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清早推销自己
　　
　　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手写广告，不是推销商品，而是推销自己，被推销者有的拿着手钳，有的拿着粉刷墙壁的滚筒，坐在街道的角落处等待着雇主的到来。他们大多是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这是有120万人口的鞍山市新添的一种街景。
　　1996年从一家钢厂下岗的女工秦女士今年38岁。几年来，她一直靠打零工谋生。每天早上6点钟，她拿着简单的工具来到街头等候雇主，通常都能找到一些粉刷或清洁店铺或住家的零活来干。每个月大概能挣上相当于60来美元的人民币，同过去在工厂干活也差不多。鞍山市政府看来是挺支持下岗职工自谋生路的行动，比方说，最大的一个街头劳动市场就设立在市党委的旁边。虽然少数几个拿着粉刷的女工躲避着我们的镜头，但大多数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个中年的电工近似挑战地指着广告说：“我就是要这样来找寻工作，没有什么不妥。每个国家不都是这样么!”
　　由于失业而在中国引起的冲击，已日渐减弱。标志着失业的字眼“下岗”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十来年，迫使职工们离开国营企业的保护伞，到更为广阔的空间谋求生存。国家正在积极地调整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不再将钱白白津贴那些没前途的国营企业。10年来，中国不再害怕自由的市场经济，并将此作为开拓进取的另一条道路。
　　
　　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当中国的经济转制还在起步的阶段时，因工厂的倒闭或合并导致职工的下岗，从而引起的不满、抗议甚至上街游行，都是可以预计的。
　　但是对大多数下岗者来说，最坏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一名45岁姓孙的电工自1995年离开工作了20年的那家国营电视机厂后，开头心中真不是滋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那门技术在一般的劳务市场里，一时间还使用不上。而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务市场的中介服务还不太普遍，他不好意思要朋友们老是免费地帮他寻找职业，于是就开了一家饭店。不到一年，因为营业不佳，饭店关了门。现在，他在位于沈阳的一家占地15万平方米的国营批发市场出售棉花—聚酯纺织品，这里聚集着上千个由下岗职工经营的生意，经营着从鞋类到糖果的批发。这个市场不收租金，也不收每个月的服务费，并提供如何经营的咨询，精心培育未来的企业家。“当然，我得试试看。”孙说。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4点钟开始，直至下午3点钟。人虽然累了些，但不会再在梦醒时刻产生对前途感到沮丧、恐惧与无奈。“收入是稳定的，”孙耸了耸肩说，“总之好过开饭店，什么租金和费用都不必缴。”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地帮助失业者。在全国范围内，国家为前国营企业的职工制订了各种优惠的政策，希望引导他们去私营企业就业。去年，中央政府宣布：下岗职工开办的公司前3年免除营业税、个人收入税和管理费。很多城市的政府正在实验如何通过一定的方法，创造一些门路来训练下岗人员，并使他们在私营企业再就业。职业中心被责成全面开放并开办各种训练班。在重庆，政府向下岗人员提供相当于600～1200美元的贷款，作为他们的启动资金。在大连，劳动局正在私营企业那里做工作，以便使这个有限的空间，尽可能多地容纳下岗人员。这个城市已经租用162所学校和私人公司来进行培训，包括从打字到传统的按摩的行业。
　　
　　孙燕的饭店
　　
　　中国第一代的下岗职工正在被鼓励着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例如原先在黑龙江一家国营企业从事煤块化学成分检测的孙燕，1996年下岗时正好30岁，她起誓要干些她自己的事儿。她从亲友处借了3750美元，迁移到北京并开设了一家饭店，起名叫下岗姐妹饺子店。这个店名还真合乎营销的策略，使周围的人知道她是个诚实的下岗职工，东西也肯定实惠便宜，在顾客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和预计不到的效果。“很多女人走进来看望我”，与她原先所在的那个国营单位的岗位相比，无疑孙燕找到了“自己要干的事儿”，显示了自己应有的价值。她要求所有的服务员都要进行正规的培训，要有军事化般的严格和精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也是为事业的再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中国的各行各业的经营者一样，下岗者在一个刚起步的、还不很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搏斗，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但面对风险的最好办法，不再是回避和怨天尤人，而是只有依靠自己更好的服务、效率、知识和品质来面对困难。在孙燕的饺子馆门口挂着一条标语：小心照顾好顾客，才能使我们不会再第二次下岗!
　　这条标语也许对在岗或下岗的人同样都有某些启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