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维基解密之后，美国再次摊上大事。六月初，斯诺登对“棱镜”计划的揭露不仅引发全球对网络安全的关注，还将美国卷入一场外交角力的大戏。
　　事实上，斯诺登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它的出现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即使不是斯诺登泄密，迟早也会有别的“英雄”将美国的秘密监听计划昭告于天下。
　　斯诺登事件之所以必然，其首要条件就是有料可曝。这印证了中国一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从斯诺登泄露给媒体的材料来看，美国的秘密监听项目已经被公开的主要包括三项：一是对美国国内及国际电话元数据的截取；二是监控网络信息的“棱镜”计划；第三是对国外信息中心的入侵和监控，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些信息枢纽，以及欧洲盟国在美的办公室。
　　首先，秘密监听项目是否必要？美国政府回答YES。美国人通常认为，很多国家都在暗中进行着对于国外的刺探和入侵活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间谍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美国人更关心的隐私受侵犯的问题，奥巴马辩护称，不可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隐私的情况下，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美国政府的具体做法严格遵照法律程序。他力图证明，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在“安全与自由”的两难取舍中寻找平衡。美国政府也不断强调相关情报项目阻止了五十多起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袭击企图，其中90%以上都是通过“棱镜计划”完成的。
　　如果秘密监听项目是必须的，那么美国就一定有知情人进行成功举报吗？这里有三种可能。第一，所有知情人士都忠于保密原则，或者惧于惩罚而默不作声。第二种可能，有知情人士想爆料，但是在泄密前就已被控制或者干掉。斯诺登与《华盛顿邮报》的线人联系时就警告，美国情报部门可能将其干掉。第三种可能就是知情人成功地将秘密项目公之于众。
　　斯诺登事件属于最后一种。在美国的环境下，自我标榜的价值观及现实的矛盾往往为举报者提供了举报动机。事实上，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一套基于对个人自由和隐私尊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当国家安全局越界侵入个人隐私领域时，引发不满是必然发生的。
　　“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当务之急，监控通讯网络为民众所接受。但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人对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不满开始大于对反恐的需要。斯诺登称，早在2008年，就想揭露美国对公民的秘密监听项目，但是当时他寄希望于奥巴马新政而暂时告一段落。但当他发现奥巴马政府仍是“萧规曹随”后，斯诺登开始变得绝望。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对于不义的揭露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召唤，当然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根植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泄密事件初期，斯诺登的举动赢得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
　　一直以来，美国似乎充满着“世界灯塔”的使命感，在有意无意间借全球化浪潮，向全世界传播着自身价值观，但其一贯奉行的双重标准招致了不同信仰极端主义者的不满，这才是美国面临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而基于反恐目标的监听，并未根治其病原，反而加剧了其内在价值观中的冲突。在这种张力的煎熬下，“举报英雄”出现不足为奇。
　　应该指出，斯诺登首先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才是一个举报者，其所作所为不是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高度对美国以外受到监控人们的同情，而是对于美国“个人自由的保护和立国价值观的坚守”。因此，当美国媒体将他与中国、俄罗斯联系起来时，民调开始迅速朝着不利于他的一面发展。“棱镜门”所折射的，正是美国政治文化基因中的矛盾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