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给一个叫“于坚”的微信公众号留下一句话问：是不是写《尚义街六号》的于坚？10个月后，我在云南昆明见到了于坚。
　　其实那个微信公号一直没回复我。但是在总结、回忆这件事情的始末，梳理相关细节时，它就是一个事实，笑盈盈地站在那里。
　　我喜欢这样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有时候觉得就是在流浪，心有所属地流浪。你知道要什么，也知道最终会形成某种关系。
　　事实上，有很多更便捷的途径可以直通他们。但正是这种寻找路上的顺和不顺，搭建了人生路上的某种有趣和无趣。
　　我还记得初读《尚义街六号》带给我的感觉，记得在成都与翟永明聊天时，说起他们那个年代里，大家对于诗歌、文学的纯粹和美好。
　　我希望遇见纯粹，那我也用自己能表达的纯粹方式去遇见他们。很多人，我都是这么找到的，这种相遇，很美好。
　　對于那个时代，于坚用的也是“纯粹”。
　　他说那时候他在北京待了一年，演戏，所有的文艺创作人员待在一起，戏剧、舞台、摇滚、诗歌，所有的讨论围绕的都是“作品怎样可以更好”，他说，“当时没有意识到多么美好。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个乌托邦啊。”
　　很多人都在说那个美好的时代，他们认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黄金时期”。他们不愿说“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愿意说的是“80年代”，上个世纪中国的80年代。
　　也有人对此的表达是“改革开放后”。
　　我的电脑里有三份给冯骥才的采访提纲，分别标为2018年的春季、夏季、秋季。始于2018春天的采访意向，经过酝酿和等待，终于在秋天结了果。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见到了冯骥才。
　　20世纪80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90年代初期，他的主要精力转入文化保护。

　　在说到80年代时，他说，“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情结。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他也由此出版了《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他说，“我们那时候电话都没有，就是写信互相告诉。出现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作品，文学杂志就找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给他们写评论。每一次文学奖，每一年度的小说奖都是文坛关注的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他现在还保留着1979年《雕花烟斗》的获奖通知单，上面写着“冯骥才同志的《雕花烟斗》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请凭单领取奖金200元”。
　　他认为这张纸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当时我们的文学创作非常纯粹，我现在也常用‘纯粹’这个词。那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让人怀念的时代。”
　　他说他现在特别怀念的是翻阅读者来信时那种纸张的“沙沙”声。现在很少再有读者来信，人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都有不失有趣的地方。
　　现在没有人关注文学，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现在是一个物质时代，物质时代里文学和艺术都会小众化。通俗的文艺会大众化，像动漫、流行音乐会。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纯粹。当下也有它的纯粹，虽然“那时候很纯粹”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