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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经常宣称自己肩负使命，维护某种普世标准或追求某个承载着这种标准的目标，从而将它们的军事干预合法化。
西方经常辩解说攻击南斯拉夫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其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并保护他们的人权。要公正地评判北约1999年3月对南斯拉夫的袭击就要全面了解这场悲剧。
西方的势力和南斯拉夫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在许多方面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典范，尽管从一开始将科索沃并入塞尔维亚就不正常。
新南斯拉夫国家发展出一套自我管理模式来表现它对斯大林的挑战。全欧洲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团结在铁托的周围。尽管新国家具有寡头政治的性质，它却作为这个系统所有积极因素的保障者和反抗法西斯的成功领导者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战后南斯拉夫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苏联和美国都想要保持南斯拉夫的完整性和中立性，作为两大强权在欧洲对峙的一个缓冲国家。
这个国家的瓦解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决定的。然而，如果不明白西方势力在促成和引导这一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难理解南斯拉夫的分裂。
从债务到危机
南斯拉夫瓦解的基本起因是经济危机。为了通过出口拉动增长，他们借贷了大量的西方资本。西方陷入了衰退，造成南斯拉夫出口不景气，产生了巨大的债务问题。南斯拉夫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将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联盟共产党内出现了强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集结在西方的商业、银行和政府利益周围，开始推进新自由主义，美国对此乐观其成。1984年，里根政府采纳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促进南斯拉夫进行资本主义重建。
这很自然地损害了旧国家的支柱：党和劳工阶级之间的集体主义联系。在科索沃，1981年发生了暴动，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地位。群众运动包括了要求将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分离主义动向。中央政府开始加强自己的权力，并严厉镇压那些它认为不可靠的人。
在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试图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和反科索沃的基础上，在党和人民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最终参与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它引发了塞尔维亚反阿尔巴尼亚的民粹沙文主义，以此作为保持群众支持党的新基础，而政府实际上实施了里根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
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领导层抵制米洛舍维奇，通过煽动更大程度的自治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其最终目标显然是完全脱离南斯拉夫。因此，资本主义重建被看成是斯洛文尼亚“加入欧洲”的一种方法。前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人回归战前的价值观，并建立新的亲资本主义政党，并不是南斯拉夫特有的现象：它发生在整个苏联地区，这种趋势的兴起受到西方资本的普遍欢迎。
准备瓜分
这就是1989年苏联集团开始解体时的情况。美国撤回了它早先保持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的这种转变代表了主要西方势力的立场：南斯拉夫的统一对它们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益处，它们都在这个地区推进急剧的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造成的经济贫困摧毁了旧秩序下人民的社会利益。人民要忍受社会权利和经济安全的损失，因为他们期待着将来“加入欧洲”。这个一揽子政策和条件最初在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奏效了，它将人民团结在采取休克疗法迈向资本主义的政府周围。但是，在两个国家，它产生了分裂和政治破裂：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是南斯拉夫。
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这一策略的破坏性表现为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政策制定者热心地将他们的新模式引进他们的头两个目标——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随之在1990年发生动荡，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实际上希望南斯拉夫分裂。他们的压力和西方推动资本主义的动力共同促成了1990年间的分裂。一方面是一些欧洲国家渴望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美国急于确保南斯拉夫向西方银行支付它的债务，并且通过休克疗法将它的政治经济“全球化”，以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对西方跨国公司开放。那些乐衷于看到南斯拉夫通过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而分裂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梵蒂冈以及有些摇摆不定的意大利。
美国的政策
他们的努力当然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统一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它的政策关心的是保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国家整体上实施休克疗法。1989年，杰弗里·萨克斯在南斯拉夫帮助安特·马尔科维奇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准备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在1990年实施，那时关键的国会选举正在各共和国进行。马尔科维奇承担了向西方屈服的责任，而这个计划实施的实际后果将会是剥夺他的政府的大部分自主权。到了1991年，它已经没有能力支付士兵的军饷，这又削弱了维护旧政权的力量。
马尔科维奇同意调和他的南斯拉夫主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计划和欧共体的条件，这让分离主义者有机可乘。他们对选民的诉求包括承诺解除马尔科维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以及通过这些行为，帮助他们的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并“加入欧洲”。
在1989—1990年，美国的南斯拉夫政策面临着急剧的调整。国务院在1990年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稳定性感到担心，中情局警告布什政府南斯拉夫将在18个月内发生内战。但是政府还是倾向优先考虑休克疗法。因此导致南斯拉夫崩溃并陷入内战的内部动力被激活了。
当然，南斯拉夫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也促成了它的崩溃。很多人认为分散化的“市场社会主义”对处于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地缘政治状况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试验。1974年《宪法》，给了各共和国太多的权力，削弱了联盟政府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权力。铁托1980年去世后，国家就陷入了危机。但如果西方国家有意把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本可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与南斯拉夫联盟政府一起，保持国家的统一。相反，西方势力促成了南斯拉夫的瓦解。 西方势力与恶行
1990—1991年，南斯拉夫走向了分裂，虽然它的绝大部分人民并不赞成这个路线。这种分裂违背了欧安会和1990年《巴黎条约》所划定的新的后冷战国家体系的主要原则：即欧洲的国家内部边境不应该被改变。相反，国家内政的安排必须保证所有团体的适当权益。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准备在南斯拉夫实施这些原则，与西方国家利益无关的准则被抛弃了。1991年初，德国和奥地利促进南斯拉夫分解的努力获得了一个胜利，它们促使欧共体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之间进行调停。欧共体国家渴望通过这种调停强化他们的外交政策角色和地位。因此它们承担了一项意味着南斯拉夫解体的职责：不以国家的统一为基础调停一个国家之内的各派势力，这意味着否认这个国家的主权。
如果能够建立起清晰的标准来保障南斯拉夫境内各主要族群的安全，分裂本可以在不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发生。这是西方势力一旦介入调停所面对的问题。而西方建立关于保护南斯拉夫人民的权利和准则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胜利的西方势力才能在跨国家体系中赋予后南斯拉夫实体以国家的权力。
克罗地亚问题
西方势力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舞台上直接造成了血腥屠杀的恶性循环。1991年，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宣布克罗地亚有权在自决的基础上独立，而国家的边界应该遵从克罗地亚共和国与“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划定的边界。克罗地亚族全民公决赞成独立，这开启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府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战端，因为它违背了战后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它否定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权。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政治领袖就是否留在独立的克罗地亚也组织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是压倒性的拒绝。根据南斯拉夫的原则，克罗地亚要独立应该先解决这一权利与民主意愿的冲突。
但欧共体国家在1991年无视这一点，拒绝了南斯拉夫的主张，即塞尔维亚族的权利与克罗地亚独立的意愿是平等的。相反，欧共体大多国家采纳了如下观点：塞尔维亚人应该接受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少数民族的地位。这种方式当然应该意味着欧安会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应该得到保障。但克罗地亚政府拒绝欧安会的这种准则。
德国政府决定把欧安会的这一原则抛诸脑后，承认克罗地亚独立，而不预先要求它做出保障塞尔维亚人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德国的立场在两个方面背叛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背叛了南斯拉夫保障他们权利的原则，同时也背叛了欧安会保障他们权利的原则。它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引向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下的战争。1991年12月23日，德国总理科尔单方面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美国不接受德国的这种方针——它最终决定介入南斯拉夫危机。
美国干预：打波斯尼亚牌对抗德国的影响
在1991年，美国宣布的政策是支持南斯拉夫独立的。但实际上美国对南斯拉夫危机袖手旁观，听任欧洲势力在这件事上争相操纵。布什政府最关心的欧洲政策事务是：确保西欧服从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联盟。它认为这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如伊格尔伯格所解释的，德国在克罗地亚的行为“抢了美国的风头”。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美国政府决定夺过南斯拉夫危机的主导权。
但是，正如德国宣称的各种普世主义准则和目的不是为了造福于南斯拉夫人民，而是为了德国的政治影响；美国登上南斯拉夫舞台也不是为了平息战争的风暴，并向南斯拉夫人民提供新的安全秩序。恰恰相反，它登上这个舞台，是为了把德国和欧盟推到一边，为了这么做，它最终为新的更加残酷的南斯拉夫战争埋下了祸根。
华盛顿用来获取领导地位的手段是鼓励波斯尼亚政府要求独立，然后是走向战争。波斯尼亚的独立受到德国和其他欧盟政府的反对。他们想要尽力把南斯拉夫的其他部分维持在一起。美国政府决定阻止这种做法，它在1992年1月推动波斯尼亚独立，此时欧共体在德国的主导下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波斯尼亚：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
美国的立场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政治概念上或南斯拉夫的宪法概念上并没有一个波斯尼亚族。相反，在波斯尼亚有3个民族，每一个都不占人口多数。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波斯尼亚包括以下主要族群：162.9万名穆斯林，132万名塞尔维亚人，75.8万名克罗地亚人，32.6万名南斯拉夫人。从投票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波斯尼亚人不会尊重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政权。美国政府完全知道这点。因此，推动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走向独立，布什政府实际上就是在推动战争。
至于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本身，它曾强烈地反对德国承认克罗地亚独立，因为它知道这会增加波斯尼亚独立的压力并带来战争。1992年3月，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独立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欧共体的斡旋下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三足鼎立的联盟架构。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他拒绝了早前的协议，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催促他尽力建立一个单一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波斯尼亚克族和波斯尼亚塞族各自都从某些国家获得支持。
对美国来说，这场战争是政策的成功，它控制了南斯拉夫舞台上的事态，并且成功地使那种支持“波斯尼亚民族”的政策和支持一个囊括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政策相对立，其结果是导致种族清洗和野蛮屠杀。“波斯尼亚民族”一方——波斯尼亚塞族人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波斯尼亚人，是美国的行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反过来向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武器，以及德国和美国就更广泛的欧洲政策达成妥协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论
对于北约国家的选民来说，他们的政府能够领导世界，并且真正帮助绝大多数不幸的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加强他们的安全和福利。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两件不幸的事实：首先，北约国家一向热衷于扩大权力和财富在世界上的不平等，消灭对他们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一切挑战，压制几乎任何达成这种目的的企图；其次，北约国家发现非常容易摆布国内的选民，让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确在把世界人民引向一个更为公正和人道的未来，而实际上他们做的并不是这些事。
南斯拉夫90年代的命运就是这种故事的一个典型例子。北约国家的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在极力帮助南斯拉夫，甚至做得还不够。实际上，西方的政策把和平的局面变成了野蛮的战争。
波斯尼亚战争产生了可怕的暴行，让人想到西班牙内战、1920年代爱尔兰王室警察，以及德国军队和别动队在“二战”东部前线、美国在越南犯下的暴行。并不是只有波斯尼亚塞族犯下暴行，只是他们的暴行最显眼。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在科索沃犯下了更多屠杀暴行。
建立相应的组织来阻止政治暴力并处罚作恶者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面对这项任务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两难困境，因为我们不仅知道暴行的作恶者是谁，也知道在国际上是谁创造出这些作恶者崛起的环境。在南斯拉夫的案子中，西方势力通过有意的作为和不作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创造了一个滋生野蛮行径的环境。
西方的强权政治体系在某些方面令人厌恶，西方强权漫不经心、不花代价地把南斯拉夫引向了混乱和战争，并且利用这些战争来延伸它们的地缘政治势力，然后再通过战争犯罪法庭来审判战争暴行犯人，从而积累政治资本，而它们自己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西方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实在西方的帝国主义宣传下被颠倒黑白了。它说巴尔干给西方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因为那里的人物生性恶劣。实情却是西方势力给巴尔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因为它们一直把这个地区当成玩弄强权政治的舞台。
（摘自译林出版社《权力的解析：21世纪的重大战略》 译者：彭竞霆）
西方经常辩解说攻击南斯拉夫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其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并保护他们的人权。要公正地评判北约1999年3月对南斯拉夫的袭击就要全面了解这场悲剧。
西方的势力和南斯拉夫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在许多方面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典范，尽管从一开始将科索沃并入塞尔维亚就不正常。
新南斯拉夫国家发展出一套自我管理模式来表现它对斯大林的挑战。全欧洲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团结在铁托的周围。尽管新国家具有寡头政治的性质，它却作为这个系统所有积极因素的保障者和反抗法西斯的成功领导者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战后南斯拉夫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苏联和美国都想要保持南斯拉夫的完整性和中立性，作为两大强权在欧洲对峙的一个缓冲国家。
这个国家的瓦解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决定的。然而，如果不明白西方势力在促成和引导这一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难理解南斯拉夫的分裂。
从债务到危机
南斯拉夫瓦解的基本起因是经济危机。为了通过出口拉动增长，他们借贷了大量的西方资本。西方陷入了衰退，造成南斯拉夫出口不景气，产生了巨大的债务问题。南斯拉夫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将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联盟共产党内出现了强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集结在西方的商业、银行和政府利益周围，开始推进新自由主义，美国对此乐观其成。1984年，里根政府采纳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促进南斯拉夫进行资本主义重建。
这很自然地损害了旧国家的支柱：党和劳工阶级之间的集体主义联系。在科索沃，1981年发生了暴动，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地位。群众运动包括了要求将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分离主义动向。中央政府开始加强自己的权力，并严厉镇压那些它认为不可靠的人。
在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试图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和反科索沃的基础上，在党和人民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最终参与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它引发了塞尔维亚反阿尔巴尼亚的民粹沙文主义，以此作为保持群众支持党的新基础，而政府实际上实施了里根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
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领导层抵制米洛舍维奇，通过煽动更大程度的自治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其最终目标显然是完全脱离南斯拉夫。因此，资本主义重建被看成是斯洛文尼亚“加入欧洲”的一种方法。前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人回归战前的价值观，并建立新的亲资本主义政党，并不是南斯拉夫特有的现象：它发生在整个苏联地区，这种趋势的兴起受到西方资本的普遍欢迎。
准备瓜分
这就是1989年苏联集团开始解体时的情况。美国撤回了它早先保持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的这种转变代表了主要西方势力的立场：南斯拉夫的统一对它们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益处，它们都在这个地区推进急剧的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造成的经济贫困摧毁了旧秩序下人民的社会利益。人民要忍受社会权利和经济安全的损失，因为他们期待着将来“加入欧洲”。这个一揽子政策和条件最初在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奏效了，它将人民团结在采取休克疗法迈向资本主义的政府周围。但是，在两个国家，它产生了分裂和政治破裂：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是南斯拉夫。
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这一策略的破坏性表现为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政策制定者热心地将他们的新模式引进他们的头两个目标——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随之在1990年发生动荡，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实际上希望南斯拉夫分裂。他们的压力和西方推动资本主义的动力共同促成了1990年间的分裂。一方面是一些欧洲国家渴望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美国急于确保南斯拉夫向西方银行支付它的债务，并且通过休克疗法将它的政治经济“全球化”，以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对西方跨国公司开放。那些乐衷于看到南斯拉夫通过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而分裂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梵蒂冈以及有些摇摆不定的意大利。
美国的政策
他们的努力当然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统一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它的政策关心的是保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国家整体上实施休克疗法。1989年，杰弗里·萨克斯在南斯拉夫帮助安特·马尔科维奇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准备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在1990年实施，那时关键的国会选举正在各共和国进行。马尔科维奇承担了向西方屈服的责任，而这个计划实施的实际后果将会是剥夺他的政府的大部分自主权。到了1991年，它已经没有能力支付士兵的军饷，这又削弱了维护旧政权的力量。
马尔科维奇同意调和他的南斯拉夫主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计划和欧共体的条件，这让分离主义者有机可乘。他们对选民的诉求包括承诺解除马尔科维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以及通过这些行为，帮助他们的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并“加入欧洲”。
在1989—1990年，美国的南斯拉夫政策面临着急剧的调整。国务院在1990年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稳定性感到担心，中情局警告布什政府南斯拉夫将在18个月内发生内战。但是政府还是倾向优先考虑休克疗法。因此导致南斯拉夫崩溃并陷入内战的内部动力被激活了。
当然，南斯拉夫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也促成了它的崩溃。很多人认为分散化的“市场社会主义”对处于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地缘政治状况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试验。1974年《宪法》，给了各共和国太多的权力，削弱了联盟政府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权力。铁托1980年去世后，国家就陷入了危机。但如果西方国家有意把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本可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与南斯拉夫联盟政府一起，保持国家的统一。相反，西方势力促成了南斯拉夫的瓦解。 西方势力与恶行
1990—1991年，南斯拉夫走向了分裂，虽然它的绝大部分人民并不赞成这个路线。这种分裂违背了欧安会和1990年《巴黎条约》所划定的新的后冷战国家体系的主要原则：即欧洲的国家内部边境不应该被改变。相反，国家内政的安排必须保证所有团体的适当权益。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准备在南斯拉夫实施这些原则，与西方国家利益无关的准则被抛弃了。1991年初，德国和奥地利促进南斯拉夫分解的努力获得了一个胜利，它们促使欧共体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之间进行调停。欧共体国家渴望通过这种调停强化他们的外交政策角色和地位。因此它们承担了一项意味着南斯拉夫解体的职责：不以国家的统一为基础调停一个国家之内的各派势力，这意味着否认这个国家的主权。
如果能够建立起清晰的标准来保障南斯拉夫境内各主要族群的安全，分裂本可以在不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发生。这是西方势力一旦介入调停所面对的问题。而西方建立关于保护南斯拉夫人民的权利和准则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胜利的西方势力才能在跨国家体系中赋予后南斯拉夫实体以国家的权力。
克罗地亚问题
西方势力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舞台上直接造成了血腥屠杀的恶性循环。1991年，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宣布克罗地亚有权在自决的基础上独立，而国家的边界应该遵从克罗地亚共和国与“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划定的边界。克罗地亚族全民公决赞成独立，这开启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府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战端，因为它违背了战后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它否定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权。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政治领袖就是否留在独立的克罗地亚也组织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是压倒性的拒绝。根据南斯拉夫的原则，克罗地亚要独立应该先解决这一权利与民主意愿的冲突。
但欧共体国家在1991年无视这一点，拒绝了南斯拉夫的主张，即塞尔维亚族的权利与克罗地亚独立的意愿是平等的。相反，欧共体大多国家采纳了如下观点：塞尔维亚人应该接受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少数民族的地位。这种方式当然应该意味着欧安会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应该得到保障。但克罗地亚政府拒绝欧安会的这种准则。
德国政府决定把欧安会的这一原则抛诸脑后，承认克罗地亚独立，而不预先要求它做出保障塞尔维亚人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德国的立场在两个方面背叛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背叛了南斯拉夫保障他们权利的原则，同时也背叛了欧安会保障他们权利的原则。它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引向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下的战争。1991年12月23日，德国总理科尔单方面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美国不接受德国的这种方针——它最终决定介入南斯拉夫危机。
美国干预：打波斯尼亚牌对抗德国的影响
在1991年，美国宣布的政策是支持南斯拉夫独立的。但实际上美国对南斯拉夫危机袖手旁观，听任欧洲势力在这件事上争相操纵。布什政府最关心的欧洲政策事务是：确保西欧服从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联盟。它认为这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如伊格尔伯格所解释的，德国在克罗地亚的行为“抢了美国的风头”。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美国政府决定夺过南斯拉夫危机的主导权。
但是，正如德国宣称的各种普世主义准则和目的不是为了造福于南斯拉夫人民，而是为了德国的政治影响；美国登上南斯拉夫舞台也不是为了平息战争的风暴，并向南斯拉夫人民提供新的安全秩序。恰恰相反，它登上这个舞台，是为了把德国和欧盟推到一边，为了这么做，它最终为新的更加残酷的南斯拉夫战争埋下了祸根。
华盛顿用来获取领导地位的手段是鼓励波斯尼亚政府要求独立，然后是走向战争。波斯尼亚的独立受到德国和其他欧盟政府的反对。他们想要尽力把南斯拉夫的其他部分维持在一起。美国政府决定阻止这种做法，它在1992年1月推动波斯尼亚独立，此时欧共体在德国的主导下承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波斯尼亚：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
美国的立场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政治概念上或南斯拉夫的宪法概念上并没有一个波斯尼亚族。相反，在波斯尼亚有3个民族，每一个都不占人口多数。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波斯尼亚包括以下主要族群：162.9万名穆斯林，132万名塞尔维亚人，75.8万名克罗地亚人，32.6万名南斯拉夫人。从投票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波斯尼亚人不会尊重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政权。美国政府完全知道这点。因此，推动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走向独立，布什政府实际上就是在推动战争。
至于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本身，它曾强烈地反对德国承认克罗地亚独立，因为它知道这会增加波斯尼亚独立的压力并带来战争。1992年3月，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独立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欧共体的斡旋下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三足鼎立的联盟架构。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他拒绝了早前的协议，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催促他尽力建立一个单一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波斯尼亚克族和波斯尼亚塞族各自都从某些国家获得支持。
对美国来说，这场战争是政策的成功，它控制了南斯拉夫舞台上的事态，并且成功地使那种支持“波斯尼亚民族”的政策和支持一个囊括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政策相对立，其结果是导致种族清洗和野蛮屠杀。“波斯尼亚民族”一方——波斯尼亚塞族人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波斯尼亚人，是美国的行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反过来向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武器，以及德国和美国就更广泛的欧洲政策达成妥协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论
对于北约国家的选民来说，他们的政府能够领导世界，并且真正帮助绝大多数不幸的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加强他们的安全和福利。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两件不幸的事实：首先，北约国家一向热衷于扩大权力和财富在世界上的不平等，消灭对他们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一切挑战，压制几乎任何达成这种目的的企图；其次，北约国家发现非常容易摆布国内的选民，让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确在把世界人民引向一个更为公正和人道的未来，而实际上他们做的并不是这些事。
南斯拉夫90年代的命运就是这种故事的一个典型例子。北约国家的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在极力帮助南斯拉夫，甚至做得还不够。实际上，西方的政策把和平的局面变成了野蛮的战争。
波斯尼亚战争产生了可怕的暴行，让人想到西班牙内战、1920年代爱尔兰王室警察，以及德国军队和别动队在“二战”东部前线、美国在越南犯下的暴行。并不是只有波斯尼亚塞族犯下暴行，只是他们的暴行最显眼。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在科索沃犯下了更多屠杀暴行。
建立相应的组织来阻止政治暴力并处罚作恶者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面对这项任务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两难困境，因为我们不仅知道暴行的作恶者是谁，也知道在国际上是谁创造出这些作恶者崛起的环境。在南斯拉夫的案子中，西方势力通过有意的作为和不作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创造了一个滋生野蛮行径的环境。
西方的强权政治体系在某些方面令人厌恶，西方强权漫不经心、不花代价地把南斯拉夫引向了混乱和战争，并且利用这些战争来延伸它们的地缘政治势力，然后再通过战争犯罪法庭来审判战争暴行犯人，从而积累政治资本，而它们自己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西方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实在西方的帝国主义宣传下被颠倒黑白了。它说巴尔干给西方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因为那里的人物生性恶劣。实情却是西方势力给巴尔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因为它们一直把这个地区当成玩弄强权政治的舞台。
（摘自译林出版社《权力的解析：21世纪的重大战略》 译者：彭竞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