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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堂吉诃德》是十六、十七世纪由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骑士小说，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上充满着悲剧性与喜剧性的结合。本文主要从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关系、精神分析法对《堂吉诃德》进行作品分析，结合文本与作家创作背景，分析整部作品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体现。
关键词：《堂吉诃德》；喜剧性；悲剧性；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堂吉诃德》是顺应西班牙文学发展而诞生的反骑士小说。在西班牙骑士文学愈渐庸俗与过度泛滥之时，塞万提斯这部作品的出现恰好打破了骑士文学的地位，将文学观念从偏离轨道重新拉回正轨，避免了文学的过度发展从而陷入错误的影响之中。
一、结构主义分析
这部作品围绕着堂吉诃德的“冒险旅行”讲述了一个乡村绅士因沉迷骑士小说而走火入魔的故事。他将所有一切都幻想成为骑士小说中的情节，自以为正义的使者，实则做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弄巧成拙的事情。全文情节曲折又富有趣味性，喜剧性的情节融合了悲剧性的人物。
（一）“出游”与“归家”
在结构主义中，《堂吉诃德》形成了这样一个二元对立关系：“出游”与“归家”。堂吉诃德在整部小说中的行为可概括为“三出三回”，他三次从家出发进行冒险活动，三次被人打伤或以疯子的名义遣返回家。这样的情节如同一个圆圈，循环往复地发展，但是始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第一次出发，他只身一人带上曾祖父传下的盔甲与自己的马匹便出行了。却在十字路口被一群商人中的挑夫痛打一顿，瘫倒在地，同村的乡邻发现了他将其带回家中。
第二次出发，他劝说邻居桑丘做他的仆人，重整旗鼓打算来一次真正的冒险。然而却被别人当成疯子锁在笼子里，装上牛车拉回家。
第三次出发，他听闻萨拉果萨城要举行比武，不顾别人的劝阻，再次出游。最终败在“白月骑士”的手下，被迫回家。
《堂吉诃德》的情节经历可以用上图表示，三次的出游与归家是整部小说的主要发展线索。主人公堂吉诃德每一次出游的不同理由导致了冒险旅行的产生，路上各种各样经历与遭遇的失败是他旅途终结的原因。
在结构主义看来，《堂吉诃德》的喜剧性在于堂吉诃德的“幻想”，癫狂式的想象使得所有正常的人与事在他眼中变得夸张、富有激情，这种对现实的扭曲造就一系列可笑的情节。然而这些喜剧性的情节表现在堂吉诃德本人身上却是深深的悲剧性，他的举动带来的往往是自身的伤害与他人的嘲笑。作者假借堂吉诃德的行动直接地表现并批判了当时西班牙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风气是歪斜不正的，而生活在这样社会下的人民百姓亦是不幸的，作者表达了对底层阶级的深切同情。这种悲剧性不仅仅体现在堂吉诃德每次出游遭受的失败，更表现在当他追求正义、高尚的骑士精神时，现实予以他心灵与精神上的痛击，让堂吉诃德的幻想一次次破灭，却又通过幻想向自己解释这些伤痕，从而寻得再一次的出游。
（二）“正义”与“邪恶”
堂吉诃德自诩是“正义的使者”，但究其本质他只不过是个遭腐朽落后思想毒害的受害者，在骑士精神即将衰落的时候，堂吉诃德深陷其中，意欲复兴骑士精神，可见作者反讽之意，这也是塞万提斯予以骑士小说的最后的沉重一击。
在堂吉诃德第一次出游途中，他看见一个农夫将看守羊群的孩子绑在树上进行鞭打，便激愤向前去为安德烈斯打抱不平，他训斥农夫并一再地强调让农夫听从自己的命令，可是当他走后，安德烈斯却遭到了更残酷的鞭打，甚至差点被打死。如何去评判堂吉诃德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呢？堂吉诃德持着高尚的正义理念，作为他所理想的“正义”使者，狠狠地恐吓了农夫，但处于“恶势力”一方的农夫表面上看屈从了正义，实则是对堂吉诃德的行为表示了他的不屑与唾弃。
“正义”与“邪恶”是处于对抗状态的二元关系，更是堂吉诃德在出游的过程中屡次与他人发生争斗的根源。他认为真正的骑士精神是要助人为乐、匡扶正义的，因此在堂吉诃德的世界里充斥着许多妖魔鬼怪，只有坏人的存在才能凸显出正义的势力，这样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屡见不鲜。
堂吉诃德是正义的代表。他嫉恶如仇、正直善良、扶助弱小，性格上的优点使他对任何事情都持有正确的价值观，然而骑士小说给他创造了一个最“理想化”的世界，堂吉诃德开始走火入魔，将所有的想象置于真实的世界。幻想的世界让堂吉诃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都失去了现实判断的标准，如右图所示，他将除了他之外的世界都看做是充满邪恶的世界，形成了一个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世界。所谓的“正义”成为了堂吉诃德人物形象所富有的喜剧性的根源之一，他正直的观念亦是让原本就荒诞可笑的情节变得愈发引人大笑，甚至增加了全书的笑料。而这部作品中的邪恶势力则是程度、真假不一的。在堂吉诃德的冒险旅行中，他曾经将过路的商人当做游侠骑士、将圣贝尼托教会的修士当做魔法师进行挑战与惩罚，却也真切地做过一些惩治恶霸、促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事，在堂吉诃德的世界里，坏人是没有所谓的标准的。
二、精神分析法
堂吉诃德的精神状态无疑是不正常的，幻想与现实在他的世界里融为一体，他的精神世界投射在他的现实世界，从而造就了他一系列的疯言疯语。堂吉诃德阅读了大量的骑士小说，“他完全沉浸在他所读的书中，每天从早到晚地读；睡得少，读得多，到了后来，终于脑子枯竭，失去了理智。” 由此可见，他的潜意识里充斥着关于骑士小说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因他的过度而超越了临界点，从潜意识上升到前意识，最终到达意识层面，堂吉诃德便成为了真正的“疯骑士”。
除了堂吉诃德个人性格里正直这一点外，他的潜意识是崇尚骑士精神的，甚至将骑士精神作为自己冒险旅行中的指引。他自觉地去扫除存在的暴行，想到什么便去做什么，能够将思想付诸行动，即将潜意识里的观念置于现实中去实行，这是他这个人物形象的喜人之处。然而现实生活中对他的打击，往往与他的潜意识与意识层面所包含的骑士道幻想不甚相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造成了堂吉诃德身上的悲剧性，显现出社会现实的黑暗对人的摧残与毁灭。作者将堂吉诃德的“发疯”当做例子，毁灭给其他人看，成为其人物悲剧性的体现之一。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的“狂人”，亦是西班牙封建社会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同时他身上有着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同的“精神胜利法”。当他碰见自己难以解决的事情，或者遭遇他人的伤害与辱骂而自己又无力反驳时，便将它们当做对游侠骑士的考验，在心里对自己给予安慰，缓解现实给他带来的挫败感。在他面对一群调侃他的商人，欲进攻却被罗西南特的失蹄绊倒在地，无法起身时，他依然说道：“不要跑，胆小鬼，卑鄙的人，你们听着，是马将我绊倒在地，才使我站不起来，这不怨我，是马的错。”他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分歧，潜意识里开始为这一令人难堪的情况寻找各种借口。不得不说，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堂吉诃德是现实世界的“疯子”，也是他精神世界上的“伟人”。
三、结语
本文通过首先对《堂吉诃德》进行结构主义中两对二元关系“出游”与“归家”、“正义”与“邪恶”进行了分析，结合文本从整体故事框架得出结论；其次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堂吉诃德》进行了文本分析，体现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悲剧性与喜剧性结合的特点。
堂吉诃德是幻想、虚诞的代表名词，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悲剧性与喜剧性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人物。
参考文献
[1] 丁卓：《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解读》，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
[2] 刘武和：《堂吉诃德性格的特殊性》，昆明师专学报，1992年。
[3] 王骁勇：《透过<堂·吉诃德>看<悭吝人>——莫里哀喜剧人物悲剧化手法探源》，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
[4] 李宁梓：《喜剧视野下的理想主义奇观——堂吉诃德的精神和形象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07年。
[5] 姬文紅：《悲剧与喜剧的完美结合——论<堂吉诃德>人物性格的塑造》，电影文学，2011年。
[6] 吕俊：《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之比较》，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关键词：《堂吉诃德》；喜剧性；悲剧性；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堂吉诃德》是顺应西班牙文学发展而诞生的反骑士小说。在西班牙骑士文学愈渐庸俗与过度泛滥之时，塞万提斯这部作品的出现恰好打破了骑士文学的地位，将文学观念从偏离轨道重新拉回正轨，避免了文学的过度发展从而陷入错误的影响之中。
一、结构主义分析
这部作品围绕着堂吉诃德的“冒险旅行”讲述了一个乡村绅士因沉迷骑士小说而走火入魔的故事。他将所有一切都幻想成为骑士小说中的情节，自以为正义的使者，实则做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弄巧成拙的事情。全文情节曲折又富有趣味性，喜剧性的情节融合了悲剧性的人物。
（一）“出游”与“归家”
在结构主义中，《堂吉诃德》形成了这样一个二元对立关系：“出游”与“归家”。堂吉诃德在整部小说中的行为可概括为“三出三回”，他三次从家出发进行冒险活动，三次被人打伤或以疯子的名义遣返回家。这样的情节如同一个圆圈，循环往复地发展，但是始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第一次出发，他只身一人带上曾祖父传下的盔甲与自己的马匹便出行了。却在十字路口被一群商人中的挑夫痛打一顿，瘫倒在地，同村的乡邻发现了他将其带回家中。
第二次出发，他劝说邻居桑丘做他的仆人，重整旗鼓打算来一次真正的冒险。然而却被别人当成疯子锁在笼子里，装上牛车拉回家。
第三次出发，他听闻萨拉果萨城要举行比武，不顾别人的劝阻，再次出游。最终败在“白月骑士”的手下，被迫回家。
《堂吉诃德》的情节经历可以用上图表示，三次的出游与归家是整部小说的主要发展线索。主人公堂吉诃德每一次出游的不同理由导致了冒险旅行的产生，路上各种各样经历与遭遇的失败是他旅途终结的原因。
在结构主义看来，《堂吉诃德》的喜剧性在于堂吉诃德的“幻想”，癫狂式的想象使得所有正常的人与事在他眼中变得夸张、富有激情，这种对现实的扭曲造就一系列可笑的情节。然而这些喜剧性的情节表现在堂吉诃德本人身上却是深深的悲剧性，他的举动带来的往往是自身的伤害与他人的嘲笑。作者假借堂吉诃德的行动直接地表现并批判了当时西班牙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风气是歪斜不正的，而生活在这样社会下的人民百姓亦是不幸的，作者表达了对底层阶级的深切同情。这种悲剧性不仅仅体现在堂吉诃德每次出游遭受的失败，更表现在当他追求正义、高尚的骑士精神时，现实予以他心灵与精神上的痛击，让堂吉诃德的幻想一次次破灭，却又通过幻想向自己解释这些伤痕，从而寻得再一次的出游。
（二）“正义”与“邪恶”
堂吉诃德自诩是“正义的使者”，但究其本质他只不过是个遭腐朽落后思想毒害的受害者，在骑士精神即将衰落的时候，堂吉诃德深陷其中，意欲复兴骑士精神，可见作者反讽之意，这也是塞万提斯予以骑士小说的最后的沉重一击。
在堂吉诃德第一次出游途中，他看见一个农夫将看守羊群的孩子绑在树上进行鞭打，便激愤向前去为安德烈斯打抱不平，他训斥农夫并一再地强调让农夫听从自己的命令，可是当他走后，安德烈斯却遭到了更残酷的鞭打，甚至差点被打死。如何去评判堂吉诃德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呢？堂吉诃德持着高尚的正义理念，作为他所理想的“正义”使者，狠狠地恐吓了农夫，但处于“恶势力”一方的农夫表面上看屈从了正义，实则是对堂吉诃德的行为表示了他的不屑与唾弃。
“正义”与“邪恶”是处于对抗状态的二元关系，更是堂吉诃德在出游的过程中屡次与他人发生争斗的根源。他认为真正的骑士精神是要助人为乐、匡扶正义的，因此在堂吉诃德的世界里充斥着许多妖魔鬼怪，只有坏人的存在才能凸显出正义的势力，这样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屡见不鲜。
堂吉诃德是正义的代表。他嫉恶如仇、正直善良、扶助弱小，性格上的优点使他对任何事情都持有正确的价值观，然而骑士小说给他创造了一个最“理想化”的世界，堂吉诃德开始走火入魔，将所有的想象置于真实的世界。幻想的世界让堂吉诃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都失去了现实判断的标准，如右图所示，他将除了他之外的世界都看做是充满邪恶的世界，形成了一个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世界。所谓的“正义”成为了堂吉诃德人物形象所富有的喜剧性的根源之一，他正直的观念亦是让原本就荒诞可笑的情节变得愈发引人大笑，甚至增加了全书的笑料。而这部作品中的邪恶势力则是程度、真假不一的。在堂吉诃德的冒险旅行中，他曾经将过路的商人当做游侠骑士、将圣贝尼托教会的修士当做魔法师进行挑战与惩罚，却也真切地做过一些惩治恶霸、促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事，在堂吉诃德的世界里，坏人是没有所谓的标准的。
二、精神分析法
堂吉诃德的精神状态无疑是不正常的，幻想与现实在他的世界里融为一体，他的精神世界投射在他的现实世界，从而造就了他一系列的疯言疯语。堂吉诃德阅读了大量的骑士小说，“他完全沉浸在他所读的书中，每天从早到晚地读；睡得少，读得多，到了后来，终于脑子枯竭，失去了理智。” 由此可见，他的潜意识里充斥着关于骑士小说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因他的过度而超越了临界点，从潜意识上升到前意识，最终到达意识层面，堂吉诃德便成为了真正的“疯骑士”。
除了堂吉诃德个人性格里正直这一点外，他的潜意识是崇尚骑士精神的，甚至将骑士精神作为自己冒险旅行中的指引。他自觉地去扫除存在的暴行，想到什么便去做什么，能够将思想付诸行动，即将潜意识里的观念置于现实中去实行，这是他这个人物形象的喜人之处。然而现实生活中对他的打击，往往与他的潜意识与意识层面所包含的骑士道幻想不甚相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造成了堂吉诃德身上的悲剧性，显现出社会现实的黑暗对人的摧残与毁灭。作者将堂吉诃德的“发疯”当做例子，毁灭给其他人看，成为其人物悲剧性的体现之一。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的“狂人”，亦是西班牙封建社会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同时他身上有着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同的“精神胜利法”。当他碰见自己难以解决的事情，或者遭遇他人的伤害与辱骂而自己又无力反驳时，便将它们当做对游侠骑士的考验，在心里对自己给予安慰，缓解现实给他带来的挫败感。在他面对一群调侃他的商人，欲进攻却被罗西南特的失蹄绊倒在地，无法起身时，他依然说道：“不要跑，胆小鬼，卑鄙的人，你们听着，是马将我绊倒在地，才使我站不起来，这不怨我，是马的错。”他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分歧，潜意识里开始为这一令人难堪的情况寻找各种借口。不得不说，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堂吉诃德是现实世界的“疯子”，也是他精神世界上的“伟人”。
三、结语
本文通过首先对《堂吉诃德》进行结构主义中两对二元关系“出游”与“归家”、“正义”与“邪恶”进行了分析，结合文本从整体故事框架得出结论；其次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堂吉诃德》进行了文本分析，体现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悲剧性与喜剧性结合的特点。
堂吉诃德是幻想、虚诞的代表名词，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悲剧性与喜剧性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人物。
参考文献
[1] 丁卓：《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解读》，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
[2] 刘武和：《堂吉诃德性格的特殊性》，昆明师专学报，1992年。
[3] 王骁勇：《透过<堂·吉诃德>看<悭吝人>——莫里哀喜剧人物悲剧化手法探源》，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
[4] 李宁梓：《喜剧视野下的理想主义奇观——堂吉诃德的精神和形象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07年。
[5] 姬文紅：《悲剧与喜剧的完美结合——论<堂吉诃德>人物性格的塑造》，电影文学，2011年。
[6] 吕俊：《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之比较》，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