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穆天子传》于西晋太康二年在河南汲县的魏国墓葬出土，是“竹书纪年”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出土文献和重要典籍，无论是在文学、史学还是文献学上都有巨大价值。《穆天子传》中涉及到的很多内容，例如部落、物产、人物、风俗文化，这些都对我们还原与研究中国古代的风俗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文本、翻阅古籍资料，对《穆天子传》六卷中的占卜、玉器、职官、音乐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剖析，力图对西周文化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关键词：《穆天子传》；史实；原因；西周文化
作者简介：王禹晨（1994-），女，汉族，天津市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
一、《穆天子传》具有文化价值的原因
《穆天子传》究竟是属于小说还是史书，这个问题自它出土就争议不断，而目录书中对其分类的差异也表现出历代学者对于其真实性的争论。下面就其真实性分析具有文化价值的原因。
（一）《穆天子传》的著录情况的真实性
《穆天子传》之前并无著录，出土以后，晋武帝才命荀勖、束皙等人整理，因此《穆天子传》最早在《晋书·人物列传》中提及，之后才在目录书著录，且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大多都著录进“史书”的类别中，比如《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入“起居注”，《宋史·艺文志》归入“别史”。可见此书中的内容尽管不能尽信，但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仅仅来源于“当时委巷流传”，其中“多夸言寡实”之语，学者们大概是不会将其与“史部”联系在一起的。
（二）《穆天子传》内容上的真实性
首先，《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游之事是真实的。《穆天子传》前五卷写了周穆王在西北和中原巡游，而《史记·赵世家》中有“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此事既在正史中出现则说明真实性很大。
其次，《穆天子传》中所提及的人物也是真实的。造父、毛班、井利、祭公等不仅的确存在且记录事迹也与正史中相同。《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造父掌管穆王驾车一事；杨树达、唐兰等学者也根据出土的金文认为毛班、井利极有可能是存在；《史记·周本纪》有“……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由此可证，此书中的人物及其官职的确是真实的记载，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
最后，《穆天子傳》中记述事件均详尽复杂，每一卷中都涉及了大量细致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我们研究西周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二、《穆天子传》中的文化价值体现
（一）占卜文化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原始社会时，缺乏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急需一种可以指导人类活动的手段，“天神”思想应运而生。人们将“天神”视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和客观存在，把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灾害，都当作 “天神”的指示。因此，人们逐渐认为如果利用某种手段窥测“天神”的想法，那么就有规避风险的可能。《说文解字》中说“占，视兆问也。卜，灼剥龟也。”可见，“占卜”已经成为古代民众探寻天意的手段，“占卜”文化随之而生。
占卜文化在奴隶社会初期就已经形成，商周以“巫史文化”最为兴盛，占卜成为最为常见的探测吉凶的手段。西周时期，朝廷规定占卜方法、设立专门官职并形成相关书籍，可见“占卜文化”在西周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穆天子传》中所体现出的“占卜文化”，也会成为我们研究西周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一，占卜方法的提及。卷五中说“是以选扐，乃载之神人，□之能数也。”其中“选扐”，就是古代以蓍草占卜，用计算挂在手指间的蓍草来断定吉凶。而《仪礼注疏》说“《曲礼》云‘龟曰卜，蓍曰筮’，故知筮以蓍也。”“筮者，以蓍问日吉凶於《易》也。”可见，《穆传》中真实地反映出了古代用蓍草占卜的手段。
第二，占卜职官的提及。卷五有“赐筮史狐□……”其中“筮史”应是一官职，《仪礼注疏》中记载“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筮史，筮人也。”由此可见“筮史”是穆王身边掌管占卜的官员，因商周时期巫史不分，掌管占卜的“巫”也行使史官的职责，因而名为“筮史”。可见，《穆传》中对于占卜官员也有所涉及。
第三，占卜卦名和繇辞的提及。卷五写道“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 讼，就是卦名，《周易》中有“讼，有孚，窒愓中吉。”《穆传》中又有“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此为讼卦之繇辞。《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皆有繇辞解释。此段中卜卦情况，卦名、繇辞皆有，虽然繇辞与《周易》不同，但王贻樑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周易》乃当时繇辞千万中之一也。”但无论如何，其卦名和繇辞齐备，的确是构成占卜结果的要素，反映了西周的占卜活动和文化。
（二）玉文化
《说文》中有“玉，石之美有五德，润之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畅，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可见，“玉”在古代被视为“德”之象征，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西周专门设立“玉人”用以管理玉的制作，并且对不同玉器的规格具有严格的规定，因此，玉文化在西周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第一，以玉代表等级。卷一有“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其中“束帛加璧”是五匹一束的帛再加上玉璧，是古代贵重的礼物。《礼·典礼下》记载“凡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士大夫雁。”可见，只有身份在诸侯及以上的人会面，才以玉璧为礼，其等级以下的人是没有资格的。
第二，以玉作为献赐的礼物。卷三有“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以及“天子美之，乃赐奔戎佩玉一隻……”这些都反映出周人对于玉的重视，天子会以玉作为嘉赏之物，说明玉代表很高的荣耀；而又将玉视为献给地位尊贵之人的礼物，则说明玉代表重视与尊重。 最后，天子对玉十分尊敬。卷二中写道“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部族对周天子献礼本是义务，但穆王却因其制作玉石而免收其礼，可见玉在周天子心中是至高无上的。
《穆天子传》中出现了众多以“玉”为中心的活动，这些无一不体现出玉在西周时期崇高的地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玉文化”，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又一重要资料。
（三）职官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会划分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于是设立官职来各司其职，方便统治，官职文化就自然出现了。原始社会实行“百官”制度，夏朝已经是奴隶王朝，有了简单的官员设置，到商代就有了系统的制度，西周时期继承了商代，在商代基础上进行发展，形成了几个西周独特的官职文化。
《穆天子传》中提及到了几个西周出现的官职：
第一，太祝。卷一中“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具。”郭璞注：“曾，重也。《传》曰曾臣偃。”但刘师培先生和顾实先生都认为“曾祝”即太祝，此文暂从此说。《周礼·春官》中有“大祝掌六祸之辞，以事鬼神示……”，可见，“太祝”是掌管祭祀，主颂祝词，与鬼神进行交流的职位。
第二，馆人。卷四有“官人进白鹄之血。”《仪礼注疏》记载“管人布幕于寝门外。（管犹馆也。馆人，谓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币。寝门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可见“官人”即“馆人”，是掌管馆舍的官员。
第三，男。卷五有“许男不敢辞，还取束帛加璧”，而《周礼·地官》中对“王、公、侯、伯、子、男”所执信物均有所说明且指出“男执蒲璧”。西周分封诸侯时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可见，“男”是男爵这个爵位的省称，与文中所执信物一致。
第四，虞官。卷五中有“命虞人掠林除薮。”《周礼·地官》中将“山虞”分为大山、中山、小山；“泽虞”分为大泽、大薮、中泽、中薮、小泽、小薮、迹人。可见《穆传》中的“十虞”即西周时期掌管山林、水泽的虞官，分为山虞和泽虞，其下又分小官，共十官，故称十虞。“十虞”属于西周的外廷事务官员，是西周时期才出现的官职。
第五，庖人。卷五有“命庖人熟之”。在《周礼·天官》中记载“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共丧纪之庶羞，宾客之禽献。”可见，“庖人”即掌管膳食的官员，供给贵族以及祭祀等活动的膳食。“庖丁解牛”亦沿用此意。
第六，内史。卷六有“内史执策……”，《周礼·春官》中说“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由此可见，“内史”为西周时期协助天子实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等权力的官员，是自西周开始设置的。
由上可见，《穆传》中提到了很多西周官职，便于我们理解西周的官职作用、官僚系统以及官制特色，展现出西周官制的独特性。
（四）音乐文化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音乐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时期就有音乐的踪影，商代已经有了关于乐器的记载，进入西周以后，音乐文化高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音乐形式的记载，《穆传》中亦对西周音乐文化有所提及。
第一，广乐文化的展现。《穆传》中多次提到“广乐”，可以说它是所有的音乐相关词汇中提到频次最高的一个。前五卷每卷都会提及广乐，可见广樂在西周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除《穆传》以外，西周几乎没有文献记载“广乐”，但其出现频次之高又让人不得不重视。《礼记》中指出“乐”具有教化作用，常常在重要场合出现，再加之往往是天子巡游宴饮时演奏且常常“三日而终”，我们可以推测“广乐”是穆天子举办大型聚会时所演奏的盛大欢快之乐，至少在穆王时代是等级相当高的音乐且适用于欢乐高涨的氛围。
第二，宴乐文化的展现。卷五有“许男不敢辞，升坐于出尊，乃用宴乐”。《周礼·春官》中说“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因此，“宴乐”，即燕乐，是祭祀、宴飨时所演奏的音乐，与“广乐”有相似之处，但是从《穆传》来看，宴乐在穆王与许男、祭公等诸侯大臣私饮时演奏，也就是规模不及“广乐”。《周礼注疏》也说“燕乐，房中之乐”，因此“宴乐”是在私下的宴会中所奏助兴之乐。
第三，歌唱形式。西周音乐中保留了许多歌唱形式，《诗经》中展示了对唱、帮腔、重唱这三种歌唱形式，而在《穆传》中则体现了对唱和清唱两种歌唱形式。“对唱”主要表现在与西王母会面之时，开篇便有一首二人经典的唱和“西王母为天子谣……天子答之曰……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如此一唱一和，交替往复，展现出了对唱的歌唱形式。而“清唱”形式，在《穆传》中称作“谣”，《尔雅注疏》中说“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因此“谣”就是“清唱”。西王母为周穆王歌唱时就是“谣”，周穆王在黄泽也让乐官用“谣”的形式歌唱。
以上即是《穆天子传》中所体现的音乐文化，可以看出西周的音乐文化与礼相连，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结语
《穆天子传》虽被视为小说的滥觞，但也绝不能忽略其真实性，其中蕴含诸多古代文化现象，大多与“三礼”的记载相符。可见，文中所写历史事件、西周文化均有真实可信之处，在占卜、玉器、职官以及音乐上都展现出了西周社会独特的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价值，为了解西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阴法鲁 许树安 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穆天子传》；史实；原因；西周文化
作者简介：王禹晨（1994-），女，汉族，天津市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
一、《穆天子传》具有文化价值的原因
《穆天子传》究竟是属于小说还是史书，这个问题自它出土就争议不断，而目录书中对其分类的差异也表现出历代学者对于其真实性的争论。下面就其真实性分析具有文化价值的原因。
（一）《穆天子传》的著录情况的真实性
《穆天子传》之前并无著录，出土以后，晋武帝才命荀勖、束皙等人整理，因此《穆天子传》最早在《晋书·人物列传》中提及，之后才在目录书著录，且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大多都著录进“史书”的类别中，比如《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入“起居注”，《宋史·艺文志》归入“别史”。可见此书中的内容尽管不能尽信，但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仅仅来源于“当时委巷流传”，其中“多夸言寡实”之语，学者们大概是不会将其与“史部”联系在一起的。
（二）《穆天子传》内容上的真实性
首先，《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游之事是真实的。《穆天子传》前五卷写了周穆王在西北和中原巡游，而《史记·赵世家》中有“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此事既在正史中出现则说明真实性很大。
其次，《穆天子传》中所提及的人物也是真实的。造父、毛班、井利、祭公等不仅的确存在且记录事迹也与正史中相同。《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造父掌管穆王驾车一事；杨树达、唐兰等学者也根据出土的金文认为毛班、井利极有可能是存在；《史记·周本纪》有“……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由此可证，此书中的人物及其官职的确是真实的记载，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
最后，《穆天子傳》中记述事件均详尽复杂，每一卷中都涉及了大量细致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我们研究西周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二、《穆天子传》中的文化价值体现
（一）占卜文化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原始社会时，缺乏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急需一种可以指导人类活动的手段，“天神”思想应运而生。人们将“天神”视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和客观存在，把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灾害，都当作 “天神”的指示。因此，人们逐渐认为如果利用某种手段窥测“天神”的想法，那么就有规避风险的可能。《说文解字》中说“占，视兆问也。卜，灼剥龟也。”可见，“占卜”已经成为古代民众探寻天意的手段，“占卜”文化随之而生。
占卜文化在奴隶社会初期就已经形成，商周以“巫史文化”最为兴盛，占卜成为最为常见的探测吉凶的手段。西周时期，朝廷规定占卜方法、设立专门官职并形成相关书籍，可见“占卜文化”在西周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穆天子传》中所体现出的“占卜文化”，也会成为我们研究西周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一，占卜方法的提及。卷五中说“是以选扐，乃载之神人，□之能数也。”其中“选扐”，就是古代以蓍草占卜，用计算挂在手指间的蓍草来断定吉凶。而《仪礼注疏》说“《曲礼》云‘龟曰卜，蓍曰筮’，故知筮以蓍也。”“筮者，以蓍问日吉凶於《易》也。”可见，《穆传》中真实地反映出了古代用蓍草占卜的手段。
第二，占卜职官的提及。卷五有“赐筮史狐□……”其中“筮史”应是一官职，《仪礼注疏》中记载“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筮史，筮人也。”由此可见“筮史”是穆王身边掌管占卜的官员，因商周时期巫史不分，掌管占卜的“巫”也行使史官的职责，因而名为“筮史”。可见，《穆传》中对于占卜官员也有所涉及。
第三，占卜卦名和繇辞的提及。卷五写道“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 讼，就是卦名，《周易》中有“讼，有孚，窒愓中吉。”《穆传》中又有“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此为讼卦之繇辞。《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皆有繇辞解释。此段中卜卦情况，卦名、繇辞皆有，虽然繇辞与《周易》不同，但王贻樑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周易》乃当时繇辞千万中之一也。”但无论如何，其卦名和繇辞齐备，的确是构成占卜结果的要素，反映了西周的占卜活动和文化。
（二）玉文化
《说文》中有“玉，石之美有五德，润之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畅，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可见，“玉”在古代被视为“德”之象征，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西周专门设立“玉人”用以管理玉的制作，并且对不同玉器的规格具有严格的规定，因此，玉文化在西周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第一，以玉代表等级。卷一有“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其中“束帛加璧”是五匹一束的帛再加上玉璧，是古代贵重的礼物。《礼·典礼下》记载“凡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士大夫雁。”可见，只有身份在诸侯及以上的人会面，才以玉璧为礼，其等级以下的人是没有资格的。
第二，以玉作为献赐的礼物。卷三有“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以及“天子美之，乃赐奔戎佩玉一隻……”这些都反映出周人对于玉的重视，天子会以玉作为嘉赏之物，说明玉代表很高的荣耀；而又将玉视为献给地位尊贵之人的礼物，则说明玉代表重视与尊重。 最后，天子对玉十分尊敬。卷二中写道“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部族对周天子献礼本是义务，但穆王却因其制作玉石而免收其礼，可见玉在周天子心中是至高无上的。
《穆天子传》中出现了众多以“玉”为中心的活动，这些无一不体现出玉在西周时期崇高的地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玉文化”，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又一重要资料。
（三）职官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会划分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于是设立官职来各司其职，方便统治，官职文化就自然出现了。原始社会实行“百官”制度，夏朝已经是奴隶王朝，有了简单的官员设置，到商代就有了系统的制度，西周时期继承了商代，在商代基础上进行发展，形成了几个西周独特的官职文化。
《穆天子传》中提及到了几个西周出现的官职：
第一，太祝。卷一中“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具。”郭璞注：“曾，重也。《传》曰曾臣偃。”但刘师培先生和顾实先生都认为“曾祝”即太祝，此文暂从此说。《周礼·春官》中有“大祝掌六祸之辞，以事鬼神示……”，可见，“太祝”是掌管祭祀，主颂祝词，与鬼神进行交流的职位。
第二，馆人。卷四有“官人进白鹄之血。”《仪礼注疏》记载“管人布幕于寝门外。（管犹馆也。馆人，谓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币。寝门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可见“官人”即“馆人”，是掌管馆舍的官员。
第三，男。卷五有“许男不敢辞，还取束帛加璧”，而《周礼·地官》中对“王、公、侯、伯、子、男”所执信物均有所说明且指出“男执蒲璧”。西周分封诸侯时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可见，“男”是男爵这个爵位的省称，与文中所执信物一致。
第四，虞官。卷五中有“命虞人掠林除薮。”《周礼·地官》中将“山虞”分为大山、中山、小山；“泽虞”分为大泽、大薮、中泽、中薮、小泽、小薮、迹人。可见《穆传》中的“十虞”即西周时期掌管山林、水泽的虞官，分为山虞和泽虞，其下又分小官，共十官，故称十虞。“十虞”属于西周的外廷事务官员，是西周时期才出现的官职。
第五，庖人。卷五有“命庖人熟之”。在《周礼·天官》中记载“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共丧纪之庶羞，宾客之禽献。”可见，“庖人”即掌管膳食的官员，供给贵族以及祭祀等活动的膳食。“庖丁解牛”亦沿用此意。
第六，内史。卷六有“内史执策……”，《周礼·春官》中说“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由此可见，“内史”为西周时期协助天子实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等权力的官员，是自西周开始设置的。
由上可见，《穆传》中提到了很多西周官职，便于我们理解西周的官职作用、官僚系统以及官制特色，展现出西周官制的独特性。
（四）音乐文化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音乐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时期就有音乐的踪影，商代已经有了关于乐器的记载，进入西周以后，音乐文化高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音乐形式的记载，《穆传》中亦对西周音乐文化有所提及。
第一，广乐文化的展现。《穆传》中多次提到“广乐”，可以说它是所有的音乐相关词汇中提到频次最高的一个。前五卷每卷都会提及广乐，可见广樂在西周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除《穆传》以外，西周几乎没有文献记载“广乐”，但其出现频次之高又让人不得不重视。《礼记》中指出“乐”具有教化作用，常常在重要场合出现，再加之往往是天子巡游宴饮时演奏且常常“三日而终”，我们可以推测“广乐”是穆天子举办大型聚会时所演奏的盛大欢快之乐，至少在穆王时代是等级相当高的音乐且适用于欢乐高涨的氛围。
第二，宴乐文化的展现。卷五有“许男不敢辞，升坐于出尊，乃用宴乐”。《周礼·春官》中说“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因此，“宴乐”，即燕乐，是祭祀、宴飨时所演奏的音乐，与“广乐”有相似之处，但是从《穆传》来看，宴乐在穆王与许男、祭公等诸侯大臣私饮时演奏，也就是规模不及“广乐”。《周礼注疏》也说“燕乐，房中之乐”，因此“宴乐”是在私下的宴会中所奏助兴之乐。
第三，歌唱形式。西周音乐中保留了许多歌唱形式，《诗经》中展示了对唱、帮腔、重唱这三种歌唱形式，而在《穆传》中则体现了对唱和清唱两种歌唱形式。“对唱”主要表现在与西王母会面之时，开篇便有一首二人经典的唱和“西王母为天子谣……天子答之曰……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如此一唱一和，交替往复，展现出了对唱的歌唱形式。而“清唱”形式，在《穆传》中称作“谣”，《尔雅注疏》中说“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因此“谣”就是“清唱”。西王母为周穆王歌唱时就是“谣”，周穆王在黄泽也让乐官用“谣”的形式歌唱。
以上即是《穆天子传》中所体现的音乐文化，可以看出西周的音乐文化与礼相连，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结语
《穆天子传》虽被视为小说的滥觞，但也绝不能忽略其真实性，其中蕴含诸多古代文化现象，大多与“三礼”的记载相符。可见，文中所写历史事件、西周文化均有真实可信之处，在占卜、玉器、职官以及音乐上都展现出了西周社会独特的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价值，为了解西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阴法鲁 许树安 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