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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纸厂里的贵族血脉
中国以China为名，但是站在现代瓷艺之巅的却不是中国，而是曾经以中国为师的日本。1904年，抱着实业救国梦想的清朝官员熊希龄（后任北洋政府总理）考察日本，回国后以日本为师进行改造，首选竟是China。于是，在曾经只产粗瓷的千年古瓷都——湖南醴陵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瓷种——釉下五彩瓷，被称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闻名世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醴陵又出产过当代瓷中的极品——“毛瓷”，被视为中国当代陶瓷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
到了醴陵，我首先去拜访当地收藏家谢燮瑜。他带上我直奔一处陶瓷研究所。
车子开进一个老厂房，厂房上拉了一条横幅，写着“醴陵花纸厂”。我正感疑惑，谢燮瑜找来了研究所的朋友易广平，易广平解释说，这里本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后来租出了一部分闲置的办公地点给花纸厂。
醴陵有两大支柱产业：醴陵瓷和花炮。新中国成立以来，醴陵一直是仅次于景德镇的第二个“瓷都”;同时，作为“花炮之都”，醴陵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花炮行业的老大哥，近十几年才被浏阳超过。看着那破落的厂房，谁能想到这个小小的县城，竟有两项产业名列全国第二位。
“你别看这地方不起眼，这儿可是醴陵釉下五彩瓷最纯正的血统哦！”谢燮瑜指的是1906年熊希龄成立的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自熊希龄而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走的是高端路线，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后，因为各种原因，在1930年彻底停产。后来，因为毛泽东偏爱醴陵瓷器，1955年，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改组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沉寂了25年的醴陵瓷迎来了第二春——“红官窑”时代。
易广平把我们领进一栋大楼，参观研究所的精品展示馆。走进楼梯间，他向门口挥了挥手：“兄弟们，好久不见！”没听有人应声，他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我这才看清他打招呼的对象—— 一对两米多高的釉下五彩瓷花瓶，像门卫一般立在楼道口。
“这一对大家伙值多少钱？起码要上万块吧？”我被震撼到了。
“你也太小看‘红官窑’这块招牌了。这对花瓶是省陶瓷研究所研发的最大的产品，只生产过这一对，每只最少值一套房子吧——北京！三环内！”说完，谢燮瑜提示我赶紧上楼去看精品馆中真正的宝贝，“都是大师级的，而且每个大师一辈子就出了这么一两件！”
三楼，偌大的陈列馆摆满了署名邓文科、熊声贵等大师级人物的观赏瓷，但这里最珍贵的宝贝却是一些没有署名的日用瓷——釉下彩茶花鱼盘、瓷芙蓉花牙盒、瓷梅花菜碗瓷、梅竹调味壶……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毛瓷”，中南海的一种特供瓷。
醴陵的“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由群力瓷厂负责生产，总共研发、生产了1500多件精品，如今绝大多数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民间的不足200件，每当有一件出现在拍卖市场上，都会引起疯抢。2013年，一套五件的釉下五彩毛瓷碗曾拍出800万元的高价。“那时，举全国之力，集全国知名艺术家几年之功，只为生产一款瓷器，想起来都疯狂。”
陶瓷研究所的车间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两座厂房之间已经长起齐膝高的野草，易广平推开斑驳的大门，示意我和摄影师进去，他和谢燮瑜则蹲在门口的花坛上抽烟。都说看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是最残忍的事情，而今天因为配合我寻访醴陵瓷，他们这两位老瓷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瓷厂的黄昏。
湖南陶瓷研究所在鼎盛时曾有四五百人，这里只从事瓷器的研发工作，然后交由群力、国光等大型国营瓷器厂生产。群力一个厂，曾经就有员工一万多人。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这些国营瓷器厂纷纷倒闭，像湖南陶瓷研究所这样的醴陵瓷的发轫兼中兴之地，最终肢解为三份：花纸厂一份，私人瓷一份，还留一份勉强维持。
“五十窑前”的最后一窑
醴陵最后的柴窑，位于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乡村，还保留着家庭作坊、手工拉胚、柴窑釉烧这样原汁原味的釉下五彩瓷制作技艺。谢燮瑜自己也未去过那里，便请出熟悉醴陵掌故的友人游绍纬做向导。游绍纬也是一位醴陵瓷收藏家，这最后的柴窑正是他十几年前在乡下收瓷器时发现的。
车子从群山中开出，进入一个小村庄，谢燮瑜指着窗外一个巨大的烟囱说：“那儿曾经是一处釉下五彩瓷厂，我父亲在那儿做过多年厂长，我小时经常跟着家里人‘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唯一可玩的便是醴陵瓷，我和醴陵瓷的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一路上，隔十几分钟就能见到一个废弃的厂房。游绍纬说：“这地方现在叫枫林市镇，以前叫‘五十窑前’，因为这里有50座窑口，是醴陵瓷窑口最集中的地方。最初，醴陵瓷主要是用烧材窑，此地四面环山，有大量木柴可作燃料，因而烧瓷业发达。我十几年前来这儿时，路两边到处都是卖瓷器的。后来窑口改为煤窑、油窑、气窑，这里交通不便，窑口就逐渐废弃了。”瓷城的变迁，从地名的变更中可见一斑。
车子绕过一个弯，山谷中露出一块小盆地，盆地中是一大块待收割的水稻田，老乡们用镰刀收割，再一把把抱起稻穗放在木质的原始脱粒机里脱粒。绕过盆地后，车又一头扎进群山中，最终拐进一个岔道动不了了——路没了。原路返回后，我们打电话向柴窑主人求援，几分钟后，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骑着摩托车出现，我们跟着摩托车拐进一条小路，走了几十米后，停在一栋靠山的二层小楼前。
“村里十年前就没人卖瓷器了，现在就我家这一座窑了！”这位柴窑作坊主名叫付新艺，游绍纬二十多年前来这里收瓷器时认识了他父亲付建文。那时家庭作坊已经慢慢开始没落，付家是制瓷世家，付建文做的五彩瓷工艺又扎实，深得游绍纬这样的“瓷贩”喜爱。
“我那时一直鼓励你把手艺传给儿子，难得你真传了，但没想到整个枫林市镇制瓷就你这一代单传了！”游绍纬领我顺着柴垛往后山走，在山边的一座红砖窑前见到了正在整理窑口的付建文。窑是用红砖砌成的，两米多高，五六米长，它并不属于之前提到的那“五十窑”，因为才建起来十几年，但如今已是整个村庄仅存的一口窑了。
“家里祖传的老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被我十几年前盖新房时拆掉了，后来我在外打了几年工，还是觉得自己在家烧点瓷自在，就又把这柴窑建起来了。”付建文今年六十多岁，是中国农民工中最先告老还乡的一代。二十多年前，他们南上广东打工，“五十窑前”的窑口开始凋零，还好老人“贪图”自在，“五十窑前”最后的窑口得以重开。
闲来酿酒烧瓷卖
付建文一边整理柴窑旁边的木柴一边自言自语：“看来烧一次窑的柴都不够了，明天得再上山砍柴了！”
我看了靠墙边的柴垛，齐腰高，堆了半面墙，“这么多柴火都不够？烧一窑瓷得用多少柴啊？”
“少则五千斤，多则八千斤，得一刻不停地烧两天两夜呢！”付建文说着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昨天刚出过窑，老头守在窑边两天两夜没合眼，窑上的红砖上放满了八宝粥瓶子，这便是他两天的口粮。
手工拉胚是一件力气活，付建文早已拉不动了，他从窑洞边回到屋内，吩咐儿子付新艺给我们演示。拉胚作坊在二楼，得先穿过一楼的堂屋。一进堂屋，就闻到满屋子酒香——屋里摆了七八口大缸，都用塑料薄膜盖着，里面放满了酒糟。农忙之余，付建文不仅烧五彩瓷，也酿点粮食酒卖。“农活够吃，烧瓷也不是正业，就闲时酿点酒卖卖，贴补家用。”
二楼的堂屋中，付新艺光着脚在一团泥上使劲踩，这是在炼泥。这些泥都是他和父亲从远处山上一担担挑下来的。泥炼熟后，他捧起几捧熟泥放在一个圆木板上，他的妻子从屋里走出来，蹲在圆木板前，双手均匀转动圆木板，付新建一只手插入泥中，一只手扶着泥胚，随着木板转动，不断有泥从他双手间飞溅出来。十几分钟工夫，泥堆隐去，花瓶的雏形在木板上显现出来。
泥胚拉完，付建文也上楼来，他双手捧着一炷香，毕恭毕敬地朝堂屋中堂三作揖，然后把香插在中堂的神龛上，神龛上供奉的是醴陵瓷的业神樊公。
“樊公是广东人，他来到醴陵谋生，把制瓷的手艺传授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醴陵的瓷人每次制瓷前都要向樊公敬香。对吧？”付建文望向谢燮瑜和游绍纬。两位现代醴陵瓷人听到这“古董级”的话后面面相觑，不说话，不停“呵呵”。敬业祖的传统，在现代瓷人中已消失半个世纪了，没想到在这儿遗风尚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