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社会管理 助推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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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127-03
  从2011年8月开始的全国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其影响已超越了新闻战线,变成一项全国性的社会活动。其意义也不再只是改进新闻工作,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等,而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特别是走基层,使新闻传媒得以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有利推进社会建设。
  一、“走基层”的社会动因
  “走基层”除了新闻传媒本身新闻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外,更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
  (一)转型社会期待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加强
  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过渡的转型期。一方面“单位的人”渐变成“社会的人”,“单位管理”逐渐成为“社会管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不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复杂多变,一些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和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纠结在一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风险加大,这些情况和问题不能再靠单位而是要依靠社会来解决。
  与此同时,我国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等安全网络也初步形成,这为解决转型期出现的新老问题提供了条件和打下了基础,期待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加强和推进去化解矛盾。
  (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时代主题语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提出把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又强调“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1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则强调“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特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有学者提出:近1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语悄然发生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已然成为人们的关注热点。
  (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呼唤传媒积极参与
  何谓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二者关系如何?李学举认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是有差别的两种实践过程。社会建设主要是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于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属于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同时,“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因为社会建设着重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管理需要社会组织协同、公众积极参与,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管理,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媒体来真实全面地反映国情,呈现客观的社会图景,以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那些社会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动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和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媒体的舆论力量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再次,处在利益冲突的转型期,表达各方,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意见和情感,媒体提供的渠道尤为迫切。当下,媒体单靠日常的零星报道显然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而有策划的“走基层”的新闻报道才能不负众望。
  二、“走基层”凸显参与社会管理,助推社会建设功能
  “走基层”活动开展一年多来,它在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方面已彰显成效。
  (一)如实描述中国国情,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传媒生产还具有社会管理的重大价值......国家机构借助媒介了解社会动态,协调社会各部分的活动,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
  2011年1月中宣部组织全国新闻战线“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以及后来倡导的“走、转、改”活动,传媒为各级政府展示了最真实生动的国情和社会生活的景象,推动了政府对社会建设中一些问题的决策。央视的走基层从“新春走基层”开始,一年的时间,先后涌现了“蹲点日记”、“百姓心声”、“最美的中国人”、“第一手调研”、“在岗位”多个系列报道,派出800路,超过2800人次的记者走基层。《走基层——蹲点怒江》不但报道了一个溜索过江巡诊的乡村医生的感人事迹,而且如实反映了偏远山区行路难的问题。报道播出后,交通运输部到实地调研,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在当地建了两座桥一条路。《爱心小院蹲点日记》播出后,引起了国家民政部和中国残联的关注。民政部表示,该报道带给民政部门诸多思索,必将推动我国加快儿童福利制度和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进程,并决定从2012年开始,在一些省份先行试点,将残疾儿童及重病、罕见病、艾滋病儿童纳入我国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爱心小院的报道引起媒体与政府联动,推动了一项社会制度的建设。
  央视的走基层报道,许多触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如《皮里村孩子的上学路》反映上学难;《儿童医院蹲点日记》反映看病难;《招工局长陈家顺》,反映招工难;《邵全杰回家路》反映买票难;《杨立学讨薪记》反映讨薪难等等。报道播出后,不但个案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引起全社会特别是相关部门的关注,进而推动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解决整体问题。   中央电视台走基层采访活动,其大型报道《情牵大乌蒙》和《倾听贵州》、《倾听安徽》、《倾听海西》、《倾听新疆》等“倾听”系列报道,围绕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民生热点,描述了国情、世情、民情,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关注,为其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信息支持。
  各地广电媒体在走基层报道中,也关注和促进了诸多民生问题的解决。重庆卫视记者来到三峡库区的涪陵区南沱村,发现当地村民因电力问题不能正常看电视。报道播出后,国家电网重庆公司专门为村里安装一台新变压器,解决了看电视难的问题。
  (二)搭建话语平台,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纠结在一起,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艰难中前行。传媒在走基层中发现这些矛盾,不回避,也不简单批评,而是深入探究矛盾的前因后果,为矛盾各方提供话语平台,让其倾诉各自的难处,着力于沟通,增进包容理解、互谅互让,起到社会情感安抚和心理安慰作用,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有效方式。如央视的《在岗位》系列报道中的“快手售票员”,让温荣英讲述春节期间因旅客不理解而受辱的亲身经历,获得社会同情,也消散了社会曾有的不满。《马子硕的求医路》等报道,追踪调查号贩子问题,既全面展示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又让人看到医院、政府所做的努力,在医疗卫生部门与社会之间架起沟通理解的桥梁。又如央视的《长沙城管朝阳中队蹲点日记——“城管来了” 》的纪实报道,如实地记录了流动商贩与城管打游击的情景,也如实记录了城管中队长为小贩找门面的情景,在城管被妖魔化的舆论中,报道为城管提供了讲述自己两头受气的窘境和委屈的机会,增进了社会对城管的支持和理解。
  (三)关注芸芸众生,记录百姓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助于社会价值的整合和提升。
  在新闻战线“走基层”报道活动中,过去采访不到的盲区和死角,这次都有记者涉足,过去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在记者的报道中,展示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人生价值,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理想与抱负,他们做人的道德和良知,对人的社会行为起到很好的规范和示范作用。
  央视“新春走基层”播出《听漏工的不眠夜》,报道为避免自来水因管网老化严重跑冒滴漏造成的损失,自来水公司设立听漏工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行业,其重要性也少有人关注——全国供水漏损率达到13% 。央视记者在除夕夜采访了昆明市听漏工李绍斌。李绍斌说,这是个良心职业,发现了漏点嫌麻烦不报也没人知道,但自己良心会过不去。记者感慨:这个良心,就是每一个公民对编织在社会里的那个自己的价值的透彻认识。他们关于良心的表达,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浙江卫视《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壁下岛的坚守》系列报道,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海岛女医生钟杏菊36年扎根海岛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每个人都想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该系列报道播出后,许多观众反应,从钟杏菊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四)动员社会组织和个人扶贫济困,促进社会慈善事业良性发展。
  在走基层的报道中,许多记者来到过去很少涉足的边远贫困地区,深入了解并展示山区人民的艰难困苦,引发社会关注,并动员了社会组织和个人伸出援手,进行救助。这不但为社会慈善事业提供了迫切需要救助的对象,而且激活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
  在央视的《爱心小院蹲点日记》播出后,社会组织与个人各种形式的捐助源源不断涌向爱心小院。爱心小院的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走进小院,都只想为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下基层来到宁夏红寺堡区菊花台村,该村146户村民有残疾人的就达94户,村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记者没把主要精力花在展示当地村民的困苦上,而是着力表现当地政府为改善残疾人处境而打造的“黄河善谷”的战略实施上,由政府提供土地,招商引资,吸引外资来开办社会企业或福利企业,吸收当地残疾人就业,同时将盈利的一部分用于当地的慈善事业。这种打破传统的慈善救助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慈善之路,是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创举,为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三、“走基层”助推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还任重道远
  “走基层”不是一阵风的活动,而应成为传媒的常态,传媒人的自觉行动。在深入“走转改”活动中,传媒也应加大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力度。
  (一)传承历史,接轨国际,“走基层”要建立长效机制。
  “走基层”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1942年11月,曾化装去苏中解放区、苏北解放区民间采访和社会调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1920年10月曾以《晨报》记者身份,深入苏联基层采访,写成《饿乡记程》、《赤都心史》等名作。我国杰出的记者范长江,1935年,为了向全国人民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历时10个月,行程6000多公里,不畏路途险恶,深入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写作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中国当代著名记者穆青,多年来一直深入基层,扎根群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写了多篇在新闻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佳作,如《雁翎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无数事实说明,我国名记者的名篇,都是成功于走基层的深入采访。走基层深入采访也成了我国新闻战线的优良传统。
  国际新闻界也盛行走基层。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把“基层人物”和“基层社会”作为中国报道的选题和素材,因为这是他们了解和介绍中国国情的最好切入视角。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从高层到基层,广泛接触基层社会,1937年10月出版《西行漫记》,向世人介绍了一个真实的解放区,引起世界强烈反响。《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他关注的不仅是未来,关注更多的是现实,他是从现实中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特别关注中国的基层社会,从1967年第一次来中国,45年来,他已数百次来到中国,深入基层采访,继2010年《中国大趋势》出版后,2011年他又深入成都基层调查,出版了《成都调查》。这样的事例不胜其数。有学者统计,从2007年至2011年以英语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实类书籍中,以“基层社会”和“基层人物”为主题的占到一半以上。   无论是我国优良传统中的走基层的报道,还是国际上目前流行的基层社会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作为报道的新闻框架。我国传媒应传承历史,接轨世界,建立起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为主题的新闻框架,以基层社会、基层人物、公民英雄为报道主体的走基层的长效机制。在央视制定的“走转改”长效机制中,包括台领导走基层、选题播出量化、建立基层联系点、奖励考核等机制。
  (二)关注报道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个关键节点。传媒在今后的走基层中应更多地关注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我国有社会组织40多万个,每年筹资100多亿元,提供超过1000万个专兼职工作岗位。但据清华、北大所做的调查,我国社会组织应有300万个,但大多数是未经民政部门批准的维权组织和临时社会组织。但总的来说,我国社会组织薄弱,普遍面临注册难、定位难、信任难、参与难、监管难、吸引人才和资金难等问题。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正在加大社会组织投入、探索社会组织孵化方式、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工作,媒体应积极跟进采访,为社会组织的成长给力鼓劲。
  (三)关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声张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力。”这里不仅表述了现阶段我国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而且提出加紧保障公平的制度建设。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应是公平制度建设的关键。权利公平涉及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机会公平涉及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障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而规则公平则涉及司法制度改革和反对“潜规则”等。
  前一段我们的走基层主要是通过个案展示我国国情,并通过个案的解决体现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今后走基层要通过个案发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足和缺陷,并追根溯源到社会管理体制的症结,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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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胡占凡;政引风霜成物色 语回天地到阳和——中央电视台“走转改”一周年总结与思考[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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