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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有机结合，不仅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消费、支付等生活方式，而且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家庭资产的配置结构影响了家庭财富水平，不仅直接决定了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还牵扯到我国相关金融企业、金融机构、甚至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对居民生活、投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都有深远意义。
本文的研究与以下两个方面的文献直接相关：一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研究，二是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文献
数字普惠金融被定义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金融相结合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领域，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宋晓玲（2017）通过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也得到类似的实证结果。郝云平和雷汉（2018）通过省域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自回归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比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以及集聚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影响路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促进作用。傅秋子，黄益平（2018）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农村正规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 数字金融整体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减少了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其中拥有智能手机的群体受影响更明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其中教育水平较高、有网购习惯的群体需求被激发较多，反映出数字金融提升效率、促进消费的多维度效应。Huang et al.（2017）利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蚂蚁金服的上亿条内部数据发现，蚂蚁金服内部基于大数据风控技术为淘宝网商户提供的小微贷款对商户的销售金额、成交量和商品多样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Huang et al.（2018）则发现蚂蚁金服的网商小贷显著地提升了商户的服务水平，而且能帮助商户更有效地应对其财务和经营冲击。已有的研究还表明，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作用。
二、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文献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都已经很详细了，包括家庭的异质性、住房资产、财富水平等其他因素。Jacobsen（2014）認为除了对风险厌恶中性别差异的传统解释之外，乐观或者金融市场感知风险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男性攫取风险较高的资产。王聪，柴时军（2016）创造性的研究了家庭的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比高的家庭会抑制对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提高对房产和无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魏先华（2014）认为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 。Boram Lee 等（2015）表示个人的风险厌恶水平对未来股票市场回报的预期具有永久性和负面的影响。那些高度规避风险的人会放弃较高的股权溢价，因为他们的股票市场回报预期会受他们风险厌恶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阻止他们参与股票市场。吴雨，彭常燕（2016）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3 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 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陈永伟，史宇鹏使用CFPS（2015）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及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房产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也会提升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异质性和风险市场参与成本异质性的两期 OLG 模型，考察了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吴卫星、高申玮（2016）房产投资是否影响家庭投资于股票市场取决于家庭流动性资产的规模。持有房屋以及住房增值都会显著提高家庭对股票参与度和股票投资比。
【参考文献】
[1] 宋晓玲.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6）：14～25
[2] 张子豪，谭燕芝.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6）：1～7
[3] 贺云平，雷汉云.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了吗？—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J]，当代金融研究，2018，（3）：90～101
[4] 傅秋子，黄益平. 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8，（11）：68～82
[5] 王聪，姚磊，柴时军.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J]. 国际金融研究， 2017（2）：76-86.
[6] 魏先华，张越艳，吴卫星，等.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研究[J]. 管理评论， 2014（7）：20-28.
[7] 吴雨，彭嫦燕.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J]，当代经济科学，2016，7（4）：19～29
[8] 陈永伟，史宇鹏. 住房财富、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组合选择?—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5（4）：1～17
作者简介：阳坤林（出生年份—1995），性别：男，民族：汉族，籍贯：湖南衡阳，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湘潭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本文的研究与以下两个方面的文献直接相关：一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研究，二是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文献
数字普惠金融被定义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金融相结合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领域，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宋晓玲（2017）通过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也得到类似的实证结果。郝云平和雷汉（2018）通过省域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自回归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比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以及集聚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影响路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促进作用。傅秋子，黄益平（2018）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农村正规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 数字金融整体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减少了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其中拥有智能手机的群体受影响更明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其中教育水平较高、有网购习惯的群体需求被激发较多，反映出数字金融提升效率、促进消费的多维度效应。Huang et al.（2017）利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蚂蚁金服的上亿条内部数据发现，蚂蚁金服内部基于大数据风控技术为淘宝网商户提供的小微贷款对商户的销售金额、成交量和商品多样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Huang et al.（2018）则发现蚂蚁金服的网商小贷显著地提升了商户的服务水平，而且能帮助商户更有效地应对其财务和经营冲击。已有的研究还表明，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作用。
二、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文献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都已经很详细了，包括家庭的异质性、住房资产、财富水平等其他因素。Jacobsen（2014）認为除了对风险厌恶中性别差异的传统解释之外，乐观或者金融市场感知风险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男性攫取风险较高的资产。王聪，柴时军（2016）创造性的研究了家庭的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比高的家庭会抑制对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提高对房产和无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魏先华（2014）认为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 。Boram Lee 等（2015）表示个人的风险厌恶水平对未来股票市场回报的预期具有永久性和负面的影响。那些高度规避风险的人会放弃较高的股权溢价，因为他们的股票市场回报预期会受他们风险厌恶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阻止他们参与股票市场。吴雨，彭常燕（2016）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3 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 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陈永伟，史宇鹏使用CFPS（2015）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及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房产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也会提升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异质性和风险市场参与成本异质性的两期 OLG 模型，考察了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吴卫星、高申玮（2016）房产投资是否影响家庭投资于股票市场取决于家庭流动性资产的规模。持有房屋以及住房增值都会显著提高家庭对股票参与度和股票投资比。
【参考文献】
[1] 宋晓玲.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6）：14～25
[2] 张子豪，谭燕芝.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6）：1～7
[3] 贺云平，雷汉云.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了吗？—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J]，当代金融研究，2018，（3）：90～101
[4] 傅秋子，黄益平. 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8，（11）：68～82
[5] 王聪，姚磊，柴时军.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J]. 国际金融研究， 2017（2）：76-86.
[6] 魏先华，张越艳，吴卫星，等.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研究[J]. 管理评论， 2014（7）：20-28.
[7] 吴雨，彭嫦燕.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J]，当代经济科学，2016，7（4）：19～29
[8] 陈永伟，史宇鹏. 住房财富、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组合选择?—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5（4）：1～17
作者简介：阳坤林（出生年份—1995），性别：男，民族：汉族，籍贯：湖南衡阳，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湘潭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