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发黄的照片，是美国人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1938年5月21日于榆林拍摄的，由左至右依次为欧阳山尊、刘白羽、林山、金肇野和汪洋，五个小伙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历史回潮到1938年。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卡尔逊目睹了淞沪抗战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许多英雄事迹，要求到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去考察。
　　5月初，毛泽东吩咐刘白羽组织“抗日文艺工作团”陪同卡尔逊考察。工作团由刘白羽任组长，欧阳山尊任翻译，其他三人是汪洋、林山和金肇野。他们5月15日从延安出发，历时85天，跨越了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五个省，行程3000多公里，在碉堡林立、壕沟阻隔、“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紧张气氛中，两次穿过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津蒲铁道，有时冒着弹火硝烟，在轰隆的炮声中冲过日军封锁线。他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一路沿黄河河套进入晋西北。卡尔逊会见贺龙、肖克、聂荣臻、彭真、徐向前、宋任穷等同志，又与邓小平在雨中讨论国际政治。
　　在华北敌后考察艰苦而危险，但他们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每到一地，都各施所长，作调查，写报导，搞宣传，编剧本，摄影，组织群众，风趣和谐，很有收获。他们与卡尔逊一起徒步行军，住茅屋，睡土炕，吃农民家里的粗茶淡饭，历经艰难险阻，出生入死，从而建立起真挚牢固的友谊。由于汪洋与卡尔逊的儿子同岁，卡尔逊还认汪洋为“干儿子”。
　　8月6日，他们与卡尔逊在郑州告别。临行依依，卡尔逊要文艺组向毛主席、林伯渠、洛甫、马海德等致意，拉着欧阳山尊的手谈了好久，还将随身带的毛毯送给他，说：“你会用得着的。”大家彼此眼睛都湿润了，在汽笛声中，边挥手作别，边唱起卡尔逊爱听的《游击队歌》。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与卡尔逊这一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由于卡尔逊直言不讳，引起了美国保守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受到各方面的压制，他无法工作便辞职回美。后来，他积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游说，介绍在中国的见闻，除了发表一系列文章外，还编著了《中国的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中国的双星》扉页上印有刘白羽等五人合影。卡尔逊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那五个小伙子：“刘（白羽），小组长，很有思想，稳重自持，能约束自己，举止文雅，心很细，对人循循善诱，5个人中最不表现自己的一个；欧阳（山尊），能说英语，很敏锐，容易冲动，但很有人缘，人很聪明，也很有才华；金（肇野），记者，是个铁腕人物，很有耐性和意志，他常热烈地为弱小的人打抱不平；林（山），诗人，少言寡語，有点怪脾气，不太合群，独来独往，不跟大家在一起，不出头露面；汪（洋），摄影师，最无所谓，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很天真，缺乏思考，没有主意，有时好像无所适从。我和大家在一起工作愉快，大家不分阶层权势和年龄大小一律平等。”
　　1946年，卡尔逊在美国病危，查尔斯·格罗斯曼负责医治卡尔逊，虽然他终无回天之术，未能从死神那里将卡尔逊拉回来，但却成了卡尔逊最好的朋友。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敌视中国，迫害一切与我友好的人士。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恢复后，两国人民才有机会交往。1974年，“埃文思·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社”成立， 格罗斯曼每年组团访问中国，传播卡尔逊的事迹，促进美中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多方寻找《中国的双星》扉页上那张老照片中的人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在上海偶然有人认出照片上的刘白羽，又经对外友协帮助，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终于出现在格罗斯曼面前（林山逝世，金肇野重病在床）。当年的小伙子已经都是古稀之人。格罗斯曼也已白发盈额。刘白羽十分感慨地说：“生活，生活是充满多少偶然的机遇呀！”欧阳山尊说：“格罗斯曼不单是一位医生，一位中国人的好朋友，也是一位考古学家，是他把我们像古物一样从生活的土壤里发掘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