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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宏观经济呈下行趋势，面对越来越艰巨的稳增长、调结构任务，关于投资驱动的争论和担忧也再度兴起。
经济增速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率下降过快。中国的投资增速从2012年开始趋于下降，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速，而且开始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及其消费，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收缩性循环，是经济陷入慢性衰退的一种前兆。
正如林毅夫所言，中国经济目前还得靠投资拉动。我们应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来看稳投资，不要低估投资的积极意义和投资不足可能带来的危害。
当然，中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还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消费不足、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进而认为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恐投症”，显然是因噎废食。
投资难，恐投亦难
目前反对投资的声音之一，是认为投资率已经过高。
在经济学界，判断投资率高低的一条根本标准，是投资率是否过分超出或低于储蓄率。
从1982年到2012年，中国的储蓄率已从33.8%提高到2008年最高时的53.0%，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投资率仅从31.9%上升到2011年最高时的48.3%，提高16.4个百分点。在这种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依据储蓄率的高低来安排投资率，通过提高投资率平衡国内经济。
只要坚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是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储蓄主要是源于居民消费后的合理剩余，就得不出投资率过高的结论。
如果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性，就会发现，中国相当大的投资是用于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城市交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及房地产建设，这些都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的上升中，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主要原因，影响程度近10个百分点。显然这种高投资既是宏观经济平衡的必要，也是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最终提高消费的客观需要。
反对投资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已经过度了，造成了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
中国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式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发文进行鼓励，号召从中央到地方、从财政到银行都支持这个行业集中投入，造成产业没有最终需求做基础的畸形扩张，如2009年作为新兴产业刺激起来的光伏产业、风电产业等。
但是，对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刚到6000美元、名义城市化率刚过50%、实质城市化率远低于这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仍是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
例如，中国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人均发电量3483千瓦，分别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即使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建筑业，资产总值居全球第二达35.45万亿美元，但人均才2.6万美元，大大低于美国的12.6万美元。中国的教育、环保、医疗、科技、民生领域也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汇丰银行在一篇题为《何来过度投资》的研究报告中以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称，中国的资本存量（按当前价格计算）于2010年底估算达到13.8万亿美元，仅为美国资本存量的30%，而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在2010年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并未过度投资，反而需要更多的投资。
其实，一个产业和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是否过剩，最清楚的不是调控当局和政府官员，而是市场和企业。所谓这个行业产能过剩不能再投了，那个行业产能不足还要加快建设之类的问题，实际上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
有的人说，中国的投资边际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率很低，因此，不应再扩大投资。
事实上，中国的投资虽然存在低效浪费现象，有时甚至还相当严重，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低于其他国家。
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每个百分点的投资带来的GDP增速在2011年前要明显高于美国，近几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也基本高于美国，仅2012年略低一点。（见下页图表）
用投资资本的回报率来看投资效率，1996-2008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平均为16.1%，2009年后，实际资本回报率有所下滑，但2012年仍超过12%。
英国学者John Ross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投资是低效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同等增长量下，中国经济中的投资量远少于美国、欧洲和日本。2007-2011年，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投资占到GDP的4.1%。同样情况下，美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则要占到GDP的120.9%，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在危机前的2007年，美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的投资量占GDP的8.8%，中国这一数据为3.4%，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中国的投资效率是美国的两倍多。
其实，从经济现实中，也得不出中国投资效率低的结论。因为既然大家都想投资，那就意味着投资有利可图。外资流入中国，说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地方政府热衷投资，也是因为投资有足够的盈利空间。
至于政府投资中的形象工程等无效投资，那也不能用停止投资的办法去解决，而只能通过加强对政府投资管理的办法去防止。
有人批评中国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领域存在腐败，因而反对投资。
腐败行为确实会极大地降低投资的效率，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增长。但因为投资存在腐败行为就减少或停止投资，其逻辑就如同因噎废食一样没有道理。
针对投资中的腐败，要做的不是减少和控制投资，而是应改革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对腐败行为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的防控。当前尤其要做的是提高公共和政府投资的公开性、透明度，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扩大投资不等于打开货币龙头
一国的经济平衡，关键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一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是储蓄有效地向投资转化。
近些年来，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各种基金、保险形态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非常庞大，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也是通过贸易顺差而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这些资金都可通过各种有效手段用于长期基本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环境改善工程等项目建设。
如何实现这些储蓄向投资的高效转化，存在一个由谁来投、投向何方的问题。未来一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投入，最大限度动员和利用民间投资；二是优化投资结构，更多地把投资引入教育、科技、医疗、环保、新兴产业等领域；三是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进程，使投资真正从为“物”服务转化为为“人”服务；四是加强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管理，防止腐败和低效投资。从中国国情来看，政府和国企投资可能还要在相当时期维持相当比重。
中国投资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审批项目太多太细、程序复杂、权力集中、权责不对等。新一届政府推出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投资体制改革切中时弊。简政放权要求权责对等，这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在投资问题上，谁出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担责。
扩大投资稳定投资要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核心是要搞活金融，运用金融手段，促进储蓄尤其是民间储蓄向投资充分而高效的转化。
但是，如何发挥金融在扩大投资中的作用，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一提扩大投资，就是要打开货币笼头，放松货币政策，用货币去刺激经济。这是不对的。相反，搞活金融，要求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货币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稳定和扩大投资，反而会阻滞投资。因此，扩大投资、稳定投资与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是不矛盾的。
但是，也不能把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货币信贷的调控等同起来，尤其是与信贷规模的控制等同起来，因为这样会造成我们简单地通过控制信贷、左右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及投向，去实现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这会造成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储蓄与投资问题，最终又归结为货币笼头是否打开的问题，中央银行容易承担上本身不该承担的责任和误会。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尽快从传统的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转化，通过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价格调控的传导机制，使信贷和金融搞活与货币政策稳健尽快协调起来，真正做到“货币管住、金融搞活”。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本文为其个人观点）
经济增速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率下降过快。中国的投资增速从2012年开始趋于下降，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速，而且开始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及其消费，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收缩性循环，是经济陷入慢性衰退的一种前兆。
正如林毅夫所言，中国经济目前还得靠投资拉动。我们应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来看稳投资，不要低估投资的积极意义和投资不足可能带来的危害。
当然，中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还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消费不足、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进而认为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恐投症”，显然是因噎废食。
投资难，恐投亦难
目前反对投资的声音之一，是认为投资率已经过高。
在经济学界，判断投资率高低的一条根本标准，是投资率是否过分超出或低于储蓄率。
从1982年到2012年，中国的储蓄率已从33.8%提高到2008年最高时的53.0%，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投资率仅从31.9%上升到2011年最高时的48.3%，提高16.4个百分点。在这种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依据储蓄率的高低来安排投资率，通过提高投资率平衡国内经济。
只要坚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是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储蓄主要是源于居民消费后的合理剩余，就得不出投资率过高的结论。
如果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性，就会发现，中国相当大的投资是用于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城市交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及房地产建设，这些都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的上升中，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主要原因，影响程度近10个百分点。显然这种高投资既是宏观经济平衡的必要，也是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最终提高消费的客观需要。
反对投资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已经过度了，造成了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
中国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式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发文进行鼓励，号召从中央到地方、从财政到银行都支持这个行业集中投入，造成产业没有最终需求做基础的畸形扩张，如2009年作为新兴产业刺激起来的光伏产业、风电产业等。
但是，对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刚到6000美元、名义城市化率刚过50%、实质城市化率远低于这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仍是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
例如，中国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人均发电量3483千瓦，分别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即使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建筑业，资产总值居全球第二达35.45万亿美元，但人均才2.6万美元，大大低于美国的12.6万美元。中国的教育、环保、医疗、科技、民生领域也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汇丰银行在一篇题为《何来过度投资》的研究报告中以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称，中国的资本存量（按当前价格计算）于2010年底估算达到13.8万亿美元，仅为美国资本存量的30%，而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在2010年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并未过度投资，反而需要更多的投资。
其实，一个产业和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是否过剩，最清楚的不是调控当局和政府官员，而是市场和企业。所谓这个行业产能过剩不能再投了，那个行业产能不足还要加快建设之类的问题，实际上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
有的人说，中国的投资边际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率很低，因此，不应再扩大投资。
事实上，中国的投资虽然存在低效浪费现象，有时甚至还相当严重，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低于其他国家。
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每个百分点的投资带来的GDP增速在2011年前要明显高于美国，近几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也基本高于美国，仅2012年略低一点。（见下页图表）
用投资资本的回报率来看投资效率，1996-2008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平均为16.1%，2009年后，实际资本回报率有所下滑，但2012年仍超过12%。
英国学者John Ross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投资是低效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同等增长量下，中国经济中的投资量远少于美国、欧洲和日本。2007-2011年，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投资占到GDP的4.1%。同样情况下，美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则要占到GDP的120.9%，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在危机前的2007年，美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的投资量占GDP的8.8%，中国这一数据为3.4%，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中国的投资效率是美国的两倍多。
其实，从经济现实中，也得不出中国投资效率低的结论。因为既然大家都想投资，那就意味着投资有利可图。外资流入中国，说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地方政府热衷投资，也是因为投资有足够的盈利空间。
至于政府投资中的形象工程等无效投资，那也不能用停止投资的办法去解决，而只能通过加强对政府投资管理的办法去防止。
有人批评中国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领域存在腐败，因而反对投资。
腐败行为确实会极大地降低投资的效率，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增长。但因为投资存在腐败行为就减少或停止投资，其逻辑就如同因噎废食一样没有道理。
针对投资中的腐败，要做的不是减少和控制投资，而是应改革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对腐败行为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的防控。当前尤其要做的是提高公共和政府投资的公开性、透明度，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扩大投资不等于打开货币龙头
一国的经济平衡，关键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一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是储蓄有效地向投资转化。
近些年来，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各种基金、保险形态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非常庞大，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也是通过贸易顺差而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这些资金都可通过各种有效手段用于长期基本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环境改善工程等项目建设。
如何实现这些储蓄向投资的高效转化，存在一个由谁来投、投向何方的问题。未来一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投入，最大限度动员和利用民间投资；二是优化投资结构，更多地把投资引入教育、科技、医疗、环保、新兴产业等领域；三是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进程，使投资真正从为“物”服务转化为为“人”服务；四是加强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管理，防止腐败和低效投资。从中国国情来看，政府和国企投资可能还要在相当时期维持相当比重。
中国投资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审批项目太多太细、程序复杂、权力集中、权责不对等。新一届政府推出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投资体制改革切中时弊。简政放权要求权责对等，这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在投资问题上，谁出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担责。
扩大投资稳定投资要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核心是要搞活金融，运用金融手段，促进储蓄尤其是民间储蓄向投资充分而高效的转化。
但是，如何发挥金融在扩大投资中的作用，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一提扩大投资，就是要打开货币笼头，放松货币政策，用货币去刺激经济。这是不对的。相反，搞活金融，要求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货币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稳定和扩大投资，反而会阻滞投资。因此，扩大投资、稳定投资与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是不矛盾的。
但是，也不能把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货币信贷的调控等同起来，尤其是与信贷规模的控制等同起来，因为这样会造成我们简单地通过控制信贷、左右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及投向，去实现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这会造成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储蓄与投资问题，最终又归结为货币笼头是否打开的问题，中央银行容易承担上本身不该承担的责任和误会。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尽快从传统的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转化，通过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价格调控的传导机制，使信贷和金融搞活与货币政策稳健尽快协调起来，真正做到“货币管住、金融搞活”。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本文为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