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到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一直不断变化着，《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天人合一”在中国是一个基本的信念。而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这话深得我心，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关于人与自然的交融的诗句、轶事不可谓不多，高风傲骨的中国文人在诗歌中将自己的性情表现的行云流水，自得自在，所谓的“诗如其人”“画如其人”便是如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过’‘可堪孤馆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有我之境通常体现出的是一种欣欣然的朝气与进取之意。以曹操《观沧海》为例：《观沧海》历来被视为中国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整篇都在写山水，从第一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便有了一个主人公，在万顷碧波、千里涛声之中赫然便有一位豪情之士，在“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之时，屹立在滚滚波涛之上“歌以咏志”，全诗虽则是在写风景，实则笼罩在主人公的“声音”之下。抒情主人公处在主体位置，掌握着山水，他借山水来抒怀，山水为他所用，他凌驾于山水之上，成为山水的主宰，二者之间无对等关系可言。
　　无我之境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与山水的平等交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交融，是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景。先以嵇康的四言诗为例。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叔夜送人从军至十九首，已开晋宋四言门户。”可见嵇康四言诗的地位———未失高流。以自然为友，与之欣然对等对话，是嵇康四言诗艺术成就所在。如《赠兄秀才入军》其一“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俛仰慷慨，优游容与。”其二也是如此“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俛仰优游。”采用通篇比兴的手法把兄长比作悠游自得的鸳鸯，与伴侣在水中比颈双翼，自在从容，这类似庄子的“物化”———不知是蝴蝶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梦做了蝴蝶。这种与物为一的手法更表现出作者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交融。人与鸳鸯，在自然中畅游，和鸣嘤嘤，以兰蕙为食。在大自然中诗一般的栖居，从而获得心灵的自足，这种与物为一的和谐生存景观让作者在想象中把水中嬉戏的鸳鸯鸟比喻成兄长，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升华到了一个“共鸣”状态。其诗第十四首广为人知，意义也更为丰厚，尤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成就最高。顾长康也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样一种生活乐趣，在弹琴自娱的同时，目送远去的鸿鸟，这样的一种情境是安闲又自然的。人在景物中且又不以自然的主宰自居，这样一种主动参与又不役使自然的态度为四言山水诗营造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蕴。从这个角度看，嵇康以山水入诗直接开启了东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主义情怀。
　　与山水平等交流让嵇康的诗歌里有和谐自然的意味。这种和谐是人与物的深度交融，是山水与人的平等交流所带来的，他的诗歌里潜藏上帝，上帝之在铸成了其诗雍容闲雅的品格。平等是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成立的词语，这在他的诗歌中表露无遗。
　　陶渊明的诗歌和人品可以用“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来形容，在他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一类的诗歌。虽然读“jian（四声）”和“xian（四声）”有不同的意味，我以为，读“jian”更好：这是一个在自然中自得自乐的人“晨兴理荒秽”，在劳动之中，偶然抬头，南山就在眼前，这正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深刻的交融。辛弃疾也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的句子，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自然，我与青山是平等交流的，青山悠悠，诗人的心境也是欣然的快乐。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则更是一种神奇之笔！试想在群山之中，云雾霭霭，曲终而人隐，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景物之外不知有其他所在。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并不是不言，而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如爱默生在《演讲录》中所写“田野和树林给予的最大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玄妙关系的暗示。我并非独自一人，也不是没人认识我。它们向我点头，我向它们点头。”所以在自然中生活的人永远不会孤独，纵然会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感叹，但正如陶弘景诗中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正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而天人合一在绝大多数时候还和人自身的气质品格、风神气度有很大关系，概括来说，便是“达”与“不达”。而古人名士的“达”，大多可分为两种，即所谓儒家的“达”和道家的“达”。儒家中“达”与“不达”类似于“穷”与“通”。冯友兰先生认为，从哲学上对“达”的界说为“玄学家通过明理方法所达到的一种玄远、混沌的精神境界”，这便是体现在嵇康身上的“道家的达”，更多的则是一种《齐物论》中的“达者，无滞于四方，而寄当于自用。”面对世间美丑、善恶、分离等等，都能达到天地并生、万物为一的无差别境界，这样一种“达”的境界才真正具备了自足自在的美的存在。
　　而真正的达者对自然的关注和依赖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俗人不可亲”的尘世里，自然是一块神圣的净土，更是净化我们灵魂的圣地。在现代，要达到“天人合一”诚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存有一颗纯真的心，保持我们的本性，在生活中寻找幽静之处，体味生命的真谛，那么，处处皆是天人合一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