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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不顾战后经济困难，三年中花费巨资遣返1051047名日侨俘
发生在60年前的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是抗战胜利后中美、国共合作处理战后问题的一次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但由于中美冷战时期的不协调关系和台海两岸的长期非正常状态，这段历史很少有人问津，一些珍贵资料尚在尘封，相关历史遗迹正在消逝，许多当事人亦已作古，故对葫芦岛日侨遣返历史进行抢救性研究甚为必要。我们在编撰《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一书和随后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葫芦岛日侨遣返的调查与研究”时，均力图对此问题加以初步阐述和系统梳理。
日本移民侵略政策，造成“日本遗孤”特殊群体
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开始觊觎中国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后， 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国东北旅大地区的租界权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附属地，随即开始向中国东北移民。
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1908年6月提出：“进人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为50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100万人以上……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人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
至1930年，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等地有日本移民21万余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全境，为其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提供了政治条件。在武装移民的基础上，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在20年内移民百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计划。截至1944年9月，日本共向中国东北移民166万余人，其中农业移民32万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有660万人，军人及家属330万人，民间人士330万人。而中国战区则有口本人350万，日侨200万，日俘150万，其中东北地区有日侨143万余人，约占日侨总数的71．5％，日俘1．6万余人，约占日俘总数的1．5％。
更为突出的是日本遗孤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东北日侨在撤退中，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重病，途中死亡，其子女成为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和车站码头的孤儿。一些父母在溃逃中为不让自己的孩子病死、饿死、冻死，把他们送给中国人。一些父母只顾自己逃命，把不便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路旁郊野，被中国人捡回收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数千名日本孤儿走进中国家庭，得到中国人的救助。
日本遗孤胡延增是在逃难路上被收养的孤儿。他的养父胡万林讲述道：“1938年9月，日本开拓团来到依兰县，强行收取中国人的房照和地照，不给就放火烧房子。老百姓不愿离开家园，便跑到附近一座大庙里暂避，结果被日本人包围起来，用刺刀全挑死了。我后来在山坡上搭了一个地窨子，日本兵在地窨子上站岗，将压在房盖上的木头蹬下来，砸在我儿子的头上，当时就死了。1945年秋天，靠山屯开拓团一个叫大谷的人，领一个门本小男孩，对我说，这孩子的父亲被征兵了，母亲从密山逃下来快不行了，盾你帮照看一下。我二话没说把孩子接过来，将其养大。”
大谷作为日本侨民被遣返回日本，而胡延增却留在中国数十年，成为日本遗孤。数以百万计的“日侨”和数以千计的“日遗”，是日本移民侵略政策这根苦藤上结下的两个瓜。
两国三方共同遣侨
2004年1月我们承担中央外宣办“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选题的撰稿任务后，在葫芦岛市委宣传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查阅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三省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同年10月完成该项目。2005年6月，五洲传播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出版。在编撰该书的过程中，我们对葫芦岛日侨遣返的历史原因和遣返经过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1945年9月2日，日本对盟国的投降协定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答字。随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美苏等盟国开始磋商解决滞留海外的日侨俘问题，并做出遣返安排。9月29日，中美在重庆召开联合参煤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备忘录，要求其“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
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原则上确定将滞留在各战区的所有日侨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按照先关内后关外、分期分批、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港口集中、美军负责海上输送的办法施行。1946年1月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对东北门侨俘遣返做出实质性的安排与部署。
为保证东北日侨俘遣返任务的顺利完成，1946年1月10日，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会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门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
1月13日，军事二人小组驻跸北平协和医院，旋即展开工作，决定除安东日侨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大连日侨27万人由苏军负责径直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无论是国民党控制区的，还是共产党控制区的，全部经葫芦岛遣返。国民党控制区成立以李修业将军为处长的东北行辕门侨俘管理处，共产党控制区成立以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办事处。
在单一港口遣返上百厅门侨俘，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从人员集中到火车转运，从港口调度到海上输送，各个环节均不能出现疏漏。为此，国民党东北行辕制定了《东北地区H侨俘遣送计划表》，对各地日侨俘分布、遣返顺序和所需车辆均有规划。美军在葫芦岛港设立港口输送司令部，与东东盟军总部联系调拨船只上百艘，将日侨俘输送到日本什世保、博多、舞鹤等港。此外，国、共、美三方人员还组成执行小组，分赴长春、哈尔滨、拉法、陶赖昭等地，协调日侨俘遣返工作。
这样，从5月7日锦州地区日侨的遣返到5月15日沈阳地区日侨的输送，从7月8日长春地区日侨的遣送到8月20日哈尔滨地区日侨的渡江，整个遣返工作梯次展开，循序渐进，至1946年底共遣返日侨俘158批，101．7549万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共遣返日侨12批，2．9627万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用飞机遣返日侨3批，3871人。至此，葫芦岛日侨俘遣返工作结束。三年中经葫芦岛遣返的日侨俘总数为1051047人。
以友谊报刺刀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灾难，数千万生灵遭涂炭，数千亿元财产受损失。从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看，东北光复后中国人民非但没有 对日侨施加报复，相反却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日本难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使百万日侨俘得以顺利回国。
中国政府不顾战后经济困难，以极大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遣侨的组织与实施。据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1946年5月至7月的遣侨经费开支1．4亿余元(东北流通券)，仅日侨伙食费开支就达1．2亿余元；为解决日侨集中待遣期间的吃饭问题，东北人民不顾自己饥荒，筹集粮食上亿斤；为供遣返运输之需，调度车皮万余辆。一次，葫芦岛日侨集中营发生霍乱，数万名日侨迟滞沈阳，薪材出现困难，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立即从抚顺调运500吨煤。日本遣侨船“大安丸”因故在葫芦岛港停泊20余日，所剩燃料不足返日之用，中国方面马上送去燃煤50吨。
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中，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从政府官员到青年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均参加了遣返工作。曾参加过遣侨工作的王黎先生(现年83岁)回忆说，他父亲王荫南(一叶)是东北著名的爱国人士，曾做过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具有坚定的爱国抗日思想。1944年初，父子俩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日军监狱。他父亲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后被秘密杀害，他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虎口脱生。1946年7月，他被抽调到“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港口统一检查所”工作。想到被日军残杀的父亲，想到自己在狱中遭受的痛苦心情十分复杂；但他秉承中华民族宽容仁慈的传统美德，把国恨家仇埋在心底，非常理智地对待日侨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安全顺利地返回自己的国家。
在葫芦岛日侨大遣返期间，中方工作人员在日侨登车前为他们准备食物，并在途中设立开水站，保证他们饮水。对有病日侨集中遣送，允许陪护，调集条件较好的列车，在集结地设立医院，并专门开设妇产科为孕妇接生。对所有日侨注射疫苗，进行卫生防疫等。据1946年10月26日《东北日报》刊载，9月3日午前6时30分火车行车草河口北时，日侨和田分娩，经我护送干部照料得以安全。9月9日午后5时30分，送经南朝鲜仁川的汽船刚要离岸时，富士(女)的两个小孩，19岁，14岁，不慎坠入江中，我民主政府干部周恒奋勇跳入水中，两个孩子都被救起，全船日侨莫不感激泪下。
中国人民自发救助日本侨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一点，日本人编撰的《满洲国史》曾客观记述道：“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是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转换，是历史上挥抹不掉的一道重笔。60年前，李修业将军在视察遣返日侨时，曾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回去之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发生在60年前的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是抗战胜利后中美、国共合作处理战后问题的一次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但由于中美冷战时期的不协调关系和台海两岸的长期非正常状态，这段历史很少有人问津，一些珍贵资料尚在尘封，相关历史遗迹正在消逝，许多当事人亦已作古，故对葫芦岛日侨遣返历史进行抢救性研究甚为必要。我们在编撰《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一书和随后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葫芦岛日侨遣返的调查与研究”时，均力图对此问题加以初步阐述和系统梳理。
日本移民侵略政策，造成“日本遗孤”特殊群体
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开始觊觎中国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后， 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国东北旅大地区的租界权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附属地，随即开始向中国东北移民。
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1908年6月提出：“进人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为50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100万人以上……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人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
至1930年，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等地有日本移民21万余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全境，为其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提供了政治条件。在武装移民的基础上，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在20年内移民百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计划。截至1944年9月，日本共向中国东北移民166万余人，其中农业移民32万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有660万人，军人及家属330万人，民间人士330万人。而中国战区则有口本人350万，日侨200万，日俘150万，其中东北地区有日侨143万余人，约占日侨总数的71．5％，日俘1．6万余人，约占日俘总数的1．5％。
更为突出的是日本遗孤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东北日侨在撤退中，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重病，途中死亡，其子女成为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和车站码头的孤儿。一些父母在溃逃中为不让自己的孩子病死、饿死、冻死，把他们送给中国人。一些父母只顾自己逃命，把不便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路旁郊野，被中国人捡回收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数千名日本孤儿走进中国家庭，得到中国人的救助。
日本遗孤胡延增是在逃难路上被收养的孤儿。他的养父胡万林讲述道：“1938年9月，日本开拓团来到依兰县，强行收取中国人的房照和地照，不给就放火烧房子。老百姓不愿离开家园，便跑到附近一座大庙里暂避，结果被日本人包围起来，用刺刀全挑死了。我后来在山坡上搭了一个地窨子，日本兵在地窨子上站岗，将压在房盖上的木头蹬下来，砸在我儿子的头上，当时就死了。1945年秋天，靠山屯开拓团一个叫大谷的人，领一个门本小男孩，对我说，这孩子的父亲被征兵了，母亲从密山逃下来快不行了，盾你帮照看一下。我二话没说把孩子接过来，将其养大。”
大谷作为日本侨民被遣返回日本，而胡延增却留在中国数十年，成为日本遗孤。数以百万计的“日侨”和数以千计的“日遗”，是日本移民侵略政策这根苦藤上结下的两个瓜。
两国三方共同遣侨
2004年1月我们承担中央外宣办“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选题的撰稿任务后，在葫芦岛市委宣传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查阅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三省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同年10月完成该项目。2005年6月，五洲传播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出版。在编撰该书的过程中，我们对葫芦岛日侨遣返的历史原因和遣返经过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1945年9月2日，日本对盟国的投降协定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答字。随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美苏等盟国开始磋商解决滞留海外的日侨俘问题，并做出遣返安排。9月29日，中美在重庆召开联合参煤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备忘录，要求其“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
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原则上确定将滞留在各战区的所有日侨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按照先关内后关外、分期分批、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港口集中、美军负责海上输送的办法施行。1946年1月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对东北门侨俘遣返做出实质性的安排与部署。
为保证东北日侨俘遣返任务的顺利完成，1946年1月10日，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会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门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
1月13日，军事二人小组驻跸北平协和医院，旋即展开工作，决定除安东日侨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大连日侨27万人由苏军负责径直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无论是国民党控制区的，还是共产党控制区的，全部经葫芦岛遣返。国民党控制区成立以李修业将军为处长的东北行辕门侨俘管理处，共产党控制区成立以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办事处。
在单一港口遣返上百厅门侨俘，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从人员集中到火车转运，从港口调度到海上输送，各个环节均不能出现疏漏。为此，国民党东北行辕制定了《东北地区H侨俘遣送计划表》，对各地日侨俘分布、遣返顺序和所需车辆均有规划。美军在葫芦岛港设立港口输送司令部，与东东盟军总部联系调拨船只上百艘，将日侨俘输送到日本什世保、博多、舞鹤等港。此外，国、共、美三方人员还组成执行小组，分赴长春、哈尔滨、拉法、陶赖昭等地，协调日侨俘遣返工作。
这样，从5月7日锦州地区日侨的遣返到5月15日沈阳地区日侨的输送，从7月8日长春地区日侨的遣送到8月20日哈尔滨地区日侨的渡江，整个遣返工作梯次展开，循序渐进，至1946年底共遣返日侨俘158批，101．7549万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共遣返日侨12批，2．9627万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用飞机遣返日侨3批，3871人。至此，葫芦岛日侨俘遣返工作结束。三年中经葫芦岛遣返的日侨俘总数为1051047人。
以友谊报刺刀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灾难，数千万生灵遭涂炭，数千亿元财产受损失。从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看，东北光复后中国人民非但没有 对日侨施加报复，相反却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日本难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使百万日侨俘得以顺利回国。
中国政府不顾战后经济困难，以极大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遣侨的组织与实施。据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1946年5月至7月的遣侨经费开支1．4亿余元(东北流通券)，仅日侨伙食费开支就达1．2亿余元；为解决日侨集中待遣期间的吃饭问题，东北人民不顾自己饥荒，筹集粮食上亿斤；为供遣返运输之需，调度车皮万余辆。一次，葫芦岛日侨集中营发生霍乱，数万名日侨迟滞沈阳，薪材出现困难，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立即从抚顺调运500吨煤。日本遣侨船“大安丸”因故在葫芦岛港停泊20余日，所剩燃料不足返日之用，中国方面马上送去燃煤50吨。
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中，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从政府官员到青年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均参加了遣返工作。曾参加过遣侨工作的王黎先生(现年83岁)回忆说，他父亲王荫南(一叶)是东北著名的爱国人士，曾做过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具有坚定的爱国抗日思想。1944年初，父子俩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日军监狱。他父亲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后被秘密杀害，他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虎口脱生。1946年7月，他被抽调到“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港口统一检查所”工作。想到被日军残杀的父亲，想到自己在狱中遭受的痛苦心情十分复杂；但他秉承中华民族宽容仁慈的传统美德，把国恨家仇埋在心底，非常理智地对待日侨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安全顺利地返回自己的国家。
在葫芦岛日侨大遣返期间，中方工作人员在日侨登车前为他们准备食物，并在途中设立开水站，保证他们饮水。对有病日侨集中遣送，允许陪护，调集条件较好的列车，在集结地设立医院，并专门开设妇产科为孕妇接生。对所有日侨注射疫苗，进行卫生防疫等。据1946年10月26日《东北日报》刊载，9月3日午前6时30分火车行车草河口北时，日侨和田分娩，经我护送干部照料得以安全。9月9日午后5时30分，送经南朝鲜仁川的汽船刚要离岸时，富士(女)的两个小孩，19岁，14岁，不慎坠入江中，我民主政府干部周恒奋勇跳入水中，两个孩子都被救起，全船日侨莫不感激泪下。
中国人民自发救助日本侨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一点，日本人编撰的《满洲国史》曾客观记述道：“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是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转换，是历史上挥抹不掉的一道重笔。60年前，李修业将军在视察遣返日侨时，曾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回去之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