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往权力又害怕权力。有些人被权力推向社会的顶巅，更多的人则被权力抛进可怕的深渊。权力有时造福，有时生祸。有些人用权看似任性却拿捏自如，有些人却被权力反噬。
　　按照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分类法，我们可以把历史人物用权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强暴型用权
　　强暴型用权最为直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秦皇汉武到洪武康熙，这种用权方式是帝王的拿手好戏。即便开明如唐太宗，宽厚如宋仁宗，也不乏强暴用权的事例。唐太宗要征辽，谁劝也听不进去，一声令下，山摇地动。宋仁宗打算废后，担心批评，一纸敕令，宣示台谏不得发言。凡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皇帝，往往喜爱这种用权方式。
　　很多时候，强暴型用权并非暴力相加，而仅仅是让权力对象明白必须服从。因此，权力越大，这种方式的使用概率越高；支持权力的资源越雄厚，这种方式越容易成功。通常情况下，皇帝比大臣更倾向于强暴用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下面就不敢运用这种方式。只要上下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差距，上面有足够的势能，权力就会表现出强暴的一面。最基层的官与民之间，则有一个权力从有到无的断裂式分界，强暴用权的频率往往也较高。不妨说，强暴用权是传统体制中上下两端最常见的现象。例如唐代宦官主持的宫市，哪怕是宫中仆役，走到街上就是皇帝的替身，面对两鬓苍苍的卖炭翁，动辄暴力相向。明清衙门里的押司公差，拿着执行公务的签子就能为所欲为，暴力执法快捷省事。
　　大体上，历史的经验是：权力的强暴在组织的上下两端表现最为突出，而在中间层级则较为柔和曲折。到了近现代的公司，这种“两端大”依然存在，最上端是“总裁”，最下端是“老大”。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近代以来的工头为何被称为“No.1”。
　　艺术型用权
　　艺术型用权最为隐晦，方式也多种多样。久之，会形成一些“故事”，即王朝的惯例做法（在民间就是习俗）。例如汉代有“将相不辱”的惯例，皇帝利用春秋战国以来“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对于与自己合不来的高官，给相关文书批个“诣廷尉”，字面意思是到司法机关接受审查，但实际用意等于死罪通知书。接到这种诏旨的大臣，则要即刻自裁以表清白。
　　艺术型用权的隐晦，是隐晦权力的强暴，而不是隐晦权力的用意。汉文帝的舅舅薄昭犯罪当死，文帝不想担恶名，暗示薄昭自尽，但薄昭不理睬这种暗示，文帝又派遣大臣到薄昭府上喝酒，劝告薄昭自杀，薄昭还是不死。文帝干脆派大臣穿上丧眼到他家门口哭丧吊孝，薄昭只好自杀。在逻辑上，直接杀猴是强暴，杀鸡儆猴则是艺术。
　　韬略型用权
　　韬略型用权指向事业。用现代观念看，韬略型用权，主要是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灭商过程中的种种计谋，张良辅佐刘邦在楚汉相争中的桩桩安排，都可以用来印证这种用权。西汉建立，刘邦要大封功臣，但爵少人多摆不平，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首先封了自己特别反感却军功显著的雍齿，从而打消了臣下的顾虑，也奠定了汉代分封制的政策基准。这种情况下的权力运用，会直接影响事业成败。韬略型用权，往往是统帅与军师的合作。刘备与诸葛亮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是韬略式用权的经典案例之一。
　　权谋型用权
　　权谋型用权指向人员，其本质是“术”。术的要害在于驾驭臣下，所以具有秘密性质。不但曹操这样的“乱世之奸雄”是用术的高手，就连唐太宗这样的一代明主，用术也毫不逊色。例如，太宗给高宗李治安排的顾命大臣李勣一直忠心耿耿，但在太宗病重临终之际，却毫无理由地贬斥李勣，太宗给李治的说法是：“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对于这种帝王之术，李勣配合默契，史载其被太宗贬黜外放后，毫无怨言，连家都不回就奉诏而去。
　　在中国语境中，有时“术”呈贬义，尤其是近代李宗吾创立“厚黑”一词后，人们往往把“权术”与“厚黑”联系起来。但从历史看，用术与人品高劣并无正相关，而只有巧妙拙劣之分。不仅法家研究术，道家、兵家等学派也都研究术；即便是儒家所说的“权”，也属于术的一支；纵横家则更是以术为中心，一部《鬼谷子》，把言说之术概括无遗。但只要涉及术，毫无例外都是指向人，目的在于了解人、考察人、控制人、驾驭人。
　　这四种用权类型在现实中混合使用。在权力强暴施展的同时罩上艺术盖头；在艺术运用权力之时，又要隐隐把暴力构筑为艺术品的底座；在策划和实施韬略时，少不了要谋算相关人员；在以术驭下时，又同施展领导的雄才大略相关。强暴和艺术是用权的力量两极，韬略和权谋是用权的对象两极，它们可以组成一个十字坐标，供领导人游刃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