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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崔清田自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他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吸收、反思前贤研究成果，同时又有诸多创新，学术成就卓著，成果丰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他首先提出的学术研究范式。通过分析“据西释中”比附研究方法，提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比较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对于中国逻辑深入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崔清田;据西释中;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比附;比较
在崔清田的研究历程中一直关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理论依据;二是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崔清田认为研究方法非常重要，“解决问题离不开方法。为了使今天的名学与辩学的研究方法更为科学，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为合理，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前人经验，以期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研究方法提出的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伴随着侵略的进行，一款款不平等条约签署，有识之士希望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来总结出经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与知识，从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文化的自信。近代以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引入，使得中国逻辑的先驱们通过“西学”来诠释中国逻辑。
1897年，孙诒让在关于自己的《墨子间诂》上对《墨辩》的不满而致信梁启超，认为其中的某些部分可以援引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来加以诠释。希望梁启超能够以前人为鉴，通过西学以诠释墨辩义理的方法。孙诒让提出、梁启超实践的这种研究构想，可以称为“墨辩逻辑化”。随着孙诒让、梁启超的研究方法的实行，大量近现代学者也以二者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逻辑。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出现了在比较研究中牵强比附的现象，导致了这40年的研究成果有所偏差。到了20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关于西方逻辑，有两个认识：其一，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其二，是严密的逻辑系统。赵纪彬通过分析先秦名辯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事实上分析了先秦逻辑产生的历史原因，汪奠基强调要结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
到了20世纪80年代，把西方逻辑生搬硬套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愈发难以实现。周云之、刘培育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应该受到政治形势和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影响;受其自身继承性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而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正确的通过中国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和环境因素来研究中国逻辑史，从而达到更准确的理解。
第一部分是研究方法提出的背景，最主要的是孙怡让、梁启超二人的合作，使得以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来诠释中国逻辑的研究方法得以广泛应用，那么这种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方法，崔清田认为实际上就是“据西释中”。
二、研究方法内容
1.运用“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崔清田进入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自然免不了“据西释中”方法的运用，但也提出了注意事项。崔清田在用“据西释中”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方法上提出了五点意见，分别是研究中国逻辑可以借鉴外国逻辑，但不能用外国逻辑硬套中国逻辑;应当而且必须按照形式逻辑体系来整理中国逻辑思想;应当参照并运用现代逻辑成果来分析中国逻辑思想;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应当遵循中国思想认识的逻辑进程，不应只着眼于思维的独立形式一面;应当结合科学史和民族语言特点研究中国逻辑史。这五点意见，按照崔清田的原话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和“从联系和发展中研究中国逻辑史”。
公元前384年出生的亚里士多德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二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下出生、成长，所形成的逻辑观必然是不同的。西方的寻求真理与中国的寻求生存，造就了二者在逻辑观上的差别，所以在充分分析中西方逻辑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我们不难发现，“生搬硬套”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不仅仅是历史背景、语言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也让中西方的逻辑在组织结构上不完全相同。从而在研究中国逻辑史中要“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在研究中国逻辑史的过程中，不仅研究历史上不同逻辑学说或思想，更要总结出逻辑学在我国产生、发展、演化的历史以及其中的规律。我们应该在前人提出的理论中，发现这些理论对后世的影响，给出相应的评价。人在其相应的时代，结合当时独特的物质生产、社会政治生活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哲学、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这也就是要“从联系和发展中研究中国逻辑史”。
崔清田在1995年第一次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现代学人研究墨家辩学的思路与方法概括为“据西释中”。
2.分析“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
崔清田认为“据西释中”研究方法的特点强调认同比照对应，其结果容易产生牵强比附的成分，从而无法达到认识墨家辩学的特质，也不能解决正确认知中国逻辑问题。“据西释中”概念的提出并加以分析，说明崔清田对“方法”问题思考的更加深入。
3.提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研究方法
崔清田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了“据西释中”的方法存在着不足。他199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
三、“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的贡献
1.中国逻辑研究方法的转向
长久以来，逻辑史领域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国逻辑史上习惯用“比附”的方法。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从理论上摒弃了“比附”法，使用了“比较”法。“比较”——求同而存异，是崔清田一再强调的研究方法，并且指出求同之中还要注意求异，了解逻辑的历史以及多样性才能进一步探究逻辑的发展规律。
从“比附”研究方法向“比较”研究方法的转向对中国逻辑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梁启超“据西释中”是近代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第一次转向，崔清田“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第二次转向。“据西释中”的旧方法，本质上是以西方传统逻辑的形式来对中国逻辑加以解释，无论在解释上面正确与否，或者说不管它是否真的符合中国古代逻辑，它的评判标准只是是否符合西方传统逻辑的要求。这样的方法结果往往是让中国逻辑成为了西方传统逻辑的标注或者说明而已。崔清田提出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是把中国古代逻辑看成与西方传统逻辑、印度因明平等地位进行研究，把中国古代逻辑看成自己特有的逻辑，而不是附着在其他之上的逻辑。这样的方法既能通过西方逻辑进行比较研究，又能在研究中提出了应重视中国古代逻辑本应有的特点和面貌，通过现代逻辑的一些方法进行中国逻辑史研究，坚持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际出发进行比较。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研究方法是在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时候把中国逻辑史当作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会把当时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与其相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在《墨辩》中的核心概念“辩”，依照旧方法来看，“辩”理应等同于“逻辑”，而用崔清田的研究方法，“辩”应该是“取当求胜”“明辨是非”的工具，即赢得辩论，求得生存的方法。对于“辩”的理解不同，更好的说明了在研究中国逻辑史中，是不能割裂开历史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如果非要把其剥离出去，很难说明墨家逻辑的真貌。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科学的方法，崔清田将逻辑放在文化的平台，同时将逻辑与其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相结合，这样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不同逻辑体系和传统所具有的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
2.中国逻辑地位的提升
新世纪以来中国逻辑研究有走向海外发展的趋势。中国逻辑史研究正在走向海外的标志有二，一是国际会议的数次召开，学术交流与对话日益频繁;二是《中国逻辑五个问题》英文版已出版。当前国内外中国逻辑史研究趋势是向文化回归，结合不同文化背景研究不同民族的逻辑思想。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的提出，不仅是在研究方法上的提升，更是让中国逻辑在地位上提升。正如崔清田所说，“‘据西释中’这种方法是按照传统逻辑的原理、概念去应对和套解墨家辩学，至于墨家辩学自身内容的分析及其产生根据的探究则被忽略了。”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则是通过研究对比中外逻辑，是让中国逻辑不再是通过西方传统逻辑演变来的一个复本，而是让中国逻辑真正的和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地位平等。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不再是简单的看是否能套入西方傳统逻辑，而是通过我国古代自身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底蕴进行深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逻辑学者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研究而取得不错的成果，这在不同的侧面也显示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在研究中国逻辑史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崔清田.崔清田文集[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2]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晋荣东.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一种名辩研究的新方法[J].思想与文化，2015.
[5]张晴.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崔清田;据西释中;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比附;比较
在崔清田的研究历程中一直关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理论依据;二是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崔清田认为研究方法非常重要，“解决问题离不开方法。为了使今天的名学与辩学的研究方法更为科学，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为合理，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前人经验，以期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研究方法提出的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伴随着侵略的进行，一款款不平等条约签署，有识之士希望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来总结出经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与知识，从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文化的自信。近代以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引入，使得中国逻辑的先驱们通过“西学”来诠释中国逻辑。
1897年，孙诒让在关于自己的《墨子间诂》上对《墨辩》的不满而致信梁启超，认为其中的某些部分可以援引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来加以诠释。希望梁启超能够以前人为鉴，通过西学以诠释墨辩义理的方法。孙诒让提出、梁启超实践的这种研究构想，可以称为“墨辩逻辑化”。随着孙诒让、梁启超的研究方法的实行，大量近现代学者也以二者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逻辑。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出现了在比较研究中牵强比附的现象，导致了这40年的研究成果有所偏差。到了20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关于西方逻辑，有两个认识：其一，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其二，是严密的逻辑系统。赵纪彬通过分析先秦名辯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事实上分析了先秦逻辑产生的历史原因，汪奠基强调要结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
到了20世纪80年代，把西方逻辑生搬硬套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愈发难以实现。周云之、刘培育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应该受到政治形势和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影响;受其自身继承性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而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正确的通过中国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和环境因素来研究中国逻辑史，从而达到更准确的理解。
第一部分是研究方法提出的背景，最主要的是孙怡让、梁启超二人的合作，使得以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来诠释中国逻辑的研究方法得以广泛应用，那么这种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方法，崔清田认为实际上就是“据西释中”。
二、研究方法内容
1.运用“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崔清田进入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自然免不了“据西释中”方法的运用，但也提出了注意事项。崔清田在用“据西释中”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方法上提出了五点意见，分别是研究中国逻辑可以借鉴外国逻辑，但不能用外国逻辑硬套中国逻辑;应当而且必须按照形式逻辑体系来整理中国逻辑思想;应当参照并运用现代逻辑成果来分析中国逻辑思想;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应当遵循中国思想认识的逻辑进程，不应只着眼于思维的独立形式一面;应当结合科学史和民族语言特点研究中国逻辑史。这五点意见，按照崔清田的原话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和“从联系和发展中研究中国逻辑史”。
公元前384年出生的亚里士多德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二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下出生、成长，所形成的逻辑观必然是不同的。西方的寻求真理与中国的寻求生存，造就了二者在逻辑观上的差别，所以在充分分析中西方逻辑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我们不难发现，“生搬硬套”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不仅仅是历史背景、语言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也让中西方的逻辑在组织结构上不完全相同。从而在研究中国逻辑史中要“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在研究中国逻辑史的过程中，不仅研究历史上不同逻辑学说或思想，更要总结出逻辑学在我国产生、发展、演化的历史以及其中的规律。我们应该在前人提出的理论中，发现这些理论对后世的影响，给出相应的评价。人在其相应的时代，结合当时独特的物质生产、社会政治生活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哲学、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这也就是要“从联系和发展中研究中国逻辑史”。
崔清田在1995年第一次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现代学人研究墨家辩学的思路与方法概括为“据西释中”。
2.分析“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
崔清田认为“据西释中”研究方法的特点强调认同比照对应，其结果容易产生牵强比附的成分，从而无法达到认识墨家辩学的特质，也不能解决正确认知中国逻辑问题。“据西释中”概念的提出并加以分析，说明崔清田对“方法”问题思考的更加深入。
3.提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研究方法
崔清田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了“据西释中”的方法存在着不足。他199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
三、“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的贡献
1.中国逻辑研究方法的转向
长久以来，逻辑史领域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国逻辑史上习惯用“比附”的方法。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从理论上摒弃了“比附”法，使用了“比较”法。“比较”——求同而存异，是崔清田一再强调的研究方法，并且指出求同之中还要注意求异，了解逻辑的历史以及多样性才能进一步探究逻辑的发展规律。
从“比附”研究方法向“比较”研究方法的转向对中国逻辑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梁启超“据西释中”是近代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第一次转向，崔清田“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第二次转向。“据西释中”的旧方法，本质上是以西方传统逻辑的形式来对中国逻辑加以解释，无论在解释上面正确与否，或者说不管它是否真的符合中国古代逻辑，它的评判标准只是是否符合西方传统逻辑的要求。这样的方法结果往往是让中国逻辑成为了西方传统逻辑的标注或者说明而已。崔清田提出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是把中国古代逻辑看成与西方传统逻辑、印度因明平等地位进行研究，把中国古代逻辑看成自己特有的逻辑，而不是附着在其他之上的逻辑。这样的方法既能通过西方逻辑进行比较研究，又能在研究中提出了应重视中国古代逻辑本应有的特点和面貌，通过现代逻辑的一些方法进行中国逻辑史研究，坚持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际出发进行比较。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研究方法是在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时候把中国逻辑史当作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会把当时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与其相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在《墨辩》中的核心概念“辩”，依照旧方法来看，“辩”理应等同于“逻辑”，而用崔清田的研究方法，“辩”应该是“取当求胜”“明辨是非”的工具，即赢得辩论，求得生存的方法。对于“辩”的理解不同，更好的说明了在研究中国逻辑史中，是不能割裂开历史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如果非要把其剥离出去，很难说明墨家逻辑的真貌。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科学的方法，崔清田将逻辑放在文化的平台，同时将逻辑与其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相结合，这样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不同逻辑体系和传统所具有的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
2.中国逻辑地位的提升
新世纪以来中国逻辑研究有走向海外发展的趋势。中国逻辑史研究正在走向海外的标志有二，一是国际会议的数次召开，学术交流与对话日益频繁;二是《中国逻辑五个问题》英文版已出版。当前国内外中国逻辑史研究趋势是向文化回归，结合不同文化背景研究不同民族的逻辑思想。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研究方法的提出，不仅是在研究方法上的提升，更是让中国逻辑在地位上提升。正如崔清田所说，“‘据西释中’这种方法是按照传统逻辑的原理、概念去应对和套解墨家辩学，至于墨家辩学自身内容的分析及其产生根据的探究则被忽略了。”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则是通过研究对比中外逻辑，是让中国逻辑不再是通过西方传统逻辑演变来的一个复本，而是让中国逻辑真正的和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地位平等。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不再是简单的看是否能套入西方傳统逻辑，而是通过我国古代自身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底蕴进行深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逻辑学者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研究而取得不错的成果，这在不同的侧面也显示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在研究中国逻辑史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崔清田.崔清田文集[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2]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晋荣东.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一种名辩研究的新方法[J].思想与文化，2015.
[5]张晴.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