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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话题引发舆论是媒体本性，越是生猛越是劲爆便越能博人眼球。于是语文教育问题便经媒体一再放大，隔三差五在版面上抛出一些人咬狗的文章来，让不明就里的受众跟着起哄，对当今语文发一片喊打之声。奇怪的是，中国教育问题多多，却鲜见有对数、理、化、生发难者，为何偏偏揪住语文不放，哪怕是从教材中删除一篇文章，也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声讨呢？
无它，皆因语文门坎太低，是个中国人，认得几个中国字，就有资格对它说三道四了。
《文学报·新批评》第64期刊载桑永海的《语文教育在中小学亟需普及及反思》，便属此类文章。
一.文学教育从未曾从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缺位
就为文者言，一篇文章论点的确立或结论的提出，是十分慎重的事，它只能建立在充分的事实论证或严密的逻辑推演之上，桑文恰恰在这一点上罔顾事实，耸人听闻地提出一个“大体来说，我们的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缺失了几十个年头”的前提性论断，而整篇的批评与“反思”，就建立在这一个纯粹子虚乌有的逻辑起点上，其乖讹悖谬，便在情理之中了。
认为取消了《汉语》和《文学》的“分科”便是取消了文学，认为“新课标”界定“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便是取消了“文学性”，实在是胶柱鼓瑟之论，与其在名实之争上做概念游戏，不如直截了当把手头的语文教材翻翻。
老朽不才，在三尺讲台作村学究40年，亲身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语文教育。说句极端的话，即便是在“横扫一切”和“彻底决裂”的年代，说文学教育完全消失也不尽然。只要人坐在教室里，手里好歹有本书拿，“文学”就不会离去。比如一句“《红楼梦》是本好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的“最高指示”传达，迅疾便有一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成保留篇目，多少人对《红楼梦》的启蒙，即发端于此。固然它是作为“阶级斗争教材”使用的，但谁又能将政治与文学彻底剥离呢？谁又能否定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是研究红学的一个角度，甚至是一个重要角度呢？再比如一个“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四书五经”连带《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便作为“反面教材”拿到语文课上“示众”；而一个“评《水浒》批投降派”，竟使《水浒传》一时大热。那辈人对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畸形的文化环境中接触的。
至于今日，语文教材已今非昔比，面目全新。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宏大背景下，课程资源开发者的眼光，已不再为人为设置的障碍所拘囿，而且编撰教材的权力“下放”，“一纲多本”成为可能，遂激发了地方乃至个人编写语文教材的积极性，“文学教育”在不同的教材体系中便有了不同的呈现，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人教社统编高中教材为例，涉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方面，其“史”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上起先秦两汉，下迄宋元明清，直到现代当代包括新时期文学，这是一条时间的经线；散文，诗歌，小说，戏剧，这是一条文体的纬线。勾连起经纬的，则是一颗颗珠玉般闪烁的历代名家名篇。连点成线，经纬交织，为学生编织了一道中国文学，乃至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网络，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认同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诗则从《诗经》《楚辞》直到北岛、舒婷，散文则从先秦诸子直到余秋雨、周涛，小说则从《山海经》、唐传奇、宋话本、四大名著直到莫言、贾平凹、金庸，戏剧则从关郑马白、老舍直到沙叶新，还有哪一个代表性作家不曾收入呢？
如今已经不新的“新教材”亮点颇多，课本之外，又添加了与之配套的《语文读本》，每册最多者竟达50万字左右，极大地拓展了阅读量。外国文学方面，除了古典作家之外，又将西方现代主义各代表性流派的作家作品悉数纳入，使中学生得以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培养包容其它文明的心理并与异质文明对话，开阔视野并获取一份新的精神资源。当无意义之于意义的修正，非理性之于理性的补充，潜意识之于意识的开掘，或多或少能为学生把握的时候，渗透其间的异化与荒诞，便提供了观察社会认识人生的另一副眼光和另一种参照。于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的形成，由对形而下的学习到对形而上的追问的超越意识的滋生，即是水到渠成之事，而这种现代意识对21世纪的学生是至为重要的：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萨特、阿赫玛托娃、里尔克、聂鲁达、桑德堡、海明威、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海勒、贝克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有哪一个外国代表性作家不曾收入呢？
二.变化了的是中小学文学教育的接受环境
虽说就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中的重视程度而言，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从文学接受的语境来看却并非如此。社会的经济结构变了，文化环境变了，大众心理变了，传播媒介变了。一方面，文学已经日益边缘化并受到科学霸权与消费文化的双重挤压，另一方面，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公共阅读已经逐渐消失，以视觉为中心日益挤兑以语言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文学接受者已经不同于昔日的接受者了。将文学经典目为毒草和禁书而那一代读者却如饥似渴暗中传阅的日子已成天方夜谭，代之而起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对文学经典的日益疏离，对手机段子的兴趣远大于唐诗宋词，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刘勰之论，用于分析今日的文学阅读，实在是精辟之至。
时下文学空间已成传统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三分天下，这一格局的形成，使得与其对应的文学的阅读，也出现了各异的风景。
提升读者、教化大众，曾是传统文学阅读的主要功能，而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氛围中，审美活动逐步降解为欲望的宣泄，离精神的追求越来越远；它不再承诺以将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为己任，却恰恰强化人的动物性需求并为其合理性辩护。
传统文学的阅读，是一个涵泳品味的过程。一则是因为作品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需要读者的想象力加工，二则作品总是力图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不断与读者既有的阅读视域相冲突，使得读者的阅读成为更新、扩充自己阅读视域的过程。青春文学却是以全方位地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为能事的，平面化、通俗化、时尚化的叙述策略，削平了文本的深度模式，这里没有作者同读者的智力较量，而只有读者的狂欢。 虽说文学阅读通常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但它并不排斥甚至离不开外在因素的推动。对某些书籍阅读的倡导，有时候几乎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在青春读物对青少年阅读空间的成功覆盖中，利润及追逐利润的现代商业营销手段，则是背后巨大的推手。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而这也就是桑先生眼中的乱象和“危机”。
当文化传承的责任使一线语文教师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其中也包括在下和桑先生，在做着堂吉诃德式的艰难的文化抵抗时，常常会走向另一个误区。经典的巨大召唤力，是其愈久弥新的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能成为忽视与贬损大众文化的遁词。缺乏文化宽容精神，只片面地接受某一种文化，视野中只有认同的对象，不但是偏执的、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阅读实践证明，同名著经典相比，时尚读物流行作品虽多属“文化快餐”，但后者的时代感、当下感，却往往是前者所不具备的。要了解中国“当下”的面貌，了解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与身边鲜活的生活同步，决不可对它们一无所知。以娱乐消闲为目的的“快感阅读”，还可以为处于学业负担繁重、升学竞争激烈中的中小学生，提供一个舒缓与宣泄心理压力的渠道，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啻是一种保护手段。
毋庸讳言，进退失据的两难处境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类社会不就是在深刻的悖论中前进的吗？
三.不必过高估计文学教育的作用
为了论证文学教育的巨大作用，桑文列举了“先进国家”作例证，号召以“拿来主义”效法之，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俄国重视文学和文学教育不假，然而若把历经磨难的“俄罗斯终于挺过来了”，与“与俄罗斯一直普及文学教育的传统是大有关系的”作相关链接，则恐怕就太抬举文学的功能了，因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写得再好，也是不能当面包充饥的。
要说重视和普及文学教育的传统，则举世莫出于我泱泱中华。试问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除了子曰诗云还懂得什么？除了心头纸上功夫还能干些什么？除了读书应举还有什么别的追求？然而破国败家，舆图换稿之事史不绝书。那个宋徽宗赵佶，艺术天分绝对一流，只可惜笔下江山多娇，挡不住治下江山风雨飘摇；那个晚唐后主李煜，吟诗填词何等了得，也挽不住流水落花春去也。翻遍二十四史，恐怕也找不到哪朝哪代因为仰仗文学教育而“终于挺过来了”的记载。
至于俄罗斯“挺过来了”却是实情，那原因极其复杂，诚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为俄罗斯民众解决了“吃、喝、住、穿”这一“首先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的，俄罗斯的资源优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拥有世界石油资源的13％，天然气资源的45％，煤炭资源的23％。石油天然气工业是俄罗斯经济主导部门和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其产值约占工业产值的12％，俄联邦收入的40％，俄罗斯出口总额的60％。正是仰仗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供应商的地位，俄罗斯度过了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危机，实现了国家体制的转型（行文至此，恰逢国际油价连续大跌，加之欧美制裁，给俄罗斯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这也正从反面论证了上述观点）。至于面对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危机而人心不乱，这大约就要归功于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了。
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来，东正教作为国教，作为统一的思想信仰，便为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在千年的发展中，最终成为俄罗斯民族核心的精神支柱。在过去岁月，它为俄罗斯民族的独立、统一与复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解体巨变后，它又能迅速填补信仰真空，使人的灵魂有所寄托，从而重新凝聚与整合了民族精神，为国家再度涅槃提供了原动力。东正教名副其实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在俄罗斯人世俗生活中的地位，甚至与遭受科技理性的和世俗精神双重打击而呼喊“上帝死了”，同为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世界也不可同日而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曾先后下达指令，确定每年7月28日为“罗斯受洗日”并列为全国性节日，其借力宗教的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东正教对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换言之，是宗教影响了文学而不是相反），只要看看弥漫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精神探索性，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负罪感和忏悔意识，便不难感知一二。诚如王富仁先生所言，“在俄国，不论是沙皇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没有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俄国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王富仁：《中俄知识分子的差异》）。
“俄罗斯与我们的国情是很相近的”，此言大谬不然。唯莫斯科马首是瞻只是一时的表象，共同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两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层而言，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根本一点，汉民族是缺乏宗教情怀与彼岸意识的民族，因而也就是缺乏敬畏意识的民族。天堂之美好不足以动心其行善，地狱之恐怖不足以震慑其作恶，即便是求神拜佛，关注的也非灵魂救赎而是现实的功利诉求。对比昨日向权力献媚，今天向金钱折腰而日益犬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便不能不感慨系之。明乎此，便可知中国可以向世界拿出一个莫言来，但是中国能够给世界拿出索尔仁尼琴，拿出帕斯捷尔纳克吗？至少现在不能。
笔者并非想为包括语文教育的中国教育唱什么赞歌，我只是想说，把一个牵动全局事关改革方向的政治性问题，还原为一个教育学范围内的专业性问题，如此便给人以错觉，似乎中国教育诸多积重难返的弊端，只需要在教育界小圈子内做若干技术性调整便可革除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吴平安，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湖北武汉。
无它，皆因语文门坎太低，是个中国人，认得几个中国字，就有资格对它说三道四了。
《文学报·新批评》第64期刊载桑永海的《语文教育在中小学亟需普及及反思》，便属此类文章。
一.文学教育从未曾从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缺位
就为文者言，一篇文章论点的确立或结论的提出，是十分慎重的事，它只能建立在充分的事实论证或严密的逻辑推演之上，桑文恰恰在这一点上罔顾事实，耸人听闻地提出一个“大体来说，我们的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缺失了几十个年头”的前提性论断，而整篇的批评与“反思”，就建立在这一个纯粹子虚乌有的逻辑起点上，其乖讹悖谬，便在情理之中了。
认为取消了《汉语》和《文学》的“分科”便是取消了文学，认为“新课标”界定“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便是取消了“文学性”，实在是胶柱鼓瑟之论，与其在名实之争上做概念游戏，不如直截了当把手头的语文教材翻翻。
老朽不才，在三尺讲台作村学究40年，亲身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语文教育。说句极端的话，即便是在“横扫一切”和“彻底决裂”的年代，说文学教育完全消失也不尽然。只要人坐在教室里，手里好歹有本书拿，“文学”就不会离去。比如一句“《红楼梦》是本好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的“最高指示”传达，迅疾便有一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成保留篇目，多少人对《红楼梦》的启蒙，即发端于此。固然它是作为“阶级斗争教材”使用的，但谁又能将政治与文学彻底剥离呢？谁又能否定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是研究红学的一个角度，甚至是一个重要角度呢？再比如一个“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四书五经”连带《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便作为“反面教材”拿到语文课上“示众”；而一个“评《水浒》批投降派”，竟使《水浒传》一时大热。那辈人对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畸形的文化环境中接触的。
至于今日，语文教材已今非昔比，面目全新。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宏大背景下，课程资源开发者的眼光，已不再为人为设置的障碍所拘囿，而且编撰教材的权力“下放”，“一纲多本”成为可能，遂激发了地方乃至个人编写语文教材的积极性，“文学教育”在不同的教材体系中便有了不同的呈现，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人教社统编高中教材为例，涉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方面，其“史”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上起先秦两汉，下迄宋元明清，直到现代当代包括新时期文学，这是一条时间的经线；散文，诗歌，小说，戏剧，这是一条文体的纬线。勾连起经纬的，则是一颗颗珠玉般闪烁的历代名家名篇。连点成线，经纬交织，为学生编织了一道中国文学，乃至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网络，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认同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诗则从《诗经》《楚辞》直到北岛、舒婷，散文则从先秦诸子直到余秋雨、周涛，小说则从《山海经》、唐传奇、宋话本、四大名著直到莫言、贾平凹、金庸，戏剧则从关郑马白、老舍直到沙叶新，还有哪一个代表性作家不曾收入呢？
如今已经不新的“新教材”亮点颇多，课本之外，又添加了与之配套的《语文读本》，每册最多者竟达50万字左右，极大地拓展了阅读量。外国文学方面，除了古典作家之外，又将西方现代主义各代表性流派的作家作品悉数纳入，使中学生得以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培养包容其它文明的心理并与异质文明对话，开阔视野并获取一份新的精神资源。当无意义之于意义的修正，非理性之于理性的补充，潜意识之于意识的开掘，或多或少能为学生把握的时候，渗透其间的异化与荒诞，便提供了观察社会认识人生的另一副眼光和另一种参照。于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的形成，由对形而下的学习到对形而上的追问的超越意识的滋生，即是水到渠成之事，而这种现代意识对21世纪的学生是至为重要的：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萨特、阿赫玛托娃、里尔克、聂鲁达、桑德堡、海明威、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海勒、贝克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有哪一个外国代表性作家不曾收入呢？
二.变化了的是中小学文学教育的接受环境
虽说就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中的重视程度而言，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从文学接受的语境来看却并非如此。社会的经济结构变了，文化环境变了，大众心理变了，传播媒介变了。一方面，文学已经日益边缘化并受到科学霸权与消费文化的双重挤压，另一方面，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公共阅读已经逐渐消失，以视觉为中心日益挤兑以语言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文学接受者已经不同于昔日的接受者了。将文学经典目为毒草和禁书而那一代读者却如饥似渴暗中传阅的日子已成天方夜谭，代之而起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对文学经典的日益疏离，对手机段子的兴趣远大于唐诗宋词，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刘勰之论，用于分析今日的文学阅读，实在是精辟之至。
时下文学空间已成传统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三分天下，这一格局的形成，使得与其对应的文学的阅读，也出现了各异的风景。
提升读者、教化大众，曾是传统文学阅读的主要功能，而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氛围中，审美活动逐步降解为欲望的宣泄，离精神的追求越来越远；它不再承诺以将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为己任，却恰恰强化人的动物性需求并为其合理性辩护。
传统文学的阅读，是一个涵泳品味的过程。一则是因为作品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需要读者的想象力加工，二则作品总是力图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不断与读者既有的阅读视域相冲突，使得读者的阅读成为更新、扩充自己阅读视域的过程。青春文学却是以全方位地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为能事的，平面化、通俗化、时尚化的叙述策略，削平了文本的深度模式，这里没有作者同读者的智力较量，而只有读者的狂欢。 虽说文学阅读通常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但它并不排斥甚至离不开外在因素的推动。对某些书籍阅读的倡导，有时候几乎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在青春读物对青少年阅读空间的成功覆盖中，利润及追逐利润的现代商业营销手段，则是背后巨大的推手。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而这也就是桑先生眼中的乱象和“危机”。
当文化传承的责任使一线语文教师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其中也包括在下和桑先生，在做着堂吉诃德式的艰难的文化抵抗时，常常会走向另一个误区。经典的巨大召唤力，是其愈久弥新的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能成为忽视与贬损大众文化的遁词。缺乏文化宽容精神，只片面地接受某一种文化，视野中只有认同的对象，不但是偏执的、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阅读实践证明，同名著经典相比，时尚读物流行作品虽多属“文化快餐”，但后者的时代感、当下感，却往往是前者所不具备的。要了解中国“当下”的面貌，了解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与身边鲜活的生活同步，决不可对它们一无所知。以娱乐消闲为目的的“快感阅读”，还可以为处于学业负担繁重、升学竞争激烈中的中小学生，提供一个舒缓与宣泄心理压力的渠道，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啻是一种保护手段。
毋庸讳言，进退失据的两难处境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类社会不就是在深刻的悖论中前进的吗？
三.不必过高估计文学教育的作用
为了论证文学教育的巨大作用，桑文列举了“先进国家”作例证，号召以“拿来主义”效法之，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俄国重视文学和文学教育不假，然而若把历经磨难的“俄罗斯终于挺过来了”，与“与俄罗斯一直普及文学教育的传统是大有关系的”作相关链接，则恐怕就太抬举文学的功能了，因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写得再好，也是不能当面包充饥的。
要说重视和普及文学教育的传统，则举世莫出于我泱泱中华。试问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除了子曰诗云还懂得什么？除了心头纸上功夫还能干些什么？除了读书应举还有什么别的追求？然而破国败家，舆图换稿之事史不绝书。那个宋徽宗赵佶，艺术天分绝对一流，只可惜笔下江山多娇，挡不住治下江山风雨飘摇；那个晚唐后主李煜，吟诗填词何等了得，也挽不住流水落花春去也。翻遍二十四史，恐怕也找不到哪朝哪代因为仰仗文学教育而“终于挺过来了”的记载。
至于俄罗斯“挺过来了”却是实情，那原因极其复杂，诚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为俄罗斯民众解决了“吃、喝、住、穿”这一“首先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的，俄罗斯的资源优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拥有世界石油资源的13％，天然气资源的45％，煤炭资源的23％。石油天然气工业是俄罗斯经济主导部门和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其产值约占工业产值的12％，俄联邦收入的40％，俄罗斯出口总额的60％。正是仰仗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供应商的地位，俄罗斯度过了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危机，实现了国家体制的转型（行文至此，恰逢国际油价连续大跌，加之欧美制裁，给俄罗斯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这也正从反面论证了上述观点）。至于面对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危机而人心不乱，这大约就要归功于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了。
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来，东正教作为国教，作为统一的思想信仰，便为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在千年的发展中，最终成为俄罗斯民族核心的精神支柱。在过去岁月，它为俄罗斯民族的独立、统一与复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解体巨变后，它又能迅速填补信仰真空，使人的灵魂有所寄托，从而重新凝聚与整合了民族精神，为国家再度涅槃提供了原动力。东正教名副其实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在俄罗斯人世俗生活中的地位，甚至与遭受科技理性的和世俗精神双重打击而呼喊“上帝死了”，同为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世界也不可同日而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曾先后下达指令，确定每年7月28日为“罗斯受洗日”并列为全国性节日，其借力宗教的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东正教对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换言之，是宗教影响了文学而不是相反），只要看看弥漫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精神探索性，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负罪感和忏悔意识，便不难感知一二。诚如王富仁先生所言，“在俄国，不论是沙皇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没有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俄国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王富仁：《中俄知识分子的差异》）。
“俄罗斯与我们的国情是很相近的”，此言大谬不然。唯莫斯科马首是瞻只是一时的表象，共同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两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层而言，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根本一点，汉民族是缺乏宗教情怀与彼岸意识的民族，因而也就是缺乏敬畏意识的民族。天堂之美好不足以动心其行善，地狱之恐怖不足以震慑其作恶，即便是求神拜佛，关注的也非灵魂救赎而是现实的功利诉求。对比昨日向权力献媚，今天向金钱折腰而日益犬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便不能不感慨系之。明乎此，便可知中国可以向世界拿出一个莫言来，但是中国能够给世界拿出索尔仁尼琴，拿出帕斯捷尔纳克吗？至少现在不能。
笔者并非想为包括语文教育的中国教育唱什么赞歌，我只是想说，把一个牵动全局事关改革方向的政治性问题，还原为一个教育学范围内的专业性问题，如此便给人以错觉，似乎中国教育诸多积重难返的弊端，只需要在教育界小圈子内做若干技术性调整便可革除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吴平安，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