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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指标、浮夸风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特征，然而，这并非是毛泽东一人之过。
1070万吨钢铁指标靠不靠谱
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火热的情绪氛围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
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1958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吨。
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说：“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但在会议后期，对各项“指标”都已定调。眼看会议就要结束，把握全局的毛泽东却对这个高指标不放心了。
他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及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
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麻书记回答后，毛泽东正传，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就看你拿主意啦。”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建设和计划，对于高指标，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心里打鼓”。他估计毛泽东也会问到他，只得作些准备。随后，毛泽东果然问到他：“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袁宝华讲了“十面红旗”，毛泽东很注意听了，他虽然“心里打鼓”，但也没直接说出行不行。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确定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万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万吨，翻一番是1070万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议足足开了两个钟头，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毛泽东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万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年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这个1070万吨钢铁指标是不切实际的。而这个数字也不完全是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提出来的。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6月17日，薄一波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汇报性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21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中，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毛泽东于次日批示：“小平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6月27日，他作了两个批示：一，“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二，“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可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提出的钢铁指标是在冶金部多次认为华北区能达到800万吨，全国能达到3000万吨钢铁的数字上，且批示给中央和地方众多高级干部阅看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提出“翻一番”的。作为国家重大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不可能把基层的任何情况亲自弄清楚，只能根据各个部门提供的情况和其他负责人意见进行民主和集中来决策。这个数字，不是他摸脑壳想出来的，完全符合一般的决策程序。其他高指标的制定，也基本上是这个程序，是由各主管部门提出来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后，毛泽东没有回避自己的领导责任。除在庐山会议上，他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的责任外，还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本人要负责任，为此写出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刘少奇压下没有发。刘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但毛泽东没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当着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四级干部七千多人的面承担责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评。在毛泽东去世后否定“大跃进”时，有人把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人身上。作为当事人袁宝华后来站出来，说出“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的话。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2》 ）
1070万吨钢铁指标靠不靠谱
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火热的情绪氛围下，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
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党组负责人参加。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使得会议出现极为乐观的情绪。结果，会议对1958年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吨。
对钢指标，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说：“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但在会议后期，对各项“指标”都已定调。眼看会议就要结束，把握全局的毛泽东却对这个高指标不放心了。
他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及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
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他又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太原市委书记姓麻，说：“可以。”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麻书记回答后，毛泽东正传，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就看你拿主意啦。”
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建设和计划，对于高指标，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心里打鼓”。他估计毛泽东也会问到他，只得作些准备。随后，毛泽东果然问到他：“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袁回答。
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
“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袁宝华讲了“十面红旗”，毛泽东很注意听了，他虽然“心里打鼓”，但也没直接说出行不行。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确定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说，“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万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万吨，翻一番是1070万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于是交代会议秘书说：“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次会议足足开了两个钟头，结果大家都说行，所以毛泽东也相信了，并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在报纸上发表。
随后，他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万吨，看来还是可以的。”
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
袁宝华把陈云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能力打了折扣算，时间还剩下5个月则按4个月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质疑的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
这样，1070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若干年之后，袁宝华回忆此事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确定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真相。
这个1070万吨钢铁指标是不切实际的。而这个数字也不完全是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提出来的。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6月17日，薄一波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汇报性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21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中，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毛泽东于次日批示：“小平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6月27日，他作了两个批示：一，“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二，“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可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提出的钢铁指标是在冶金部多次认为华北区能达到800万吨，全国能达到3000万吨钢铁的数字上，且批示给中央和地方众多高级干部阅看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提出“翻一番”的。作为国家重大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不可能把基层的任何情况亲自弄清楚，只能根据各个部门提供的情况和其他负责人意见进行民主和集中来决策。这个数字，不是他摸脑壳想出来的，完全符合一般的决策程序。其他高指标的制定，也基本上是这个程序，是由各主管部门提出来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后，毛泽东没有回避自己的领导责任。除在庐山会议上，他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的责任外，还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本人要负责任，为此写出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刘少奇压下没有发。刘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但毛泽东没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当着中央、省市、地委和县四级干部七千多人的面承担责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评。在毛泽东去世后否定“大跃进”时，有人把1070万吨钢铁指标的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人身上。作为当事人袁宝华后来站出来，说出“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的话。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