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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传记在19世纪被盛赞为可以等同于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从聚焦于个人转向重点关注作为历史发展施动者的大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开始排斥传记，认为其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过于个人化、轶事化与短视，无助于理解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40年中，传记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传记重新恢复了本来的地位。这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性别理论、交叉性理论、再现论等新理论的应用;寻找新的资料来源、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段和加强语境分析等新方法的采用;伴随着以往被视为边缘阶层的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历史和传记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文章探讨了传记回归的起源和发展，即现在所称的“新传记”或“传记转向”，进而分析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传记;历史;性别;交叉性;叙事;传记转向;再现;主体性
为什么传记如此受大众青睐，而专业历史学家却对其评价不高？在美国，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写作的传记都是畅销书。事实上，汉密尔顿的传记激发了百老汇戏剧的巨大成功，现在又被拍成了电影。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撰写的传记，以及最近出版的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她发现了如何重写DNA编码）的传记，都得到评论家的褒扬，且销量颇佳。也许，正如文学理论家迈克尔·本顿（Michael Benton）所解释的，传记的流行源于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生活……传记提供了他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变化的典范：它们为我们研究自己提供了最佳场地”。①
然而，正如戴维·纳索（David Nasaw）为之惋惜的那样：对历史学家来说，传记就像“这个行业不受喜爱的继子，偶尔不情愿地让它进门，但更多时候是和群氓一起被关在门外”。本顿则抱怨说，传记是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② 主流历史学期刊很少发表传记文章，研究生们也被建议不要选择传记作为学位论文。学者们认为传记是一种较低级的史学体裁（a lesser form of history），他们指责传记不够严谨，缺乏深刻的分析与理论的复杂性。路易斯·班纳（Lois Banner）认为，传记“只涉及一个人的人生，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它来源于纯文学的传统，而不是科学的或社会学的传统，而且传记作家往往不是从事专业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虽然会吸引很多读者，但缺乏受过博士教育的学者所具有的严谨的素养”。凯特·布朗（Kate Brown）注意到，一些人抱怨传记“太过个性化”，过多涉及“自我认同和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因而“无法向人们展示更大的世界”。Lois W.Banner， “Biography as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4， No.3 （2009）， pp.579-586; Kate Brown， “A Place in Biography for Oneself，”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4， No.3 （2009）， pp.596-605.此外，传记经常被认为是轶事、过于接近微观史学和文学而不被接受。虽然一所大学没有历史系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但传记研究中心在大学却较为少见。仅见的传记研究中心有：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传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Biographical Research）、纽约市立大学利昂·利维传记中心（Leon Levy Center for Biography）、爱丁堡大学叙事与自传/传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arrative and Auto/Biographical Studies）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传记研究所（the Biography Institute）。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所谓的“缺陷”（其中某些有一定道理），传记在西方却依然盛行，西方读者对传记的喜爱程度高于历史类书籍。因此，历史与传记、历史学家与传记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紧张、令人不安和矛盾的。
然而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北美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知识分子即认为，历史学包括书写名人的生活。在爱默生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而对于卡莱尔来说，传记作者必须对传主抱有同情心（sympathy）和理解之同情（compassion）。
在他看来，由于历史是作为伟人生平事迹的纲要来讲授的，作为政治史，历史和传记之间几乎没有冲突，这不难理解。Jean Strouse， “The Real Reasons，” in William Zinsser， ed.， Extraordinary Lives： The Art and Craft of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Book of the Month Club， 1986， p.164; Hermione Lee， Body Parts： Essays on Life Writing，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5， p.1. 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歌颂杰出人物的公共生活，把他们想象成可供效仿的榜样，但却避免讨论他们的私生活。一些人很快就明白，这种做法遗漏了故事的另一半。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于1918年发表了开创性的研究著作《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这本著作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傲慢，敢于揭露名人（其中包括令人尊敬的護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个人隐私。19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也提出撰写“新传记”（new biography），旨在深入挖掘传主的内在生活（interior life）。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Garden City， N.Y.：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1918， p.190;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pp.11-13， 28， 38-40; 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Entre historia y ficción，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2007， pp.31-36; Virginia Woolf， “The Art of Biography，” in 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2. 伍尔芙是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其拥护者活跃于几个不同的领域，包括艺术界、艺评界以及学术界。该团体的成员时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反对文学艺术方面的清规戒律，提倡自由探索——译者注。的成员，并且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的影响。 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们强烈反对把历史书写成伟人的传记（无论是关于其内在生活还是外在生活）。大众社会的崛起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传记被随意地降级为次要的研究对象。人口学、地理学和法国年鉴学派所强调的集体心态史（collective mentalités），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举足轻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英国学派的社会史领域。这些新趋势关注的是集体、大众社会和作为历史发展原动力的社会经济力量。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9-20; Jo Burr Margadant， “Introduction： Constructing Sel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Jo Burr Margadant， ed.， The New Biography：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3; 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 pp.187-189. 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受到战争威胁的民主国家的人民被迫应征入伍，乃至（在后方）负责发出空袭警报，为其所希冀维护的自由和价值观而战……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意志（如同里芬斯塔尔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数百万人意志的胜利”。 这里汉密尔顿提到了纳粹纪录片制片人莱妮·里芬斯塔尔，她在多部影片中歌颂希特勒，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参见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87-195.
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掀起了一场认识论革命，它们开始攻击二战后历史学中的普遍叙事和单一的白人男性叙事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出“真理”是一种由话语确立起来的社会建构，其他人则关注标志和符号世界（world of signs and symbols）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是如何被社会构建出来的，并强调语言和身份的重要性，因此它削弱并挑戰了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知识基础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国际舞台上突然涌现出一批令人敬畏的新兴行为体：新成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居民、被边缘化的拉丁美洲人及全世界的妇女，他们要求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结果，由于这些运动的影响，对于“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待并理解传记”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122. 传记终于赢得了历史学家迟来的尊重。学者们经历了“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甚至“情感转向”（情感史研究）之后，最终迎来了“传记转向”（biographical turn）。Hans Renders， Binne de Haan， and Jonne Harmsma，“The Biographical Turn： Biography as Critical Method in the Humanities and in Society， ” in 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Lives in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3;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22-123; Simone Lssig， “Towards a Biographical Turn？ Biography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Biography，”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Bulletin， Vol.35 （2004）， pp.147-153; 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 pp.21， 209-210， 427; Tanya Evans and Robert Reynolds，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on Biography and LifeWriting，”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3， No.1 （March 2012）， p.1. 在上述诸种转向的影响下，“新传记”与以往传统的、经验主义的传记决裂，并引入新的主题和方法论。Jo Burr Margadant， “Introduction： The New Biography in Historical Practi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9， No.4 （1996）， pp.1045-1058; Jo Burr Margadant， ed.， The New Biography; 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The New Biography，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传记的爆发引发了另一个“转向”，即“方法论和理论转向”。在汉斯·兰德斯（Hans Renders）、宾尼·德·哈恩（Binne de Haan）和琼·哈姆斯玛（Jonne Harmsma）看来，新的转向内涵如此丰富，以至于对其他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影响。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pp.3-4;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4.毋庸置疑，这些智识趋势以及政治行动主义影响了传记的写作，但重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对个人的强调也同样重要。 那么，“新传记”即“传记转向”有何新意？ 新主体，新声音
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非裔美国人、拉美裔人和印第安人的民权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美国出现了新的声音。这些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拒绝接受被简单地“夹杂”于历史之中，呼吁改变历史的书写方式，这反过来对传记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伴随对不同的声音、经历和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认识，历史和传记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史学大众化过程中，70年代社会史的勃兴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它强烈要求从下层阶级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这段社会史“受到20世纪60年代引人注目的紧张局势的启发”，因为它“寻求探索多种族和多民族群体之间的动态互动，设法了解各利益集团和阶级怎样争夺权力，并力图分析种族、性别和民族如何服务于塑造和约束国家目的（national purpose）的观念”。社会史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是工人阶级、工厂工人和农民，以及较为贫穷和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这相应地促进了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研究。Alice Kessler Harris， “Social History，” in 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Nick Salvatore， “Biography and Social History：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Labour History，Vol.87 （2004）， p.188. 它還影响了微观史学，后者通常被贬损为有关村庄及其居民的“短视的古文物史”（myopic and antiquarian histories）。在马蒂·佩尔托宁（Matti Peltonen）看来，“新微观史学概念假设宏观层面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微观方法所阐明的事件中，否则，整个微观史学工程将是徒劳无益的”。他进一步澄清说：“微观史学家不研究村庄，但他们在村庄从事研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作品论证了如何通过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揭示更大的历史进程。Matti Peltonen， “What is Micro in Microhistory？” in Hans Renders and Binne de Haa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Biography： Approaches from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Life Writing， Leiden： Brill， 2014， p.114;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 New York： Penguin， 1982;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理查德·D.布朗断言，“微观史学的荣耀在于它能够通过探寻和连接广泛的数据源来还原和重建过去的事件，从而产生一种情境性的、三维的分析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真实的人与抽象的力量一样塑造事件”。参见Richard D.Brown，“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in Renders and de Haa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Biography， p.127. 传记与微观史学经常被相提并论，并且往往体现于消极层面，二者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目光短浅，（实际上）好的传记和好的微观史学可以揭示长久以来被宏观史学所隐藏的东西。
纳森·哈金斯（Nathan Huggins）认为，任何一位非裔美国人的传记“所包含的种族与社会意义都要大于传主生平本身的价值”，这样的研究可以就 “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对个人看待和理解自己的方式有何影响”这一议题提出更宽泛的问题。最初，奴隶贸易的主题在突出欧洲扩张的资本主义史的书写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引发了对黑人生活感兴趣的学者们的强烈反应，作为回应，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黑色大西洋研究”（Black Atlantic Studies）。尽管学者们起初关注的是大的历史进程，诸如移民、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主要采用计量史学方法，但是最近他们受到了传记转向的影响，因为在（传统）叙事中见不到有血有肉的人，也就是那些在诸多大历史进程中生活、备受煎熬并幸存下来的人们。约瑟夫·C.米勒（Joseph C.Miller）指出，正是通过“从结构和抽象到人及其经验的本质性视角转变”，才使得我们开始“了解被奴役者形形色色的经历”，从而揭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黑色大西洋上的多样性经历。新的视角使“揭示被奴役者的人性成为可能”，这些人被剥夺了在历史上应有的一席之地。Huggins cited in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24;Joseph C.Miller， “A Histor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Biographical Turn，” in Lisa A.Lindsay and John Wood Sweet， eds.， Biography and the Black Atlantic，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20. 为了做到这一点，米勒对传记转向做出了解释，即历史的再人性化（rehumanization）。他建议人们不要再从社会学的角度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制度”、一种“静态的抽象概念”， 而是要像历史学家那样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进行思考： 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抽象概念不起作用。基督教、文明或现代性（本身）并不“传播”;确切地说，能够出于自己的直接目的而接受并改造这些逻辑建构元素的是人;文明并不能“持久”，但是人类可以对其施加保护，努力维持文明的要素，并在必要时对其做出改变，以便使之抵御不可避免的岁月的侵蚀，在这一过程中，文明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观念无法“产生影响”，但是人类可以在思想上操纵它们从而尝试去影响他人。Joseph C.Miller， “A Histor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Biographical Turn，” pp.28-29.
然而，研究这些几乎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人们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可资利用的只有碎片化的资料，尽管如此，学者们依然承担起了这项重任。Lisa A.Lindsay and John Wood Sweet， “Introduction： Biography and the Black Atlantic，” in Lisa A.Lindsay and John Wood Sweet， eds.， Biography and the Black Atlantic， p.2.
同样，正如乔治斯·杜比（Georges Duby）和米歇尔·佩罗特（Michelle Perrot）所言，过去人们对女性的了解，需要“透过握有权柄、能够解释官方记忆并控制公共档案的男性的目光”。从历史上看，男性拥有“代表”女性的权力，且往往是凭借充斥着刻板成见的意象，而女性罕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历史就是她们设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历史。”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Pauline Schmitt， ed.，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Vol.I：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2， pp.ix-xiv.
然而随着20世纪下半叶女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于平等的诉求，以及妇女史在70年代的兴起和女性传记的增加，她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事实上，当前许多新传记的主要支持者显然都是将妇女作为写作对象的女性作者，为了找寻女性的声音，她们不得不去探求新方法和新的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当然，传记作家在开始写作前必须收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常常面临两个重大且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如果能接触到个人档案、个人文件、回忆录或自传，那么他们确实足够幸运。然而，传记作者对资料必须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后者往往有自己的议题：一些传记主人公创作了自己的神话，并有意识地为传记作家设置“虚假线索”;“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会记错一些事情，或者对自己的轶事添枝加叶……谎言通过不断重复而变得更有分量，并会凝结成公认的关于某人生平的版本”。传记作家的第一守则是要作怀疑论者，对所有证据都要持怀疑态度。当赫梅尔妮·李（Hermione Lee）开始研究19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时，她面对的是两种版本：一种是被奥斯汀家族精心打造并谨慎“保护”的“官方”版本;另一种是为顺应那个时代社会习俗的文学评论家所接受的“文雅、怀旧、温和”的版本。
对李而言，将简·奥斯汀的真实生活坦诚地呈现给读者并非易事。卢卡斯塔·米勒（Lucasta Miller）在试图将19世纪的小说家勃朗特姐妹从浪漫神话中“解救”出来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她的观点与之前那些对勃朗特姐妹的传统认知产生了冲突。Hermione Lee， Biogra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Essays on Bio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5-78; Lucasta Miller， The Bronte Myth， New York： Anchor， 2005. 在《寻找J.D.塞林格》（In Search of J.D.Salinger）一书中，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讲述了他为隐居作家J.D.塞林格写作传记的痛苦经历，双方最终对簿公堂。后來，他进一步阐述了传记作家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冲突的对象不仅涉及那些试图控制亲属个人文件及其特定生平版本的家庭，还包括他在《火焰的守护者：文学遗产与传记的兴起》（Keepers of the Flame： Literary Estates and the Rise of Biography）一书中提及的“既定”解释的捍卫者。Ian Hamilton， In Search of J.D.Sal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Ian Hamilton， Keepers of the Flame： Literary Estates and the Rise of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1. 其次，传记作家通常面临缺乏资料来源的问题，如果写作对象是几乎没有留下生活痕迹的19世纪的工人、工匠或妇女，或是一群被奴役者，那么资料问题则更为严峻。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历史记载中，这些写作对象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往往会导致书面证据的缺失，从而成为传记写作的主要障碍。绝大部分历史和文献资料都是由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男性创作的，他们在叙事中不重视妇女、工人或农民，甚或忽略这些人。传记主要讲述男性在公共领域的生活，而许多女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活动范围是家庭，这导致了对历史的歪曲，为此迪·加里森（Dee Garrison）不无遗憾地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发现都因女性视角记录的缺失而被扭曲了。”Carolyn G.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New York： W.W.Norton & Co.， 1988， p.86; Dee Garrison， “Two Roads Taken： Writing the Biography of Mary Heaton Vorse，” in S.Alpern， J.Antler， E.I.Perry， and I.W.Scobie， eds.，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2， p.72. 为那些通常是文盲的边缘人物写传记，传记作者不仅要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地阅读已有文献，从字里行间体会其含义，还要去发掘各种新的第一手资料。
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被证明是一个新的、丰富的资料来源：如今传记作家搜罗照片、地图、音乐、绘画作品，力图从这些实物中寻找线索。杜比和佩罗特由此指出：“对女性的记忆往往以物品的形式保存下来：一件符咒、一枚戒指、一份弥撒书、一把阳伞、一块亚麻布、一件连衣裙，或是藏在阁楼和壁橱里的其他一百件珍藏中的任何一件。女性也会通过时尚和服装博物馆的形象而被铭记，即对于其外表的记忆。在民间艺术与传统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女性日常生活的基本考古资料，这类博物馆不吝收藏家庭用品。”Tanya Evans and Robert Reynolds，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on Biography and Life Writing，” p.3; 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pp.xiv-xv.
海登·埃雷拉（Hayden Herrera）在为当今最受追捧的拉美女性艺术家、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作传时，并不缺乏书面资料，特别是卡罗的信件和日记可资参考。尽管如此，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埃雷拉还是引人注目地利用卡罗的画作和个人物品去了解主人公的生活。在墨西哥革命之后的那段时期，卡罗通过选择本土服饰和珠宝，尤其是来自她母亲家乡瓦哈卡州的物品，来宣扬其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对墨西哥本土文化的执着。作为证据，埃雷拉描述了卡罗的家——著名的蓝屋，房间里从毯子到整套餐具，再到墙壁的颜色和餐桌上的食物，全部是本地产品。1925年，卡罗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公交车事故，困在医院病床上的她开始作画，她一生中做过30多次手术。埃雷拉对卡罗作品的娴熟分析展示了后者如何在画布上描绘其内心生活和痛苦：“她画出了流血、哭泣、破碎的自我，以惊人的坦率，融合了幽默和幻想，将痛苦转化为艺术。”Hayden Herrera， Frida： A Biography of Frida Kahlo，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4， p.xii. 因此，有关物质文化——此处表现为卡罗的服饰、家具、食物和艺术——的分析对于理解传记写作对象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埃及艳后）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但她的生活却鲜为人知，人们对她的了解大多出自她敌人的作品。她的传记作者史黛西·希夫（Stacy Schiff）遗憾地表示：“人们对于她生活的大部分基本细节都莫衷一是，比如她的母亲是谁、她在罗马生活了多久、她怀孕的频率、她是否和安东尼结婚、在决定她命运的战斗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她的死因是什么。”Stacy Schiff， Cleopatra： A Lif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2010， p.8. 為了填补这些信息漏洞，希夫对物质文化进行了分析，通过布置场景来描绘克利奥帕特拉的统治，由此赢得了《纽约时报》苛刻的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高度赞赏：希夫“展示出魔术师般的能力，用魔法召唤出其传主的物质生活……让读者看到了克利奥帕特拉的宫廷：她精心挑选的随从，包括品酒师、抄写员、点灯人、皇家竖琴师、按摩师、青年侍从、看门人、公证人、银币管家、燃油看守者和珍珠分拣员。希夫描绘了克利奥帕特拉设施齐全的皇家驳船舰队，舰队配备有健身房、图书馆、狄俄尼索斯和阿佛洛狄忒的神龛、花园、铜浴池、马厩和水族馆。”Michiko Kakutani， “The Woman who Held the World in Thrall，” New York Times，Nov.2， 2010， C1， p.4. 事實上，对克利奥帕特拉物质世界的描述揭示了这位统治者对知识、艺术、音乐、建筑、工程，乃至运动的执着，她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发展文明。物质文化代替了更多的个人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语境和场景设置
语境（context）在传记写作中的重要性经历了显著变化，它在作品的建构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不再仅仅是作为人生的背景。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是当今美国备受推崇的传记作家之一，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他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写了一部四卷本的传记。作为一个居住在纽约的城市人，卡罗意识到，除非他熟知总统的童年，否则永远也无法充分理解约翰逊其人。为了了解约翰逊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卡罗和他的妻子搬到得克萨斯州的山区居住了近三年。纽约是熙熙攘攘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而他到达得州后发现自己置身于偏僻、广袤的山区，这里地广人稀、极度贫困。约翰逊成为政治家后最大的成就之一即是给这个地区带来了电力，意味着这里从此有了电灯、收音机、自来水，乃至他自幼不曾看过的电影。只有深入探究约翰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背景，传记作者才有可能理解这位非常有权势的总统的雄心壮志和成就。 卡罗对自己的目标非常坦诚：他对约翰逊的生平兴趣不大，政治权力的获取和运作才是他的关切所在，而约翰逊的人生轨迹为卡罗达成自己的目标提供了完美的媒介。Robert A.Caro， The Path to Power： The Years of Lyndon B.Johnson， New York： Vintage， 1990， pp.201-210.事实上，奈杰尔·汉密尔顿甚至声称卡罗为约翰逊撰写的四卷本传记“改变了历史学家看待美国历史上权力运用的方式”，参见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s Corrective，” in 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p.21.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 Harris）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她对语境的重视：事实上，她甚至称自己的方法是“反传记的”。在为美国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20世纪50年代反动的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被列入黑名单）作传时，哈里斯意识到，她对海尔曼生活中“内心的紧张和矛盾”不感兴趣，她更为关注的是“个人生活如何帮助人们去理解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凯斯勒·哈里斯的目标是“透过生活看本质”，因为“个人的生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特定的事件，还可以洞察某一时期更大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进程”。她断言，如此一来海尔曼的传记“将有助于理解对于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的四个领域：性生活和性别角色的革命性转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以及冷战紧张局势所带来的纷乱的政治潮流;身份认同及其政治功能的波动性和争议性;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名人文化的影响”。Alice KesslerHarris， “Why B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4， No.3 （2009）， pp.626-630; Alice KesslerHarris， A Difficult Woman： The Challenging Life and Times of Lillian Hellman，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2. 考虑到海尔曼的左翼政治立场，及其好莱坞编剧黑名单上的边缘人物这一身份，这本传记为理解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线索，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才华横溢但不易相处的女性的真实生活。因此，语境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今天的一些传记作家选择写作对象，恰恰是为了阐明他们试图探究的特定事件或运动。
叙事：事实还是虚构
然而，事实和资料往往并非可以信手拈来。对于传记作家来说，在研究中的某个节点被零碎的信息乃至大的信息漏洞所困扰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在一个人生命中的整整十年里，只能找到一些星星点点的信息。当传记作家面对这些黑暗空旷之地时，他能做些什么？很多时候，他们必须诉诸推理、推测和假设，最好是基于对语境的充分了解。Hermione Lee， Biography， p.138. 但人们对传记的想象力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呢？
1983年，当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ín Guerre）一书出版后，遭到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猛烈的抨击，芬利希望她保留那些“社会和文化空白”，而不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去解释和推测事件。但在研究16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时，与写作《马丁·盖尔归来》时一样，戴维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未知和难解之事。她认为“复杂性和矛盾无处不在”，因此，她“愿意接受……猜想性的知识和可能的真实性”，直到可以“找到更好的东西”。而芬利则力主“毫不含糊地使用明确的字词来表述绝对真实”，她理解历史、传记或微观史学的书写需要作者运用想象力进行推测，但想象要牢固地根植于历史语境中。Natalie Zemon Davis， “On the Lam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3， No.3 （1988）， pp.572-574， 587-603;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传记作家常常使用“似乎”“也许”“可能”或“很可能”这样的措辞来提醒读者：他们正在阅读的是一种解读或推测，赫梅尔妮·李将这些用语称为“传记圈套”（biographical hooks）。今天，根据一幅画或旅行笔记来描述一处风景，或者思考传记对象的（行为）动机并不鲜见。但是，写作进展到什么程度时，作家们才能发现自己所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弗吉尼亚·伍尔芙对此忧心忡忡，她对传记/文学的二元性持矛盾态度。部分原因在于，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事实会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而改变。她把传记作者比作“矿工用于测试空气的生物报警器——金丝雀，（在传记写作过程中）需要查明虚假性、不真实和陈旧习俗的存在。他对真实性的判断必定是主动的、急切的。……他必须准备好承认同一张面孔的相互矛盾的版本。”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p.89; Virginia Woolf， “The Art of Biography，” p.195.当然，科学的“事实”也会发生变化。
然而，有意识地在传记中加入虚构情节则是另一回事，比如杜撰人们之间的对话。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写作《边缘女人：17世纪的三种生活》（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 Century Lives）时，虚构了一些人物对话，这本书讲述的是17世纪三位女性的生活。尽管有相当多的第一手资料可供参考，但她在三位素未谋面的传记主人公之间虚构了一场对话，这令评论家非常沮丧。Natalie Zemon Davis， 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 Century Live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pp.1-4. 然而，这种风格在最近变得相当流行。墨西哥传记作家米拉达·巴桑特（Mílada Bazant）甚至认为，“在我看来，不包含些许虚构成分的传记是不完整的”，但这只有在传记作者充分了解当时社会背景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事实上，巴桑特看到了三种类型的叙事：真实、逼真（“在内容上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和虚构。受法国著名自传研究专家菲利普·勒热讷（Philip Lejeune）的影响，她认为应该有“真实性契约”（a pact of truth），这样历史（真实）才能主导传记。她不建议在传记写作中虚构人物，但主张叙事应该是生动的，可以“有一些文学的笔触和虚构的段落”，因为一本传记读起来应该像一部小说。因此，她为19世纪墨西哥最著名的女诗人劳拉·门德兹·德昆卡（Laura Méndez de Cuenca）所作的传记，无论是西班牙文版还是英文版，都包含了一些文学笔法，不过它们是基于对语境的深刻了解。Mílada Bazant， “Lo verdadero， lo verosímil y lo ficticio，” in M.Bazant， ed.， Biografía： Modelos， métodos y enfoques， Zinacantepec： El Colegio Mexiquense， 2013， pp.233-246; M.Bazant， Laura Méndez de Cuenca： Mujer indómita y moderna （1853-1928），Toluca： Gobierno del Estado de México， 2010; M.Bazant， Laura Méndez de Cuenca， Mexican Feminist 1853-1928，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8.
曼素恩（Susan Mann）在诠释和虚构创作方面走得更远，她在《张门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一书中对19世纪中国常州张氏家族女性的生活进行了精彩的重构。她忠告读者：“你们将要读到的一些内容是我自己的猜想和虚构。在此我遵循了中国历史写作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力争通过其情感、言语和行为将过去的人们完整地呈现出来。”与希夫和卡罗一样，她也非常信奉谨慎地设置场景：“证据只能告诉我们所能听到的，而设置场景会让我们听得更清楚。”然而，“由于没有在任何历史资料中找到相关描述，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场景和结果通常是虚构的，但其真实性可以在无数张氏家谱中找到证据”。张氏女性的心声多半体现在她们的诗集中，诗集的印刷是由家族中的男性安排的。她们对很多事情保持缄默，没有在诗歌中体现出来，曼素恩为此深感惋惜，这或许是由于自我审查和/或男性亲属编辑的缘故。例如，由于张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家庭，经济问题很少被谈论，只有在提及妇女的刺绣品或书法的销售时，读者才能间接地了解这个家族的经济困难。同样，诗集中也没有提及缠足和死亡。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xvi， 165， 184; Susan Mann， “Scenesetting： Writing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4， No.3 （2009）， pp.631-639. 在讲述张家三代女性的故事时，曼素恩比本文所援引的其他传记作家都更多地运用了虚构和推测，但她一丝不苟地使用大量脚注，一方面展示了她渊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她是如何以及为何写下每一段文字的。这些文字读起来是传记方法与历史推测和虚构之间关系的平行叙事。无论人们是否喜歡曼素恩的研究方法，她努力重构张氏家族女性的生活及其历史观，从而完成了一部杰出的传记。 再现：神话还是真实？
在赫梅尔妮·李看来，传记作者的任务是“追随故事的线索并清除因道听途说和谣传而产生的垃圾信息，使用书面证据来证明观点，利用任何所能得到的信息来源，去构建人物的‘再现’”。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p.65. 这看似简单，但传记作者在写作时，尤其是为名人或恶名昭彰者作传时，必须应对那些充斥着神话、传说、谣言、刻板印象，甚至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表象，当然，还要处理那些“虚假线索”。
鉴于林登·B.约翰逊“对保密的执念”，罗伯特·卡罗发现，约翰逊精通于为不知情的传记作者设计虚假线索，他几乎成功地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传奇”，直到卡罗开始挖掘事实。卡罗搬到得克萨斯州后，采访了林登的兄弟山姆·休斯顿·约翰逊（Sam Houston Johnson），当他向山姆询问林登青年时代故事的诸多细节时，后者不得不承认他爱莫能助，“因为这些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与想象中充满友爱和情感支持的家庭相反，山姆转述了一个不同的、悲伤有加的故事，包括父亲如何经常对小林登大喊“你这辈子都会是人生输家”。这可以使人从“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但却意味深长的视角”去理解总统的青年时代，不仅有助于解释约翰逊的野心，同时也揭穿了他极力推销自己的神话。Robert A.Caro， The Path to Power， pp.201， 221-223. 如果卡罗没有费尽心力地进行背景研究，并前往得克萨斯州生活，他就不可能突出重围窥见隐藏在神话背后的约翰逊的真容。
对于有权势的女性尤其如此。正如史黛西·希夫在《埃及艳后》中所指出的，“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神话便会蜂拥而至，成为遮蔽历史的‘野葛’（Kudzu）Kudzu本意为“野葛”，指一种生长速度非常快的杂草，它的叶子可以覆盖其他植物，霸占周围全部阳光，将其他物种笼罩于其阴影之下。此处希夫使用该词语形容神话对于历史的遮蔽 ——译者注。”。为了写作这本传记，她不仅要“抢救为数不多的事实”，还要“剥离层层包裹的神话的外壳和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有关这位女王的传言”。对于埃及艳后，性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们会记得凯撒大帝和马克·安东尼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尽管早已忘记了她这么做的结果，那就是她以一个引以为豪而有教养的王朝（proud and cultivated dynasty）的名义，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动荡的迟暮之年维持着一个庞大、富有和人口稠密的帝国。”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把一个女人的成功归因于其美貌而非大脑，把性生活归结为她的一切，而不承认其才智”。毋庸置疑，从历史上看性与权力的结合是极具诱惑力的，在克利奥帕特拉的时代和当今皆如此：“个人因素不可避免地胜过政治因素，而情色胜过一切。”Stacy Schiff， Cleopatra， pp.7-8， 320-323. 史黛西·希夫“揭去了环绕埃及女王的多重神话的面纱，抛却了莎士比亚、萧伯纳和伊丽莎白·泰勒对她富有想象力的过分渲染”。角谷美智子指出，希夫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描写“比任何小说创作都要复杂，也更为引人注目……与‘娼妇女王’的刻板印象不同，希夫女士描绘的不是一个大美人，而是一个兼具魅力与能力的女人，聪明、俏皮、有趣、才干超群”，她“仁慈的监护人”的角色受到臣民的珍视。Michiko Kakutani， “The Woman who Held the World in Thrall，”New York Times， Nov.2， 2010，C1，4.这里角谷美智子指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萧伯纳的戏剧《凯撒与克利奥帕特拉》，以及1963年由伊丽莎白·泰勒饰演克利奥帕特拉的好莱坞电影。 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女性在传记中也无法逃避自己的性别。
性别与交叉性
在传统传记中，作者很少把性别（被宽泛地理解为社会对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构建）作为写作对象生活中的一个要素。根据劳拉·李·唐斯的说法，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揭示出被理解为社会构建体系差异的性别，在过去的社会中塑造社会关系和自我理解的多种方式”。参见Laura Lee Downs， Writing Gender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0， 2nd ed.， pp.3， 22.有关“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可参见Joanne Meyerowitz， “A History of Gend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3， No.5 （2008）， p.1349.帕特里夏·希爾·柯林斯在《黑人女权主义思想》（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0）一书中也探讨了这种关系，尽管“交叉性”一词最早出现于金伯勒·克伦肖的作品中：《种族和性别交叉的去边缘化：黑人女权主义者对反歧视原则、女权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批判》（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989）;《定位边缘：交叉性、身份政治、针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暴力》[“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Vol.43， No.6 （1991）， pp.1241-1299]。《符号》杂志2013年夏季刊亦刊发多篇有关交叉性的文章，参见Signs，Vol.38， No.4 （Summer 2013）. 由于大多数传记讲述的都是杰出男性的生活，作者会优先考虑主人公的男性朋友和亲戚的看法，而对他们的私生活及其妻女、母亲、姐妹的生活和想法，或者通常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不甚关注，除非传主有着不幸的婚姻。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传记还相对稀少，出版难度也更大。1967年，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试图出版她为南方废奴主义者格里姆克姐妹（Grimke sisters）所作的传记，结果遭到25家出版商的拒绝，最终才被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接受。Carolyn 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p.86;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44. 学者们强调，男性传记呈现出一种“按时间顺序、线性发展的模式”，例如，“他成长起来、他取得了成就、他走下坡路了”，而大多数女性不符合这种模式，她们的生活缺少“单一的方向”。卡洛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指出，由于女性常常将精力倾注于母亲身份和家庭，她们“生活在白人男性生活的现成的叙事之外”。Susan Mann Trofimenkoff， “Feminist Biography，” Atlantis，Vol.10， No.2 （1985）， p.7; Carolyn G.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pp.25，39-40， 50.即使一位女性没有孩子，她的身份也取决于她是某个男人的妻子、女儿或姐妹。生平写作不会不厌
其烦地讲述主体性、内在生活与自我意识，而这些被女权主义传记作家赋予了新的意义。琳达·瓦格纳马丁注意到，鉴于对主体性的兴趣，在传记写作中爱情生活也受到更加严肃的对待。参见她在《讲述女性的生活》一书中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原名玛丽·安·埃文斯）的讨论（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p.33-38）。 显然，她们无法遵循这些男性叙事的轨迹，传记作者需要强调这些差异。男性传记罗列并评价他的成就，而女性传记还必须解释她是如何取得成就的，如凯瑟琳·巴里（Kathleen Barry）所指出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女性的生活一直被定义为“不可能性，而非机遇”。K.Ferres， “Gender， Biograph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Peter France， and William St.Clair， eds.， Mapping Lives： The Uses of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04; Kathleen Barry， “Toward a Theory of Womens Biography： From the Life of Susan B.Anthony，” in Teresa Iles， ed.， All Sides of the Subject： Women and Biograph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2， p.31; Susan Mann Trofimenkoff， “Feminist Biography，” p.7. 对于女性来说，性别和强加于她们身上的束缚是为其写作传记的基础。
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注意到：“女性对自我的基本定义很可能是公共和私人身份（publicprivate identity）的结合。”她指出，作为读者，女性希望了解“不同类型的信息”，因为她们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意识”的影响，对“个人的、身体的自我……对于其性健康和心理健康”感兴趣，这“极大地”影响了传记的写作。瓦格纳马丁认为这需要“为女性传记创建不同的结构”。参见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p.4-6. 事实上，布兰奇·威森·库克（Blanche Wiesen Cook）甚至在1991年的《女士杂志》上撰文强调：“倡导女权主义的女性彻底改变了传记。我们询问不同的问题、感知不同的问题、探寻秘密、认真对待欲望或激情。”Wiesen Cook cited in 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x.
艾伦·切斯勒（Ellen Chesler）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写作的传记即遵循了上述路径：将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交织在一起。桑格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她是20世纪上半叶捍卫妇女生育权和节育權的斗士，也是自由性爱的拥护者。桑格毕生致力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这是一个如此隐私又如此公开的话题，直到今天这项研究的意义仍然与1992年传记发表时一样重大。切斯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严肃地”看待爱情、激情、性和健康等问题。切斯勒仔细研究了桑格与肺结核的抗争、她的几次婚姻和风流韵事、她对孩子的忽视、她经常面对的财务困难，还有这些问题是如何与她的政治观点、她早期的社会主义倾向、她的激进主义、她与主要政治人物的关系，以及她有关优生学的争议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7.原版于1992年刊行，2007年版新增一篇“后记”。 通过探索桑格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交集，切斯勒改写了节育运动的历史和计划生育的起源。因此，芭芭拉·凯恩（Barbara Caine）强调指出，女性的家庭世界和家人在传记中“不再被视为与历史毫不相干”。在传记和历史中，“私人世界”作为一个可行的主题变得愈加重要。被诋毁为“锅碗瓢盆的历史”的社会史，如今不仅有助于消除那些随意建构的空间的界线，也重新定义了公私关系。结果，现在的男性传记作家也诉诸更多的笔墨去描写传主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是女性“新传记”对男性传记产生直接影响的明证。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45， 107-109; K.Ferres， “Gender， Biograph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304-308; Susan Ware， “Writing Womens Lives： One Historia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40， No.3 （2010）， pp.414， 422.因此，后来出现的艾玛·达尔文、珍妮·马克思、玛莎·弗洛伊德等人的传记，证明了女人除做名人的妻子之外，其生活中还有其他内容。同样，一些传记也改变了对某些男性的传统解读，例如，对托马斯·杰斐逊与他的奴隶莎莉·海明斯的性关系的披露（他从未给予她自由）。参见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08-110. 罗恩·切尔诺的著名传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为了解汉密尔顿后来的生活，传记对他命运多舛的童年做了细致的追溯。切尔诺还仔细考察了汉密尔顿与伊丽莎白·斯凯勒（Elizabeth Schuyler）的婚姻及其与整个斯凯勒家族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与玛丽亚·雷诺兹（Maria Reynolds）的私情，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牵涉政治家的性丑闻。切尔诺承认，他“煞费苦心地把伊丽莎白·汉密尔顿重新编回到故事中，因为她极力想把自己的痕迹从传记中抹掉”。他复原了“坚强勇敢”的伊丽莎白·汉密尔顿作为建国元勋妻子的重要角色，而以往她通常被描述为“软弱、虔诚、多愁善感”。Kenneth T.Jackson and Valerie Paley， “An Interview with Ron Chernow，” The New York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 date， p.63. http：//www.alexanderhamiltonexhibition.org/about/Ron%20Chernow%20Interview.pdf（2021-05-14）; Ron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Penguin， 2005. 通过揭示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证明试图将二者分开是一种谬误，切尔诺提供了对于这位“开国之父”的更加丰富和令人信服的叙述。先前他为乔治·华盛顿作传时也采用了这种写作方法，传记对华盛顿与玛莎·卡斯蒂斯（Martha Custis）这位比他年长且更为富有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盛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Ron Chernow， Washington： A Life， New York： Penguin， 2010.
布蘭奇·威森·库克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作的传记《埃莉诺·罗斯福：战争年代及之后，1939—1962》（Eleanor Roosevelt： The War Years and After， 1939-1962）是揭示公共与私人间紧密联系的力作。埃莉诺·罗斯福是白宫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第一夫人，威森·库克考察了埃莉诺在亲密的私生活中对罗斯福的影响。埃莉诺在得知罗斯福与露西·默瑟（Lucy Mercer）有染后深受打击，但她选择继续和他在一起，因为她仍然爱他，尽管他们的亲密关系从此改变。他们是一对一起工作的政治夫妻，但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通常“作为一个团队运作得很好，但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富兰克林在白宫，而埃莉诺四处奔走，发表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访问学校和医院，并写作专栏“我的一天”。Blanche Wiesen Cook， Eleanor Roosevelt： The War Years and After， 1939-1962， New York： Penguin， 2017， p.502. 然而，这位意志坚定的第一夫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比她的丈夫更加开明，她为妇女、非裔美国人、穷人和边缘化人群的权利发声，不断推动罗斯福总统支持其进步主义倡议。虽然她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时而会如愿以偿，并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影响。威森·库克的传记无疑表明，研究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决策，需要了解总统夫妇婚姻生活中的私人和公共关系。
在为女性写传记时，研究性别如何影响她们的生命历程至关重要。《女权主义传记的挑战：书写现代美国女性的生活》（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Writing the Lives of Modern American Women）一书今天已成为经典。当年此书编辑曾向几位撰稿人发出这样的询问：“传主性别的变化如何改变了传记行业的性质和实践？”后者给出的结论是：“当女性成为写作对象时，性别就会成为分析的中心。”Sara Alpern， Joyce Antler， Elizabeth Israels Perry， and Ingrid Winther Scobie， “Introduction，” Sara Alpern et al，eds.，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Writing the Lives of Modern American Wom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pp.6-7.本书“导言”部分总结了所收录文章中关于美国女权主义女性传记实践的研究成果。史黛西·希夫、艾伦·切斯勒和布兰奇·威森·库克等人或许会同意这一观点。然而，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内尔·欧文·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在为《女权主义传记的挑战》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并不赞同“性别始终是女性的中心范畴”这一推论。她指出，这本书仅涉及白人女性的生活，书中所发现的这些主人公之间的相似性未必适用于有色人种女性，对后者而言，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种族身份可能比性别更重要。佩因特在为19世纪一位非裔美国人所作的传记《索杰纳·特鲁斯：一种生活，一种象征》（Sojourner Truth： A Life， A Symbol）中，巧妙地展示了阶级、种族和性别在一位生而为奴的女性生活中的相互影响，这位非裔妇女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Nell Irvin Painter， “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9，No.2 （1997）， pp.154-156; 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A Life， A Symbol， New York： W.W.Norton & Co.，1996. 实际上，如今传记写作需要我们全面考虑构成写作对象身份的多样性：性别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它不能独立起作用，必须与人种、种族身份、社会阶层、性取向、宗教和民族等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如此才能理解一个人在各种语境下的行为，社会科学家称之为“交叉性”。 主体性
对交叉性重要意义的认识，与最近兴起的对身份政治建构和写作對象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兴趣有关。新传记与传统传记存在极大差异，后者记录传主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试图找到一种连贯、基本的人生模式。一些传记作家对这种写作方法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有多重自我，人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导致人们对主体性——一个人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感觉——的兴趣日益浓厚，玛丽·凯·沃恩（Mary Kay Vaughan）将主体性定义为“认知的、主动的、情感的、体验的自我”。Mary Kay Vaughan， Portrait of a Young Painter： Pepe Zúiga and Mexico Citys Rebel Gener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 但是传记作者能够理解这种自我或是主体性吗？
文化转向和性别分析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对传记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文提及的对主体性的兴趣与弗吉尼亚·伍尔芙所提倡的探究传记对象的“内在生活”不同，因为当前一些传记作家认为，我们所能分析的只是一个人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表现为人们为自己精心打造的生活。乔·安·伯尔·玛格丹特（Jo Ann Burr Margadant）编辑的《新传记：19世纪法国女性气质的表现》（The New Biography：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一书阐明了这一立场，本书涵盖对八位法国著名女性的研究。为了博取名声，这些女性都“必须精心塑造出一个令公众清晰可辨，同时于她自己也是可信的女性自我形象，并至少获得一些有影响力的圈子的认可”。尽管在重塑自我时面临重重困难，但她们不仅创造自我，而且表现自我。因此，玛格丹特认为，“传记的主体不再是连贯的自我，而是一种为了创造连贯印象而表现出的自我”。Jo Burr Margadant，“Introduction：Constructing Sel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2，7-10， 22-23; 参见 Susan Mann， “SceneSetting，” p.637;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97-98.玛格丹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识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的影响。（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因此，没有“本质存在”（“essential being”），只有社会建构，主体性与话语密不可分。当然，或许有人会反对这种极端立场。戴维·纳索为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撰写了一部备受赞誉的传记，他认为：“作为传记作者的历史学家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个人处于社会结构中和话语治权（discursive regimes）下，但不会被其所禁锢。”David Nasaw， “Historians and Biography，” p.577; David Nasaw， The Chief： The Life of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尽管话语分析至关重要，但纳索仍然相信经验，相信能动性和理解主体性的可能性。
然而，自我塑造和表现的问题在最近的传记中随处可见。凯斯勒·哈里斯为莉莲·海尔曼所写的传记公正而又充满同情地描绘了这个“不易相处的女人”，她审视了海尔曼的不安全感，以及她“恼人、苛刻、暴躁、固执……傲慢、自大”的个性，Kessler Harris， A Difficult Woman， pp.66-67. 她活跃的性生活，她与达希尔·哈密特（Dashiell Hammet）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她对独立的需求。但是海尔曼“在提供资料方面非常不合作”，因为她“严格地把私人文件排除在卖给得克萨斯大学的收藏品之外”。与其他人一样，她“致力于控制自己的遗产”;她为后人留下错误的线索，虚构“关于她自己、她的童年和家庭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的是她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于“需要继续保持自己想象中的形象”，她试图毁掉“任何可能导致对她做出另一种评价或修正其履历的东西”，甚至要求朋友们不要和传记作家交谈。凯斯勒·哈里斯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去看透这种自我塑造，她指出，“莉莲·海尔曼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戏剧化描写，与她的朋友和情人所认识的海尔曼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她“既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进行自我表现”。Kessler Harris， A Difficult Woman， pp.5-6， 280. 玛格丽特·桑格同样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她因倡导控制生育而被许多人妖魔化，她也试图塑造并控制自己的公眾形象。据切斯勒说，当年轻的劳伦斯·雷德（Lawrence Lader）前去探访桑格并商谈她的传记事宜时，“发现她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神话中，他也不由自主地被她的雄心壮志所吸引”。她花了几个小时和雷德“分享她那戏剧性的过往中错综复杂，且往往是趣味十足的故事”，并允许他使用她的诸多文件。桑格利用这种影响获得了“编辑定稿的权力”，其中再现了她的虚构和失真之处，但即便如此，最终的作品仍然没有呈现出她想要展示的形象。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pp.428-429.
海登·埃雷拉很快意识到弗里达·卡罗的一生都在演戏。卡罗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偶像，她的服装、珠宝和住宅都是程式化的;她一面在画布上作画，一面描绘自己的人生。然而，她的奢侈无度常常是用来掩饰内心的矛盾，就像她“华丽”的衣服、她的长裙是为了遮盖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萎缩的腿一样。今天，她的画作是拉丁美洲所有女性艺术家中最为昂贵的，然而她在去世前一年才在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画展，此时她已病入膏肓。卡罗身着土著衣裙，佩戴本土风格的珠宝，服用了麻醉药之后乘坐救护车前来参加画展开幕式。她躺在早些时候被运过来的四柱床上，在一场被人称为“恐怖的表演”中“接待仰慕者”。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注意到她没有讲太多的话，“后来我想她一定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向生命告别”。Hayden Herrera， Frida， pp.405-411. 这或许是她最为华丽的表演。然而，通过分析卡罗的日记、信件、物品，尤其是她的绘画作品，让埃雷拉看到了这些表演背后隐藏的痛苦和悲伤。
同样，内尔·欧文·佩因特提到特鲁斯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索杰纳·特鲁斯这样一个创造了传奇的精明强干之人，却与一个恶棍住在一起，这个无赖殴打她，阻止她传教，拿走她的钱，让她无偿做家务”。佩因特抱怨传记作家们坚持把索杰纳·特鲁斯的个性描绘成“单一的、绝对的，虽经时光流逝而不曾改变”。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p.59.但对于这位“重生”的女性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重生不仅是福音派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伊莎贝拉·范·瓦格宁（Isabella Van Wagenen）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索杰纳·特鲁斯。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女性”。这位身高5英尺11英寸、魅力非凡、不识字的黑人女性，是一位巡回传教士，她的足迹遍布许多州，她强烈要求维护妇女权利，结束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她的形象与19世纪性别意识形态中端庄、谦逊、安静的淑女截然相反，甚至有人指责她是个男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的照片中，她都穿得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欧文·佩因特指出，她“宣称自己是一个曾经做过奴隶的黑人女性，跨进了一个通常像她这种女人被禁止入内的空间”。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pp.4， 71， 139， 182， 198. 为了描绘出主人公的肖像，传记作家从特鲁斯在纽约的出生入手（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出生于南方种植园）。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孩子，她从小讲荷兰语，但也不得不学习英语，在摆脱奴隶身份后，她成为获得重生的福音派信徒，甚至改名换姓。为了理解特鲁斯主体性的发展历程，佩因特考察了地域、种族与奴隶制、性别、社会阶层和宗教等因素，以期了解特鲁斯如何通过这些方面的表现来重塑自我。尽管本文所列举的传记作者们重视自我塑造和表现，但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就是全部，多数传记作家很可能会同意琳达·瓦格纳-马丁的看法：“行为表达的自我（performative self）往往是外在的自我”，但是，“好的传记也试图发掘隐藏的、更加内在的自我”。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8.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反，他们拒绝接受传记只是一种创作或话语分析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确实承认：“他们无法超越时间，对现实的每一种再现只能是一种表征——而非现实本身。”理查德·D.布朗此处指的是微观史学家，但笔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参见Richard D.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p.127.
结论：具有补订作用的传记
这里讨论的多部作品代表了“传记转向”，本文的论证表明对于传记的如下批评不再成立，即认为传记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传记过于个人化、轶事化、太过短视，因而无助于理解更大的世界。 毫无疑问，有些传记确实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本文所探讨的这些传记，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作品，已经为传记的体裁设定了新的标准。传记不再被认为是“得不到关爱的历史的继女”：它已经从“漫长的岁月阴影”中浮现出来，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 p.205. 在它被认为是“睡意朦胧”之时。Jo Burr Margadant， “Introduction：Constructing Sel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1.正如兰德斯、德·哈恩和哈姆斯玛所强调的：“传记转向不仅会带来关于过去的新数据和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而且有助于我们评估和评价对过去的既定叙述与解释，并有可能对其进行修正和重塑。”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p.10. 奈杰尔·汉密尔顿称其为“具有补订作用的传记”（“biography as corrective”）。他强调了“意图”问题——传记作者的“使命感”，即一种“愈发强烈的挑战当前神话的意愿，即便后果是招致敌意甚至有可能诉诸法律”。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s Corrective，” in 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pp.15-16， 27. 与新微观史学一样，传记暴露了宏观史学的弱点。通过对地点或者人物的深入调查，学者们得以揭示宏观历史学家所看不见的事实，从而使他们能够“断言”新的、更宽泛的解释。Richard D.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p.127. 正是凯斯勒·哈里斯提出的“透过生活看本质”的研究方法，使得传记作家能够阐释更宏大的进程，许多传记作家正是这样做的。 为了发现和避免错误的线索，清除“垃圾信息”和“野葛”，并戳穿和解构环绕传记对象的迷思，传记作家们通过各种方法来寻找证据。他们通过分析物质文化来开发语境，设定场景，尤其是在缺乏书面文献的情况下。认识到性别分析的重要性和交叉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人们公共和私人生活交叉点的探究，不仅对女性和有色人种的传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白人男性的传记也带来了冲击。对于主体性、自我塑造和表现的兴趣也拓宽了這些新传记的视野。
最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历史学排斥传记，优先考虑社会力量、制度和运动，而传记转向促进了历史的再人性化。虽然这些传记不免存在争议，但最近它们已经能够更好地诠释个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约瑟夫·C.米勒所说的“从结构和抽象到人及其经验的视角转变”使我们认识到：行动、做出忍受或抵抗行为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制度、文明和资本主义。历史和传记都要求我们同时理解上述两种范畴。但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那些处于边缘化和受压迫之人、妇女、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成为传记的主人公，以及他们所撰著作品的出现，传记转向使传记写作大众化，这类人群的生活得以被揭示出来。传记作家努力为那些先前在历史上被剥夺了一席之地的人书写传记，从总体上看，这不仅对传记而且对历史而言都是一种必要的修正，因为他们将被遗忘的人重新写入历史。
那么，历史和传记在今日是什么样的关系？虽然对某些人来说，二者的关系或许依然是不确定和矛盾的，但对许多人而言，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当传记作家重新书写并阐释其写作对象的生活时，他们也在重新书写历史：好的传记总是好的历史。人们很可能会同意P.B.韦特（P.B.Waite）就“传记与历史”主题撰文时得出的结论：传记“并非处于历史的边缘，它就在历史的中间”。P.B.Waite， “Invading Privacies： Biography as History，” originally cited in Daniel R.Meister， “The Biographical Turn and the Case for Historical Biography，” History Compass，Vol.16， No.1 （January 2018）， p.7.
责任编辑：郑广超
关键词：传记;历史;性别;交叉性;叙事;传记转向;再现;主体性
为什么传记如此受大众青睐，而专业历史学家却对其评价不高？在美国，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写作的传记都是畅销书。事实上，汉密尔顿的传记激发了百老汇戏剧的巨大成功，现在又被拍成了电影。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撰写的传记，以及最近出版的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她发现了如何重写DNA编码）的传记，都得到评论家的褒扬，且销量颇佳。也许，正如文学理论家迈克尔·本顿（Michael Benton）所解释的，传记的流行源于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生活……传记提供了他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变化的典范：它们为我们研究自己提供了最佳场地”。①
然而，正如戴维·纳索（David Nasaw）为之惋惜的那样：对历史学家来说，传记就像“这个行业不受喜爱的继子，偶尔不情愿地让它进门，但更多时候是和群氓一起被关在门外”。本顿则抱怨说，传记是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② 主流历史学期刊很少发表传记文章，研究生们也被建议不要选择传记作为学位论文。学者们认为传记是一种较低级的史学体裁（a lesser form of history），他们指责传记不够严谨，缺乏深刻的分析与理论的复杂性。路易斯·班纳（Lois Banner）认为，传记“只涉及一个人的人生，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它来源于纯文学的传统，而不是科学的或社会学的传统，而且传记作家往往不是从事专业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虽然会吸引很多读者，但缺乏受过博士教育的学者所具有的严谨的素养”。凯特·布朗（Kate Brown）注意到，一些人抱怨传记“太过个性化”，过多涉及“自我认同和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因而“无法向人们展示更大的世界”。Lois W.Banner， “Biography as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4， No.3 （2009）， pp.579-586; Kate Brown， “A Place in Biography for Oneself，”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4， No.3 （2009）， pp.596-605.此外，传记经常被认为是轶事、过于接近微观史学和文学而不被接受。虽然一所大学没有历史系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但传记研究中心在大学却较为少见。仅见的传记研究中心有：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传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Biographical Research）、纽约市立大学利昂·利维传记中心（Leon Levy Center for Biography）、爱丁堡大学叙事与自传/传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arrative and Auto/Biographical Studies）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传记研究所（the Biography Institute）。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所谓的“缺陷”（其中某些有一定道理），传记在西方却依然盛行，西方读者对传记的喜爱程度高于历史类书籍。因此，历史与传记、历史学家与传记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紧张、令人不安和矛盾的。
然而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北美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知识分子即认为，历史学包括书写名人的生活。在爱默生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而对于卡莱尔来说，传记作者必须对传主抱有同情心（sympathy）和理解之同情（compassion）。
在他看来，由于历史是作为伟人生平事迹的纲要来讲授的，作为政治史，历史和传记之间几乎没有冲突，这不难理解。Jean Strouse， “The Real Reasons，” in William Zinsser， ed.， Extraordinary Lives： The Art and Craft of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Book of the Month Club， 1986， p.164; Hermione Lee， Body Parts： Essays on Life Writing，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5， p.1. 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歌颂杰出人物的公共生活，把他们想象成可供效仿的榜样，但却避免讨论他们的私生活。一些人很快就明白，这种做法遗漏了故事的另一半。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于1918年发表了开创性的研究著作《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这本著作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傲慢，敢于揭露名人（其中包括令人尊敬的護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个人隐私。19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也提出撰写“新传记”（new biography），旨在深入挖掘传主的内在生活（interior life）。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Garden City， N.Y.：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1918， p.190;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pp.11-13， 28， 38-40; 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Entre historia y ficción，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2007， pp.31-36; Virginia Woolf， “The Art of Biography，” in 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2. 伍尔芙是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其拥护者活跃于几个不同的领域，包括艺术界、艺评界以及学术界。该团体的成员时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反对文学艺术方面的清规戒律，提倡自由探索——译者注。的成员，并且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的影响。 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们强烈反对把历史书写成伟人的传记（无论是关于其内在生活还是外在生活）。大众社会的崛起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传记被随意地降级为次要的研究对象。人口学、地理学和法国年鉴学派所强调的集体心态史（collective mentalités），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举足轻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英国学派的社会史领域。这些新趋势关注的是集体、大众社会和作为历史发展原动力的社会经济力量。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9-20; Jo Burr Margadant， “Introduction： Constructing Sel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Jo Burr Margadant， ed.， The New Biography：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3; 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 pp.187-189. 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受到战争威胁的民主国家的人民被迫应征入伍，乃至（在后方）负责发出空袭警报，为其所希冀维护的自由和价值观而战……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意志（如同里芬斯塔尔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数百万人意志的胜利”。 这里汉密尔顿提到了纳粹纪录片制片人莱妮·里芬斯塔尔，她在多部影片中歌颂希特勒，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参见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87-195.
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掀起了一场认识论革命，它们开始攻击二战后历史学中的普遍叙事和单一的白人男性叙事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出“真理”是一种由话语确立起来的社会建构，其他人则关注标志和符号世界（world of signs and symbols）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是如何被社会构建出来的，并强调语言和身份的重要性，因此它削弱并挑戰了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知识基础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国际舞台上突然涌现出一批令人敬畏的新兴行为体：新成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居民、被边缘化的拉丁美洲人及全世界的妇女，他们要求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结果，由于这些运动的影响，对于“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待并理解传记”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122. 传记终于赢得了历史学家迟来的尊重。学者们经历了“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甚至“情感转向”（情感史研究）之后，最终迎来了“传记转向”（biographical turn）。Hans Renders， Binne de Haan， and Jonne Harmsma，“The Biographical Turn： Biography as Critical Method in the Humanities and in Society， ” in 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Lives in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3;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22-123; Simone Lssig， “Towards a Biographical Turn？ Biography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Biography，”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Bulletin， Vol.35 （2004）， pp.147-153; 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 pp.21， 209-210， 427; Tanya Evans and Robert Reynolds，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on Biography and LifeWriting，”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3， No.1 （March 2012）， p.1. 在上述诸种转向的影响下，“新传记”与以往传统的、经验主义的传记决裂，并引入新的主题和方法论。Jo Burr Margadant， “Introduction： The New Biography in Historical Practi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9， No.4 （1996）， pp.1045-1058; Jo Burr Margadant， ed.， The New Biography; 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The New Biography，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传记的爆发引发了另一个“转向”，即“方法论和理论转向”。在汉斯·兰德斯（Hans Renders）、宾尼·德·哈恩（Binne de Haan）和琼·哈姆斯玛（Jonne Harmsma）看来，新的转向内涵如此丰富，以至于对其他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影响。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pp.3-4;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4.毋庸置疑，这些智识趋势以及政治行动主义影响了传记的写作，但重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对个人的强调也同样重要。 那么，“新传记”即“传记转向”有何新意？ 新主体，新声音
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非裔美国人、拉美裔人和印第安人的民权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美国出现了新的声音。这些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拒绝接受被简单地“夹杂”于历史之中，呼吁改变历史的书写方式，这反过来对传记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伴随对不同的声音、经历和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认识，历史和传记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史学大众化过程中，70年代社会史的勃兴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它强烈要求从下层阶级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这段社会史“受到20世纪60年代引人注目的紧张局势的启发”，因为它“寻求探索多种族和多民族群体之间的动态互动，设法了解各利益集团和阶级怎样争夺权力，并力图分析种族、性别和民族如何服务于塑造和约束国家目的（national purpose）的观念”。社会史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是工人阶级、工厂工人和农民，以及较为贫穷和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这相应地促进了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研究。Alice Kessler Harris， “Social History，” in 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Nick Salvatore， “Biography and Social History：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Labour History，Vol.87 （2004）， p.188. 它還影响了微观史学，后者通常被贬损为有关村庄及其居民的“短视的古文物史”（myopic and antiquarian histories）。在马蒂·佩尔托宁（Matti Peltonen）看来，“新微观史学概念假设宏观层面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微观方法所阐明的事件中，否则，整个微观史学工程将是徒劳无益的”。他进一步澄清说：“微观史学家不研究村庄，但他们在村庄从事研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作品论证了如何通过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揭示更大的历史进程。Matti Peltonen， “What is Micro in Microhistory？” in Hans Renders and Binne de Haa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Biography： Approaches from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Life Writing， Leiden： Brill， 2014， p.114;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 New York： Penguin， 1982;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理查德·D.布朗断言，“微观史学的荣耀在于它能够通过探寻和连接广泛的数据源来还原和重建过去的事件，从而产生一种情境性的、三维的分析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真实的人与抽象的力量一样塑造事件”。参见Richard D.Brown，“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in Renders and de Haa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Biography， p.127. 传记与微观史学经常被相提并论，并且往往体现于消极层面，二者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目光短浅，（实际上）好的传记和好的微观史学可以揭示长久以来被宏观史学所隐藏的东西。
纳森·哈金斯（Nathan Huggins）认为，任何一位非裔美国人的传记“所包含的种族与社会意义都要大于传主生平本身的价值”，这样的研究可以就 “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对个人看待和理解自己的方式有何影响”这一议题提出更宽泛的问题。最初，奴隶贸易的主题在突出欧洲扩张的资本主义史的书写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引发了对黑人生活感兴趣的学者们的强烈反应，作为回应，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黑色大西洋研究”（Black Atlantic Studies）。尽管学者们起初关注的是大的历史进程，诸如移民、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主要采用计量史学方法，但是最近他们受到了传记转向的影响，因为在（传统）叙事中见不到有血有肉的人，也就是那些在诸多大历史进程中生活、备受煎熬并幸存下来的人们。约瑟夫·C.米勒（Joseph C.Miller）指出，正是通过“从结构和抽象到人及其经验的本质性视角转变”，才使得我们开始“了解被奴役者形形色色的经历”，从而揭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黑色大西洋上的多样性经历。新的视角使“揭示被奴役者的人性成为可能”，这些人被剥夺了在历史上应有的一席之地。Huggins cited in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24;Joseph C.Miller， “A Histor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Biographical Turn，” in Lisa A.Lindsay and John Wood Sweet， eds.， Biography and the Black Atlantic，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20. 为了做到这一点，米勒对传记转向做出了解释，即历史的再人性化（rehumanization）。他建议人们不要再从社会学的角度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制度”、一种“静态的抽象概念”， 而是要像历史学家那样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进行思考： 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抽象概念不起作用。基督教、文明或现代性（本身）并不“传播”;确切地说，能够出于自己的直接目的而接受并改造这些逻辑建构元素的是人;文明并不能“持久”，但是人类可以对其施加保护，努力维持文明的要素，并在必要时对其做出改变，以便使之抵御不可避免的岁月的侵蚀，在这一过程中，文明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观念无法“产生影响”，但是人类可以在思想上操纵它们从而尝试去影响他人。Joseph C.Miller， “A Histor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Biographical Turn，” pp.28-29.
然而，研究这些几乎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人们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可资利用的只有碎片化的资料，尽管如此，学者们依然承担起了这项重任。Lisa A.Lindsay and John Wood Sweet， “Introduction： Biography and the Black Atlantic，” in Lisa A.Lindsay and John Wood Sweet， eds.， Biography and the Black Atlantic， p.2.
同样，正如乔治斯·杜比（Georges Duby）和米歇尔·佩罗特（Michelle Perrot）所言，过去人们对女性的了解，需要“透过握有权柄、能够解释官方记忆并控制公共档案的男性的目光”。从历史上看，男性拥有“代表”女性的权力，且往往是凭借充斥着刻板成见的意象，而女性罕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历史就是她们设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历史。”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Pauline Schmitt， ed.，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Vol.I：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2， pp.ix-xiv.
然而随着20世纪下半叶女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于平等的诉求，以及妇女史在70年代的兴起和女性传记的增加，她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事实上，当前许多新传记的主要支持者显然都是将妇女作为写作对象的女性作者，为了找寻女性的声音，她们不得不去探求新方法和新的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当然，传记作家在开始写作前必须收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常常面临两个重大且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如果能接触到个人档案、个人文件、回忆录或自传，那么他们确实足够幸运。然而，传记作者对资料必须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后者往往有自己的议题：一些传记主人公创作了自己的神话，并有意识地为传记作家设置“虚假线索”;“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会记错一些事情，或者对自己的轶事添枝加叶……谎言通过不断重复而变得更有分量，并会凝结成公认的关于某人生平的版本”。传记作家的第一守则是要作怀疑论者，对所有证据都要持怀疑态度。当赫梅尔妮·李（Hermione Lee）开始研究19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时，她面对的是两种版本：一种是被奥斯汀家族精心打造并谨慎“保护”的“官方”版本;另一种是为顺应那个时代社会习俗的文学评论家所接受的“文雅、怀旧、温和”的版本。
对李而言，将简·奥斯汀的真实生活坦诚地呈现给读者并非易事。卢卡斯塔·米勒（Lucasta Miller）在试图将19世纪的小说家勃朗特姐妹从浪漫神话中“解救”出来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她的观点与之前那些对勃朗特姐妹的传统认知产生了冲突。Hermione Lee， Biogra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Essays on Bio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5-78; Lucasta Miller， The Bronte Myth， New York： Anchor， 2005. 在《寻找J.D.塞林格》（In Search of J.D.Salinger）一书中，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讲述了他为隐居作家J.D.塞林格写作传记的痛苦经历，双方最终对簿公堂。后來，他进一步阐述了传记作家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冲突的对象不仅涉及那些试图控制亲属个人文件及其特定生平版本的家庭，还包括他在《火焰的守护者：文学遗产与传记的兴起》（Keepers of the Flame： Literary Estates and the Rise of Biography）一书中提及的“既定”解释的捍卫者。Ian Hamilton， In Search of J.D.Sal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Ian Hamilton， Keepers of the Flame： Literary Estates and the Rise of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1. 其次，传记作家通常面临缺乏资料来源的问题，如果写作对象是几乎没有留下生活痕迹的19世纪的工人、工匠或妇女，或是一群被奴役者，那么资料问题则更为严峻。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历史记载中，这些写作对象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往往会导致书面证据的缺失，从而成为传记写作的主要障碍。绝大部分历史和文献资料都是由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男性创作的，他们在叙事中不重视妇女、工人或农民，甚或忽略这些人。传记主要讲述男性在公共领域的生活，而许多女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活动范围是家庭，这导致了对历史的歪曲，为此迪·加里森（Dee Garrison）不无遗憾地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发现都因女性视角记录的缺失而被扭曲了。”Carolyn G.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New York： W.W.Norton & Co.， 1988， p.86; Dee Garrison， “Two Roads Taken： Writing the Biography of Mary Heaton Vorse，” in S.Alpern， J.Antler， E.I.Perry， and I.W.Scobie， eds.，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2， p.72. 为那些通常是文盲的边缘人物写传记，传记作者不仅要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地阅读已有文献，从字里行间体会其含义，还要去发掘各种新的第一手资料。
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被证明是一个新的、丰富的资料来源：如今传记作家搜罗照片、地图、音乐、绘画作品，力图从这些实物中寻找线索。杜比和佩罗特由此指出：“对女性的记忆往往以物品的形式保存下来：一件符咒、一枚戒指、一份弥撒书、一把阳伞、一块亚麻布、一件连衣裙，或是藏在阁楼和壁橱里的其他一百件珍藏中的任何一件。女性也会通过时尚和服装博物馆的形象而被铭记，即对于其外表的记忆。在民间艺术与传统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女性日常生活的基本考古资料，这类博物馆不吝收藏家庭用品。”Tanya Evans and Robert Reynolds，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on Biography and Life Writing，” p.3; 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pp.xiv-xv.
海登·埃雷拉（Hayden Herrera）在为当今最受追捧的拉美女性艺术家、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作传时，并不缺乏书面资料，特别是卡罗的信件和日记可资参考。尽管如此，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埃雷拉还是引人注目地利用卡罗的画作和个人物品去了解主人公的生活。在墨西哥革命之后的那段时期，卡罗通过选择本土服饰和珠宝，尤其是来自她母亲家乡瓦哈卡州的物品，来宣扬其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对墨西哥本土文化的执着。作为证据，埃雷拉描述了卡罗的家——著名的蓝屋，房间里从毯子到整套餐具，再到墙壁的颜色和餐桌上的食物，全部是本地产品。1925年，卡罗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公交车事故，困在医院病床上的她开始作画，她一生中做过30多次手术。埃雷拉对卡罗作品的娴熟分析展示了后者如何在画布上描绘其内心生活和痛苦：“她画出了流血、哭泣、破碎的自我，以惊人的坦率，融合了幽默和幻想，将痛苦转化为艺术。”Hayden Herrera， Frida： A Biography of Frida Kahlo，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4， p.xii. 因此，有关物质文化——此处表现为卡罗的服饰、家具、食物和艺术——的分析对于理解传记写作对象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埃及艳后）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但她的生活却鲜为人知，人们对她的了解大多出自她敌人的作品。她的传记作者史黛西·希夫（Stacy Schiff）遗憾地表示：“人们对于她生活的大部分基本细节都莫衷一是，比如她的母亲是谁、她在罗马生活了多久、她怀孕的频率、她是否和安东尼结婚、在决定她命运的战斗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她的死因是什么。”Stacy Schiff， Cleopatra： A Lif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2010， p.8. 為了填补这些信息漏洞，希夫对物质文化进行了分析，通过布置场景来描绘克利奥帕特拉的统治，由此赢得了《纽约时报》苛刻的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高度赞赏：希夫“展示出魔术师般的能力，用魔法召唤出其传主的物质生活……让读者看到了克利奥帕特拉的宫廷：她精心挑选的随从，包括品酒师、抄写员、点灯人、皇家竖琴师、按摩师、青年侍从、看门人、公证人、银币管家、燃油看守者和珍珠分拣员。希夫描绘了克利奥帕特拉设施齐全的皇家驳船舰队，舰队配备有健身房、图书馆、狄俄尼索斯和阿佛洛狄忒的神龛、花园、铜浴池、马厩和水族馆。”Michiko Kakutani， “The Woman who Held the World in Thrall，” New York Times，Nov.2， 2010， C1， p.4. 事實上，对克利奥帕特拉物质世界的描述揭示了这位统治者对知识、艺术、音乐、建筑、工程，乃至运动的执着，她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发展文明。物质文化代替了更多的个人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语境和场景设置
语境（context）在传记写作中的重要性经历了显著变化，它在作品的建构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不再仅仅是作为人生的背景。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是当今美国备受推崇的传记作家之一，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他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写了一部四卷本的传记。作为一个居住在纽约的城市人，卡罗意识到，除非他熟知总统的童年，否则永远也无法充分理解约翰逊其人。为了了解约翰逊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卡罗和他的妻子搬到得克萨斯州的山区居住了近三年。纽约是熙熙攘攘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而他到达得州后发现自己置身于偏僻、广袤的山区，这里地广人稀、极度贫困。约翰逊成为政治家后最大的成就之一即是给这个地区带来了电力，意味着这里从此有了电灯、收音机、自来水，乃至他自幼不曾看过的电影。只有深入探究约翰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背景，传记作者才有可能理解这位非常有权势的总统的雄心壮志和成就。 卡罗对自己的目标非常坦诚：他对约翰逊的生平兴趣不大，政治权力的获取和运作才是他的关切所在，而约翰逊的人生轨迹为卡罗达成自己的目标提供了完美的媒介。Robert A.Caro， The Path to Power： The Years of Lyndon B.Johnson， New York： Vintage， 1990， pp.201-210.事实上，奈杰尔·汉密尔顿甚至声称卡罗为约翰逊撰写的四卷本传记“改变了历史学家看待美国历史上权力运用的方式”，参见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s Corrective，” in 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p.21.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 Harris）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她对语境的重视：事实上，她甚至称自己的方法是“反传记的”。在为美国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20世纪50年代反动的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被列入黑名单）作传时，哈里斯意识到，她对海尔曼生活中“内心的紧张和矛盾”不感兴趣，她更为关注的是“个人生活如何帮助人们去理解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凯斯勒·哈里斯的目标是“透过生活看本质”，因为“个人的生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特定的事件，还可以洞察某一时期更大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进程”。她断言，如此一来海尔曼的传记“将有助于理解对于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的四个领域：性生活和性别角色的革命性转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以及冷战紧张局势所带来的纷乱的政治潮流;身份认同及其政治功能的波动性和争议性;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名人文化的影响”。Alice KesslerHarris， “Why B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4， No.3 （2009）， pp.626-630; Alice KesslerHarris， A Difficult Woman： The Challenging Life and Times of Lillian Hellman，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2. 考虑到海尔曼的左翼政治立场，及其好莱坞编剧黑名单上的边缘人物这一身份，这本传记为理解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线索，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才华横溢但不易相处的女性的真实生活。因此，语境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今天的一些传记作家选择写作对象，恰恰是为了阐明他们试图探究的特定事件或运动。
叙事：事实还是虚构
然而，事实和资料往往并非可以信手拈来。对于传记作家来说，在研究中的某个节点被零碎的信息乃至大的信息漏洞所困扰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在一个人生命中的整整十年里，只能找到一些星星点点的信息。当传记作家面对这些黑暗空旷之地时，他能做些什么？很多时候，他们必须诉诸推理、推测和假设，最好是基于对语境的充分了解。Hermione Lee， Biography， p.138. 但人们对传记的想象力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呢？
1983年，当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ín Guerre）一书出版后，遭到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猛烈的抨击，芬利希望她保留那些“社会和文化空白”，而不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去解释和推测事件。但在研究16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时，与写作《马丁·盖尔归来》时一样，戴维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未知和难解之事。她认为“复杂性和矛盾无处不在”，因此，她“愿意接受……猜想性的知识和可能的真实性”，直到可以“找到更好的东西”。而芬利则力主“毫不含糊地使用明确的字词来表述绝对真实”，她理解历史、传记或微观史学的书写需要作者运用想象力进行推测，但想象要牢固地根植于历史语境中。Natalie Zemon Davis， “On the Lam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3， No.3 （1988）， pp.572-574， 587-603;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传记作家常常使用“似乎”“也许”“可能”或“很可能”这样的措辞来提醒读者：他们正在阅读的是一种解读或推测，赫梅尔妮·李将这些用语称为“传记圈套”（biographical hooks）。今天，根据一幅画或旅行笔记来描述一处风景，或者思考传记对象的（行为）动机并不鲜见。但是，写作进展到什么程度时，作家们才能发现自己所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弗吉尼亚·伍尔芙对此忧心忡忡，她对传记/文学的二元性持矛盾态度。部分原因在于，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事实会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而改变。她把传记作者比作“矿工用于测试空气的生物报警器——金丝雀，（在传记写作过程中）需要查明虚假性、不真实和陈旧习俗的存在。他对真实性的判断必定是主动的、急切的。……他必须准备好承认同一张面孔的相互矛盾的版本。”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p.89; Virginia Woolf， “The Art of Biography，” p.195.当然，科学的“事实”也会发生变化。
然而，有意识地在传记中加入虚构情节则是另一回事，比如杜撰人们之间的对话。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写作《边缘女人：17世纪的三种生活》（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 Century Lives）时，虚构了一些人物对话，这本书讲述的是17世纪三位女性的生活。尽管有相当多的第一手资料可供参考，但她在三位素未谋面的传记主人公之间虚构了一场对话，这令评论家非常沮丧。Natalie Zemon Davis， 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 Century Live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pp.1-4. 然而，这种风格在最近变得相当流行。墨西哥传记作家米拉达·巴桑特（Mílada Bazant）甚至认为，“在我看来，不包含些许虚构成分的传记是不完整的”，但这只有在传记作者充分了解当时社会背景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事实上，巴桑特看到了三种类型的叙事：真实、逼真（“在内容上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和虚构。受法国著名自传研究专家菲利普·勒热讷（Philip Lejeune）的影响，她认为应该有“真实性契约”（a pact of truth），这样历史（真实）才能主导传记。她不建议在传记写作中虚构人物，但主张叙事应该是生动的，可以“有一些文学的笔触和虚构的段落”，因为一本传记读起来应该像一部小说。因此，她为19世纪墨西哥最著名的女诗人劳拉·门德兹·德昆卡（Laura Méndez de Cuenca）所作的传记，无论是西班牙文版还是英文版，都包含了一些文学笔法，不过它们是基于对语境的深刻了解。Mílada Bazant， “Lo verdadero， lo verosímil y lo ficticio，” in M.Bazant， ed.， Biografía： Modelos， métodos y enfoques， Zinacantepec： El Colegio Mexiquense， 2013， pp.233-246; M.Bazant， Laura Méndez de Cuenca： Mujer indómita y moderna （1853-1928），Toluca： Gobierno del Estado de México， 2010; M.Bazant， Laura Méndez de Cuenca， Mexican Feminist 1853-1928，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8.
曼素恩（Susan Mann）在诠释和虚构创作方面走得更远，她在《张门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一书中对19世纪中国常州张氏家族女性的生活进行了精彩的重构。她忠告读者：“你们将要读到的一些内容是我自己的猜想和虚构。在此我遵循了中国历史写作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力争通过其情感、言语和行为将过去的人们完整地呈现出来。”与希夫和卡罗一样，她也非常信奉谨慎地设置场景：“证据只能告诉我们所能听到的，而设置场景会让我们听得更清楚。”然而，“由于没有在任何历史资料中找到相关描述，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场景和结果通常是虚构的，但其真实性可以在无数张氏家谱中找到证据”。张氏女性的心声多半体现在她们的诗集中，诗集的印刷是由家族中的男性安排的。她们对很多事情保持缄默，没有在诗歌中体现出来，曼素恩为此深感惋惜，这或许是由于自我审查和/或男性亲属编辑的缘故。例如，由于张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家庭，经济问题很少被谈论，只有在提及妇女的刺绣品或书法的销售时，读者才能间接地了解这个家族的经济困难。同样，诗集中也没有提及缠足和死亡。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xvi， 165， 184; Susan Mann， “Scenesetting： Writing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4， No.3 （2009）， pp.631-639. 在讲述张家三代女性的故事时，曼素恩比本文所援引的其他传记作家都更多地运用了虚构和推测，但她一丝不苟地使用大量脚注，一方面展示了她渊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她是如何以及为何写下每一段文字的。这些文字读起来是传记方法与历史推测和虚构之间关系的平行叙事。无论人们是否喜歡曼素恩的研究方法，她努力重构张氏家族女性的生活及其历史观，从而完成了一部杰出的传记。 再现：神话还是真实？
在赫梅尔妮·李看来，传记作者的任务是“追随故事的线索并清除因道听途说和谣传而产生的垃圾信息，使用书面证据来证明观点，利用任何所能得到的信息来源，去构建人物的‘再现’”。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p.65. 这看似简单，但传记作者在写作时，尤其是为名人或恶名昭彰者作传时，必须应对那些充斥着神话、传说、谣言、刻板印象，甚至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表象，当然，还要处理那些“虚假线索”。
鉴于林登·B.约翰逊“对保密的执念”，罗伯特·卡罗发现，约翰逊精通于为不知情的传记作者设计虚假线索，他几乎成功地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传奇”，直到卡罗开始挖掘事实。卡罗搬到得克萨斯州后，采访了林登的兄弟山姆·休斯顿·约翰逊（Sam Houston Johnson），当他向山姆询问林登青年时代故事的诸多细节时，后者不得不承认他爱莫能助，“因为这些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与想象中充满友爱和情感支持的家庭相反，山姆转述了一个不同的、悲伤有加的故事，包括父亲如何经常对小林登大喊“你这辈子都会是人生输家”。这可以使人从“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但却意味深长的视角”去理解总统的青年时代，不仅有助于解释约翰逊的野心，同时也揭穿了他极力推销自己的神话。Robert A.Caro， The Path to Power， pp.201， 221-223. 如果卡罗没有费尽心力地进行背景研究，并前往得克萨斯州生活，他就不可能突出重围窥见隐藏在神话背后的约翰逊的真容。
对于有权势的女性尤其如此。正如史黛西·希夫在《埃及艳后》中所指出的，“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神话便会蜂拥而至，成为遮蔽历史的‘野葛’（Kudzu）Kudzu本意为“野葛”，指一种生长速度非常快的杂草，它的叶子可以覆盖其他植物，霸占周围全部阳光，将其他物种笼罩于其阴影之下。此处希夫使用该词语形容神话对于历史的遮蔽 ——译者注。”。为了写作这本传记，她不仅要“抢救为数不多的事实”，还要“剥离层层包裹的神话的外壳和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有关这位女王的传言”。对于埃及艳后，性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们会记得凯撒大帝和马克·安东尼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尽管早已忘记了她这么做的结果，那就是她以一个引以为豪而有教养的王朝（proud and cultivated dynasty）的名义，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动荡的迟暮之年维持着一个庞大、富有和人口稠密的帝国。”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把一个女人的成功归因于其美貌而非大脑，把性生活归结为她的一切，而不承认其才智”。毋庸置疑，从历史上看性与权力的结合是极具诱惑力的，在克利奥帕特拉的时代和当今皆如此：“个人因素不可避免地胜过政治因素，而情色胜过一切。”Stacy Schiff， Cleopatra， pp.7-8， 320-323. 史黛西·希夫“揭去了环绕埃及女王的多重神话的面纱，抛却了莎士比亚、萧伯纳和伊丽莎白·泰勒对她富有想象力的过分渲染”。角谷美智子指出，希夫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描写“比任何小说创作都要复杂，也更为引人注目……与‘娼妇女王’的刻板印象不同，希夫女士描绘的不是一个大美人，而是一个兼具魅力与能力的女人，聪明、俏皮、有趣、才干超群”，她“仁慈的监护人”的角色受到臣民的珍视。Michiko Kakutani， “The Woman who Held the World in Thrall，”New York Times， Nov.2， 2010，C1，4.这里角谷美智子指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萧伯纳的戏剧《凯撒与克利奥帕特拉》，以及1963年由伊丽莎白·泰勒饰演克利奥帕特拉的好莱坞电影。 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女性在传记中也无法逃避自己的性别。
性别与交叉性
在传统传记中，作者很少把性别（被宽泛地理解为社会对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构建）作为写作对象生活中的一个要素。根据劳拉·李·唐斯的说法，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揭示出被理解为社会构建体系差异的性别，在过去的社会中塑造社会关系和自我理解的多种方式”。参见Laura Lee Downs， Writing Gender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0， 2nd ed.， pp.3， 22.有关“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可参见Joanne Meyerowitz， “A History of Gend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3， No.5 （2008）， p.1349.帕特里夏·希爾·柯林斯在《黑人女权主义思想》（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0）一书中也探讨了这种关系，尽管“交叉性”一词最早出现于金伯勒·克伦肖的作品中：《种族和性别交叉的去边缘化：黑人女权主义者对反歧视原则、女权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批判》（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989）;《定位边缘：交叉性、身份政治、针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暴力》[“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Vol.43， No.6 （1991）， pp.1241-1299]。《符号》杂志2013年夏季刊亦刊发多篇有关交叉性的文章，参见Signs，Vol.38， No.4 （Summer 2013）. 由于大多数传记讲述的都是杰出男性的生活，作者会优先考虑主人公的男性朋友和亲戚的看法，而对他们的私生活及其妻女、母亲、姐妹的生活和想法，或者通常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不甚关注，除非传主有着不幸的婚姻。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传记还相对稀少，出版难度也更大。1967年，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试图出版她为南方废奴主义者格里姆克姐妹（Grimke sisters）所作的传记，结果遭到25家出版商的拒绝，最终才被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接受。Carolyn 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p.86;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44. 学者们强调，男性传记呈现出一种“按时间顺序、线性发展的模式”，例如，“他成长起来、他取得了成就、他走下坡路了”，而大多数女性不符合这种模式，她们的生活缺少“单一的方向”。卡洛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指出，由于女性常常将精力倾注于母亲身份和家庭，她们“生活在白人男性生活的现成的叙事之外”。Susan Mann Trofimenkoff， “Feminist Biography，” Atlantis，Vol.10， No.2 （1985）， p.7; Carolyn G.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pp.25，39-40， 50.即使一位女性没有孩子，她的身份也取决于她是某个男人的妻子、女儿或姐妹。生平写作不会不厌
其烦地讲述主体性、内在生活与自我意识，而这些被女权主义传记作家赋予了新的意义。琳达·瓦格纳马丁注意到，鉴于对主体性的兴趣，在传记写作中爱情生活也受到更加严肃的对待。参见她在《讲述女性的生活》一书中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原名玛丽·安·埃文斯）的讨论（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p.33-38）。 显然，她们无法遵循这些男性叙事的轨迹，传记作者需要强调这些差异。男性传记罗列并评价他的成就，而女性传记还必须解释她是如何取得成就的，如凯瑟琳·巴里（Kathleen Barry）所指出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女性的生活一直被定义为“不可能性，而非机遇”。K.Ferres， “Gender， Biograph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Peter France， and William St.Clair， eds.， Mapping Lives： The Uses of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04; Kathleen Barry， “Toward a Theory of Womens Biography： From the Life of Susan B.Anthony，” in Teresa Iles， ed.， All Sides of the Subject： Women and Biograph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2， p.31; Susan Mann Trofimenkoff， “Feminist Biography，” p.7. 对于女性来说，性别和强加于她们身上的束缚是为其写作传记的基础。
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注意到：“女性对自我的基本定义很可能是公共和私人身份（publicprivate identity）的结合。”她指出，作为读者，女性希望了解“不同类型的信息”，因为她们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意识”的影响，对“个人的、身体的自我……对于其性健康和心理健康”感兴趣，这“极大地”影响了传记的写作。瓦格纳马丁认为这需要“为女性传记创建不同的结构”。参见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p.4-6. 事实上，布兰奇·威森·库克（Blanche Wiesen Cook）甚至在1991年的《女士杂志》上撰文强调：“倡导女权主义的女性彻底改变了传记。我们询问不同的问题、感知不同的问题、探寻秘密、认真对待欲望或激情。”Wiesen Cook cited in Linda 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x.
艾伦·切斯勒（Ellen Chesler）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写作的传记即遵循了上述路径：将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交织在一起。桑格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她是20世纪上半叶捍卫妇女生育权和节育權的斗士，也是自由性爱的拥护者。桑格毕生致力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这是一个如此隐私又如此公开的话题，直到今天这项研究的意义仍然与1992年传记发表时一样重大。切斯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严肃地”看待爱情、激情、性和健康等问题。切斯勒仔细研究了桑格与肺结核的抗争、她的几次婚姻和风流韵事、她对孩子的忽视、她经常面对的财务困难，还有这些问题是如何与她的政治观点、她早期的社会主义倾向、她的激进主义、她与主要政治人物的关系，以及她有关优生学的争议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7.原版于1992年刊行，2007年版新增一篇“后记”。 通过探索桑格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交集，切斯勒改写了节育运动的历史和计划生育的起源。因此，芭芭拉·凯恩（Barbara Caine）强调指出，女性的家庭世界和家人在传记中“不再被视为与历史毫不相干”。在传记和历史中，“私人世界”作为一个可行的主题变得愈加重要。被诋毁为“锅碗瓢盆的历史”的社会史，如今不仅有助于消除那些随意建构的空间的界线，也重新定义了公私关系。结果，现在的男性传记作家也诉诸更多的笔墨去描写传主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是女性“新传记”对男性传记产生直接影响的明证。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45， 107-109; K.Ferres， “Gender， Biograph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304-308; Susan Ware， “Writing Womens Lives： One Historia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40， No.3 （2010）， pp.414， 422.因此，后来出现的艾玛·达尔文、珍妮·马克思、玛莎·弗洛伊德等人的传记，证明了女人除做名人的妻子之外，其生活中还有其他内容。同样，一些传记也改变了对某些男性的传统解读，例如，对托马斯·杰斐逊与他的奴隶莎莉·海明斯的性关系的披露（他从未给予她自由）。参见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108-110. 罗恩·切尔诺的著名传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为了解汉密尔顿后来的生活，传记对他命运多舛的童年做了细致的追溯。切尔诺还仔细考察了汉密尔顿与伊丽莎白·斯凯勒（Elizabeth Schuyler）的婚姻及其与整个斯凯勒家族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与玛丽亚·雷诺兹（Maria Reynolds）的私情，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牵涉政治家的性丑闻。切尔诺承认，他“煞费苦心地把伊丽莎白·汉密尔顿重新编回到故事中，因为她极力想把自己的痕迹从传记中抹掉”。他复原了“坚强勇敢”的伊丽莎白·汉密尔顿作为建国元勋妻子的重要角色，而以往她通常被描述为“软弱、虔诚、多愁善感”。Kenneth T.Jackson and Valerie Paley， “An Interview with Ron Chernow，” The New York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 date， p.63. http：//www.alexanderhamiltonexhibition.org/about/Ron%20Chernow%20Interview.pdf（2021-05-14）; Ron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Penguin， 2005. 通过揭示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证明试图将二者分开是一种谬误，切尔诺提供了对于这位“开国之父”的更加丰富和令人信服的叙述。先前他为乔治·华盛顿作传时也采用了这种写作方法，传记对华盛顿与玛莎·卡斯蒂斯（Martha Custis）这位比他年长且更为富有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盛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Ron Chernow， Washington： A Life， New York： Penguin， 2010.
布蘭奇·威森·库克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作的传记《埃莉诺·罗斯福：战争年代及之后，1939—1962》（Eleanor Roosevelt： The War Years and After， 1939-1962）是揭示公共与私人间紧密联系的力作。埃莉诺·罗斯福是白宫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第一夫人，威森·库克考察了埃莉诺在亲密的私生活中对罗斯福的影响。埃莉诺在得知罗斯福与露西·默瑟（Lucy Mercer）有染后深受打击，但她选择继续和他在一起，因为她仍然爱他，尽管他们的亲密关系从此改变。他们是一对一起工作的政治夫妻，但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通常“作为一个团队运作得很好，但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富兰克林在白宫，而埃莉诺四处奔走，发表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访问学校和医院，并写作专栏“我的一天”。Blanche Wiesen Cook， Eleanor Roosevelt： The War Years and After， 1939-1962， New York： Penguin， 2017， p.502. 然而，这位意志坚定的第一夫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比她的丈夫更加开明，她为妇女、非裔美国人、穷人和边缘化人群的权利发声，不断推动罗斯福总统支持其进步主义倡议。虽然她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时而会如愿以偿，并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影响。威森·库克的传记无疑表明，研究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决策，需要了解总统夫妇婚姻生活中的私人和公共关系。
在为女性写传记时，研究性别如何影响她们的生命历程至关重要。《女权主义传记的挑战：书写现代美国女性的生活》（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Writing the Lives of Modern American Women）一书今天已成为经典。当年此书编辑曾向几位撰稿人发出这样的询问：“传主性别的变化如何改变了传记行业的性质和实践？”后者给出的结论是：“当女性成为写作对象时，性别就会成为分析的中心。”Sara Alpern， Joyce Antler， Elizabeth Israels Perry， and Ingrid Winther Scobie， “Introduction，” Sara Alpern et al，eds.，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Biography： Writing the Lives of Modern American Wom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pp.6-7.本书“导言”部分总结了所收录文章中关于美国女权主义女性传记实践的研究成果。史黛西·希夫、艾伦·切斯勒和布兰奇·威森·库克等人或许会同意这一观点。然而，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内尔·欧文·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在为《女权主义传记的挑战》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并不赞同“性别始终是女性的中心范畴”这一推论。她指出，这本书仅涉及白人女性的生活，书中所发现的这些主人公之间的相似性未必适用于有色人种女性，对后者而言，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种族身份可能比性别更重要。佩因特在为19世纪一位非裔美国人所作的传记《索杰纳·特鲁斯：一种生活，一种象征》（Sojourner Truth： A Life， A Symbol）中，巧妙地展示了阶级、种族和性别在一位生而为奴的女性生活中的相互影响，这位非裔妇女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Nell Irvin Painter， “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9，No.2 （1997）， pp.154-156; 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A Life， A Symbol， New York： W.W.Norton & Co.，1996. 实际上，如今传记写作需要我们全面考虑构成写作对象身份的多样性：性别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它不能独立起作用，必须与人种、种族身份、社会阶层、性取向、宗教和民族等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如此才能理解一个人在各种语境下的行为，社会科学家称之为“交叉性”。 主体性
对交叉性重要意义的认识，与最近兴起的对身份政治建构和写作對象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兴趣有关。新传记与传统传记存在极大差异，后者记录传主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试图找到一种连贯、基本的人生模式。一些传记作家对这种写作方法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有多重自我，人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导致人们对主体性——一个人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感觉——的兴趣日益浓厚，玛丽·凯·沃恩（Mary Kay Vaughan）将主体性定义为“认知的、主动的、情感的、体验的自我”。Mary Kay Vaughan， Portrait of a Young Painter： Pepe Zúiga and Mexico Citys Rebel Gener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 但是传记作者能够理解这种自我或是主体性吗？
文化转向和性别分析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对传记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文提及的对主体性的兴趣与弗吉尼亚·伍尔芙所提倡的探究传记对象的“内在生活”不同，因为当前一些传记作家认为，我们所能分析的只是一个人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表现为人们为自己精心打造的生活。乔·安·伯尔·玛格丹特（Jo Ann Burr Margadant）编辑的《新传记：19世纪法国女性气质的表现》（The New Biography：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一书阐明了这一立场，本书涵盖对八位法国著名女性的研究。为了博取名声，这些女性都“必须精心塑造出一个令公众清晰可辨，同时于她自己也是可信的女性自我形象，并至少获得一些有影响力的圈子的认可”。尽管在重塑自我时面临重重困难，但她们不仅创造自我，而且表现自我。因此，玛格丹特认为，“传记的主体不再是连贯的自我，而是一种为了创造连贯印象而表现出的自我”。Jo Burr Margadant，“Introduction：Constructing Sel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2，7-10， 22-23; 参见 Susan Mann， “SceneSetting，” p.637;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pp.97-98.玛格丹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识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的影响。（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因此，没有“本质存在”（“essential being”），只有社会建构，主体性与话语密不可分。当然，或许有人会反对这种极端立场。戴维·纳索为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撰写了一部备受赞誉的传记，他认为：“作为传记作者的历史学家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个人处于社会结构中和话语治权（discursive regimes）下，但不会被其所禁锢。”David Nasaw， “Historians and Biography，” p.577; David Nasaw， The Chief： The Life of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尽管话语分析至关重要，但纳索仍然相信经验，相信能动性和理解主体性的可能性。
然而，自我塑造和表现的问题在最近的传记中随处可见。凯斯勒·哈里斯为莉莲·海尔曼所写的传记公正而又充满同情地描绘了这个“不易相处的女人”，她审视了海尔曼的不安全感，以及她“恼人、苛刻、暴躁、固执……傲慢、自大”的个性，Kessler Harris， A Difficult Woman， pp.66-67. 她活跃的性生活，她与达希尔·哈密特（Dashiell Hammet）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她对独立的需求。但是海尔曼“在提供资料方面非常不合作”，因为她“严格地把私人文件排除在卖给得克萨斯大学的收藏品之外”。与其他人一样，她“致力于控制自己的遗产”;她为后人留下错误的线索，虚构“关于她自己、她的童年和家庭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的是她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于“需要继续保持自己想象中的形象”，她试图毁掉“任何可能导致对她做出另一种评价或修正其履历的东西”，甚至要求朋友们不要和传记作家交谈。凯斯勒·哈里斯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去看透这种自我塑造，她指出，“莉莲·海尔曼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戏剧化描写，与她的朋友和情人所认识的海尔曼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她“既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进行自我表现”。Kessler Harris， A Difficult Woman， pp.5-6， 280. 玛格丽特·桑格同样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她因倡导控制生育而被许多人妖魔化，她也试图塑造并控制自己的公眾形象。据切斯勒说，当年轻的劳伦斯·雷德（Lawrence Lader）前去探访桑格并商谈她的传记事宜时，“发现她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神话中，他也不由自主地被她的雄心壮志所吸引”。她花了几个小时和雷德“分享她那戏剧性的过往中错综复杂，且往往是趣味十足的故事”，并允许他使用她的诸多文件。桑格利用这种影响获得了“编辑定稿的权力”，其中再现了她的虚构和失真之处，但即便如此，最终的作品仍然没有呈现出她想要展示的形象。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pp.428-429.
海登·埃雷拉很快意识到弗里达·卡罗的一生都在演戏。卡罗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偶像，她的服装、珠宝和住宅都是程式化的;她一面在画布上作画，一面描绘自己的人生。然而，她的奢侈无度常常是用来掩饰内心的矛盾，就像她“华丽”的衣服、她的长裙是为了遮盖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萎缩的腿一样。今天，她的画作是拉丁美洲所有女性艺术家中最为昂贵的，然而她在去世前一年才在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画展，此时她已病入膏肓。卡罗身着土著衣裙，佩戴本土风格的珠宝，服用了麻醉药之后乘坐救护车前来参加画展开幕式。她躺在早些时候被运过来的四柱床上，在一场被人称为“恐怖的表演”中“接待仰慕者”。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注意到她没有讲太多的话，“后来我想她一定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向生命告别”。Hayden Herrera， Frida， pp.405-411. 这或许是她最为华丽的表演。然而，通过分析卡罗的日记、信件、物品，尤其是她的绘画作品，让埃雷拉看到了这些表演背后隐藏的痛苦和悲伤。
同样，内尔·欧文·佩因特提到特鲁斯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索杰纳·特鲁斯这样一个创造了传奇的精明强干之人，却与一个恶棍住在一起，这个无赖殴打她，阻止她传教，拿走她的钱，让她无偿做家务”。佩因特抱怨传记作家们坚持把索杰纳·特鲁斯的个性描绘成“单一的、绝对的，虽经时光流逝而不曾改变”。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p.59.但对于这位“重生”的女性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重生不仅是福音派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伊莎贝拉·范·瓦格宁（Isabella Van Wagenen）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索杰纳·特鲁斯。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女性”。这位身高5英尺11英寸、魅力非凡、不识字的黑人女性，是一位巡回传教士，她的足迹遍布许多州，她强烈要求维护妇女权利，结束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她的形象与19世纪性别意识形态中端庄、谦逊、安静的淑女截然相反，甚至有人指责她是个男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的照片中，她都穿得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欧文·佩因特指出，她“宣称自己是一个曾经做过奴隶的黑人女性，跨进了一个通常像她这种女人被禁止入内的空间”。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pp.4， 71， 139， 182， 198. 为了描绘出主人公的肖像，传记作家从特鲁斯在纽约的出生入手（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出生于南方种植园）。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孩子，她从小讲荷兰语，但也不得不学习英语，在摆脱奴隶身份后，她成为获得重生的福音派信徒，甚至改名换姓。为了理解特鲁斯主体性的发展历程，佩因特考察了地域、种族与奴隶制、性别、社会阶层和宗教等因素，以期了解特鲁斯如何通过这些方面的表现来重塑自我。尽管本文所列举的传记作者们重视自我塑造和表现，但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就是全部，多数传记作家很可能会同意琳达·瓦格纳-马丁的看法：“行为表达的自我（performative self）往往是外在的自我”，但是，“好的传记也试图发掘隐藏的、更加内在的自我”。WagnerMartin， Telling Womens Lives， p.8.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反，他们拒绝接受传记只是一种创作或话语分析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确实承认：“他们无法超越时间，对现实的每一种再现只能是一种表征——而非现实本身。”理查德·D.布朗此处指的是微观史学家，但笔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参见Richard D.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p.127.
结论：具有补订作用的传记
这里讨论的多部作品代表了“传记转向”，本文的论证表明对于传记的如下批评不再成立，即认为传记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传记过于个人化、轶事化、太过短视，因而无助于理解更大的世界。 毫无疑问，有些传记确实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本文所探讨的这些传记，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作品，已经为传记的体裁设定了新的标准。传记不再被认为是“得不到关爱的历史的继女”：它已经从“漫长的岁月阴影”中浮现出来，Franois Dosse， El arte de la biografía， p.205. 在它被认为是“睡意朦胧”之时。Jo Burr Margadant， “Introduction：Constructing Sel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1.正如兰德斯、德·哈恩和哈姆斯玛所强调的：“传记转向不仅会带来关于过去的新数据和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而且有助于我们评估和评价对过去的既定叙述与解释，并有可能对其进行修正和重塑。”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p.10. 奈杰尔·汉密尔顿称其为“具有补订作用的传记”（“biography as corrective”）。他强调了“意图”问题——传记作者的“使命感”，即一种“愈发强烈的挑战当前神话的意愿，即便后果是招致敌意甚至有可能诉诸法律”。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s Corrective，” in Hans Renders et al.eds.， The Biographical Turn， pp.15-16， 27. 与新微观史学一样，传记暴露了宏观史学的弱点。通过对地点或者人物的深入调查，学者们得以揭示宏观历史学家所看不见的事实，从而使他们能够“断言”新的、更宽泛的解释。Richard D.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p.127. 正是凯斯勒·哈里斯提出的“透过生活看本质”的研究方法，使得传记作家能够阐释更宏大的进程，许多传记作家正是这样做的。 为了发现和避免错误的线索，清除“垃圾信息”和“野葛”，并戳穿和解构环绕传记对象的迷思，传记作家们通过各种方法来寻找证据。他们通过分析物质文化来开发语境，设定场景，尤其是在缺乏书面文献的情况下。认识到性别分析的重要性和交叉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人们公共和私人生活交叉点的探究，不仅对女性和有色人种的传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白人男性的传记也带来了冲击。对于主体性、自我塑造和表现的兴趣也拓宽了這些新传记的视野。
最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历史学排斥传记，优先考虑社会力量、制度和运动，而传记转向促进了历史的再人性化。虽然这些传记不免存在争议，但最近它们已经能够更好地诠释个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约瑟夫·C.米勒所说的“从结构和抽象到人及其经验的视角转变”使我们认识到：行动、做出忍受或抵抗行为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制度、文明和资本主义。历史和传记都要求我们同时理解上述两种范畴。但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那些处于边缘化和受压迫之人、妇女、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成为传记的主人公，以及他们所撰著作品的出现，传记转向使传记写作大众化，这类人群的生活得以被揭示出来。传记作家努力为那些先前在历史上被剥夺了一席之地的人书写传记，从总体上看，这不仅对传记而且对历史而言都是一种必要的修正，因为他们将被遗忘的人重新写入历史。
那么，历史和传记在今日是什么样的关系？虽然对某些人来说，二者的关系或许依然是不确定和矛盾的，但对许多人而言，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当传记作家重新书写并阐释其写作对象的生活时，他们也在重新书写历史：好的传记总是好的历史。人们很可能会同意P.B.韦特（P.B.Waite）就“传记与历史”主题撰文时得出的结论：传记“并非处于历史的边缘，它就在历史的中间”。P.B.Waite， “Invading Privacies： Biography as History，” originally cited in Daniel R.Meister， “The Biographical Turn and the Case for Historical Biography，” History Compass，Vol.16， No.1 （January 2018）， p.7.
责任编辑：郑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