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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7月在华盛顿召开，这是中美两国新领导层执政以来的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于7月在华盛顿召开。这场对话，既有习奥加州会晤的正面铺垫，又有“棱镜门”事件带来的一丝变数。在此背景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G20国别研究团队对中美利益交汇点进行了梳理，认为贸易体系、能源与气候合作、宏观经济、双边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讨论将可能成为中美会谈的主要话题。
TPP应对之道
随着新型贸易体系的形成，新型贸易规则也在酝酿与建立。如今亚太地区已然成为规则形成的前沿阵地。考虑到TPP和RCEP在未来将并立于亚太，如何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需要中美两国的共同智慧与合作。
有两个框架可行：第一个是RCEP作为一个包容性框架（图1），应当能兼容地区间各类贸易协定，其中包含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TPP作为一个进阶型框架，仅包含愿意在现阶段就达成高规格贸易协议的国家。相比TPP的高门槛，RCEP更加亲民。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发展有差异，可将RCEP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的框架，TPP则是更高阶段，亚太地区国家可择时机量力加入。
另一个框架是RCEP和TPP并行不悖（图2）。亚太地区最终实现的应是所有国家一体化，形成包含所有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例如FTAAP），这符合中国利益。目前，TPP和RCEP成员国已出现交集。考虑到TPP和RCEP存在极大差异应尽量避免因为协议内的优惠措施给协议外国家带来损失。
能源气候合作：中美粘合剂
目前，规范性的中美能源合作框架已经搭建，两国间能效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科研合作也初步展开：从原先美国能源公司对华能源资源的勘探、开采投资和销售，升级到传统能源新技术应用及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技术的联合研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双方成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在“习奥会”上，中美双方同意在蒙特利尔公约框架下逐步淘汰氢氟碳化物的使用，这些都是中美双方传递出的积极信号。未来，中美将有更多的能源与气候合作的利益交汇点。
首先，中美在非洲拥有共同利益。中美都是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都需要协调在能源储备、资金、技术和运营方面的关系以确保稳定持续的能源供应。中美双方可率先选择在非敏感领域，比如增长、教育、和平、公共健康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再逐步涉及到敏感领域。
中美双方还需加快能效技术合作步伐。中国可利用中美能效论坛，推动企业和机构间的技术转让和共享。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再者，加强页岩气开发和开采合作是双方要务。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积极态度和强大实力，推动两国页岩气开发方面务实合作。
宏观合作待夯实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宏观经济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货币与汇率政策等领域的政策承诺，以及一些机制性的安排上。
合作成果事实上覆盖了中美宏观经济中的重要议题，并随着经济局势的变化有相应发展。譬如2009年和2010年，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议题没有进入对话成果清单。但接下来两年，随着国际社会增强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关注，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次显现，中美两国开始在货币和汇率政策对话上形成一些成果。
但是，这些对话中的大多数政策性成果缺乏时间表，也很少有量化目标。因此，中美宏观经济领域的对话成效从长期看仍有提升空间。
BIT谈判
从历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来看，两国有关投资合作的成果并不多。虽然双方每轮都宣称要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投资体系，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但都涉及到投资体制的改革和突破，并缺少相关的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实质层面上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倒是优选之一。
从2008年9月到2013年6月这五年间，中美BIT已举行了九轮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最大的分歧要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
中国一向对外资实行的是准入后国民待遇和混合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只适用于外资在已经获准进入后的营运阶段。其实，在准入阶段，给予美国投资者国民待遇是对中国现有外资管理体制的重大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丧失对外资的监管。在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时，也允许东道国对这种待遇提出保留。在与美国的BIT谈判中，中方的一个策略是同意实行负面清单，利用负面清单来反映中国的要求和利益。
中美BIT谈判需要双方作出重大让步，尤其在推进谈判中需中国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包括市场开放、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改革等等。
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之后，金融合作在中美两国战略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在各项合作中，显然务虚大于务实。
如何推行实质性的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可成为一个新选择。美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对人民币国际化采取了中立态度。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共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承诺支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近年来随着全球多个城市积极建设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将为全球金融市场创造新的巨大商机。世界第一大商品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交易所集团在2011年12月宣布，接受离岸人民币作为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和进行结算。
中美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的合作有坚实基础，且互惠互利。其中，具体模式包括了建立中美货币清算体系，在美国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开发新的人民币衍生产品，允许美国私募基金在中国融资人民币，并将人民币转移到全球进行投资等等。这些不仅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出重大贡献，还将成为中美两国增强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里程碑。
“棱镜门”与网络安全
年初，美国曼迪昂特公司发布有关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报告，引发新一轮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的热议。而6月爆出的“棱镜门”计划使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发生逆转。
其实，在历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已阐明在网络安全方面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国家利益至上。
美方认为，知识产权及其基础上的高科技创新，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任何威胁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行为，尤其在网络空间，就是威胁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威胁。
中国则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应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创新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至关重要。不应该让知识产权保障、商业机密合理运用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信息技术、产品、网络应用的发展不应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此基础上，中美间网络安全的合作可设定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安全对话体系，就中美双方对网络安全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概念的不同认知展开对话。
中国需尽快在国家层面形成整体的网络安全战略。要求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本土设立统一的数据中心，同时可参照美国国内相关法律标准，对此类用户以及在中国领土境内产生、存储、交流、交换、消费的信息，有最终监管权限。
（本文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杨盼盼、田慧芳、李远芳、王碧珺、刘东明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沈逸联合撰写）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于7月在华盛顿召开。这场对话，既有习奥加州会晤的正面铺垫，又有“棱镜门”事件带来的一丝变数。在此背景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G20国别研究团队对中美利益交汇点进行了梳理，认为贸易体系、能源与气候合作、宏观经济、双边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讨论将可能成为中美会谈的主要话题。
TPP应对之道
随着新型贸易体系的形成，新型贸易规则也在酝酿与建立。如今亚太地区已然成为规则形成的前沿阵地。考虑到TPP和RCEP在未来将并立于亚太，如何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需要中美两国的共同智慧与合作。
有两个框架可行：第一个是RCEP作为一个包容性框架（图1），应当能兼容地区间各类贸易协定，其中包含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TPP作为一个进阶型框架，仅包含愿意在现阶段就达成高规格贸易协议的国家。相比TPP的高门槛，RCEP更加亲民。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发展有差异，可将RCEP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的框架，TPP则是更高阶段，亚太地区国家可择时机量力加入。
另一个框架是RCEP和TPP并行不悖（图2）。亚太地区最终实现的应是所有国家一体化，形成包含所有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例如FTAAP），这符合中国利益。目前，TPP和RCEP成员国已出现交集。考虑到TPP和RCEP存在极大差异应尽量避免因为协议内的优惠措施给协议外国家带来损失。
能源气候合作：中美粘合剂
目前，规范性的中美能源合作框架已经搭建，两国间能效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科研合作也初步展开：从原先美国能源公司对华能源资源的勘探、开采投资和销售，升级到传统能源新技术应用及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技术的联合研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双方成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在“习奥会”上，中美双方同意在蒙特利尔公约框架下逐步淘汰氢氟碳化物的使用，这些都是中美双方传递出的积极信号。未来，中美将有更多的能源与气候合作的利益交汇点。
首先，中美在非洲拥有共同利益。中美都是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都需要协调在能源储备、资金、技术和运营方面的关系以确保稳定持续的能源供应。中美双方可率先选择在非敏感领域，比如增长、教育、和平、公共健康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再逐步涉及到敏感领域。
中美双方还需加快能效技术合作步伐。中国可利用中美能效论坛，推动企业和机构间的技术转让和共享。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再者，加强页岩气开发和开采合作是双方要务。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积极态度和强大实力，推动两国页岩气开发方面务实合作。
宏观合作待夯实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宏观经济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货币与汇率政策等领域的政策承诺，以及一些机制性的安排上。
合作成果事实上覆盖了中美宏观经济中的重要议题，并随着经济局势的变化有相应发展。譬如2009年和2010年，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议题没有进入对话成果清单。但接下来两年，随着国际社会增强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关注，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次显现，中美两国开始在货币和汇率政策对话上形成一些成果。
但是，这些对话中的大多数政策性成果缺乏时间表，也很少有量化目标。因此，中美宏观经济领域的对话成效从长期看仍有提升空间。
BIT谈判
从历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来看，两国有关投资合作的成果并不多。虽然双方每轮都宣称要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投资体系，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但都涉及到投资体制的改革和突破，并缺少相关的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实质层面上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倒是优选之一。
从2008年9月到2013年6月这五年间，中美BIT已举行了九轮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最大的分歧要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
中国一向对外资实行的是准入后国民待遇和混合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只适用于外资在已经获准进入后的营运阶段。其实，在准入阶段，给予美国投资者国民待遇是对中国现有外资管理体制的重大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丧失对外资的监管。在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时，也允许东道国对这种待遇提出保留。在与美国的BIT谈判中，中方的一个策略是同意实行负面清单，利用负面清单来反映中国的要求和利益。
中美BIT谈判需要双方作出重大让步，尤其在推进谈判中需中国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包括市场开放、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改革等等。
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之后，金融合作在中美两国战略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在各项合作中，显然务虚大于务实。
如何推行实质性的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可成为一个新选择。美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对人民币国际化采取了中立态度。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共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承诺支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近年来随着全球多个城市积极建设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将为全球金融市场创造新的巨大商机。世界第一大商品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交易所集团在2011年12月宣布，接受离岸人民币作为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和进行结算。
中美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的合作有坚实基础，且互惠互利。其中，具体模式包括了建立中美货币清算体系，在美国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开发新的人民币衍生产品，允许美国私募基金在中国融资人民币，并将人民币转移到全球进行投资等等。这些不仅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出重大贡献，还将成为中美两国增强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里程碑。
“棱镜门”与网络安全
年初，美国曼迪昂特公司发布有关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报告，引发新一轮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的热议。而6月爆出的“棱镜门”计划使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发生逆转。
其实，在历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已阐明在网络安全方面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国家利益至上。
美方认为，知识产权及其基础上的高科技创新，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任何威胁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行为，尤其在网络空间，就是威胁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威胁。
中国则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应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创新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至关重要。不应该让知识产权保障、商业机密合理运用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信息技术、产品、网络应用的发展不应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此基础上，中美间网络安全的合作可设定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安全对话体系，就中美双方对网络安全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概念的不同认知展开对话。
中国需尽快在国家层面形成整体的网络安全战略。要求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本土设立统一的数据中心，同时可参照美国国内相关法律标准，对此类用户以及在中国领土境内产生、存储、交流、交换、消费的信息，有最终监管权限。
（本文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杨盼盼、田慧芳、李远芳、王碧珺、刘东明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沈逸联合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