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八月，一贯刊行严肃读物的老牌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一本新书：《昭和安魂曲·个人史最终篇》。作者色川大吉（以下简称：色川），一九二五年生人，年届八十五。“自序”劈头就写道：这个国家曾经有一个时期被称为“名列世界第一”，那是昭和末年的事情，这种说法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此话态度鲜明，用语锋利，直指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畅销书《日本名列第一》(美国学者傅高义著，有中译本)。色川宝刀未老也。
　　色川已经走过的人生可用八个字概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过，首先，成为色川读书特色、帮助他成为史学家的主要还是明治维新后百多年来，普通人特别是穷乡僻壤的普通人写下的各种文字，包括日记、笔记、未刊文稿或草稿，多是他和学生们百般查访，乃至进屋入户、翻箱倒柜才使之重见天日的。虽然，这一路劳什子历来难入学府中人的法眼。其次，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色川都已走遍，但走的却非通都大邑，而是乡间小路，探访的也不是名人或名人之后，而是底层民众。在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色川来到九州的水俣，一来就是十年。在这个成为日本环境问题代名词的地区，他从社会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着手，力图揭示问题发生和难以治理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三，无论读书还是行路，部落民、阿伊努族等社会最底层的少数族群，始终都是色川关心的对象。须知在精英们眼中，已是“后现代”的当代日本，这些群体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色川在六十年代首倡民众史概念，一九七五年，又著书《一种昭和史·个人史的尝试》(中央公论社刊)，首提个人史概念。色川说：民众创造着历史，民众是一种集合体，承担自己人生的人们的集合体。色川重视民众个体，明确讲述历史的主体就是民众个人，也就（自然而然）推出了个人史（《对色川的访谈》，《朝日新闻》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文化版)。在色川那里，个人史与民众史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色川的文字是对历史演进的一种重新书写。
　　与许多战后崭露头角的历史学者类似，战时的个人体验、对皇国史观的反省，是色川史学的出发点。色川在“二战”后期就读于东京大学，他曾经回忆起课堂的一幕（《新型民众形象的创造》[一九七七]，转自色川民众史研究论文选集《民众史的百年历程》，讲谈社学术文库一九九一年版，1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当时的史学权威平泉澄曾讥讽道：“历史中有民众吗？”“这种研究有意义吗？”甚至对学生以福泽谕吉为毕业论文题目也不满意。战后，日本史学走向新生，但在色川看来，研究视线仍然集中于社会精英阶层，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嫌僵硬。色川有这样一段回忆：战时，一位卡车司机常到色川家干活，他看似一名善良的工人、普通家庭的父亲、讲究礼貌的规矩人，但却在一次交谈中，以炫耀和毫无愧悔之意对少年色川讲述了其在中国从军时，将一名中国姑娘侮辱并残杀至死的经过(《一种昭和史》，色川著，岩波书店一九七五年版，68页)。色川坦言，自己在战时也因未被陆军学校录取而懊悔过。然而，经过战争，色川开始对民众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不能简单地肯定日本民众为历史变革的主体，这是怎样的充满污秽、充满伤痕的民众啊！如不对民众精神结构中难以容许的部分、充满矛盾的可怕部分，以科学精神彻底分析之，认识之，寻找突破口，就不能说对“我们进行的战争”有了反省(《一种昭和史》，314页)。
　　于是，色川从东京郊外多摩地区困民党史料的挖掘入手，重新审视明治维新期间的自由民权运动。对自由民权运动史料的发掘及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民众史观，使色川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色川在对水俣地区历史的考察中，将其与当地反公害的现实贯通起来，使得民众史观获得深化。从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五年，色川和其他学者两次自发组成调查团进入水俣，一九八三年推出综合报告《水俣的启示》(筑摩书房版)，报告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多个领域，成为对这一事件最富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色川的长篇论文《不知火海民众史——水俣事件史序说》。
　　水俣是九州熊本县一个滨海 (不知火海) 小城。日本氮肥公司 (后名Chiso公司，是日本化工行业的龙头)一九○四年在此设厂，因排放废水中含有水银，造成多年的、大面积的环境公害(在日本一般称为水俣病)，事发后政府和企业不作为乃至隐瞒真相，使得后果极为惨烈，许多当地居民染上不治之症。对患者的认定及赔偿，至今仍未结束。
　　在色川笔下，公害问题发生前的水俣，并非一派田园风光。他依据文献史料和实地访谈，将居民细分为城镇居民、沿海渔民和晚近漂流迁居而来的居民等不同集团。一九三○年公司到殖民地朝鲜设厂，大量使用朝鲜工人，最低阶层中又增加了一个成员。色川在揭示社会歧视一般性存在的同时，指出各居民集团之间、底层民众间也存在互相歧视，“歧视”逐渐成为地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些都给后来水俣事件的解决埋下了社会阻力。但是，在地理、资源等条件较差的水俣，工厂成为几乎唯一的经济发展推进器。部落民和贫苦居民进入工厂，意在通过身份转变，改变被歧视的命运。战后，水俣工厂不断扩能增产，一九六○年生产达到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公害也日益恶化。一九五九年十月，一千五百名渔民及其家属在渔民协会干部领导下，冲进工厂。一九七三年三月，熊本地方法院判决受害者胜诉。
　　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色川提出日本社会分层的理论假说：由于日本特有的历史原因，社会体系实具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自有形方面而言，千余年来，已经形成皇室—公卿—民众的统治体系。具体为：Ａ—皇室，Ｂ—统治者集团，Ｃ—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Ｂ阶层随历史演进代有变化，古代为贵族，中世为公卿，幕府—近代时期为重臣、元老和军阀，现代则为财界与高级官吏。Ｃ与Ｂ阶层同样分为数个层次。色川的假说是：第一，知识阶层。包括宗教界、产业界等部门的技术人员。第二，管理阶层。随着时代变迁，这一阶层不断有上浮或下沉的变化。第三，最底层的民众。他特别指出，在底层民众中，除了一般平民外，还存在被歧视的部落民、流民、秽人、非人等(多从事如屠宰、皮革、清污等被视为肮脏、污秽的职业——笔者注)。重叠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民众之间的对立和互相歧视。而进入近代，底层民众中又增加了地处边境地区的民众，包括阿伊努族、冲绳人、朝鲜和其他殖民地民众，色川将这最后的阶层称为日本与外部民族之间的“夹层”。“夹层”经常成为一般民众发泄的对象，这样的史实不胜枚举。
　　似应指出，时至今日，部落民出身者和阿伊努族仍是日本社会的“另类”。在东京等大都会的阿伊努人为生活计，多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成为国会议员乃至首相的公开表达。笔者也听到普通日本人士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假作真时真亦假，令人震惊。
　　色川指出：统治者阶层从长期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了离间民众和分隔统治的技术，反复施行，屡见成效。因为他们看准了底层民众内部的矛盾，而长期以来民众对此并未觉悟。
　　自无形方面而言，色川强调：不可小觑天皇制对民众精神的深深浸透。天皇制与最底层民众有着特殊的互动关系。底层民众反抗统治与管理集团，但是把自己不满的倾诉、寻求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最上层，即使上述Ｂ阶层的具体构成随时代变动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这一特定关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天皇制的睿智就在于，对民众中多层构造间的纠结与对立，做最大限度地利用。最终天皇得以救世主的身份高高在上。”(21页)按笔者理解，色川未把皇室与统治者集团视为一体，而是将其置于最上层，应是考虑到天皇制对日本社会精神层面绵延不断的巨大影响力，这是Ｂ即统治者阶层不具有的。此为色川理论的特色，也为外界提供了观察日本社会的视角。
　　色川不是简单地想象一幅民众与权势集团的对立图景，而是在史料基础上，揭示了因历史、地理和职业等诸多条件，民众内部分化的情况。但色川没有因为民众中负面因素的存在而抽身离去，反而投身其中，他的理想是：把历史研究看成是研究者与民众的互动，即民众史史料的发掘由研究者和当地民众共同进行，而成果也由双方共享。也就是说，在推进研究的同时，民众的历史意识也在提高，然后，历史意识对现实认识的形成和深化发生积极影响(24页)。用色川自己的话说就是：从“生活者”的立场看问题，将自己相对化，尽量缩小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距离。其实，这就是色川的民众史与个人史的结合。几十年来，色川亲身实践，一以贯之，其乐融融。
　　色川的论证未必没有疏漏之处。他类似讲故事的写作和演说手法，得到学生和市民的欢迎，在学界有盛赞者，也有认为其不够专业的评论。他与专业学会活动保持距离，在学术研究日趋精致化、体制化的当下，他的言行（与精英史观相对立的民众史观）能使多少同行和后来者有所感悟乃至感奋？这很难说。此外，对其研究与现实活动两栖型的态势，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孔夫子有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色川却敏于言，也敏于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凡突出的社会性事件或运动，都能看到色川的身影。一九八六年他与作家小田实等人组织市民团体（一九九六年解散），反对社会的右翼化倾向。九十年代以后，教科书问题成为日本右翼急欲打开的突破口，在他们的对面，又出现了年过古稀的色川。他虽常常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但却反对高呼口号，斥之为极左翼的做法；他认为在主流媒体发言，远比示威游行更有成效（《昭和安魂曲》，222页）。
　　打通研究与生活，坚持站在民众一边，同时清醒认识民众中不同阶层的存在和对立；把握好这两者间的张力，将理性贯穿始终，这一点具有分水岭意义。能把色川与其他侈谈民众、常显出居高临下姿态的学者区别开来，笔者以为，这也是色川引人思考之处。
　　(《民众史的百年历程》，色川大吉著，讲谈社学术文库一九九一年版；《昭和安魂曲——个人史最终篇》，色川大吉著，岩波书店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