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到沉重打击，新的秩序却未能在混乱之中建立。面对变动的世界格局，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各方志士背负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使命，艰辛地进行着各种探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美术界也在彷徨不安中寻求着新的价值体系与发展道路。“它既要在救亡与启蒙的层面上重构自己的政治功能，又要在中西文化正面碰撞的语境中探索新形态、新风格。”[1]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护根”尊严之间，在日新月异的嬗变思潮与因循守旧的传统体系之间，在政治话语权力与艺术自律性之间，中国画的发展道路该何去何从？艺术本体的焦虑、艺术之外的无措，都将当时的美术界推至风口浪尖。
　　1912年，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将美育列入教育范畴。1917年，蔡元培发表《以美育代宗教》。同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的序言中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哀叹。陈独秀在继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之后，又于1919年同美学家吕澄一起举起美术革命的旗帜。这些行动引发了美术思潮的嬗变，促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除了艺术语言的变革之外，美术界还面临着艺术主题的问题，即艺术与政治、大众的关系。风雨飘摇的战乱局势，已不允许画家在书斋内做清逸一路的遣兴之作。1933年，上海《艺术》杂志以“中国艺术界之前路”为论题，谈到艺术与救国的关系，如：

　　各省的水灾，民生的疾苦，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善战，上海血魂除奸团的产生，这些也都是伟大的画材。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一张这样的画！（曾今可《一九三三年中国艺术界之前路，应该是和资本主义相反的路……》）[ 2 ]
　　随着国难现实的愈加严峻，社会对传统中国画之责难也愈深。从1944年傅抱石写的《中国绘画在大时代》，便可以强烈感受到社会的责难：
　　中国绘画在今日，颇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样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山水”呀，“翎毛”呀的乱嚷，这能打退日本人吗？……和“抗战”或是“建国”又有什么关系？[ 3 ]
　　生于20世纪初期的张书旂历经时代变革与抗战浪潮。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之际，在美术革命的呼声之中，他在艺术主题及艺术语言两方面都做出了回应，可视为现代中国画建构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张书旂将自己定位为唯美派画家，在艺术主题方面，认为描绘美是对抗人间丑恶和暴力的重要方式——“我是唯美派的画家，我知道世间有一种永生之美；我们的抗战是锄去丑恶谋取光明的伟举，只要表现美的，就与抗战的道理相吻合。”[4]抗战爆发后，张书旂虽然承认同道们画漫画、宣传画的作用，但仍坚持用纯美的花鸟画来表达心迹，认为和平鸽比飞机更有表现力。张氏选择以唯美主义去回应时代，隐去主题上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艺术自律性的体现。由于其画面的唯美风格颇受市场喜爱，因此张书旂将画款用于资助抗战中的人民，以义举来实现“救亡”目的。

　　广义而言，唯美主义（Aestheticism） 是指19世纪出现在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源于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思想中的“审美非功利性”，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狭义而论，唯美主义常特指19世纪后半叶英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和社会文化运动。1927年，腾固的《唯美派的文学》中提及“唯美运动这一个标语，在今代英国文艺史上，是一种甜蜜而芬芳的寄兴”。总而言之，唯美主义认为崇美至上，追求感官美学呈现，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唯美主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上，如徐志摩被视为唯美派诗人。
　　張书旂将自己视为唯美派画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1929年，张书旂在女子中学发表演讲《美与人生》，谈及美与人生之关系。当张氏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他的同事宗白华成为在美学领域卓有贡献的人物，被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唯美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张书旂执着于以唯美的画面感唤人心，以纯粹之美对抗恶，反抗战争和暴力。因此在张氏的画面中，全然不见战争之乱象，取而代之的是一派生机盎然，毫无萎靡之气。

　　受“艺术救国”及“艺术大众化”的影响，当时许多艺术创作者选择以漫画、宣传画的形式启迪民智、传递信息，报刊上也广泛可见这种通俗的形式。在此语境中，艺术的工具理性僭越了审美感性。此外，在中国画领域，有诸如“岭南三杰”之一的高剑父在回应时代主题上做出的贡献。在高剑父的创作中，他将现实的战祸收入画面，在创作中试图表现飞机、坦克等作战工具。例如，其作品《东战场的烈焰》直接描绘了战火中的废墟场景，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罪恶，通过艺术化的处理，传达出当时社会和文化艺术所面临的沉痛苦难。 　　必须说明的是，唯美主义由于过度重视形式美的自主性，切断了艺术与真理、道德的联系，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艺以载道”观念产生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常被视为缺少传统文人画的文化底蕴。在当时乃至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很多持文人画立场的论者都批评张书旂的作品过于注重形式美，意境不高。但张书旂并没有陷入纯粹的“唯美主义”之中。对于后者，张书旂有意识地在努力做出改善。其发表于1935年的文章中写到“奈所作之画，俱‘有所为’而画。总嫌内容不足。明知不学之过，应多读书，多写字，多游览，以救济之”[5]，此意在于达到“文质相济”，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对于前者，张氏在形式上坚守唯美主义，但仍保持画以载道的传统，也“注重画之灵魂与情绪”[6]。其唯美主义作品中的“载道”功能，是通过比兴来实现的——选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来寄托情怀。例如，他创作的《雄鹰》当时被挂在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里，其上题有“千里江山一击中”，是想以雄鹰的意象来表现革命精神。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此画作给予了较高的评论。又例如，张书旂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百鸽图》，选取鸽子这种具有世界共通性的意象来传达和平的美好愿望，以中国画的艺术技法和审美意趣来表现，在“艺”与“道”之间做了很好的平衡。正如张氏所言：“鸽子是代表和平的，她象征光明。”[7]此作赋予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意义，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民族艺术的魅力。后来，《百鸽图》成为张书旂蜚声艺林的代表作。
　　在艺术语言方面，张书旂折中中西，融汇古今，改革传统美术语汇，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艺术语汇。他善用白粉，以白代墨，以粉代彩，画面在浓丽中蕴藏着静雅，于清新中蕴含着诗意，令人涵泳不尽。当时的报刊评价为“纯粹之唯美派，与粗俗不堪之流行作品迥然不同”[8]。具体而言，张书旂的画面之唯美来自以下三方面：

　　一是形态之唯美，在于准确生动。这得益于张书旂经年累月的观察、临摹与写生。从他所编的教材《翎毛集》，即可看出其对自然造化观察之精微、领会之深入。其对写生对象局部的刻画也十分仔细，在写生鸟禽嘴爪结构时曰：“翎毛嘴爪最难，观画之优劣于此最易辨别……嘴有开有合，爪有收有放，又因品类各殊而长短不同，山禽善鸣，多短嘴，尾长者足亦长，尾短者，足亦短，亦有例外，如鹤之足长，而尾短，雉之足短，而尾长，水禽栖水，搜水底鱼虫为生，嘴阔多扁，足有蹼，以便游泳，此固自然之理，而研究斯道者亦不可不知也，吾人当到留心，写生自能随类赋形可。”从此段文字中可看出，张书旂格物致知的精神与科学写实的原则。他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品类特征，并与自然之理相联系。

　　张书旂不仅准确刻画出鸟禽的形态，还能将鸟禽瞬间的动态表达出来。他笔下的鸟禽活灵活现，顾盼生姿，写实与写意俱在。在前文所述代表作《百鸽图》中，一百只鸽子有一百种形态，其赋形能力可想而知。由于其对造物之理的熟悉，加之技法扎實，所以张书旂作画时用笔酣畅灵动且迅疾如风，正如刘海粟之言“遒劲如草书”。在民国时期报道他的文章中，常有描述他当众创作的场面，这引发了观众特别是外国观众对其的好感[9]，也让我们联想起杜甫描述唐代草圣张旭挥毫的诗句——“挥毫落纸如云烟”。张书旂得中国画写意精神之精髓，已达以形写神的境界。鸟鸣花开，鸢飞鱼跃，自然之天趣，造化之万端，皆笼于笔下。刘海粟认为张书旂“不愧为一代画宗也”[10]。
　　二是赋色之唯美，在于丰富明丽。张书旂工在设色，善于在作品中用粉，能“粉分五色”，有“白粉主义画家”之称。其风格或清雅或浓丽，皆悦目赏心，颇受人民大众喜爱。在他的画中，用墨深淡淋漓，用色巧妙精确，结合了中西画法之技巧。
　　张书旂幼年入私塾学习时便爱好绘画，得叔父张爽甫指授笔墨，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高等师范科，得高剑父、吕凤子指导学习西方绘画，课余私淑吴昌硕画风，后一变风格，画风转法潘椒石、朱梦庐、任伯年。张书旂受任伯年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如构图、用笔等。而对于张书旂的设色，特别是对白粉的大胆使用，论者认为受潘椒石影响更多。张书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个人风格。张书旂自创有色宣纸作画，这样可突出白粉效果。在颜色使用方面，张书旂还融入了一些西画的技术手段。岭南地区的居廉、居巢善于在画中撞水、撞粉，就连“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画中也时而可见。与岭南画派的用粉相比，张书旂更加写意化。设色更加丰富明丽，使张书旂的作品视觉美感突出，符合张氏唯美派画家的自我定位。
　　三是风格之唯美，在于熔传统诗意与时代新风于一炉。张书旂虽师法传统，但不落窠臼，其可贵之处在于画中既有传统审美因素，又有清新明丽的现代风格。徐悲鸿评价“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吕凤子认为“书旂之画，有书旂之面目，非石涛之面目，亦非八大之面目”。所评认为张书旂有卓立于艺林之个人风格。
　　《柳飘燕鸣》一图，燕子呢喃，柳展宫眉，既有传统的诗意，又开时代之新风。《暗香》一图，巧构宋人词意，月影朦胧，树姿舒展，白梅暄妍，造空灵之意境。《老鹰》一图，以鹰之矫健，入画之苍茫温润格调，其画之造势，呼应时代革命抗争的主题。
　　“书旂之面目”，来自其爽健之气。于画，他用笔超脱，风驰电掣，纯熟的技艺加之酣畅的用墨设色，一扫画坛陈腐疲软之态，开时代之新风。于世，他兼济天下，以画筹款，战乱之世远赴北美，宣传抗战，传播艺术，至生命最后一刻仍挂怀家国。作为一个唯美派画家，张书旂以他的艺术创作，践行着“和平鸽比飞机更有表现力”的理念，于唯美追求与济世情怀中彰显着其人格之伟大。
　　（吴嘉茵/中山大学）
　　注释：
　　[1]张晓凌.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起源：从审美现代性到政治现代性[J].美术观察，2020（12）.
　　[2]李宝泉.为艺术而艺术[J].艺术，1933（1）.
　　[3]傅抱石.傅抱石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496.
　　[4][6]张书旂.我送了一幅百鸽图给罗斯福[J].时代周刊，1941.
　　[5]张书旂.此次画展[J].艺风，1935.
　　[7][8]同[6]。
　　[9]如1947年11月16日《真报》第2版载《张书旂与曾景文》：“美国人很钦佩他的一支毛笔，随时画几下就完成了图画，很为赞叹。所以他三分钟五分钟当场画好的画就有人争着买。”1949年4月21日《和平日报》载：“张书旂教授，于上月二十四日抵达旧金山，在威尔逊轮上，应旅客之请，曾举行画展并表演二次，极受欢迎，观众对于张氏作画之敏捷，声色之华庆，均表惊异。”
　　[10]刘海粟.一代画宗—张书旂[N].中央日报，1935-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