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腐败"，理论上可推导出三类根本治理措施。在我国，一些鼓吹西方国家竞选民主的论调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就是认为其能腐败治理。然而，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竞选民主与腐败治理缺乏正相关性。按照"权力只能被权力制衡"的思路，梳理社会主义法治与腐败治理三类根本措施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从而探求现实语境下基于法治制衡的腐败治理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腐败；竞选民主；法治
　　"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温家宝总理的上述回答，催人警醒。我国现实语境下，预防与治理腐败问题的研究抑或制度构建中，一直存在一种鼓吹竞选民主能根治腐败的论调，这种论调往往使我们在选择治理腐败路径时"误入迷途"。
　　一、腐败概念的厘清
　　"腐败"的概念，即非法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概念上应明确：（1）无公权的人谋私利，不属腐败研究的对象。（2）"非法使用"或"滥用"公权才是腐败。（3）公职人员滥用公权，未谋私利不是腐败研究重心。如官员好大喜功。（4）谋取"非物质"私利。如谋取个人荣誉，不属腐败研究范畴。当然，任何定义清晰的概念依然有模糊的边缘，在边缘地带，就需要法律的规定确定判断的标准。防止将边缘现象定义为概念的主体，而导致研究重心异化或泛化。如把社会道德风气败坏、纲常失范也算作腐败，甚至提出"腐败平民化"命题，其提出的解决方法自然也就光怪陆离。所以腐败治理的是官风而非民风，"仕风变，天下治矣。"[1]厘清腐败的概念对探寻腐败治理现实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腐败治理的三类根本措施
　　从腐败的概念出发，能很快探寻到腐败的根本原因和反腐措施的类别。腐败行为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形式，但其根本原因简而归之即执掌公权的人有谋私利的欲望。由此推知控制腐败理论上有三类措施：一是降低公职人员谋私利的欲望；二是限制公职人员掌握的公权力；三是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
　　"降低公职人员谋私利的欲望"，要求公职人员拥有高于普通公民的道德品质和奉献服务精神，也是我国反腐倡廉长期践行宣传教育的基础缘由。从宪政的角度看，作为掌握公权力的群体，民众有理由期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公职人员的"法权"应低于普通民众，如像香港廉政公署反腐机构可以对官员实行有罪推断。
　　"限制公职人员掌握的公权力"，主要指分权制衡，减少或者杜绝绝对权力的存在。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大幅增加，"一把手"现象和效果明显，权力集中而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是一个根本性原因。长期以来，人们担心分权制衡影响效率，事实上法治化的分权制衡才是高效率的保障。"一言堂"，或者泛化"民主"才是效率的天敌。
　　"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是以严密的法规堵塞官员以权谋私的通道和机会，对违规者实施严厉的惩罚措施，以警示后来者。这方面古往中外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和借鉴，如不少国家让无数双眼睛盯住官员的"隐私"，奖励公众和新闻界举报官员腐败。
　　三、我国现实语境下竞选民主能治理腐败的悖论
　　在我国，鼓吹或迷信竞选民主一个很重要理由就是认为其能治腐败。但人类已有历史经验中，没有充足证据表明竞选民主与三类腐败治理措施间具有实然的正相关性。相反，竞选民主形成政客－选民－金主之间的铁三角游戏。当选的政客既需要以公权回报支持他的选民和回报金主的"投资"。回报金主是我国传统语境中的明显"权钱交换"。如在台湾的政治生态里，黑金的泛滥显然和竞争性普选民主不无关系，陈水扁即是一个鲜活的案例。竞选民主是利益集团政权争夺的游戏规则，是实质的强权政治，其核心是多数决，而非分权制衡。事实上，分权制衡与腐败治理的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我们不能因为当今西方国家腐败治理具有一定成效，"恰逢"其政体存在竞选民主，而浅视、片面的简单链接它们的正相关性。
　　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数量强权俨然成了"平等"的代名词，成为"知识精英阶层"主流的"信念"，而竞选民主几近为一种政治迷信。人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是由规模大体相当的小型自耕农家庭构成的，阶级分际不明显，没能催生阶级为基础的强权政治传统。在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普遍认同"政治"应是追求公正廉明和"致中和"。农民造反，是因为政府不"正"，而不是利益集团对政权的争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布局和社会结构多元化，有人认为在我国竞选民主是必然趋势，"利益集团"要求被政府"代表"。事实上，市场化、利益的多元化与利益集团化和政治"派系化"没有必然关联。当前在国有经济占主体的经济结构下，众多独立"经济人"，很难凝合成经济利益集团，更不用说具有普遍一致诉求的政治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未形成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利益集团争夺政权，以维护利益集团利益的现象即是明证。
　　所以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都有体现强权规则的竞选民主土壤。当前，随着西方及其政治形态意识的强劲输出，部分非西方国家信奉"多数决"，出现所谓的"第三次民主浪潮"现象，如伊斯兰世界"民主化"乱象、世界范围内的"颜色革命"等，应警醒我们在选择治理腐败路径时"误入迷途"。
　　四、我国现实语境下腐败治理路径选择--社会主义法治
　　竞选民主作为满足和适应阶级斗争"理性和平化"产生的规则，是依靠社会集团的实力均衡及强权文化认同来维系。西方先进国家竞选民主所显现出腐败治理的有效性，是基于法治的竞选民主。相较而言，我国现阶段基层政权"竞选民主"刚刚起步，贿选等"民主性"新型腐败问题却已是很严重。所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从总结历史成功经验和维护现实社会稳固运行的视角，郑重声明：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也是我国腐败治理的路径基础。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不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不认同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强权意识，腐败问题主要症结在于缺少实然的法治，缺少有效的分权制衡。按照"权力只能被权力制衡"的思路，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科学完善权力运行的分权制衡，是中国现实可行的应然路径。 　　1、社会主义法治与"降低公职人员谋私利的欲望"
　　一般来说，缺少分权制衡的权力运行更依赖道德礼教维持廉洁，中国的传统廉政建设的基础机制正是如此。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阶级分际变动不居，阶级私利也难说是权力运行的实然目标，政治生态中出现外法内儒、中立的官僚集团似乎是"自然而然"。这可类比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在特定制度安排和群众路线模式下，共产主义道德一定程度上成为共产党廉洁执政的根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与私利难以相衡。在经验和实证的层面上，不能否认普遍人的自利性以及在通常理性下的自利选择。"共产党执政后，入党的功利性越来越强，入党成为一种生存追求而非政治追求。"[2]公职人员不管是什么途径进入行列的，其首先关注的是自利性要素，包括自己的收入、社会地位、权力地位以及其它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利益。教育虽是让公职人员遵守道德规范和纪律约束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我国廉政教育上不断从历史经验中也发掘丰富素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系统教育思想和方法，其广度、深度和持续度，是任何一个非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无论是以身作则也好，还是榜样示范，或是谆谆告诫，治乱兴衰的循环和严峻的腐败现实形势都说明这种教育手段的作用终究有限。"道德的自律性和教化的特点，决定了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它的作用主要局限于营造一种防止腐败的社会氛围，而无力消除和惩治大面积的腐败行为，尤其是腐败的群发性倾向。"[3]近年我国腐败治理中出现一种悖反现象。一方面廉政教育出现越来越严苛的"纪律化"；一方面在社会发展趋势要求腐败惩治的"法治化"，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原则、制度和执行的上失衡，甚至背离，出现越是高调反腐，越是腐败群生的治腐困境。因此，满足较高于公众道德的权力运行纲维需求，德化教育必须"法律化"和"可执行化"，构建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法治，权力运行的纲维才有根基，实行法治语境下的官员"法律歧视"。理论上官员的"法权"应低于一般民众，层级越高，"法权"应越少。
　　2、社会主义法治成与"限制公职人员掌握的公权力"
　　如上所述，当谋私利成了"理性"，反腐倡廉的德化教育效用岌岌可危，分权制衡即成控制腐败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权力倾向性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化"。法不能自行，法相对于行政及立法者的权威是靠制衡来满足的，分权制衡是法治的核心原则及基本特征。构建和运行相对中立制衡的司法和执法系统，首先要求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依赖行政者的意志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其次，努力促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现实的权力运行态势，发挥其治理腐败的成功效用的。当然，在腐败治理的路径选择中，我们无法回避我国分权制衡法治建设关键"雷区"，即政党权力与法治的关系。如果政党"特权"没有在宪政意义上受到切实而广泛的法治限制，构建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那么一切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的工作都将是有所缺憾的，至少是不彻底的。
　　3、社会主义法治与"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
　　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机会的是一些惩治腐败的法规以及这些法规的确实有效执行。对此，在降低"腐败收益"缺乏可行性情况下，提高权力租赁或交易成本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通过强化公职人员的"非人情化"特质，加强对权力运行于非公共利益的程序性审查，建立不受舆论和其他权力机构干扰的"机械性执法"的独立执法机制，真正地做到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特别是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独立制衡，努力实现治理腐败法纪中设定的预期惩戒成为法治框架下的现实惩戒。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当治理腐败的法纪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惩罚现实适用因条件因人而异，其腐败治理效用将是致命的削弱。因为这样的"执法供给"，且不说其对腐败社会心理传递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就运行本身也是增加了权力交易或租赁的机会。
　　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主义法治路径不仅直接控制腐败，保障公权力运行的纲维，还是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机会的根本保障，是各种严厉的反腐法纪执行最终保障。当前我国反腐法纪不可谓不多，不密、不严，但缺乏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实然性法治，一定程度上"立法"越多，贪腐越多，反腐措施效用越低。
　　参考文献：
　　[1]吕坤.呻吟语·治道[Z].
　　[2]寻民利.从组织意义上认识腐败[J].中央党校学报,2001(4)。
　　[3]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26.
　　作者简介：胡绍安（1976-），男，江西上饶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研究方向：经济法及证券法律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