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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向西方文化学习，改革固有文化，展示了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晚清文化大致经历了“师夷”、“洋务”和“西化”三个发展阶段。严复以“中西学问同异”，对“西化”产生重大影响。其后新政推行，建立共和，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中国文化有化野蛮为文明的综合能力，体现为化天为人之能力，化人为己的学习能力以及再文明的化己为文之能力，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发展主线。
关键词：中国文化；晚清文化发展；中体西用；“西化”；三大能力
进步的普遍规律因素，需要发掘和总结。从野蛮迈入文明的门槛，数千年间，中国文化经受了来自内外的各种历史考验，现在愈益成熟、强大。我国近代史，也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强力挑战背景下经受考验，展示自己顽强生命力的过程。晚清学习西方文化，改革固有文化，增加文明含量，则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反思这段历史，感受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而且对我们现在自信地充分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也不无借鉴作用。
一、晚清文化的发展历程
晚清文化发展大约可分三阶段：
（一）“师夷”时期，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器物。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让国人认识到大清王朝之外的“天下”、不同于古代夷狄的西“夷”，直观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发达和强力。西方文化既是压迫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对立，但内容上也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有先进性。“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首批代表魏源，在1842年的《海国图志》总序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呼声，又将这种学习定位为民族振兴、国家兴旺强大，为近代学习西方文化定下了基调。魏源所谓西人长技主要指他感性认识到的西方军事强项，如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先进器具；他还具体提出学习办法是：“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27
（二）“洋务”时期，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清廷洋务派大员，自上而下发起自强运动，推动向西方学习进入全新阶段。围绕国家富强目标，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容更丰富，而且落实为翻译、建厂，发展近代工商业，培养洋务人才等官民共举的文化实践活动。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军事、经济等领域，在中国文化内部发挥现实作用。
洋务派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儒学修养深厚，和洋人打交道更多，了解“夷情”更细；遂有条件一方面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于传统义理、词章、经济、考据诸学均不偏废，以礼制为核心，致力维系纲常名教，另一方面务实地“师夷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工商实业；认识到“中国自强之本”，在能自己独立制造近代炮船等，翻译西书，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呈现出中体西用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格局，建立起中国第一批有近代意义的军事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及教育和翻译出版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影响十分深远。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1）对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超越民族性，就文化本身立论，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确立以“善法”为核心的文化交流、传承指导思想；学习西洋文化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预计我国自强的路径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尔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④他设想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15岁以下学生入学，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经史、算学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⑤如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都要学习；要求给通西洋技艺者以科举待遇等。他主张发展军事工业，改革货币，要求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机器，节省人力，提高效率。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间，洋务运动蓬勃兴起，他们本着中体西用共识，试图借助西学实现富国强兵目标。他们理解的中体，既有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也包括中国史志、政书、方舆、食货等经世学问。而他们理解的西学，指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这些“格致”理论，以及制器作业的工艺技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还重视西学中制度文化的内容。郭嵩焘主张提倡富强应与百姓有关，西洋即“富专在民，不在国家”；应发展民营工商业，“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争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2]255精通数国语言的马建忠认识到西洋富强，有相应经济政治文教制度和政策，“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⑥郑观应则有办企业的实践经验，著《盛世危言》，倡富强救国。要求更加重视商业，因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3]607明确提出与列强进行商战，认为商战比兵战更加重要。他发现，西洋“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3]233为此，他主张建议院，改革君主专制制度，“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结论是，当时中国想安内攘外，永保太平，“必自设立议院始矣”。[3]314
（三）“西化”时期，比洋务派学习西方更全面、彻底，内容触及专制体制变革的，是戊戌维新运动。加上后来的清末新政，表明西方文化对中国政治、教育、经济等已经产生全面的影响。其学习西方的特点，可以借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4]164“西化”一词遂成为学习西方以求近代化的标志，也适应了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深层需求。清末新政，朝廷用行政力量废八股，设学堂，办银行，发展工商实业等，可以说是在教育、经济等方面进行西化的实践尝试。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主张“治体”西化，办法是效法东邻日本、北邻俄国，“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5]213建立近代国家“治体”，预计“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5]224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断定西汉古文经是刘歆为王莽篡汉编造的伪经，不足信，能为变法进行论证的今文经“三世”说才可靠；现世为据乱，当行民权、宪法，奔小康、升平，一旦去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则大同太平世就实现了；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托古改制，“道主进化，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6]455孔子作六经，推崇尧舜、文王，寄托了对“民主”和“君主”理想社会的向往；而“孟子言治天下，皆由与民同之……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6]181他致力用他理解到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诠释儒家王道政治，为维新变法作论证，也充实、丰富了儒学内容，推动古代儒学向近代儒学的内在变革。他主张学习、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兴农工商矿之学”，让“士人通物理”，[6]264晚年有感于基督教的教化效用，又试图将儒学发展为孔教，说明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容上，越来越认识到西人精神深处，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触及到中华民族的灵魂、精神家园的堂奥。
戊戌变法虽然政治上失败了，但其君主立宪的思想影响却延续下来。1906年清政府宣布立宪，未尝无维新派之功。维新健将梁启超当即表示支持，并撰文宣传宪政，成立政闻社，提出议会政治、责任政府、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平等外交四大纲领，派人回国参与立宪。民国建立后，他积极参与政党政治，主持共和党，合并民主党、统一党，组建进步党，与国民党竞争。后来又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组建宪政研究会，继续为宪政抗争。结合其晚年的中西文化观看可知，他理解的宪政不应是全盘抄自西方。他认为东方学问重精神，西方重物质；西学有知识的长处，中学有精神的长处。两者应当结合，办法是，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思维重新诠释中学，寻求本土文化的真相，但必须先对本土文化有敬意和诚意；追求中学和西学结合，创造全新民族文化而后推向世界。[7]482
近代第一位真懂西学而对当时“西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无疑是严复。1877年，他从马尾船厂受派留学英法，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在欧洲，他注意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密尔）、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学说，实地考察了议会、法院等政治设施。甲午战后，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批判传统文化，辨析中西差别，呼吁变法，成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断定义理、汉学、词章三学于“今日救弱救贫”[8]45均无切实作用，必须学习西方。只要能“愈愚”、“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 他认为西学的真正命脉，“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而为公”；[8]2西方文化“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8]132以科学为本，施诸政事，“通理公例，经纬万端”，即为善政。他比较中西，认为中国重三纲、亲亲、尊主，西人明平等、尚贤、隆民。当时应以改革鼓民力，以科学开民智，以民主新民德。这隐约已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的端绪。戊戌政变后，他致力翻译系列西方学术名著出版，引导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进入全新时代。在文化上，他主张不论中西、新旧，务必“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8]560使中西、新旧各安其位，各有其用，“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谓骏发而又治安也”。[8]119但从根本上看，“耐久无弊”的还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8]668这实乃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先声。
慈禧太后自上而下推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奏疏，进行教育、政治改革，采用西法，基本实施了戊戌变法各项措施，如编练新军，改革军制，办武备学堂；奖励实业，发展工商；废除科举，办新式学堂，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等，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新政在实施过程中任用非人，多“网利”、“自便”[9]96之徒，贪腐盛行，弊端丛生，制造了更多的社会政治矛盾；新政不讲民权，立宪也是骗局，皇族内阁最终破产；但它训练的新军，却成为清廷的掘墓人，推行新式教育，发展实业，也培育了自己的反抗力量。清末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民族、民主、民生大旗，最终在1911年推翻专制清廷，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纪元。学习西方文化终于结出了硕果。
二、中国文化的三大能力
需要澄清的是，我国古代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私天下的专制制度流行千余年，但不应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是文化本质的变更，而只是文化表现形式的变革。中国文化的本质以天人合一的“道统”形式凝聚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正是这些优秀传统的作用，使国人具备不断文明化的综合能力，即文化能力，才让近代国人终能从困境中走出来，阔步迈上国家富强、文化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关于世界，关于人和自然（古人称为“天”）的关系，马克思概括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两大方面。自然人化，表现在社会生产力或个人能力上，即“化天为人”的生产能力，指人认识和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力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发明农业、医药、文字、宗教、国家等文化物的活动能力；这是人类文化得以产生的前提、基础。根本上说，一切人力、一切文化的力量都源于自然。只有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规律，满足需要，人类才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自然而又本原于自然的文化。关于人自然化，表现到社会生产力或个人能力上，指人运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创造文化、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实践活动能力。人类达到文明阶段后，人有了一定的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运用这种能力于社会生产生活，也意味着人运用自己的认识实践能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文化，改变社会历史面貌，推动文明史前进。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两者结合，共同构成整个世界；在此世界里，自然人化是基础，人自然化则是其结果和引申。 以此具体考察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有化野蛮为文明的综合能力，文明化能力或文化能力；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三大能力：一是化天为人能力。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化天生为人成、化天命为人性、化天赋潜能为现实、化自然力为人力的社会生产生活能力，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化自然生理性能为社会实践能力、变自然人口生产为社会生产的能力；二是化人为己的学习能力。在个人处，表现为通过学习和克己修养，认识改造自身，不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能力；在民族文化整体上则表现为在重视历史传承和反思基础上，虚心学习和充分吸收异文化、发展自己文化的能力，在历史上表现为古代用农耕文明化游牧文明、近代用农业文明化工业文明、现代用陆地文明化海洋文明的包容力、升华力；三是让自己文明、文明、再文明的化己为文能力。在个人处，表现为《大学》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自我更新能力；在民族文化整体上则表现为我国文化史上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能力。上述三大文化能力，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内容，而这三大文化能力的培育、成长、发挥和实践，则构成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传承发展的历史主线。
在近代，人们容易发现的是国人学习西方的能力。中华民族是爱好学习的民族，好学、爱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从中国文化史看，对于外来文明，如果水平低于我们，但它有长处，我们大胆学习它的长处，影响它，帮助它进步，这是通过化人为己的学习而化野蛮为文明，可以说是《大学》所谓“亲民”（使他人不断更新，使他人明明德）说的运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外来文明水平高于我们，我们也学习它，这是弥补我们自己原有文明的不足，改变自己，发展提高自己，甚至改变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化小生产为社会化大生产，化陆地文明为兼容海洋文明的陆海文明，这是我们自己文明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方式，也是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这后一种方式，我曾经专从学术上讲，将它叫做化西学为国学。从更广义的人性修养角度看，这可以说是《大学》所谓“明明德”——觉悟自己，实现自己，使自己不断更新，展开来，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方式。自己提高和帮助他人提高，明明德和亲民，内圣和外王两者相辅相成，不仅是人性修养提高的必经之途，也是文化持续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过去学界谈论最多的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中华民族是重视改革创新的民族，不断改革创新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维新、改革、变法、革命等词汇，和修养理论中的克己、寡欲学说互相支持，交相为用：改革创新是文化中的克己寡欲，克己寡欲是个人修养中的改革创新。通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我改革，克服、消除不符合本性的内容，以革新传统，既是重要的修养方法，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途径；体现到主体性上，当然也是个人能力和文化能力的集中表现。这种文化的自我革新能力在近代通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得到了充分展示；事实上，正是借助这些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而逐步深入的文化革新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逐步现代化。
其实，上述三大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是化天为人的生产能力。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天人和谐中生产生活，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习惯。中国文化为自己在近代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古代历史基础，如辽阔的远东文化疆域，近4亿文化人口，发达的小生产农业基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等。这一历史基础不仅强力确保中国文化不被外来文化吞噬或消解，而且还为中国文化学习和汲取外来先进文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比如，中国文化在近代发展中同样蕴含、洋溢着上述三种文化能力，分别表现为：个体或家庭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移；借助改革和革命，以文明为标准扬弃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野蛮性；学习和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同时也不排除传承固有优秀文化传统几个方面。
关于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情况，不能不从洋务运动说起。一大批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应运而生，如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漠河矿务局（1888）及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织布局等，吸收民间资本入股，雇佣工人生产，计算成本，追逐利润，产品销售国内市场。此外，民办企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1872）、浙江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7）、上海裕源纱厂（1894）等，涉及纺织、造船、火柴、机器制茶、制糖、制药、榨油、碾米、采矿等行业。截止甲午战争，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已达54家，总资本480万元。这些企业是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先驱，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大门，是近代官员、企业家和工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共同创造的成就，值得表彰。
在工商业发展基础上，我国如汪洋大海般的个体或家庭小生产，缓慢让位给社会化大生产；尽管工商业后来居上，但它作为新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发展发挥了更加广泛、深远的影响，如它使劳动分工更细化，士农工商四业变成百业并举，社会更加复杂多元，古代诸子学、经学、三教演变成全人类各种主义和几大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竞相争奇斗艳。古代天下一统，到近代也变成列国并立、互争雄长的局面，天下观念原来实指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现在也扩展到全球以至太空。
到目前为止，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看，我国还存在大量小生产劳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近代发展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还“在路上”。现在回顾近代文化史，可以发现，和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比，近代尚未为我们提供可与四书五经相媲美的文化经典，也没有像诸子学或宋明理学那样深远影响到国人精神家园、日常生活规范、思维方式的学术思想体系，以及像孔子、朱熹、王阳明、王船山那样的大师级人物。我国近代文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放到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又显得远远不够。
三、中国文化“化人为己”的能力 关于中国文化在近代化人为己的能力，国人学习西方，逐步深入，愈益全面，是主要表现；其中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对文化发展民族主体性的体认，则是前提条件。这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曲折表现出来。
当时兴起了西学中源说。从问题意识角度看，此说涉及到学习西学的内在根据问题，涉及到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或本质的认识。有些人，即使开明如洋务人士，也不愿承认我泱泱大国、文化悠久，今反不如夷狄，遂以中学比附、诠释西学，断定西学源于古代中学；现在学习西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郑观应语），理所应当。西学中源，当然不符合事实；但此说暗含着对中西学内在统一性的探求。只有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具有超越族界、国界的共性或统一性，具有共同的文化本质，承认其有共同的历史发展进程、规律，承认其有普世的文化基因，才可能顺利展开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实践活动；这种承认，恰恰能获得古代文化思想的基础性支持。按照我国古人“道一而已”等看法，天下一家，中国学习西方，中学引入西学，如古代华夏化夷狄，自然而然，本无不可。后来严复等人即达到这一理论高度。这时，学习西方，就完全排除了民族心理障碍，而顺理成章了。
同时，西学中源说还暗含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关于近代学习西方文化活动中蕴藏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可谓代表。它一方面将这一诉求明确化，另一方面规定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出发点、主宰和目的。张之洞著《劝学篇》24篇，得到朝廷肯定，于1898年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他用“五知”概括其要旨：“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10]9705“五知”都关涉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建立，知耻、知惧则兴起，知变、知要则得法，知本则点明中体的主体地位。依张之洞看，有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人，贯彻中体西用原则，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就是“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0]9757这时，张之洞理解的“中体”范围缩小到 “伦纪”“圣道”“心术”这一理想、信念层次，而“西用”则从器物、技艺、工商实业扩展到法制等政治制度领域，实际上已经将戊戌维新的学习西方政制的主张包含在内了。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表现在多个方面：既体现为文化的生存力、发展力，也表现为面对危机时，从容应对危机、化解危机、走出危局的脱困能力；既体现为民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认识、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表现为民族、国家人民群众自我改革甚至革命的调适能力。后一种情况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尤其充分。一方面改革自身，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吐故纳新；一方面反思旧文化，发掘优秀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学习、创造新文化，推陈出新。这在19实际“新学”思潮，20世纪中国新史学、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现代新儒学等学术思潮中，在以汉译名著丛书为代表的大批翻译作品和大批西学（西方哲学、科学、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等）研究成果中，在中学（中国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经学、子学等）科学化而取得的显著成就（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各门学科虽尚不完善，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不足，但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搭建起学科发展大框架）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增长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化人为己的主体意识和学习能力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这种意识和能力，绝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刺激-反应”生理模式那种低层次的存在物，而是中华民族艰难求索的历史收获，是中国文化优秀内容的结晶、中华文明的基因。应该认识到，也必须承认，在中华民族艰难求索、艰辛学习、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潜藏和昂扬，有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积淀和支撑。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人贞下起元、走出困境的文化能力，乃是中华文化“道统”在近代继续传承和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在艰难困苦条件下，通过国人的艰难求索逐渐展示出来的。近代历史主题被认为是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国人关于古今历史认识是很丰富的，因袭与损益作为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在孔子那里已经很明确了。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也有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事例。但这些历史经验在近代却不完全适用。历史条件变化有二：
一是中外文化各自地位不同，古代华夏文化发达，在对外交流中有高度文明自信，近代却相反，落后挨打，有的只是郭嵩焘所谓“怕、诈、蛮、蠢”等野蛮表现。1875年第一个出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认识到西洋人追求所在，“贾市为利而已”。[2]214他提出：“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谋，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位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依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11]469我们应真实了解夷情，不能一味怕、诈、蛮、蠢，无所顾忌表现自己的野蛮性。这说明，古代“华夷之辨”到近代真实地发生了巨变：以前我华夏而人夷狄，现在则是我夷狄而人华夏，以前我文明而人野蛮，变成现在人文明而我野蛮，以前我化人现在变成人化我，我被迫、被动化于人，以前我自豪我骄傲现在不免就自卑自贱起来。这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集中表现。小而言之，化西学为国学，大而言之，化外来文化为中国文化，成为历史任务。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正好提供了化野为文、完成这一宏伟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学而时习，见贤思齐，是中国文化本有的传统，深入血脉，触及灵魂；中华文化愈益壮大，正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丰富发展自身的结果。
二是和古代以我为主、外来文化只是补充不同，近代古今和中西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且西方文化一跃而对固有文化的发展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面临的古今问题，主要是由中西差距引起的；换言之，古今之争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中西历史文化差距。冯友兰言，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异，是人类发展历程之古代和近代的差异。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主题内涵其实是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发展问题，是中国文化能否借助外来先进文化而发展自身的问题。在近代国际化背景下，古代文化内部自身优劣的辨识、扬弃，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参照，必须接受外来文化的考量；而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正可以帮助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接触外来文化，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进而借助改革甚至革命，因袭、损益固有文化，推动古代文化的近代化，促进个体或家庭小生产基础上的文化进展为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近现代文化，遂成为我国近代的时代课题。 固有文化优秀内容的辨识和传承，以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科学研究为条件，为媒介，历史学的繁荣是必须的；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和汲取，以外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介绍和科学研究为条件，为媒介，外国学术思想——在近代主要表现为西学的繁荣也是必须的。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中国文化近代发展能否成功，端赖历史学和西学自身的科学性。而这两门文化大学科自身在近代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其科学性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全备的。学术翻译、介绍、研究和学习、汲取中，如果科学性不足，会导致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的偏倚，或过或不及，甚或走向极端。传统学术的科学化，外来学术的中国化，也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内容，也是其必须尽快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这一点上，不用说近代，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未必就没有问题了。考虑到我们现在还面临着种种学术教育、学术评价、学科发展等现实问题，我们哪有资格和能力俯视近代国人的学术追求。恰好相反，科学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有自我反思的态度、见贤思齐的温情和感恩前贤的敬意，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基本修养。
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在我国近代史上，人的发展表现到政治经济实践活动中，主要是人民群众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交往范围扩大，交往方式更加密切，政治制度不断改进，也表现到学术研究活动中，国人理性认识水平、逻辑思维能力有很大提高，科学技术得到大发展。政治经济实践活动支持着、学术研究引领着近代文化的发展。
可以看出，农民、官员、知识分子在晚清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主体作用。农民是近代中国主要劳动者，其他社会阶层都自觉不自觉深受影响；知识分子可谓有知识的农民，官员则是有知识而又有权力的农民。可以说，近代文化发展的情况，都得益于也受制于农民主体。
农民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划定了基线。典型的农民代表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洪仁玕兄弟。洪秀全出身农民，自幼读书，长期任塾师，屡试不第。偶得基督教介绍著作《劝世良言》，加上自己揣摩想象，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追求建立“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平”的理想社会，建立的却是封建专制政权，毫无近代政治色彩。在思想上，他以传统农民的均平、大同理想，民间宗教，秘密结社等内容为主，杂糅了一些他认为有用的基督教观念如上帝、耶稣、天父等在内。信徒入会，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或以为正是农民祭拜点香烛、供牺牲的变形，其实近于传统民间宗教。冯友兰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批评说，洪秀全学习西方文化，没有抓住要点，反而学到了糟粕。其族弟洪仁玕曾经总理朝政，著有《资政新篇》，主张制造火车、轮船，开矿、设厂，发展工艺技术，实行专利制度，建立银行，举办市镇公司，革新工商税制等，指示出中国发展的未来面貌，才展示出有近代知识的农民的风采。
农民在文化上的作用，从消极负面言，怕、诈、蠢、蛮，后来胡适说“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都是事实；但农民勤劳、朴实、坚忍不拔、互相扶持、尊师重道、重视文教等，也有很多优点。关键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对个体或家庭小生产的冲击，广大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或机械化，自耕农这样的农民最终离开土地、进入城镇、成为工人的历史命运已经注定了。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结果，同时也意味着通过这一历史变革，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在近代条件下得到历史性提升，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表现，应予肯定。与此相应，官员学会民主管理，知识分子掌握科学和精神文化，企业家学会社会化大生产管理，则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完成的标志。这一宏伟历史任务的完成，无疑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在我们相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它；但如果没有近代工商业基础、新式教育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探索等，这不敢想象。
在民族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从理论上慢条斯理总结历史经验，总要让位于民族救亡的澎湃激情；仓促应对危局，不免急切、烦躁，缺乏理性的耐心，个别人甚而走向自卑、自虐。尽管如此，文化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会因为一时一地某些人的澎湃激情或自卑情绪而有任何改变。过去研究近代史有为了现代史寻求历史根据的任务，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月里，不免划分出革命、改良、保守等派别，或扬或抑，或褒或贬，是非分明，截然对立。现在清楚了，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西化派，还是其他什么派，都是传统文化近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分歧，如果排除各自的过激言论，如西化派不贬斥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保守派不只见到中国文化的优秀内容，还能见不到其不足，则双方是可以坐下来慢慢讨论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大家都认可的是：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我们是可以而且必需学习、引进的，中国文化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时代需要的内容，也应逐步改变。
现在看来，我认为，应该肯定，围绕这一历史主题，近代各个文化派别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维新运动开始出现的“西化”派凸显了全面而充分学习、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积极意义，洋务运动中就已经起作用的保守派则强调了我国固有文化中优秀内容在近代的积极意义，近代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则对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消极内容，如政治专制、玄学迷信、殖民侵略等各自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各派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古代文化在近代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功接续上古代数千年文化发展的优秀传统，谱写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进一步发展的辉煌历史篇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承和弘扬前辈学人坚忍不拔、艰难求索的精神就显得很有必要。晚清时期，我国处于落后挨打困境，犹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深入学习西方文化，改进自己的文化，何况现在我已经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新时期呢！
注释：①曾国藩《曾国藩文集·军事篇·创办机械局为中国自强之本》。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
③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⑥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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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茂泽（1965-），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中国文化；晚清文化发展；中体西用；“西化”；三大能力
进步的普遍规律因素，需要发掘和总结。从野蛮迈入文明的门槛，数千年间，中国文化经受了来自内外的各种历史考验，现在愈益成熟、强大。我国近代史，也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强力挑战背景下经受考验，展示自己顽强生命力的过程。晚清学习西方文化，改革固有文化，增加文明含量，则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反思这段历史，感受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而且对我们现在自信地充分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也不无借鉴作用。
一、晚清文化的发展历程
晚清文化发展大约可分三阶段：
（一）“师夷”时期，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器物。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让国人认识到大清王朝之外的“天下”、不同于古代夷狄的西“夷”，直观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发达和强力。西方文化既是压迫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对立，但内容上也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有先进性。“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首批代表魏源，在1842年的《海国图志》总序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呼声，又将这种学习定位为民族振兴、国家兴旺强大，为近代学习西方文化定下了基调。魏源所谓西人长技主要指他感性认识到的西方军事强项，如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先进器具；他还具体提出学习办法是：“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27
（二）“洋务”时期，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清廷洋务派大员，自上而下发起自强运动，推动向西方学习进入全新阶段。围绕国家富强目标，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容更丰富，而且落实为翻译、建厂，发展近代工商业，培养洋务人才等官民共举的文化实践活动。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军事、经济等领域，在中国文化内部发挥现实作用。
洋务派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儒学修养深厚，和洋人打交道更多，了解“夷情”更细；遂有条件一方面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于传统义理、词章、经济、考据诸学均不偏废，以礼制为核心，致力维系纲常名教，另一方面务实地“师夷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工商实业；认识到“中国自强之本”，在能自己独立制造近代炮船等，翻译西书，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呈现出中体西用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格局，建立起中国第一批有近代意义的军事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及教育和翻译出版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影响十分深远。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1）对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超越民族性，就文化本身立论，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确立以“善法”为核心的文化交流、传承指导思想；学习西洋文化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预计我国自强的路径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尔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④他设想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15岁以下学生入学，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经史、算学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⑤如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都要学习；要求给通西洋技艺者以科举待遇等。他主张发展军事工业，改革货币，要求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机器，节省人力，提高效率。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间，洋务运动蓬勃兴起，他们本着中体西用共识，试图借助西学实现富国强兵目标。他们理解的中体，既有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也包括中国史志、政书、方舆、食货等经世学问。而他们理解的西学，指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这些“格致”理论，以及制器作业的工艺技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还重视西学中制度文化的内容。郭嵩焘主张提倡富强应与百姓有关，西洋即“富专在民，不在国家”；应发展民营工商业，“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争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2]255精通数国语言的马建忠认识到西洋富强，有相应经济政治文教制度和政策，“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⑥郑观应则有办企业的实践经验，著《盛世危言》，倡富强救国。要求更加重视商业，因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3]607明确提出与列强进行商战，认为商战比兵战更加重要。他发现，西洋“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3]233为此，他主张建议院，改革君主专制制度，“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结论是，当时中国想安内攘外，永保太平，“必自设立议院始矣”。[3]314
（三）“西化”时期，比洋务派学习西方更全面、彻底，内容触及专制体制变革的，是戊戌维新运动。加上后来的清末新政，表明西方文化对中国政治、教育、经济等已经产生全面的影响。其学习西方的特点，可以借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4]164“西化”一词遂成为学习西方以求近代化的标志，也适应了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深层需求。清末新政，朝廷用行政力量废八股，设学堂，办银行，发展工商实业等，可以说是在教育、经济等方面进行西化的实践尝试。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主张“治体”西化，办法是效法东邻日本、北邻俄国，“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5]213建立近代国家“治体”，预计“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5]224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断定西汉古文经是刘歆为王莽篡汉编造的伪经，不足信，能为变法进行论证的今文经“三世”说才可靠；现世为据乱，当行民权、宪法，奔小康、升平，一旦去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则大同太平世就实现了；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托古改制，“道主进化，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6]455孔子作六经，推崇尧舜、文王，寄托了对“民主”和“君主”理想社会的向往；而“孟子言治天下，皆由与民同之……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6]181他致力用他理解到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诠释儒家王道政治，为维新变法作论证，也充实、丰富了儒学内容，推动古代儒学向近代儒学的内在变革。他主张学习、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兴农工商矿之学”，让“士人通物理”，[6]264晚年有感于基督教的教化效用，又试图将儒学发展为孔教，说明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容上，越来越认识到西人精神深处，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触及到中华民族的灵魂、精神家园的堂奥。
戊戌变法虽然政治上失败了，但其君主立宪的思想影响却延续下来。1906年清政府宣布立宪，未尝无维新派之功。维新健将梁启超当即表示支持，并撰文宣传宪政，成立政闻社，提出议会政治、责任政府、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平等外交四大纲领，派人回国参与立宪。民国建立后，他积极参与政党政治，主持共和党，合并民主党、统一党，组建进步党，与国民党竞争。后来又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组建宪政研究会，继续为宪政抗争。结合其晚年的中西文化观看可知，他理解的宪政不应是全盘抄自西方。他认为东方学问重精神，西方重物质；西学有知识的长处，中学有精神的长处。两者应当结合，办法是，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思维重新诠释中学，寻求本土文化的真相，但必须先对本土文化有敬意和诚意；追求中学和西学结合，创造全新民族文化而后推向世界。[7]482
近代第一位真懂西学而对当时“西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无疑是严复。1877年，他从马尾船厂受派留学英法，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在欧洲，他注意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密尔）、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学说，实地考察了议会、法院等政治设施。甲午战后，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批判传统文化，辨析中西差别，呼吁变法，成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断定义理、汉学、词章三学于“今日救弱救贫”[8]45均无切实作用，必须学习西方。只要能“愈愚”、“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 他认为西学的真正命脉，“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而为公”；[8]2西方文化“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8]132以科学为本，施诸政事，“通理公例，经纬万端”，即为善政。他比较中西，认为中国重三纲、亲亲、尊主，西人明平等、尚贤、隆民。当时应以改革鼓民力，以科学开民智，以民主新民德。这隐约已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的端绪。戊戌政变后，他致力翻译系列西方学术名著出版，引导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进入全新时代。在文化上，他主张不论中西、新旧，务必“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8]560使中西、新旧各安其位，各有其用，“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谓骏发而又治安也”。[8]119但从根本上看，“耐久无弊”的还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8]668这实乃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先声。
慈禧太后自上而下推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奏疏，进行教育、政治改革，采用西法，基本实施了戊戌变法各项措施，如编练新军，改革军制，办武备学堂；奖励实业，发展工商；废除科举，办新式学堂，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等，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新政在实施过程中任用非人，多“网利”、“自便”[9]96之徒，贪腐盛行，弊端丛生，制造了更多的社会政治矛盾；新政不讲民权，立宪也是骗局，皇族内阁最终破产；但它训练的新军，却成为清廷的掘墓人，推行新式教育，发展实业，也培育了自己的反抗力量。清末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民族、民主、民生大旗，最终在1911年推翻专制清廷，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纪元。学习西方文化终于结出了硕果。
二、中国文化的三大能力
需要澄清的是，我国古代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私天下的专制制度流行千余年，但不应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是文化本质的变更，而只是文化表现形式的变革。中国文化的本质以天人合一的“道统”形式凝聚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正是这些优秀传统的作用，使国人具备不断文明化的综合能力，即文化能力，才让近代国人终能从困境中走出来，阔步迈上国家富强、文化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关于世界，关于人和自然（古人称为“天”）的关系，马克思概括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两大方面。自然人化，表现在社会生产力或个人能力上，即“化天为人”的生产能力，指人认识和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力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发明农业、医药、文字、宗教、国家等文化物的活动能力；这是人类文化得以产生的前提、基础。根本上说，一切人力、一切文化的力量都源于自然。只有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规律，满足需要，人类才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自然而又本原于自然的文化。关于人自然化，表现到社会生产力或个人能力上，指人运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创造文化、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实践活动能力。人类达到文明阶段后，人有了一定的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运用这种能力于社会生产生活，也意味着人运用自己的认识实践能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文化，改变社会历史面貌，推动文明史前进。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两者结合，共同构成整个世界；在此世界里，自然人化是基础，人自然化则是其结果和引申。 以此具体考察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有化野蛮为文明的综合能力，文明化能力或文化能力；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三大能力：一是化天为人能力。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化天生为人成、化天命为人性、化天赋潜能为现实、化自然力为人力的社会生产生活能力，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化自然生理性能为社会实践能力、变自然人口生产为社会生产的能力；二是化人为己的学习能力。在个人处，表现为通过学习和克己修养，认识改造自身，不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能力；在民族文化整体上则表现为在重视历史传承和反思基础上，虚心学习和充分吸收异文化、发展自己文化的能力，在历史上表现为古代用农耕文明化游牧文明、近代用农业文明化工业文明、现代用陆地文明化海洋文明的包容力、升华力；三是让自己文明、文明、再文明的化己为文能力。在个人处，表现为《大学》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自我更新能力；在民族文化整体上则表现为我国文化史上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能力。上述三大文化能力，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内容，而这三大文化能力的培育、成长、发挥和实践，则构成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传承发展的历史主线。
在近代，人们容易发现的是国人学习西方的能力。中华民族是爱好学习的民族，好学、爱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从中国文化史看，对于外来文明，如果水平低于我们，但它有长处，我们大胆学习它的长处，影响它，帮助它进步，这是通过化人为己的学习而化野蛮为文明，可以说是《大学》所谓“亲民”（使他人不断更新，使他人明明德）说的运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外来文明水平高于我们，我们也学习它，这是弥补我们自己原有文明的不足，改变自己，发展提高自己，甚至改变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化小生产为社会化大生产，化陆地文明为兼容海洋文明的陆海文明，这是我们自己文明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方式，也是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这后一种方式，我曾经专从学术上讲，将它叫做化西学为国学。从更广义的人性修养角度看，这可以说是《大学》所谓“明明德”——觉悟自己，实现自己，使自己不断更新，展开来，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方式。自己提高和帮助他人提高，明明德和亲民，内圣和外王两者相辅相成，不仅是人性修养提高的必经之途，也是文化持续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过去学界谈论最多的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中华民族是重视改革创新的民族，不断改革创新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维新、改革、变法、革命等词汇，和修养理论中的克己、寡欲学说互相支持，交相为用：改革创新是文化中的克己寡欲，克己寡欲是个人修养中的改革创新。通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我改革，克服、消除不符合本性的内容，以革新传统，既是重要的修养方法，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途径；体现到主体性上，当然也是个人能力和文化能力的集中表现。这种文化的自我革新能力在近代通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得到了充分展示；事实上，正是借助这些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而逐步深入的文化革新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逐步现代化。
其实，上述三大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是化天为人的生产能力。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天人和谐中生产生活，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习惯。中国文化为自己在近代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古代历史基础，如辽阔的远东文化疆域，近4亿文化人口，发达的小生产农业基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等。这一历史基础不仅强力确保中国文化不被外来文化吞噬或消解，而且还为中国文化学习和汲取外来先进文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比如，中国文化在近代发展中同样蕴含、洋溢着上述三种文化能力，分别表现为：个体或家庭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移；借助改革和革命，以文明为标准扬弃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野蛮性；学习和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同时也不排除传承固有优秀文化传统几个方面。
关于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情况，不能不从洋务运动说起。一大批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应运而生，如轮船招商局（1872）、开平矿务局（1878）、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漠河矿务局（1888）及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织布局等，吸收民间资本入股，雇佣工人生产，计算成本，追逐利润，产品销售国内市场。此外，民办企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1872）、浙江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7）、上海裕源纱厂（1894）等，涉及纺织、造船、火柴、机器制茶、制糖、制药、榨油、碾米、采矿等行业。截止甲午战争，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已达54家，总资本480万元。这些企业是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先驱，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大门，是近代官员、企业家和工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共同创造的成就，值得表彰。
在工商业发展基础上，我国如汪洋大海般的个体或家庭小生产，缓慢让位给社会化大生产；尽管工商业后来居上，但它作为新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发展发挥了更加广泛、深远的影响，如它使劳动分工更细化，士农工商四业变成百业并举，社会更加复杂多元，古代诸子学、经学、三教演变成全人类各种主义和几大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竞相争奇斗艳。古代天下一统，到近代也变成列国并立、互争雄长的局面，天下观念原来实指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现在也扩展到全球以至太空。
到目前为止，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看，我国还存在大量小生产劳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近代发展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还“在路上”。现在回顾近代文化史，可以发现，和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比，近代尚未为我们提供可与四书五经相媲美的文化经典，也没有像诸子学或宋明理学那样深远影响到国人精神家园、日常生活规范、思维方式的学术思想体系，以及像孔子、朱熹、王阳明、王船山那样的大师级人物。我国近代文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放到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又显得远远不够。
三、中国文化“化人为己”的能力 关于中国文化在近代化人为己的能力，国人学习西方，逐步深入，愈益全面，是主要表现；其中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对文化发展民族主体性的体认，则是前提条件。这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曲折表现出来。
当时兴起了西学中源说。从问题意识角度看，此说涉及到学习西学的内在根据问题，涉及到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或本质的认识。有些人，即使开明如洋务人士，也不愿承认我泱泱大国、文化悠久，今反不如夷狄，遂以中学比附、诠释西学，断定西学源于古代中学；现在学习西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郑观应语），理所应当。西学中源，当然不符合事实；但此说暗含着对中西学内在统一性的探求。只有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具有超越族界、国界的共性或统一性，具有共同的文化本质，承认其有共同的历史发展进程、规律，承认其有普世的文化基因，才可能顺利展开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实践活动；这种承认，恰恰能获得古代文化思想的基础性支持。按照我国古人“道一而已”等看法，天下一家，中国学习西方，中学引入西学，如古代华夏化夷狄，自然而然，本无不可。后来严复等人即达到这一理论高度。这时，学习西方，就完全排除了民族心理障碍，而顺理成章了。
同时，西学中源说还暗含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关于近代学习西方文化活动中蕴藏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可谓代表。它一方面将这一诉求明确化，另一方面规定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出发点、主宰和目的。张之洞著《劝学篇》24篇，得到朝廷肯定，于1898年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他用“五知”概括其要旨：“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10]9705“五知”都关涉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建立，知耻、知惧则兴起，知变、知要则得法，知本则点明中体的主体地位。依张之洞看，有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人，贯彻中体西用原则，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就是“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0]9757这时，张之洞理解的“中体”范围缩小到 “伦纪”“圣道”“心术”这一理想、信念层次，而“西用”则从器物、技艺、工商实业扩展到法制等政治制度领域，实际上已经将戊戌维新的学习西方政制的主张包含在内了。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表现在多个方面：既体现为文化的生存力、发展力，也表现为面对危机时，从容应对危机、化解危机、走出危局的脱困能力；既体现为民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认识、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表现为民族、国家人民群众自我改革甚至革命的调适能力。后一种情况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尤其充分。一方面改革自身，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吐故纳新；一方面反思旧文化，发掘优秀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学习、创造新文化，推陈出新。这在19实际“新学”思潮，20世纪中国新史学、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现代新儒学等学术思潮中，在以汉译名著丛书为代表的大批翻译作品和大批西学（西方哲学、科学、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等）研究成果中，在中学（中国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经学、子学等）科学化而取得的显著成就（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各门学科虽尚不完善，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不足，但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搭建起学科发展大框架）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增长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化人为己的主体意识和学习能力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这种意识和能力，绝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刺激-反应”生理模式那种低层次的存在物，而是中华民族艰难求索的历史收获，是中国文化优秀内容的结晶、中华文明的基因。应该认识到，也必须承认，在中华民族艰难求索、艰辛学习、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潜藏和昂扬，有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积淀和支撑。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人贞下起元、走出困境的文化能力，乃是中华文化“道统”在近代继续传承和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在艰难困苦条件下，通过国人的艰难求索逐渐展示出来的。近代历史主题被认为是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国人关于古今历史认识是很丰富的，因袭与损益作为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在孔子那里已经很明确了。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也有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事例。但这些历史经验在近代却不完全适用。历史条件变化有二：
一是中外文化各自地位不同，古代华夏文化发达，在对外交流中有高度文明自信，近代却相反，落后挨打，有的只是郭嵩焘所谓“怕、诈、蛮、蠢”等野蛮表现。1875年第一个出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认识到西洋人追求所在，“贾市为利而已”。[2]214他提出：“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谋，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位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依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11]469我们应真实了解夷情，不能一味怕、诈、蛮、蠢，无所顾忌表现自己的野蛮性。这说明，古代“华夷之辨”到近代真实地发生了巨变：以前我华夏而人夷狄，现在则是我夷狄而人华夏，以前我文明而人野蛮，变成现在人文明而我野蛮，以前我化人现在变成人化我，我被迫、被动化于人，以前我自豪我骄傲现在不免就自卑自贱起来。这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集中表现。小而言之，化西学为国学，大而言之，化外来文化为中国文化，成为历史任务。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正好提供了化野为文、完成这一宏伟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学而时习，见贤思齐，是中国文化本有的传统，深入血脉，触及灵魂；中华文化愈益壮大，正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丰富发展自身的结果。
二是和古代以我为主、外来文化只是补充不同，近代古今和中西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且西方文化一跃而对固有文化的发展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面临的古今问题，主要是由中西差距引起的；换言之，古今之争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中西历史文化差距。冯友兰言，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异，是人类发展历程之古代和近代的差异。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主题内涵其实是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发展问题，是中国文化能否借助外来先进文化而发展自身的问题。在近代国际化背景下，古代文化内部自身优劣的辨识、扬弃，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参照，必须接受外来文化的考量；而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正可以帮助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接触外来文化，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进而借助改革甚至革命，因袭、损益固有文化，推动古代文化的近代化，促进个体或家庭小生产基础上的文化进展为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近现代文化，遂成为我国近代的时代课题。 固有文化优秀内容的辨识和传承，以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科学研究为条件，为媒介，历史学的繁荣是必须的；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和汲取，以外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介绍和科学研究为条件，为媒介，外国学术思想——在近代主要表现为西学的繁荣也是必须的。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中国文化近代发展能否成功，端赖历史学和西学自身的科学性。而这两门文化大学科自身在近代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其科学性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全备的。学术翻译、介绍、研究和学习、汲取中，如果科学性不足，会导致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的偏倚，或过或不及，甚或走向极端。传统学术的科学化，外来学术的中国化，也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内容，也是其必须尽快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这一点上，不用说近代，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未必就没有问题了。考虑到我们现在还面临着种种学术教育、学术评价、学科发展等现实问题，我们哪有资格和能力俯视近代国人的学术追求。恰好相反，科学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有自我反思的态度、见贤思齐的温情和感恩前贤的敬意，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基本修养。
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在我国近代史上，人的发展表现到政治经济实践活动中，主要是人民群众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交往范围扩大，交往方式更加密切，政治制度不断改进，也表现到学术研究活动中，国人理性认识水平、逻辑思维能力有很大提高，科学技术得到大发展。政治经济实践活动支持着、学术研究引领着近代文化的发展。
可以看出，农民、官员、知识分子在晚清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主体作用。农民是近代中国主要劳动者，其他社会阶层都自觉不自觉深受影响；知识分子可谓有知识的农民，官员则是有知识而又有权力的农民。可以说，近代文化发展的情况，都得益于也受制于农民主体。
农民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划定了基线。典型的农民代表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洪仁玕兄弟。洪秀全出身农民，自幼读书，长期任塾师，屡试不第。偶得基督教介绍著作《劝世良言》，加上自己揣摩想象，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追求建立“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平”的理想社会，建立的却是封建专制政权，毫无近代政治色彩。在思想上，他以传统农民的均平、大同理想，民间宗教，秘密结社等内容为主，杂糅了一些他认为有用的基督教观念如上帝、耶稣、天父等在内。信徒入会，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或以为正是农民祭拜点香烛、供牺牲的变形，其实近于传统民间宗教。冯友兰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批评说，洪秀全学习西方文化，没有抓住要点，反而学到了糟粕。其族弟洪仁玕曾经总理朝政，著有《资政新篇》，主张制造火车、轮船，开矿、设厂，发展工艺技术，实行专利制度，建立银行，举办市镇公司，革新工商税制等，指示出中国发展的未来面貌，才展示出有近代知识的农民的风采。
农民在文化上的作用，从消极负面言，怕、诈、蠢、蛮，后来胡适说“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都是事实；但农民勤劳、朴实、坚忍不拔、互相扶持、尊师重道、重视文教等，也有很多优点。关键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对个体或家庭小生产的冲击，广大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或机械化，自耕农这样的农民最终离开土地、进入城镇、成为工人的历史命运已经注定了。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结果，同时也意味着通过这一历史变革，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在近代条件下得到历史性提升，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表现，应予肯定。与此相应，官员学会民主管理，知识分子掌握科学和精神文化，企业家学会社会化大生产管理，则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完成的标志。这一宏伟历史任务的完成，无疑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在我们相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它；但如果没有近代工商业基础、新式教育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探索等，这不敢想象。
在民族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从理论上慢条斯理总结历史经验，总要让位于民族救亡的澎湃激情；仓促应对危局，不免急切、烦躁，缺乏理性的耐心，个别人甚而走向自卑、自虐。尽管如此，文化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会因为一时一地某些人的澎湃激情或自卑情绪而有任何改变。过去研究近代史有为了现代史寻求历史根据的任务，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月里，不免划分出革命、改良、保守等派别，或扬或抑，或褒或贬，是非分明，截然对立。现在清楚了，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西化派，还是其他什么派，都是传统文化近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分歧，如果排除各自的过激言论，如西化派不贬斥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保守派不只见到中国文化的优秀内容，还能见不到其不足，则双方是可以坐下来慢慢讨论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大家都认可的是：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我们是可以而且必需学习、引进的，中国文化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时代需要的内容，也应逐步改变。
现在看来，我认为，应该肯定，围绕这一历史主题，近代各个文化派别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维新运动开始出现的“西化”派凸显了全面而充分学习、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积极意义，洋务运动中就已经起作用的保守派则强调了我国固有文化中优秀内容在近代的积极意义，近代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则对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消极内容，如政治专制、玄学迷信、殖民侵略等各自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各派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古代文化在近代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功接续上古代数千年文化发展的优秀传统，谱写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进一步发展的辉煌历史篇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承和弘扬前辈学人坚忍不拔、艰难求索的精神就显得很有必要。晚清时期，我国处于落后挨打困境，犹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深入学习西方文化，改进自己的文化，何况现在我已经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新时期呢！
注释：①曾国藩《曾国藩文集·军事篇·创办机械局为中国自强之本》。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
③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⑥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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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茂泽（1965-），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