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并不喜欢玫瑰，觉得玫瑰媚俗，还多少有些矫情。在每年的某些特别的日子里，也会收到一些玫瑰，寓满关爱和祝福。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真情与玫瑰无关。
　　刚从外国语学院到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时，常常听到教留学生的老师们抱怨他们的学生如何不遵守纪律，如何难以进行教学。早上八点上课，每天都是老师一个人在教室里等学生，到八点半左右才陆续有人来，并且毫无愧意，似乎他们从来不知道学校是一个有规则的地方。由于语言的障碍，老师们连“批评”都无法“批评”。我接手的那个班共25名留学生，上了一个月的课了，从来没有到齐过。我也很恼火，每次上课都要用英语一遍一遍地强调学校的纪律，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们总是一边听着，一边嘻嘻哈哈地闹着，看我发脾气了，便安静片刻，然后一脸严肃地承诺：Yes,Madam.但不到三天，又故伎重演。
　　一天早上，我八点到教室，竟然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好啊，这回我得好好治治你们了。我放下课本，准备到宿舍里去把他们一个个从被窝里揪出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刚走到教室门口，班长来了，把我堵在教室里，把教室门关上，用很生硬的普通话说：“老师，对不起，大家都生病了。”我说：“你说错了吧，我相信有人生病了，但我不相信大家都生病了。你和我去宿舍找他们。”班长拦着我，仍然用他那非常不流利的普通话说：“老师，您请坐，不要生气，大家都生病了，真的。”我说：“我很生气，他们不来上课，还假装生病，我要去宿舍找他们。”
　　正当我拉着班长准备走时，教室门开了，学生们鬼鬼祟祟地一个跟着一个走进教室。我站在讲台上，什么也不说，愤怒地看着这些装病的学生——他们居然全到了！最后走进来的女生手里捧着一大把玫瑰，放在讲台上。哼，没用的，别以为送我花我就可以饶了你们！
　　随着班长一声起立，全班一起鞠躬，整齐地说“老师，生日快乐！”
　　我就这样愣在讲台上了。他们刚入学时上过一课“年、月、日的表达和生日祝福”，我们都在课堂上说了自己的生日。我没记住他们任何人的生日，而他们却记住了我的。讲台上的那束玫瑰里有一张小卡片，用汉字工整而稚嫩地写着“老师，我们爱您。”
　　我的眼泪不听话地流了出来，全然不顾教师应有的威严。
　　这束让我流泪的玫瑰第一次改变了我对玫瑰的看法。
　　2005年的春节我到宾川去，不巧在那儿阑尾炎发作，只好在当地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是我和2004级的留学生约好到我家过年的日子，而我却还躺在宾川县医院的病床上呢。我只好给他们打电话告之实情。没想到第二天三个留学生来到了病房，代表全班来看望我。那时他们入校才两个多月，在电话里他们连问都没问宾川在哪儿，有多远，就问了我“宾川”怎么写，我还以为他们练习汉字呢。
　　于是，在病房里缤纷的花篮中，又添了一束玫瑰，同样有一张“老师，我们爱您”的卡片。
　　要知道冬天可不是玫瑰的季节，不知道他们要跑多少个花店才能买到。他们拿着写了“宾川”字样的纸条，在中国同学的帮助下到车站买了车票，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束来之不易的玫瑰，下车后又问了四个当地人才找到县医院。
　　在我住在县医院的一周里，大大小小的花篮里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花篮和带来花篮的探望者一样，来的来，去的去。只有这束玫瑰，一直放在我的病床边，直到我出院。
　　我就这样渐渐接受了玫瑰。
　　记忆中还有一束玫瑰与真情有关。那是2003年12月，作为留学生的老师，我随大理学院的外访团一起出访东南亚。按计划，在越南有一个家长见面会，家长们来自越南各地，为了与他们孩子的老师见面，有的都已经在河内等了好几天了。在家长见面会上，我们见到了大理学院第一批越南留学生的家长，当时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家长们甚至想了解到他们孩子在大理学院的每一个细节。有几位家长没能及时赶到，就和我们另约时间见面。因为当天还有其他活动安排，我请翻译转告他们晚上八点在我们住的酒店见面。没料到活动延时了，我们又无法通知家长。我们赶回酒店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家长们还等在酒店的大堂里。我满怀歉意，还没来得及说一句道歉的话，一位母亲捧着一束玫瑰朝我走来，其他家长都一起鼓掌。那时我们的翻译还没到，我们无法用语言交流。但那位母亲手里的玫瑰已经让我明白了所有家长们要说的话。我接过玫瑰，深深向家长们鞠躬，家长们也深深向我鞠躬，然后一直在鼓掌。此时，我感觉语言已经多余。
　　这些年来，我及我的同事们和留学生一起经历着大理学院对外汉语事业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快乐。无论开心或沮丧，我都会时时想起那些让我感受到真情的玫瑰。那些玫瑰或许已经凋零了颜色，散尽芬芳，但那些玫瑰的余香，从他们的手里传递到我的手里，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感动我，鼓励我，让我不轻易放弃，不辜负这人世间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