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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这些动乱给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人口骤减，民不聊生，经济文化几乎毁灭。许多文人无法忍受政治环境的残酷，又难以公然反抗，纷纷在“皆明不为而自然”的精神家园中寻找一席栖息之地。
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曾经这样说过：“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也很好的印证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经济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经济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艺术特殊规律之一，平衡状态的发展也是一规律，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芭蕾以及中国的汉唐时期的舞蹈正是如此；不平衡状态就如我们这里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舞蹈。这一时期，艺术文化思想变得十分活跃，文学、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园林建筑乃至舞蹈等，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汉唐两代是舞蹈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有人称魏晋南北朝是“ 承汉启唐” 的“ 桥梁” ，也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辉煌唐舞的“ 序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舞蹈艺术，在整个中国舞蹈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 桥梁”还是“ 序幕” ，它的发展固然有诸多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本文就这个时代舞蹈艺术发展过程的社会基础及其所形成的原因，归纳出如下几点：
中西合璧，南北交融：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迁徙、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织、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亚洲国家及西方国家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与协调。在此期间，舞蹈艺术更是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汉族乐舞文化与外国及少数民族乐舞文化长期交流，相濡以沫，大大推动了舞蹈的发展。
这个时期舞蹈的主体是胡乐胡舞与清商乐舞。
一、胡乐胡舞
“胡”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胡乐胡舞”即指西北少数民族的乐舞。魏晋南北朝在其社会大动荡造成民族大迁徙的同时，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被称为“五胡”的东北方少数民族涉入中原，带来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于是，广大的中原受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强力冲击，这种冲击在乐舞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影响之深之大，完全改变了中原乐舞的整体风貌，使中国传统的舞蹈体系融进了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审美理念，而在中国大地上绽开出新的乐舞奇葩，并最终发展成为与传统舞蹈并行不悖的中国主流舞蹈之一——“胡乐胡舞”。
胡乐胡舞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龟兹乐”。龟兹乐是古代西域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的音乐舞蹈。龟兹乐是西域乐舞中受天竺乐（古印度的乐舞）影响最深的乐舞。印度的古典舞来自寺庙，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所以龟兹乐也就不可避免的带着佛教乐舞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某些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龟兹乐舞形象。这些舞蹈形象多出现在“佛传故事”和“天人歌赞”中。
二、清商乐舞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汉族民间乐舞总称为“清商乐”。它与“胡乐胡舞”一同组成了魏晋南北朝舞蹈主体的两大方面。事实上，汉代就有女乐表演清商的记载，曹魏时，《清商乐》兴盛起来。艺术的发展，自有其本身的规律，可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对某种艺术的爱好与提倡所引起的作用却也非同小可。
三国时期魏的曹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艺术修养很高，很喜爱音乐舞蹈。史称：曹操身边常日夜有歌舞艺人侍候，每当他登高饮酒作乐时，都要赋诗，配上音乐，就成了歌曲。甚至在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时，曹操竟会高兴的在马上拍手舞蹈。曹操喜爱歌舞，就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歌舞艺人，住在特筑的铜雀台上，随时为他表演歌舞取乐，直到他临死前，还立下了遗嘱，令这些歌舞伎人每月十五日都要向他的陵墓表演歌舞。这些终身被囚禁、以歌舞娱尸的铜雀伎的悲惨命运，为后人所深深同情，留下了许多以“铜雀伎”、“铜雀台’为题的诗篇。由此可知，曹魏时代的《清商乐》是专供统治阶级娱乐欣赏的表演性乐舞。
《清商乐》的内容相当丰富，有乐曲、歌舞、舞曲。自曹魏时形成《清商乐》以后，其内容不断地到丰富。两晋承袭《清商乐》，东晋南迁时将这些中原传统乐舞带到南方，当地的“江南吴歌”、“荆楚西声”又丰富了《清商乐》的内容。南朝各代，这些来自民间的俗乐俗舞十分受人欢迎，到处流传。北魏王朝，在统一了北方十六国以后南进到淮江及寿春地区，得到了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南方的民间乐舞，并按传统称谓，也叫《清商乐》。于是，南朝北朝都有清商乐传播。
这些来自民间的音乐舞蹈，在进入上层社会的初期，虽已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整理，在艺术、技巧上可能有所提高，演出形式更为精致华美，但仍不会失掉它们原有的生动活泼、情真意切的民间风格。这也是人们喜看爱听，得以普遍、长远流传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金秋.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4]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等.
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曾经这样说过：“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也很好的印证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经济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经济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艺术特殊规律之一，平衡状态的发展也是一规律，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芭蕾以及中国的汉唐时期的舞蹈正是如此；不平衡状态就如我们这里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舞蹈。这一时期，艺术文化思想变得十分活跃，文学、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园林建筑乃至舞蹈等，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汉唐两代是舞蹈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有人称魏晋南北朝是“ 承汉启唐” 的“ 桥梁” ，也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辉煌唐舞的“ 序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舞蹈艺术，在整个中国舞蹈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 桥梁”还是“ 序幕” ，它的发展固然有诸多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本文就这个时代舞蹈艺术发展过程的社会基础及其所形成的原因，归纳出如下几点：
中西合璧，南北交融：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迁徙、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织、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亚洲国家及西方国家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与协调。在此期间，舞蹈艺术更是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汉族乐舞文化与外国及少数民族乐舞文化长期交流，相濡以沫，大大推动了舞蹈的发展。
这个时期舞蹈的主体是胡乐胡舞与清商乐舞。
一、胡乐胡舞
“胡”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胡乐胡舞”即指西北少数民族的乐舞。魏晋南北朝在其社会大动荡造成民族大迁徙的同时，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被称为“五胡”的东北方少数民族涉入中原，带来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于是，广大的中原受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强力冲击，这种冲击在乐舞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影响之深之大，完全改变了中原乐舞的整体风貌，使中国传统的舞蹈体系融进了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审美理念，而在中国大地上绽开出新的乐舞奇葩，并最终发展成为与传统舞蹈并行不悖的中国主流舞蹈之一——“胡乐胡舞”。
胡乐胡舞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龟兹乐”。龟兹乐是古代西域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的音乐舞蹈。龟兹乐是西域乐舞中受天竺乐（古印度的乐舞）影响最深的乐舞。印度的古典舞来自寺庙，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所以龟兹乐也就不可避免的带着佛教乐舞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某些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龟兹乐舞形象。这些舞蹈形象多出现在“佛传故事”和“天人歌赞”中。
二、清商乐舞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汉族民间乐舞总称为“清商乐”。它与“胡乐胡舞”一同组成了魏晋南北朝舞蹈主体的两大方面。事实上，汉代就有女乐表演清商的记载，曹魏时，《清商乐》兴盛起来。艺术的发展，自有其本身的规律，可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对某种艺术的爱好与提倡所引起的作用却也非同小可。
三国时期魏的曹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艺术修养很高，很喜爱音乐舞蹈。史称：曹操身边常日夜有歌舞艺人侍候，每当他登高饮酒作乐时，都要赋诗，配上音乐，就成了歌曲。甚至在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时，曹操竟会高兴的在马上拍手舞蹈。曹操喜爱歌舞，就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歌舞艺人，住在特筑的铜雀台上，随时为他表演歌舞取乐，直到他临死前，还立下了遗嘱，令这些歌舞伎人每月十五日都要向他的陵墓表演歌舞。这些终身被囚禁、以歌舞娱尸的铜雀伎的悲惨命运，为后人所深深同情，留下了许多以“铜雀伎”、“铜雀台’为题的诗篇。由此可知，曹魏时代的《清商乐》是专供统治阶级娱乐欣赏的表演性乐舞。
《清商乐》的内容相当丰富，有乐曲、歌舞、舞曲。自曹魏时形成《清商乐》以后，其内容不断地到丰富。两晋承袭《清商乐》，东晋南迁时将这些中原传统乐舞带到南方，当地的“江南吴歌”、“荆楚西声”又丰富了《清商乐》的内容。南朝各代，这些来自民间的俗乐俗舞十分受人欢迎，到处流传。北魏王朝，在统一了北方十六国以后南进到淮江及寿春地区，得到了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南方的民间乐舞，并按传统称谓，也叫《清商乐》。于是，南朝北朝都有清商乐传播。
这些来自民间的音乐舞蹈，在进入上层社会的初期，虽已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整理，在艺术、技巧上可能有所提高，演出形式更为精致华美，但仍不会失掉它们原有的生动活泼、情真意切的民间风格。这也是人们喜看爱听，得以普遍、长远流传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金秋.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4]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