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所迫，成为捐卵者
　　
　　１９９６年初夏，做了半辈子教师的父亲患病卧床不起，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上大一的我只能靠打工维持学业，家教、讲解员、商品推销，什么都做过。那时，真是太累了，站在公共汽车上都能睡着，真想和同学们一样轻松地享受大学生活啊，但我不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天能睡上６个小时。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从一个展览会上出来?穴我是这个协会长聘的讲解员?雪，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女人从门口迎过来：“你是秦蒙吧，我是大学生育研究中心的教授杨景生，如果你愿意，想占用你两个小时的时间，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看了她的证件，又看着她和善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人值得信赖。我跟她去了她的办公室。杨教授笑着说：“麻烦你看点录像资料和文字资料，然后我们再谈，好吗？”画面上，一个中年女人在哭诉，她的儿子遭遇车祸身亡，她却不能生育了，这个女人非常痛苦，感觉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还有一个男人深沉地讲述，他的妻子因为不能生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这时，杨教授盯着我说：“姑娘，这些女人的悲剧，并不是因为她们不能生育，只是她们没有正常的卵子，如果有人捐卵子给她们，她们还能成为幸福的母亲……”我愣愣地看着杨教授，可我能做什么呢？杨教授说：“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你：你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你的智商很高，人又漂亮；我们想让你帮助的人，都是事业有成的知识分子。你可以捐出你的卵子，帮助她们解除伤痛，受捐方会拿出一大笔钱作为酬金。当然，也有风险，你看看资料再做决定好吗？”
　　离开杨教授那儿，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捐卵这样的事儿，我能做吗？我的父母会同意吗？会不会影响我的健康？我反复想着杨教授的话，想着资料上的文字。第二天，我又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终于做出决定，做捐卵者，做这件成人之美的好事。找到杨教授，填了登记表，我成为捐卵者。其实我明白，成人之美，只是美好的借口，我只不过是想逃避打工的辛苦。
　　
　　赤裸的痛苦，
　　但我拥有“爱心”的尊严
　　
　　１９９７年８月中旬，通过各种非常复杂的检测，我成为合格的捐卵者。按照要求，捐卵者和受捐者的生理周期要调节到同步。杨教授给我服用避孕药，还给我注射人工合成的荷尔蒙。这些药物能抑制我正常排卵，让我的排卵期跟受捐者同步。服用这些药物，我的反应很大，常常会头晕恶心，有时会心慌冒冷汗。这样的痛苦持续了一个月，我的排卵周期终于跟受捐者同步了。同时我也得到了第一笔钱，１０００元。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初，医生开始连续９天给我注射刺激生育的荷尔蒙，目的是增加排卵量。我每隔一天得去医院进行血液检查，以便随时掌握我的情况来调整药物的种类和数量。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几乎让我退出：在医院我碰到了好友小雯，她见我红着脸支吾，心直口快的小雯急了，问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个下午，我第一次逃课，回到寝室蒙头痛哭。我找到杨教授要求退出，杨教授微笑着说：“秦蒙，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你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呀——你是在做善事，即使你想中止，也不可能了。这个受捐者现在完全沉浸在孕育孩子的幸福中，你突然退出，她能受得了吗？况且，她还为此付出了高额的费用。”
　　听了杨教授的话，我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了，在取卵手术前３６个小时，医生又给我注射了性腺激素，目的是让我释放更多的卵子，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局部手术时，我哭了。我还是个姑娘呀，我这是在干什么？
　　手术后，我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杨教授给我送来了１万元钱，是受捐人给我的。看着这些钱，我突然有种出卖自己的感觉，天哪，为了这可爱又可恨的钞票，我都做了什么？
　　此后，我强迫自己尽量忘记这一切，并拒绝了杨教授劝我继续捐赠的请求。我必须慢慢调整心态：半年后，我的心境渐渐平复。因为有了钱，我可以逛商场，喝咖啡，听音乐会，看画展……我的梦想变成现实了。
　　１９９８年秋，我已经上大四了；捐卵的ｌ万元钱花光了，我又得去打工。可只干了一个月，我就受不了那份累，太辛苦了。因为我曾拒绝过杨教授，再去找她，感觉脸面上过不去。就在我去别的医院了解捐卵情况不久，杨教授又来找我了。
　　随后的一年间，我又捐了５次卵子；习惯之后，我竟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好，既利人又利己，何乐而不为呢？一次，无意中听到几个同学聊到欧洲的一对年轻夫妇生育了一个怪胎，这个母亲也是不孕症患者，也是接受捐卵怀孕生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天起，我几乎夜夜做噩梦，梦见许多畸形的孩子……太可怕了。我找到杨教授，要求了解受捐妇女的情况，但被拒绝，因为这是严格保密的。杨教授安慰我，我说的那种情况几率极低，让我放心，可我的心已经被打乱，夜夜噩梦不断，我决定停止捐卵，这时我已临近大学毕业。
　　
　　婚后，
　　我自己成了不孕者
　　
　　毕业后，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快，我结识了陈冠希。冠希是电气工程师，比我大３岁，温良儒雅。我俩一见倾心，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１年，我还没有怀孕，我俩都着急了，去医院检查多次。一位专家告诉我，我的卵巢因过度刺激而受过伤，不能再生育了，我明白了，捐卵前注射、口服的那些药物，让我的卵巢出了问题，我没有对冠希隐瞒捐献过卵子的事，冠希非常大度，他劝我别伤心，就是真的治不好，也无所谓，只要我们相爱就够了。
　　冠希这样说，让我更伤心，因为我知道他是多么渴望我们有个孩子。我四处求医两年，仍没有任何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责已经淡去，剩下的是越来越强烈的渴望——渴望要一个亲生的孩子，平时看到人家的小孩子，我就忍不住去抱一抱，这种渴望时刻折磨着我，直到２００３年初秋的一天，我见到了“女儿”，我的痛苦才真正开始。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一个人在公园散步。那天的天气很好，我的面前跑过一个小女孩儿，边跑边笑着说：“爸爸妈妈追不上我，爸爸妈妈笨。”后面的妈妈跑过来，抱起女孩。我看着这个可爱的女孩，天哪，这个孩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我愣愣地站着，感觉血直往头上涌。待稍稍冷静下来，我躲在树后偷看，后来又尾随他们回家。第二天早晨，我又跟着这对母女去了幼儿园。通过熟人，我很快查明，这个名叫诗月的女孩，是１９９８年６月出生的。我第一次捐卵是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从时间推断没有错。诗月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多年不孕，三十多岁才有这个女儿。看来，一切都没有出入，诗月是我的“女儿”。从那天起，我天天去幼儿园看她，看着看着，我竟能哭出声来。然后，再失魂落魄地逃走。
　　我不敢告诉冠希关于“女儿”的事，冠希也没有发现我的可疑之处。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外出，去看望“女儿”。
　　每到周末，我会早早起床，跑到诗月家附近等着。东北的秋天很短，１０月底已经很冷了。诗月的父母很少带她出门，我常常等上一天也见不到她。我好像走火入魔，一天见不到诗月，就会心烦气躁。
　　２００３年年底，沈阳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我发现诗月一家常在周末下午去青年公园滑冰；冬天戴着口罩，看诗月就方便多了，不用担心被她的父母认出来。看着“女儿”在冰上快乐玩耍，我既高兴又伤感，真想抱抱她啊。
　　一次，我发起高烧，昏迷中喊着诗月的名字，还“女儿、女儿”地叫着。我不得不告诉冠希真相了。开始冠希不相信，觉得我是想孩子想疯了。但当他见到诗月的那一刻，也呆了。
　　那天傍晚，冠希拉着我的手。“她的确跟你很像，可是，她不是你的女儿，她有父母。你只是个捐卵者，这就是事实。”冠希说得对，可是，我就是无法面对。在我的思想里、我的梦里、我的世界里，诗月就是我的女儿。从此，看“女儿”的，又多了一个冠希。他不放心我，才陪我去，有冠希分享我的秘密，我的情绪渐渐好了，也变得更冷静，我只把诗月看作自己的精神寄托。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跟以往一样，这个星期天我又去看诗月滑冰。诗月的父母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愣住了。诗月的母亲说话很温和：“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我应该谢谢你，让我有了这么可爱的女儿，而且她有个幸福的家庭，这是我们在沈阳度过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全家会离开这个城市，只为了躲开你。”我有些语无伦次，告诉他们，我并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我恳求认诗月作干女儿，并保证永远不说出真相。我告诉她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诗月妈妈低下头：“对不起，我知道你的痛苦，可是，我不能答应你，爱都是自私的，我不可能让女儿知道她还有这种意义上的母亲。请你珍重吧。”
　　第二天，我赶到诗月家，已经人去楼空。可我依然会去青年公园的露天溜冰场，去那个幼儿园，去那条熟悉的小路……我不明白，我并没有恶意，他们太残忍了。
　　２００５年３月底，我也将离开这个城市。冠希说离开这里，我会慢慢好起来，将来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孩子。如今，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旦以爱心的名义满足自己的私欲，就亵渎了爱心，肯定会自食其果。
　　
　　后记：〉〉〉〉
　　据权威资料记载，女性捐卵是安全的，但也有一定的风险。造成不孕的几率非常小，不过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专家建议，捐卵者最好是已婚已生育的女性，这样可以避免风险。而且受卵方和供卵方手术前都要签订一份协议，保证双方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然而因为卵子来源要么是自己的亲属，要么是私下里的商业交易，两种方式都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和制度监督。卵子捐献依旧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步履艰难。
　　
　　据《生活健康》
　　编辑 ／ 张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