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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仍未摆脱丛林政治特性
中国国民应怎样看待世界，首先必须搞清楚外部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那么，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看看当前国际政治中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种种不公平事件就会明白，就本质而言，国际政治仍未摆脱丛林政治特性。尽管一些西方大国打着“民主、自由”等非常好听的旗号，但强权逻辑依然在继续上演。就拿这两年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来说。美国打着反恐和民主化的旗号，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且承诺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繁荣，结果美军进入伊拉克后，第一件事却是保护伊拉克油田和石油部大楼，而任由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博物馆惨遭洗劫。现在，美国又在千方百计地逼迫伊拉克议会尽快通过美国帮助制定的《伊拉克石油法》，以达到全面侵占石油的目的。这些鲜活的事实表明，国际政治在很多时候是无公理可言的。
中国在很多方面是霸权逻辑的受害者。中国希望和平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但一些西方大国并不这样看。2008年7月31日，美国公布的200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公开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你不招惹别人，别人却招惹你；你不威胁别人，别人却觉得你是威胁，而且反过来威胁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即中国应如何面对敌对国际环境。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中央大国”自居，所谓国际体系就是自成一体的等级式朝贡体系。直到近代中国沦为西方半殖民地后，我们才开始萌生“世界”概念。而中国真正作为独立民族国家参与世界交往，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这种短暂的国际交往经历，使当代许多人对国际关系运行的规则和潜规则，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感知。更要命的是，一些知识精英主要靠理论典籍来获得国际知识，而缺乏来自世界历史和工作实践的浸润和检验。一些人提出了诸多自以为高人一筹的“国际新思维”：如有人提出“一流的国家需要一流的国民，一流国民需要一流的心态”,有人提出要奉行“普世主义”，很多人提出要“理性看问题”，更有人提出要“光荣妥协”。 相反，这些人对直面现实问题，致力于维护本国当前和长远利益的价值观，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谋求国家利益”等则充满了厌恶和疏离感，并将其贬斥为“狭隘无知”、“感情用事”。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应是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纵观世界，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将维护本国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而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将普世主义作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更不会对外部现实威胁视而不见。相反，当利益受到现实或潜在威胁时，这些国家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外交是最成熟老道的，而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维护贸易通道安全历来是英国国家利益所在。在历史上，英国为了维护从本土到印度的航线安全，先后占领了埃及和南非这两大交通要道。1892年，英国寇松勋爵明确提出：“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对英国的蓄意辱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甚至到二战后英国已经日趋衰落情况下，还在1956年为能继续占领苏伊士运河而公开对埃及发动战争。
美国在维护自身绝对安全方面更是毫不含糊。“9·11”事件使美国几千人丧生，美国随即跑到别人家门口去反恐，而90%的美国民众对此表示支持。即便几十万无辜伊拉克民众因此丧生，仍没见有多少美国人真正将其当回事儿。拿最近的例子来说，美国因陷入金融危机而四处求助，但西方盟友平时好得不得了，但却无一真心帮忙。西方国家就是这样本国利益至上。
对强国妥协
非但不会赢得和平，反而会引火烧身
有人会说，我们采取宽容妥协政策，是为了国家间和平。其实恰恰相反。对强国妥协退让，非但不会赢得和平，反而会引火烧身，加速冲突的到来。国际政治本质上靠实力说话。而且实力越是均衡，对手越可能因顾忌重重而避免战事；实力越是悬殊，越可能激发对手的杀心。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战国时期，六国最终相继而亡，根源就是对秦妥协。宋代政论家苏洵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些诸侯国为求一昔安寝，“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因此，“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直至国家灭亡为止。宋朝也是以妥协求和平的例证。宋朝经济和文化都非常发达，但统治者对外毫无进取意识，长期消极防御，甚至花钱买和平。为求苟安，宋朝统治者每年要送给辽和西夏大量“岁币”，甚至还向后来的金国称臣，但最终却沦落到被金国灭国的惨剧。二战时期，英国的张伯伦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捷克给德国，满以为由此为英国赢得几十年和平，结果没几年便遭到德国猛烈打击。
当代也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倒是信奉“普世价值”，主动将“全人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结果最终却导致苏联的轰然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加速东扩，酝酿在俄罗斯周围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萨达姆自废武功，主动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相反，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即使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的报复能力和强烈的报复意志，美国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这充分表明，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当前中国面临的很多外部威胁，都涉及到国家生存发展，因此可供妥协、挥霍的东西并不很多。在此情况下，我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绝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和盲目乐观基础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现实矛盾视而不见，自欺欺人，一味“理性看问题”，这是典型的犬儒哲学和鸵鸟政策，只会削弱国家意志，妨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因此，真正一流的国民心态，应该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懂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研究所）
中国国民应怎样看待世界，首先必须搞清楚外部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那么，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看看当前国际政治中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种种不公平事件就会明白，就本质而言，国际政治仍未摆脱丛林政治特性。尽管一些西方大国打着“民主、自由”等非常好听的旗号，但强权逻辑依然在继续上演。就拿这两年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来说。美国打着反恐和民主化的旗号，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且承诺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繁荣，结果美军进入伊拉克后，第一件事却是保护伊拉克油田和石油部大楼，而任由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博物馆惨遭洗劫。现在，美国又在千方百计地逼迫伊拉克议会尽快通过美国帮助制定的《伊拉克石油法》，以达到全面侵占石油的目的。这些鲜活的事实表明，国际政治在很多时候是无公理可言的。
中国在很多方面是霸权逻辑的受害者。中国希望和平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但一些西方大国并不这样看。2008年7月31日，美国公布的200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公开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你不招惹别人，别人却招惹你；你不威胁别人，别人却觉得你是威胁，而且反过来威胁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即中国应如何面对敌对国际环境。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中央大国”自居，所谓国际体系就是自成一体的等级式朝贡体系。直到近代中国沦为西方半殖民地后，我们才开始萌生“世界”概念。而中国真正作为独立民族国家参与世界交往，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这种短暂的国际交往经历，使当代许多人对国际关系运行的规则和潜规则，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感知。更要命的是，一些知识精英主要靠理论典籍来获得国际知识，而缺乏来自世界历史和工作实践的浸润和检验。一些人提出了诸多自以为高人一筹的“国际新思维”：如有人提出“一流的国家需要一流的国民，一流国民需要一流的心态”,有人提出要奉行“普世主义”，很多人提出要“理性看问题”，更有人提出要“光荣妥协”。 相反，这些人对直面现实问题，致力于维护本国当前和长远利益的价值观，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谋求国家利益”等则充满了厌恶和疏离感，并将其贬斥为“狭隘无知”、“感情用事”。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应是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纵观世界，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将维护本国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而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将普世主义作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更不会对外部现实威胁视而不见。相反，当利益受到现实或潜在威胁时，这些国家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外交是最成熟老道的，而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维护贸易通道安全历来是英国国家利益所在。在历史上，英国为了维护从本土到印度的航线安全，先后占领了埃及和南非这两大交通要道。1892年，英国寇松勋爵明确提出：“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对英国的蓄意辱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甚至到二战后英国已经日趋衰落情况下，还在1956年为能继续占领苏伊士运河而公开对埃及发动战争。
美国在维护自身绝对安全方面更是毫不含糊。“9·11”事件使美国几千人丧生，美国随即跑到别人家门口去反恐，而90%的美国民众对此表示支持。即便几十万无辜伊拉克民众因此丧生，仍没见有多少美国人真正将其当回事儿。拿最近的例子来说，美国因陷入金融危机而四处求助，但西方盟友平时好得不得了，但却无一真心帮忙。西方国家就是这样本国利益至上。
对强国妥协
非但不会赢得和平，反而会引火烧身
有人会说，我们采取宽容妥协政策，是为了国家间和平。其实恰恰相反。对强国妥协退让，非但不会赢得和平，反而会引火烧身，加速冲突的到来。国际政治本质上靠实力说话。而且实力越是均衡，对手越可能因顾忌重重而避免战事；实力越是悬殊，越可能激发对手的杀心。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战国时期，六国最终相继而亡，根源就是对秦妥协。宋代政论家苏洵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些诸侯国为求一昔安寝，“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因此，“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直至国家灭亡为止。宋朝也是以妥协求和平的例证。宋朝经济和文化都非常发达，但统治者对外毫无进取意识，长期消极防御，甚至花钱买和平。为求苟安，宋朝统治者每年要送给辽和西夏大量“岁币”，甚至还向后来的金国称臣，但最终却沦落到被金国灭国的惨剧。二战时期，英国的张伯伦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捷克给德国，满以为由此为英国赢得几十年和平，结果没几年便遭到德国猛烈打击。
当代也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倒是信奉“普世价值”，主动将“全人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结果最终却导致苏联的轰然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加速东扩，酝酿在俄罗斯周围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萨达姆自废武功，主动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相反，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即使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的报复能力和强烈的报复意志，美国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这充分表明，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当前中国面临的很多外部威胁，都涉及到国家生存发展，因此可供妥协、挥霍的东西并不很多。在此情况下，我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绝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和盲目乐观基础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现实矛盾视而不见，自欺欺人，一味“理性看问题”，这是典型的犬儒哲学和鸵鸟政策，只会削弱国家意志，妨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因此，真正一流的国民心态，应该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懂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