一散会，李顺达就批评她，说毛主席那么大年纪了，几千人都要和他握，他身体顶住顶不住?申纪兰觉得委屈，李秉璧就劝她，说李老师说得对。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以总理的名义亲笔签名奖给南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金匾。南呈人民十分珍惜这份荣誉，至今这匾还挂在村委办公室里。
李顺达这人很实在，李秉璧遇上个什么难事，就好去找他。西沟距南呈40多公里，搭个车个把钟头就到了。有次两人正坐着，李顺达站起来说：“你一个人坐上会儿吧!真是一天不动弹就身上难受，我去地里看看。”说着，提把镢头就上山了。李顺达家好吃玉茭面饴铬，地瓜、白菜搅在一锅吃。每次李秉璧去找他，他总要掀开院里的地窖盖，说给孩们拾上几个苹果吧!西沟的“红元帅”很好吃。有一年，李秉璧和省总工会主席高锋林去李顺达家，李顺达就拿出苹果来招待，高拿出小刀要削皮，李顺达就心痛得不行，说：“树上结个果子不容易，你们公家人真是造孽。”李顺达在旧社会吃过苦，所以很珍惜食物。李秉璧还把李顺达和申纪兰请到南呈，让他们讲讲西沟艰苦奋斗的历史。每次大队院都挤满了人，两个人说得都是实在话，社员们很愿意听。
“文革”中，李顺达的女婿被无端关进监狱，李很苦恼。李秉璧劝他去上头找找人，他说我二出面就更说不清了。他女婿关了好几年才放出来。后来，李顺达连自己也顾不了了，有一年夏天，造反派给他穿上棉衣棉裤，押进淮海机械厂的一间屋子里，屋子里燃着好几堆熊熊的炭火，把他当面包烤。李秉璧去看他，他重重地叹口气，说真不如回老西沟种树痛快。
申纪兰也是个老实人，前些年每逢来太原，她都要拐道去看看李秉璧。如今申纪兰也老了，看着电视上她苍老的面容，当年的小媳妇变成了老太婆，李秉璧就感叹人生沧桑，岁月无情。
1975年的一天，李秉璧接到地委核心小组的电话，说有位首长要去南呈参观，请他们做好准备。李秉璧刚走到街上，迎面就开过来两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位是地委的领导，另一位清瘦、精神。地委领导介绍说，这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李秉璧陪同胡耀邦看了南呈的小工厂，看了南呈民兵“骑兵连”的100多匹优种战马，还看了一截地道。胡耀邦称赞搞得好，说南呈代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那天司中枢去长治，见一路上每隔几米远就布着一个哨，心想可能是哪个大干部来了，回到村里见了李秉璧，李说胡耀邦来了，司中枢说怎不赶快准备饭，李秉璧说水也没喝一口就走了。
胡耀邦在南呈呆了仅仅一个多小时，但他却记住了这个村子。1979年2月，当司中枢找到胡耀邦家时，胡耀邦说：“南呈我去过。”1981年7月，胡耀邦又亲临山西，冲破重重阻力，给李秉璧恢复了工作。
和外国人打交道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开始有美国人深入到中国民间考察；访问，韩丁就是这时候来到的南呈。 1971年9月17日，南呈的大街上早早就挤满了人，听说外国人要来，社员们都来看。10点多钟时，韩丁一家来了。韩丁微笑着从车上下来，他个头很高。韩丁老娘那头闪闪的银发，就象戴了一顶毡帽在头上。韩丁的妹妹韩春和妹夫阳枣一下车就举着相机拍照。社员宋明则的老娘那年70多岁了，也站在街上瞧稀罕。美国人对宋老太太的那双小脚感兴趣，就好奇地围过来看，还问。韩丁老娘亲热地拉着宋老太太的手，就象一对多年不见的老姐妹。韩丁一家在中国多年，都会说生硬的汉语。韩丁说在美国他是穷人，是贫下中农。韩丁老娘说她一个人种着800多亩地，机器种机器收，一年也不去地里看一眼。社员们听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当时南呈有2400多人，3300亩地，人均不到一亩半地，还得忙着大年初一也往地里推粪。
对韩丁一家，是按照“中西搭配，土洋结合”的伙食来招待的。李秉璧让大师傅做了蒸米(一种用黍米、红枣、红豆蒸熟的饭食，再撒上白糖)、酥火烧、小车的糕、扁食，又从地里掰来嫩玉茭、毛豆荚给他们吃。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而对点心、面包等动也不动一下。韩丁使唤不了筷子，夹不住扁食，急了就用手抓起往嘴里喂。美国人身材高大，李秉璧早早就让木匠做了几张又长又宽的木床，缝了几条大被子。
韩丁对南呈的农业机械化很感兴趣，村里有自造的水车在浇地，他就走到近前仔细地看，问每小时能浇多少地，还随手画出了一张水车草图，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在大队机修组，他问村里的汽车、拖拉机怎么充电，李秉璧说很麻烦，还得跑五六十里路去长治、充。在村东的寄子岭上，几架喷灌正“吱吱”地往地里喷水，韩丁就说这是解决山区农业灌溉的好东西。后来，他还在长治郊区的张庄设计了一种喷灌。在村南一块叫“中关”的地里，拖拉机正在犁地，韩丁看后很不满意，说犁沟太深，能躺进去一个人。他开上拖拉机自己犁了几垄，对李秉璧说，这种犁铧得改进。
在南呈住的几天里，韩丁也许是知道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吧，他竟也提出要去社员家里吃派饭。李秉璧就安排他去了几户条件好的人家。那时的条件好也就是新盖起几间土坯房，家里拾掇得干净些。在乔金旺家，韩丁没见过用砖塌的土火，就想试试这烧煤泥的火能有多高温度，李秉璧一把拉住了他，才使他没把手塞进去。
韩丁还参观了南呈的地道，地道全长3800米，里面有400多个宿舍、水井、食堂、可储粮200万斤的仓库，还有作战指挥部、医院、碉堡、迷魂阵、五类分子禁闭室等，大队各单位和社员家都互相串通。这是南呈人为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于1971年1月挖成的。但韩丁不理解，他说搞地面工程是为了发展生产，搞这么长的地下建设干什么。当李秉璧告诉他挖地道是为了储藏粮食时，他才似有所悟。就在这一年，韩丁又先后两次来到了南呈。不仅如此，他还把南呈介绍给了他的美国朋友。这年12月，一支由43人组成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来到南呈，这帮生龙活虎的青年人举起相机，拍下了山上的牛羊、广袤的田野，让南呈走向了世界。
韩丁走后不久，一个来自美国的邮件寄到了李秉璧手中，他打开一看，是一架充电器。原来韩丁还惦记着南呈的充电伺题，他从美国买了一个邮过来了。随之寄来的还有广份使用说明书，村里没有人会英语，李秉璧就跑到韩店中学(长治县一中的前身)，找了个英语老师给译出来了。这架充电器，直到现在南呈村还在用着。
1972年8月的一天，韩丁又来到南呈，这次他看得更全面，连卫生所、学校也看了。知道韩丁要来，老师让孩子们把《语录》本从课桌上都放进了课桌里。韩丁走进教室，从一个孩子的课桌里拿出《语录》本来，当看到扉页上题词的“林彪”二字打上了黑叉叉时，他笑了(也许他知道林彪已经摔死了)。
1972年11月26日，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来到了南呈。艾黎决心写一部全面了解中国的书，他跑遍了中国各地，南呈只是其中的一站。艾黎戴着顶大皮帽子，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又高又胖，壮得像头牛。他住下来，李秉璧派大队支部委员吴金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每天晚上，艾黎都要让吴金秋给他搓澡、剪脚指甲。他吃的饭由村里专门做。艾黎会说中国话，当地老百姓的方言土语他也能听懂。他每天早早就起床了，满街跑，还主动和社员们打招呼。一天，吴金秋去找李秉璧，说艾黎叫他，李秉璧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就跑着来了。谁知艾黎却说你们中国不民主，说大清早生产队长一吆喝，社员们就得集合起来出工，这叫不讲人权，没有自由。
有一次，越南代表团来南呈参观，本来没有安排艾黎随行，可他看见有外国人来了，就一溜小跑着撵上来。越南人说的话他也掏出本子记下来。艾黎来时带着一台打字机(好似现在的电脑)、一个袖珍录音机。到了晚上，他都要把白天看到的、听到的打下来、录下来。艾黎在南呈住了一个月，天天如此。
悠悠岁月，话说当年好壮烈。李秉璧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壮怀激烈的时代，能跟上毛主席、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他说老一辈共产党人都是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典范，陈永贵每次吃罢饭，都要把桌子上的米粒或菜叶捡起来吃掉；原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1967年10月14日来南呈视察时，坚持步行不坐车，说国家汽油紧张；李顺达见家里人剥葱时把绿叶子扔了，就大发脾气，说这都能吃。司中枢亲眼看见胡耀邦吃着半碗米饭，就着一碟小菜。李秉璧希望后来人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说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责编 东曙)
参加全国性会议
1960年4月18日，第二届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会。那时候，蒋介石叫喊着要“反攻大陆”，西藏上层集团刚发动了武装叛乱，印度军队也蠢蠢欲动，想侵占我国的领土。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李秉壁是和陵川的李先富、潞城的黄小且等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杀敌英雄。进京后住在北京军区东直门招待所。令李秉璧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仅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还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山西省人选大会主席团的共有两人，另一人是当时的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李秉璧看见前排的毛主席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丝丝”地抽着烟。就在前一年的10月1日，他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暨全国群英会，也见到了毛主席。那次只看见个身影，这回与毛主席可说是近在咫尺了。
民兵代表发言时，李秉璧被安排在第三名。他的晋东南口音重，大会还让他训练了好几天普通话。会议于27日闭幕，闭幕前，国防部长林彪给民兵代表授枪。李秉璧从他手里接过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枪托上刻着一个朱红色的“赠”字。陵川的李先富也得了一支枪。第二天，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了民兵主席团，主席团排成一行，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仅仅几分钟时间。邓子恢副总理还邀请全体民兵代表出席了国务院的“五十”招待会。
1975年1月，李秉璧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的山西省代表共53名，有陈永贵、李顺达、郭凤莲；申纪兰；知识青年蔡立坚、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等。他们在省委副书记王大任的率领下，从太原乘火车出发，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
当时的北京，大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山西省代表团下榻在北京市第四招待所，二人住一个房间，李秉壁和省铁路局的一个工人代表住在一起。那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每人只发了一张证券，凭证可以买到一斤花生米、一斤葵花籽。
1975年1月13日一大早，山西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从北京市四招坐地铁到前门，然后从前门乘车到人民大会堂。这天上午开的是代表团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秘书长以及大会议程、会议须知。还通过了山西省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
晚上8点半，四届人大正式开幕。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秉璧看见朱德是被两个人搀上主席台的，这年他已经90岁了。周恩来则瘦得厉害。正中央的一个座位空着，那是毛主席的位子，毛主席没有出席四届人大。大会由朱德主持，他宣布大会开幕，说这次大会代表总人数是2885名。报到的代表是2864名，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是21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是13人，今天会议实到代表2851人，符合法定人数。朱德讲罢，张春桥走上台，他一脸严肃，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由周总理来作，周总理向全体代表鞠个躬，就开始念。念完一段念不动了，秘书就上来代读。秘书快念完时，总理又走到台前，把最后一段读完。李秉璧这时候才知道，总理病得很重。《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讨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全体代表一致拥护，都说这个报告做得好。其实这两步设想早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上，周总理就已经提出来了。这次是重申。也就是说，十年来我们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在京期间，山西省的全体代表还去西花厅看望了周总理，邓颖超和康克清接待了他们。邓颖超代表周总理对山西人民表示感谢。她的原则性很强，当有的代表反映当时工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时，邓颖超说“现在分管生产的是李先念，你们找李先念吧!”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邓小平和江青、张春桥等并排坐在主席台上，一般中国人还以为这又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连大多数代表也这样认为，可实际上“四人帮”篡党夺权已经到了很猖狂的地步。
四届人大会议于3月17日结束，结束后中央给代表们安排了五天的参观时间。山西代表团去北京市石化公司及北京南郊的几个农村看了看。出乎意料的是，大会还给每个代表发了《三字经》和《百家姓》两个册子。
李秉璧回村后即召开全体党员会，把会议精神作了传达。会后他对副支书司中枢说，在会上他见到吴桂贤和李素文了。吴桂贤是陕西咸阳一纺织厂的女工，这次会上被任命为副总理。李素文是辽宁一商店卖菜的售货员，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有个小插曲，就是山西省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没有被选上。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王洪文说山西是“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3月12日夜，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接见了山西省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陈锡联恰好在李秉璧旁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就问李：“怎么没选上王谦当代表?”李秉璧直来直去就回了一句：“我怎能知道!”陈永贵对李秉璧的回答很不满意，瞪了他一眼。还是省委常委刘开基给他解了围，说：“他只是个省委委员，选谁不选谁那是省人大的事。”几位副总理走后，王大任狠狠地批评了李秉壁，说你怎么敢这样和中央领导说话。李秉壁想起这事至今都很愧疚。
接触文化名人
1959年，应苏联老革命军人委员会的邀请，国家民政部组织了“中国复员军人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代表团共10人组成，有红军老团长方和敏，有在朝鲜战场上杀敌致残的河南无脚拖拉机手李来才，有战斗英雄李秉璧等。代表团团长是民政部副部长王伟周，王原是三八六旅旅长，是保卫延安的英雄。王部长拉着一位瘦瘦的中年人问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王就介绍：“他就是写《林海雪原》的作家曲波。”曲波当时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李秉壁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上大作家。
10月15日，代表团出访苏联。临行前，陈毅在中南海勤政殿为大家送行。他风趣地说现在中苏关系不很好，赫鲁晓夫嫌咱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不走他们的路，我们这不就去向他们学习了。陈毅还提醒大家一路上要注意安全。
代表团一行乘图一104飞机到了莫斯科，在苏联老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热情接待下，代表们参观了苏联农业展览馆、苏联卫星发射基地、冬宫、列宁墓等。苏方规定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参观时不准拍照、不准记录，曲波就把所见记在心上，还不时地提问，回到住地后再写到本子上。李秉璧就觉得他是个有心人。当大家讨论中苏关系时，曲波说在东北剿匪时有好几次碰见苏联的土匪，同样，中国的土匪也跑到苏联去杀人放火，这对双方的安宁都不利，所以中苏两国应该保持友好。李秉璧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10天，回国后，中央把曲波与李秉璧留下来，让他们和《林海雪原》里的孙达得、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董存瑞的父亲、黄继光的母亲、刘胡兰的母亲、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里英雄蒋三的母亲共8人，组成了“宣讲团”，在全国各地演讲。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要以英雄为榜样，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李秉璧回忆说当曲波讲到杨子荣牺牲时，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英雄的事迹感染了每一个人。宣讲结束后，曲波给了李秉璧一个笔记本，李秉璧送给他一支钢笔，互为留念。 和《林海雪原》同负盛名的还有小说《吕梁英雄传》。大概是1971年，马烽和孙谦来到了南呈。那时正是“文革”后期，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下放到长治县任革委副主任，马烽也下放到平顺县西沟劳动改造。马烽思想很苦闷，王大任就请他们来长治县散散心。马烽、孙谦二人来后，李秉璧领他们村里村外看。马烽不多说话，只是“嗯嗯”地应着。吃饭时，马烽圪蹴在椅子上吃，说这样习惯了。晚上，李秉璧打了一暖壶水给他们送去，推开门，见马烽蹲在墙根吸烟，孙谦是怔怔地望着窗外。李秉璧就觉得这两人隆怪的。后来他和李顺达谈起马烽，李顺达说：“老马就是个这，在西沟也不说话。”多年后李秉璧才知道马烽这人挺能说的，也会说，他那时不说话，可能是怕说多了有人给他上纲上线。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冯东书，和李秉譬打交道最多，每次来南呈他都说一声：“老李，我来了。”那时候记者很厉害，《解放军报》的记者住在南呈要吃狗肉，李秉璧就得派人满街去打狗。冯东书却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候写稿子写到半夜，李秉璧从供销社买来半斤饼干给他吃，他都要给钱。冯东书敬业精神很强，1970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写的《干地里活，想天下事——记南呈大队贫下中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时的事迹》一文。这篇不足3000宇的稿子，冯东书写了半个月，文中所写内容，他都要一项项地去核实。李秉璧对他说南呈社员每人每月能吃上6斤白面，他不相信，就去大队供应部问，又到社员家里去问，直到确信真有其事才下笔。有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连生在南呈拍电视，冯东书就和他一块去采访。
冯东书对夸大事实的报道很反感，有次他看到报纸上登着《寿阳县一年建成大寨县》的报道，就把这张报纸撕了，说：“寿阳这个地方我知道，别说一年建成，就是八年也建不成。”197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冯东书、李秉璧、司中枢三个人在南呈接待站里一棵大树下乘凉，忽然，冯东书说：“江青不是个东西，在中央出尽风头，毛主席讨上这样的老婆算是败透了。”说罢没事似地回屋睡觉了，却把李秉壁吓坏了。当时江青是红人，谁反对她就相当于反革命。李秉璧再三再四地安顿司中枢，这话可不敢再对其他人说。
20年后，冯东书写了一本书——《“文盲宰相”陈永贵》。在书里，他赞扬李秉璧“是一个世界奇人”，说“文革”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部分记者就认为，“大寨是政治上的典型，是艰苦奋斗的典型，南呈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典型。大寨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南呈走农村现代化道路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前，是自力更生干出来的”。书中给予了李秉璧和南呈很高的评价。
交往政坛显要
1963年，晋东南专区组织全区劳模去大寨参观。那时陈永贵在全国还不出名，他热情地接待了晋东南的客人。在谈到农村重活脏活与轻活儿的关系时，他说：“这就好比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鬼子拼刺刀，看见大个子的就躲，看见瘦小个子的才拼，这样能打胜仗吗!”这是李秉璧第一次见陈永贵，他觉得陈的这话说得好。昔阳县的同志介绍说夏天发大水时，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会，他不会水，可他非要趟河过去看看大寨的受灾情况。大寨被洪水冲了个七零八落，老陈提出了“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款，不要国家物资”的“三不要”，他要自力更生。这事把李秉璧感动了，参观完、开罢会回到村后，他对南呈的村干部说：“看看人家陈永贵，我们有这股子精神，还愁把南呈搞不好?”
1970年5月29日，《山西日报》以四版的篇幅刊登了《南呈——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的长篇通讯。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等国内多家报刊相继转载和刊登了南呈的事迹。1971年3月的一天，已是山西省革委副主任的陈永贵和李顺达来到了南呈(李顺达当时是中央委员)。看到南呈宽宽的街道，陈永贵就笑着说：“是个大村嘛!”李秉璧领着他们来到村中的铁厂院时，陈永贵见这个大院里有铸造厂、翻砂厂、机械厂、铁木加工厂，还有机床，能制造汽车配件和小钢磨，就黑起了脸，说：“农村以粮为纲，你们您么开起了工厂?”李秉壁答：“毛主席在，《五七指示》里说有条件的时候农村也可以开些小工厂。”陈永贵看着李秉璧：“你是说大寨没有条件吧!”吃饭时，李秉璧向陈永贵敬酒，陈说他就不喝酒，饭也没吃多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直到快上车了，他也没说一句话，还是李顺达喊了一句“向南呈人民学习”。后来陈永贵多次表态，说南皇哪里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简直是反大寨的一面黑旗。
李秉璧和李顺达早就认识。1958年11月23日，李顺达、申纪兰、李秉璧参加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几千人，毛主席到会场后，沿着整个会场转了一圈。代表们都拥上前，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申纪兰那时候年轻，也挤上去握。但一散会，李顺达就批评她，说毛主席那么大年纪了，几千人都要和他握，他身体顶住顶不住?申纪兰觉得委屈，李秉璧就劝她，说李老师说得对。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以总理的名义亲笔签名奖给南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金匾。南呈人民十分珍惜这份荣誉，至今这匾还挂在村委办公室里。
李顺达这人很实在，李秉璧遇上个什么难事，就好去找他。西沟距南呈40多公里，搭个车个把钟头就到了。有次两人正坐着，李顺达站起来说：“你一个人坐上会儿吧!真是一天不动弹就身上难受，我去地里看看。”说着，提把镢头就上山了。李顺达家好吃玉茭面饴铬，地瓜、白菜搅在一锅吃。每次李秉璧去找他，他总要掀开院里的地窖盖，说给孩们拾上几个苹果吧!西沟的“红元帅”很好吃。有一年，李秉璧和省总工会主席高锋林去李顺达家，李顺达就拿出苹果来招待，高拿出小刀要削皮，李顺达就心痛得不行，说：“树上结个果子不容易，你们公家人真是造孽。”李顺达在旧社会吃过苦，所以很珍惜食物。李秉璧还把李顺达和申纪兰请到南呈，让他们讲讲西沟艰苦奋斗的历史。每次大队院都挤满了人，两个人说得都是实在话，社员们很愿意听。
“文革”中，李顺达的女婿被无端关进监狱，李很苦恼。李秉璧劝他去上头找找人，他说我二出面就更说不清了。他女婿关了好几年才放出来。后来，李顺达连自己也顾不了了，有一年夏天，造反派给他穿上棉衣棉裤，押进淮海机械厂的一间屋子里，屋子里燃着好几堆熊熊的炭火，把他当面包烤。李秉璧去看他，他重重地叹口气，说真不如回老西沟种树痛快。
申纪兰也是个老实人，前些年每逢来太原，她都要拐道去看看李秉璧。如今申纪兰也老了，看着电视上她苍老的面容，当年的小媳妇变成了老太婆，李秉璧就感叹人生沧桑，岁月无情。
1975年的一天，李秉璧接到地委核心小组的电话，说有位首长要去南呈参观，请他们做好准备。李秉璧刚走到街上，迎面就开过来两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位是地委的领导，另一位清瘦、精神。地委领导介绍说，这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李秉璧陪同胡耀邦看了南呈的小工厂，看了南呈民兵“骑兵连”的100多匹优种战马，还看了一截地道。胡耀邦称赞搞得好，说南呈代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那天司中枢去长治，见一路上每隔几米远就布着一个哨，心想可能是哪个大干部来了，回到村里见了李秉璧，李说胡耀邦来了，司中枢说怎不赶快准备饭，李秉璧说水也没喝一口就走了。
胡耀邦在南呈呆了仅仅一个多小时，但他却记住了这个村子。1979年2月，当司中枢找到胡耀邦家时，胡耀邦说：“南呈我去过。”1981年7月，胡耀邦又亲临山西，冲破重重阻力，给李秉璧恢复了工作。
和外国人打交道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开始有美国人深入到中国民间考察；访问，韩丁就是这时候来到的南呈。 1971年9月17日，南呈的大街上早早就挤满了人，听说外国人要来，社员们都来看。10点多钟时，韩丁一家来了。韩丁微笑着从车上下来，他个头很高。韩丁老娘那头闪闪的银发，就象戴了一顶毡帽在头上。韩丁的妹妹韩春和妹夫阳枣一下车就举着相机拍照。社员宋明则的老娘那年70多岁了，也站在街上瞧稀罕。美国人对宋老太太的那双小脚感兴趣，就好奇地围过来看，还问。韩丁老娘亲热地拉着宋老太太的手，就象一对多年不见的老姐妹。韩丁一家在中国多年，都会说生硬的汉语。韩丁说在美国他是穷人，是贫下中农。韩丁老娘说她一个人种着800多亩地，机器种机器收，一年也不去地里看一眼。社员们听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当时南呈有2400多人，3300亩地，人均不到一亩半地，还得忙着大年初一也往地里推粪。
对韩丁一家，是按照“中西搭配，土洋结合”的伙食来招待的。李秉璧让大师傅做了蒸米(一种用黍米、红枣、红豆蒸熟的饭食，再撒上白糖)、酥火烧、小车的糕、扁食，又从地里掰来嫩玉茭、毛豆荚给他们吃。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而对点心、面包等动也不动一下。韩丁使唤不了筷子，夹不住扁食，急了就用手抓起往嘴里喂。美国人身材高大，李秉璧早早就让木匠做了几张又长又宽的木床，缝了几条大被子。
韩丁对南呈的农业机械化很感兴趣，村里有自造的水车在浇地，他就走到近前仔细地看，问每小时能浇多少地，还随手画出了一张水车草图，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在大队机修组，他问村里的汽车、拖拉机怎么充电，李秉璧说很麻烦，还得跑五六十里路去长治、充。在村东的寄子岭上，几架喷灌正“吱吱”地往地里喷水，韩丁就说这是解决山区农业灌溉的好东西。后来，他还在长治郊区的张庄设计了一种喷灌。在村南一块叫“中关”的地里，拖拉机正在犁地，韩丁看后很不满意，说犁沟太深，能躺进去一个人。他开上拖拉机自己犁了几垄，对李秉璧说，这种犁铧得改进。
在南呈住的几天里，韩丁也许是知道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吧，他竟也提出要去社员家里吃派饭。李秉璧就安排他去了几户条件好的人家。那时的条件好也就是新盖起几间土坯房，家里拾掇得干净些。在乔金旺家，韩丁没见过用砖塌的土火，就想试试这烧煤泥的火能有多高温度，李秉璧一把拉住了他，才使他没把手塞进去。
韩丁还参观了南呈的地道，地道全长3800米，里面有400多个宿舍、水井、食堂、可储粮200万斤的仓库，还有作战指挥部、医院、碉堡、迷魂阵、五类分子禁闭室等，大队各单位和社员家都互相串通。这是南呈人为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于1971年1月挖成的。但韩丁不理解，他说搞地面工程是为了发展生产，搞这么长的地下建设干什么。当李秉璧告诉他挖地道是为了储藏粮食时，他才似有所悟。就在这一年，韩丁又先后两次来到了南呈。不仅如此，他还把南呈介绍给了他的美国朋友。这年12月，一支由43人组成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来到南呈，这帮生龙活虎的青年人举起相机，拍下了山上的牛羊、广袤的田野，让南呈走向了世界。
韩丁走后不久，一个来自美国的邮件寄到了李秉璧手中，他打开一看，是一架充电器。原来韩丁还惦记着南呈的充电伺题，他从美国买了一个邮过来了。随之寄来的还有广份使用说明书，村里没有人会英语，李秉璧就跑到韩店中学(长治县一中的前身)，找了个英语老师给译出来了。这架充电器，直到现在南呈村还在用着。
1972年8月的一天，韩丁又来到南呈，这次他看得更全面，连卫生所、学校也看了。知道韩丁要来，老师让孩子们把《语录》本从课桌上都放进了课桌里。韩丁走进教室，从一个孩子的课桌里拿出《语录》本来，当看到扉页上题词的“林彪”二字打上了黑叉叉时，他笑了(也许他知道林彪已经摔死了)。
1972年11月26日，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来到了南呈。艾黎决心写一部全面了解中国的书，他跑遍了中国各地，南呈只是其中的一站。艾黎戴着顶大皮帽子，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又高又胖，壮得像头牛。他住下来，李秉璧派大队支部委员吴金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每天晚上，艾黎都要让吴金秋给他搓澡、剪脚指甲。他吃的饭由村里专门做。艾黎会说中国话，当地老百姓的方言土语他也能听懂。他每天早早就起床了，满街跑，还主动和社员们打招呼。一天，吴金秋去找李秉璧，说艾黎叫他，李秉璧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就跑着来了。谁知艾黎却说你们中国不民主，说大清早生产队长一吆喝，社员们就得集合起来出工，这叫不讲人权，没有自由。
有一次，越南代表团来南呈参观，本来没有安排艾黎随行，可他看见有外国人来了，就一溜小跑着撵上来。越南人说的话他也掏出本子记下来。艾黎来时带着一台打字机(好似现在的电脑)、一个袖珍录音机。到了晚上，他都要把白天看到的、听到的打下来、录下来。艾黎在南呈住了一个月，天天如此。
悠悠岁月，话说当年好壮烈。李秉璧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壮怀激烈的时代，能跟上毛主席、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他说老一辈共产党人都是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典范，陈永贵每次吃罢饭，都要把桌子上的米粒或菜叶捡起来吃掉；原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1967年10月14日来南呈视察时，坚持步行不坐车，说国家汽油紧张；李顺达见家里人剥葱时把绿叶子扔了，就大发脾气，说这都能吃。司中枢亲眼看见胡耀邦吃着半碗米饭，就着一碟小菜。李秉璧希望后来人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说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