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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是一名敬业者”。这个评价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奢求还是平静的期待,怕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6年前,2003年9月的一天,在集团总部和京内外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中组部副部长王东明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康日新同志任中核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这一天,是康日新50岁的生日。
转眼6年,康日新今年过生日的心情估计和6年前大相径庭。
56岁的康日新曾经希望自己退休时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是一名敬业者。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很真诚,与他相熟的人无一怀疑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而在距离康日新退休只差4年的时候,2009年8月5日新华社发布简讯:康日新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后,有关部门向中核集团的局级以上干部通报了这一情况。随后传出的消息是,因涉核工业项目的招投标灰色交易、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巨亏等严重违纪行为,康日新日前被中纪委调查。
当天,这个消息就成了国资系统热烈讨论的话题,一个一直跑国资的记者在msn上跟笔者说:“18亿,不要告诉我他是为中核集团才做这些事情的。”而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康日新”,链接搜索最多的则是“康日新情妇”,人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勾勒出一个十恶不赦的贪官形象,既贪且腐。
中纪委用了“违纪”二字,很多业内人士则表示,不相信康日新就真的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是处。
学反应堆出身的康日新一直以严谨著称,他那句期待退休后评价的话现在咂摸起来,颇有深意。
30年的核经历
康日新在山西大同农村出生长大。上大学以前,他在村里小有名气,因为会修电机,修水泵,还会用车床铣床,村里的人电机有了毛病都来找他。康日新曾当过食堂管理员、教师、快递员、车间主任。1975年,康在山西大同县水利局杨庄电灌站工作时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反应堆工程专业学习,从此开始了与核电打交道的岁月。
从1978年毕业工作算起,康日新的“核”经历已经31年了。
31年来,康日新在“核”这个领域经历了三步跨越。
第一步,1978~1996年,康日新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工作了18年,搞了18年的科研,历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
第二步,1996~2003年,康日新到秦山第三核电站,任总经理和董事长,并兼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以及核工业党校校长。期间建成了两个核电机组,比国家批准的预算省了25个亿,提前了112天建成,又创造了15亿的价值。胡锦涛总书记批示:成绩可喜,精神可贵,再接再励。
第三步,2003~2009年,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当康日新严重违纪的消息披露出来后,业内人士均表示震惊。“刚听到这个消息,一是震惊,二是痛心。虽对内幕不甚了解,但康的为人和气度,一直令我崇拜。事出必然有因,但他为中核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中核集团的员工告诉记者。
“他平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很朴实的那种。”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一些老专家的印象中,康日新“不会搞歪门邪道”,而且在坚持发展国产核电技术上有浓重的民族情结。
而坊间也有传闻,康日新在决策中比较注重企业自身利益,在对待其旗下中国核动力院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愿其他核电企业分享研发成果的态度,导致企业间出现隔阂。
“他平时真的很低调,刚上任那会儿是低头做实事的。”2008年之后,因为核电行业大发展以及中核在业绩上极为出色的表现,康日新开始频频出现在媒体和一些会议场合,对于媒体的访问和围堵渐渐驾轻就熟。
可惜功过不能相抵
康日新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7月2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核集团与郴州市政府合作开发核电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致辞。
而此前的7月6日,康日新还出席了“全球智库峰会”,他当时提到中国核电发展由于利益引起的复杂问题时,表示出了担忧。
“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康日新对于核电的发展确实做出了贡献。”中核集团内部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康日新一直是主张发展核电的,在他任中核集团副总经理的时候,就和时任总经理的李定凡频繁往返于各部委之间游说发展核电。在这个方面,他“很是坚持”,从保核大国地位角度、经济效益角度、稳定性等等向各部委说明发展核电的必要,非常务实、周到。
而对于中核集团的发展,康日新也“功不可没”。
2003年,康出任中核总经理的时候,中核集团已经连续亏损13年。
康日新上任后,提出要把经济利益放在发展的第一位,并着力推进管理模式改革,核心内容是“垂直管理、分级授权、横向协作、互相监督、规范化、程序化、信息化运作”。2004年,中核集团即实现扭亏为盈。
随后几年,中核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从2003年的132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366亿元,年均增长23%;利润总额从2004年的2.4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亿元,年均增长82%;连续5次获得国务院国资委考核A级,全集团人均年收入5年翻了一番。
康日新自己也说,他当总经理的时候中核集团没有亏过钱。任何一个投资都没有亏损,因为做每一个投资都会做认真的思考、科学的论证。
而据消息人士称,康日新的“严重违纪”,目前主要是涉嫌参与核工业项目招投标中的灰色交易,以及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出现大幅亏损。
中核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中核集团现在的发展是非常需要资金的。”在核电迅猛发展的当下,中核集团预计需要12个铀浓缩车间,一个车间大约需要投入40个亿,而“国家只给很少一点儿资本金,主要资金靠我们自己解决。”对于资金,康日新依赖三条路:自己多赚钱、发行企业债券、发行中期票据。对于“自己多赚钱”这一点,中核集团以前也表示过涉足投资业务,2008年底中核集团曾对其所持股票做了一个统计,当时共有几十亿元。
一位中核集团的老专家称,康日新的决策能力稍有欠缺,但他当时做出的决策,肯定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不一定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
“对于他曾经做出的决策,不要苛求,也还没到评价的时候。”上述老专家说,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无法再走回头路。
制度之缺还是自律之缺
国务院国资委在总结陈同海案的教训时曾指出,一些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央企中很多人在提及康日新和中核集团的时候,非常肯定地表示,很明显,中核集团的军工背景以及党政合一的现状,注定了其在决策上是康日新的一言堂。
据央企纪检系统人士透露,康日新之后,还有一位央企的主要负责人进入了中纪委的视线中。
“现在部分央企党政合一的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中组部和国资委一直在评估中央企业的党政分设。但是现在的体制下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比较困难。”一位国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内部人士在提及央企负责人权力制衡问题时说:“我们企业是央企董事会试点,外部董事、监事会都有监督,而且我们是上市公司,接受社会监督,所以相对来说类似一人决策、资金滥用的空间要小很多。”
但也有人认为央企董事会制度还应该更加健全:“现在在很多央企中,一把手掌握着生杀予夺。即便是有董事会的,内部董事的提名也是一把手管,外部董事的钱也是在企业里领,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董事会的监管能力,如果一把手想要逃避监管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制度下,央企一把手就全靠自律。而在那么多的诱惑面前,自律是很难的。”
的确,核电设备制造企业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在一些核电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上,尽管制度设计得极为严密,但在操作过程中,“人”的因素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诱惑摆在面前,一次、两次、很多次,你是否会动心?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说过,要把中央企业“培养成乔丹那样的巨星”,“巨星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就像乔丹那样,最后一个球,队友们总是交给他”。
事实上,我们的一些中央企业确实已经是超级巨星了。但康日新事件却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这些闪耀光芒的明星们在某些层面,比如高层决策,仍然躲在公众和监管部门的视野之外,而且颇有些晦暗不明的色彩。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依靠道德自律。如果想让巨星不再沾染类似的尘埃,健全监管体制迫在眉睫。
记者曾和康日新在不同场合有过几面之缘,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常常在想,康日新这时候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是一名敬业者”。这个评价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奢求还是平静的期待,怕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6年前,2003年9月的一天,在集团总部和京内外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中组部副部长王东明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康日新同志任中核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这一天,是康日新50岁的生日。
转眼6年,康日新今年过生日的心情估计和6年前大相径庭。
56岁的康日新曾经希望自己退休时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是一名敬业者。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很真诚,与他相熟的人无一怀疑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而在距离康日新退休只差4年的时候,2009年8月5日新华社发布简讯:康日新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后,有关部门向中核集团的局级以上干部通报了这一情况。随后传出的消息是,因涉核工业项目的招投标灰色交易、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巨亏等严重违纪行为,康日新日前被中纪委调查。
当天,这个消息就成了国资系统热烈讨论的话题,一个一直跑国资的记者在msn上跟笔者说:“18亿,不要告诉我他是为中核集团才做这些事情的。”而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康日新”,链接搜索最多的则是“康日新情妇”,人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勾勒出一个十恶不赦的贪官形象,既贪且腐。
中纪委用了“违纪”二字,很多业内人士则表示,不相信康日新就真的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是处。
学反应堆出身的康日新一直以严谨著称,他那句期待退休后评价的话现在咂摸起来,颇有深意。
30年的核经历
康日新在山西大同农村出生长大。上大学以前,他在村里小有名气,因为会修电机,修水泵,还会用车床铣床,村里的人电机有了毛病都来找他。康日新曾当过食堂管理员、教师、快递员、车间主任。1975年,康在山西大同县水利局杨庄电灌站工作时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反应堆工程专业学习,从此开始了与核电打交道的岁月。
从1978年毕业工作算起,康日新的“核”经历已经31年了。
31年来,康日新在“核”这个领域经历了三步跨越。
第一步,1978~1996年,康日新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工作了18年,搞了18年的科研,历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
第二步,1996~2003年,康日新到秦山第三核电站,任总经理和董事长,并兼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以及核工业党校校长。期间建成了两个核电机组,比国家批准的预算省了25个亿,提前了112天建成,又创造了15亿的价值。胡锦涛总书记批示:成绩可喜,精神可贵,再接再励。
第三步,2003~2009年,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当康日新严重违纪的消息披露出来后,业内人士均表示震惊。“刚听到这个消息,一是震惊,二是痛心。虽对内幕不甚了解,但康的为人和气度,一直令我崇拜。事出必然有因,但他为中核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中核集团的员工告诉记者。
“他平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很朴实的那种。”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一些老专家的印象中,康日新“不会搞歪门邪道”,而且在坚持发展国产核电技术上有浓重的民族情结。
而坊间也有传闻,康日新在决策中比较注重企业自身利益,在对待其旗下中国核动力院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愿其他核电企业分享研发成果的态度,导致企业间出现隔阂。
“他平时真的很低调,刚上任那会儿是低头做实事的。”2008年之后,因为核电行业大发展以及中核在业绩上极为出色的表现,康日新开始频频出现在媒体和一些会议场合,对于媒体的访问和围堵渐渐驾轻就熟。
可惜功过不能相抵
康日新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7月2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核集团与郴州市政府合作开发核电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致辞。
而此前的7月6日,康日新还出席了“全球智库峰会”,他当时提到中国核电发展由于利益引起的复杂问题时,表示出了担忧。
“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康日新对于核电的发展确实做出了贡献。”中核集团内部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康日新一直是主张发展核电的,在他任中核集团副总经理的时候,就和时任总经理的李定凡频繁往返于各部委之间游说发展核电。在这个方面,他“很是坚持”,从保核大国地位角度、经济效益角度、稳定性等等向各部委说明发展核电的必要,非常务实、周到。
而对于中核集团的发展,康日新也“功不可没”。
2003年,康出任中核总经理的时候,中核集团已经连续亏损13年。
康日新上任后,提出要把经济利益放在发展的第一位,并着力推进管理模式改革,核心内容是“垂直管理、分级授权、横向协作、互相监督、规范化、程序化、信息化运作”。2004年,中核集团即实现扭亏为盈。
随后几年,中核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从2003年的132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366亿元,年均增长23%;利润总额从2004年的2.4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亿元,年均增长82%;连续5次获得国务院国资委考核A级,全集团人均年收入5年翻了一番。
康日新自己也说,他当总经理的时候中核集团没有亏过钱。任何一个投资都没有亏损,因为做每一个投资都会做认真的思考、科学的论证。
而据消息人士称,康日新的“严重违纪”,目前主要是涉嫌参与核工业项目招投标中的灰色交易,以及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出现大幅亏损。
中核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中核集团现在的发展是非常需要资金的。”在核电迅猛发展的当下,中核集团预计需要12个铀浓缩车间,一个车间大约需要投入40个亿,而“国家只给很少一点儿资本金,主要资金靠我们自己解决。”对于资金,康日新依赖三条路:自己多赚钱、发行企业债券、发行中期票据。对于“自己多赚钱”这一点,中核集团以前也表示过涉足投资业务,2008年底中核集团曾对其所持股票做了一个统计,当时共有几十亿元。
一位中核集团的老专家称,康日新的决策能力稍有欠缺,但他当时做出的决策,肯定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不一定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
“对于他曾经做出的决策,不要苛求,也还没到评价的时候。”上述老专家说,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无法再走回头路。
制度之缺还是自律之缺
国务院国资委在总结陈同海案的教训时曾指出,一些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央企中很多人在提及康日新和中核集团的时候,非常肯定地表示,很明显,中核集团的军工背景以及党政合一的现状,注定了其在决策上是康日新的一言堂。
据央企纪检系统人士透露,康日新之后,还有一位央企的主要负责人进入了中纪委的视线中。
“现在部分央企党政合一的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中组部和国资委一直在评估中央企业的党政分设。但是现在的体制下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比较困难。”一位国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内部人士在提及央企负责人权力制衡问题时说:“我们企业是央企董事会试点,外部董事、监事会都有监督,而且我们是上市公司,接受社会监督,所以相对来说类似一人决策、资金滥用的空间要小很多。”
但也有人认为央企董事会制度还应该更加健全:“现在在很多央企中,一把手掌握着生杀予夺。即便是有董事会的,内部董事的提名也是一把手管,外部董事的钱也是在企业里领,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董事会的监管能力,如果一把手想要逃避监管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制度下,央企一把手就全靠自律。而在那么多的诱惑面前,自律是很难的。”
的确,核电设备制造企业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在一些核电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上,尽管制度设计得极为严密,但在操作过程中,“人”的因素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诱惑摆在面前,一次、两次、很多次,你是否会动心?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说过,要把中央企业“培养成乔丹那样的巨星”,“巨星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就像乔丹那样,最后一个球,队友们总是交给他”。
事实上,我们的一些中央企业确实已经是超级巨星了。但康日新事件却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这些闪耀光芒的明星们在某些层面,比如高层决策,仍然躲在公众和监管部门的视野之外,而且颇有些晦暗不明的色彩。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依靠道德自律。如果想让巨星不再沾染类似的尘埃,健全监管体制迫在眉睫。
记者曾和康日新在不同场合有过几面之缘,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常常在想,康日新这时候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是一名敬业者”。这个评价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奢求还是平静的期待,怕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