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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原文化就非常感兴趣，在明朝也不例外，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就与明政府有着传统而频繁的经济往来。而这种经济交往形式主要体现在敕书、朝贡、和马市之上。敕书，一般是指明政权给前来献贡的女真酋长授以官职并给相应的敕、印、冠带。他们凭此可进京朝贡和接受赏赐。朝贡，其本质是一种隶属关系，它既是明政权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控制，也是民族之间的一种经济互动。马市，周边各少数民族以敕书作为依据用牲畜与中原地區换取生产、生活物品的贸易活动。敕书、朝贡、和马市的发展对女真族的发展，兴盛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敕书；朝贡；马市；经济；女真
一、女真族与明政府的朝贡往来
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明政府多采用羁縻政策，它除了命令被任命的女真官员管理地方外还要求其定期朝贡，以示从属。对于朝贡，明政府有严格规定，一般于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才是女真族献贡时间，献贡人员必须手持敕书方可入关，同时，入贡有专门路线，俗称“贡道”，一般不可轻易改变。成化十四年，海西女真部将率众由抚顺入关，“守将以非故道，却之。”[1]此外，贡使入京后也有固定住所，即会同馆，经官员检查完毕后，方可入住，居住期间，贡使朝见并进献贡品。由于女真族所处东北树木繁盛，深山连绵，故贡品多以阿胶、海青、马等为主。进贡结束后，明朝廷也会根据贡使官职大小给予相应回赐品，并允许在官员监督之下，于同文馆开市三至五日，用于“借贡兴贩，以规厚利”[2]。
明朝初年，对于进贡人数以及敕书并无限制，但之后由于丰厚的经济利润，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贡使前来，以致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情况，明朝在人数规定上做了一些改变，起初，规定每年建州等部每卫可许一百余人进京，后期又重定为海西每年贡使一千人，建州五百人。到了正统年间，才真正开始出现敕书限制，要求进贡者必须携带敕书，否则不可进京入贡，这样明政权就对进贡人数和次数有了一定控制。除此，时间方面也由原来的无定制转变成定期制，“岁以十月验放入关，如次年正月后到者，边臣奏请定夺”[3]。
二、女真族与明政权的互市贸易
之前提到，女真族在接受明政权赏赐后，将会在相关官员监督之下，将所带剩余物产在同文馆公开互市三至五日，这便是女真族在京的“互市”，与此同时，明朝在辽东地区也设有马市。所谓“马市”，就是交易双方用自己的物品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少数民族多用马匹作交。毋庸置疑，这对于明朝政权来说也是一种羁縻政策。
据载，马市的建立来源于女真各部主要代表人福余位，他曾于永乐初年奏请明政权立市，明给予批准，并规定了马匹价格，委派官员严格执行，至此，马市雏形基本形成。后随时间发展，互市人数越来越多，明朝廷不得已又设立了开原、广宁两市，“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4]马市这时才算正式形成。
对于马市的管理，明政府同样设立了相关官署，例如：开原城设立的“提督马市公署”，其内有马市官由一人担任，职责主要是“专辨验”和“主抽分”。“辨验”是指查看入市者是否携带敕书证件以及所带敕书真伪。“抽分”是指向入市者收取一定税银。税银缴纳数量取决于货物的种类和多少。例如：貂皮一张银二分，锅一口银一分，骟马一匹抽税六钱，小马五钱，缎一匹银一钱。另一方面，马市的马匹价格明政权也做了明确规定。如，永乐年间，“兀良哈等处告饥，愿以马易米。命所司议其直，遂定上马每匹米十五石，绢三匹，次上马米十二石、绢二匹，中马米十石、绢二匹，下马米八石、绢一匹，驹米五石、布一匹。”[5]除了马匹之外，女真族还带有其他物产，如：红狐、元狐、貂皮、水獭、人参、木耳、松榛等主要用于交换汉族的布、绢、等生活用品。
后来随着交易活动的增加，马市又发展为两类，一是官市，一是民市。上文所提到的同文馆放市属于官市，而民市主要是指经过政府许可，在民间公开贸易的经济活动。起初官市较为盛行，其有特定的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交易对象。但为了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大批人员携带物资到达中原进行交换，从而官市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交换需求，在这种条件下，民市逐渐发展起来，万历年间，民市进一步发展，曾经被明政府严厉禁止的铁器也开始慢慢流通。民市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累椎髻捆載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晾昫。”[6]是对当时繁荣生活的生动写照。
马市的建立并非代表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贸易，事实上，隐藏于内部的政治作用同样重要。对于保持边境安定，马市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女真族通过马市，将马匹换取所需盐米等生活必需品，保障了内部生活稳定，从而减少了民族矛盾。这样，明政权便达到了不战而胜的目的。另一方面，明政权自身也可获取马匹，促进军事战斗力。
三、敕书对于女真族发展的意义
敕书，一般是指明政权给前来献贡的女真酋长授以官职并给相应的敕，印、冠带。他们凭此可进京朝贡和进行贸易活动，因此，敕书与朝贡、互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敕书对于女真族来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象征，为了更多的获得敕书，甚至女真部族内部之间常常发生一些冲突和战争。另外，敕书的出现对女真族的经济发展也带来很大影响。
敕书的出现有效地规范了互市秩序，带动了女真族生产力发展。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生产较为落后。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以捕鱼和狩猎为主，而明朝物产丰富，农业发达，生产水平高，明朝为了控制女真族，给他们分发敕书作为朝贡和互市凭证，女真人通过朝贡互市获取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当然，为了满足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他们迫切与明交往。马匹是马市必不可少的交换物，鉴于互市，女真族开始大量饲养马匹，扩大畜牧业规模，随着时间变化，互市次数频繁，女真族增加了互市交换物种，有利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
结语
女真族与明朝政权的朝贡、茶马和互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真族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女真族社会安定。女真族所处的东北地区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明政权给予了女真族朝贡、茶马、互市的机会，使得女真族能够将所在地域内的有限资源换成所需生活物品，从而保障了其生活的正常进行。
其次，茶马、互市对女真族的军事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互市初期，明政府对铁器有严格限制，但是随着互市的发展，其对铁器限制也有所放松，后期女真族在与中原地区互市时，便能够换取到一些铁锅，铁器，女真部落就将这些铁器打造成武器使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部落军事战斗力。
最后，茶马和互市间接造就了女真族的统一。茶马和互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一直深深的吸引着各个女真部落，敕书的拥有代表着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掌握，女真族每个群体都渴望得到数量更多的敕书，因此，女真族之间便开始了大大小小多次战争，强劲者吞噬弱小者，久而久之，女真族便慢慢统一起来，直到海西女真最大部落叶赫的灭亡，努尔哈赤才成为拥有敕书最多的人，共达1499道，同时他所在部落也成为当时最强的势力，为清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注释：
[1]东夷考略·女直.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2]明神宗实录： 卷 494[O]. 成历四十年四月壬寅
[3]明神宗实录： 卷 444[O].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
[4]《辽东卷》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5]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载《全辽志》卷6.
参考文献：
[1]东夷考略·女直.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2]明神宗实录：卷494[O].成历四十年四月壬寅
[3]明神宗实录：卷444[O].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4]《辽东卷》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5]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载《全辽志》卷6.
【关键词】：敕书；朝贡；马市；经济；女真
一、女真族与明政府的朝贡往来
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明政府多采用羁縻政策，它除了命令被任命的女真官员管理地方外还要求其定期朝贡，以示从属。对于朝贡，明政府有严格规定，一般于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才是女真族献贡时间，献贡人员必须手持敕书方可入关，同时，入贡有专门路线，俗称“贡道”，一般不可轻易改变。成化十四年，海西女真部将率众由抚顺入关，“守将以非故道，却之。”[1]此外，贡使入京后也有固定住所，即会同馆，经官员检查完毕后，方可入住，居住期间，贡使朝见并进献贡品。由于女真族所处东北树木繁盛，深山连绵，故贡品多以阿胶、海青、马等为主。进贡结束后，明朝廷也会根据贡使官职大小给予相应回赐品，并允许在官员监督之下，于同文馆开市三至五日，用于“借贡兴贩，以规厚利”[2]。
明朝初年，对于进贡人数以及敕书并无限制，但之后由于丰厚的经济利润，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贡使前来，以致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情况，明朝在人数规定上做了一些改变，起初，规定每年建州等部每卫可许一百余人进京，后期又重定为海西每年贡使一千人，建州五百人。到了正统年间，才真正开始出现敕书限制，要求进贡者必须携带敕书，否则不可进京入贡，这样明政权就对进贡人数和次数有了一定控制。除此，时间方面也由原来的无定制转变成定期制，“岁以十月验放入关，如次年正月后到者，边臣奏请定夺”[3]。
二、女真族与明政权的互市贸易
之前提到，女真族在接受明政权赏赐后，将会在相关官员监督之下，将所带剩余物产在同文馆公开互市三至五日，这便是女真族在京的“互市”，与此同时，明朝在辽东地区也设有马市。所谓“马市”，就是交易双方用自己的物品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少数民族多用马匹作交。毋庸置疑，这对于明朝政权来说也是一种羁縻政策。
据载，马市的建立来源于女真各部主要代表人福余位，他曾于永乐初年奏请明政权立市，明给予批准，并规定了马匹价格，委派官员严格执行，至此，马市雏形基本形成。后随时间发展，互市人数越来越多，明朝廷不得已又设立了开原、广宁两市，“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4]马市这时才算正式形成。
对于马市的管理，明政府同样设立了相关官署，例如：开原城设立的“提督马市公署”，其内有马市官由一人担任，职责主要是“专辨验”和“主抽分”。“辨验”是指查看入市者是否携带敕书证件以及所带敕书真伪。“抽分”是指向入市者收取一定税银。税银缴纳数量取决于货物的种类和多少。例如：貂皮一张银二分，锅一口银一分，骟马一匹抽税六钱，小马五钱，缎一匹银一钱。另一方面，马市的马匹价格明政权也做了明确规定。如，永乐年间，“兀良哈等处告饥，愿以马易米。命所司议其直，遂定上马每匹米十五石，绢三匹，次上马米十二石、绢二匹，中马米十石、绢二匹，下马米八石、绢一匹，驹米五石、布一匹。”[5]除了马匹之外，女真族还带有其他物产，如：红狐、元狐、貂皮、水獭、人参、木耳、松榛等主要用于交换汉族的布、绢、等生活用品。
后来随着交易活动的增加，马市又发展为两类，一是官市，一是民市。上文所提到的同文馆放市属于官市，而民市主要是指经过政府许可，在民间公开贸易的经济活动。起初官市较为盛行，其有特定的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交易对象。但为了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大批人员携带物资到达中原进行交换，从而官市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交换需求，在这种条件下，民市逐渐发展起来，万历年间，民市进一步发展，曾经被明政府严厉禁止的铁器也开始慢慢流通。民市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累椎髻捆載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晾昫。”[6]是对当时繁荣生活的生动写照。
马市的建立并非代表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贸易，事实上，隐藏于内部的政治作用同样重要。对于保持边境安定，马市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女真族通过马市，将马匹换取所需盐米等生活必需品，保障了内部生活稳定，从而减少了民族矛盾。这样，明政权便达到了不战而胜的目的。另一方面，明政权自身也可获取马匹，促进军事战斗力。
三、敕书对于女真族发展的意义
敕书，一般是指明政权给前来献贡的女真酋长授以官职并给相应的敕，印、冠带。他们凭此可进京朝贡和进行贸易活动，因此，敕书与朝贡、互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敕书对于女真族来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象征，为了更多的获得敕书，甚至女真部族内部之间常常发生一些冲突和战争。另外，敕书的出现对女真族的经济发展也带来很大影响。
敕书的出现有效地规范了互市秩序，带动了女真族生产力发展。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生产较为落后。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以捕鱼和狩猎为主，而明朝物产丰富，农业发达，生产水平高，明朝为了控制女真族，给他们分发敕书作为朝贡和互市凭证，女真人通过朝贡互市获取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当然，为了满足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他们迫切与明交往。马匹是马市必不可少的交换物，鉴于互市，女真族开始大量饲养马匹，扩大畜牧业规模，随着时间变化，互市次数频繁，女真族增加了互市交换物种，有利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
结语
女真族与明朝政权的朝贡、茶马和互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真族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女真族社会安定。女真族所处的东北地区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明政权给予了女真族朝贡、茶马、互市的机会，使得女真族能够将所在地域内的有限资源换成所需生活物品，从而保障了其生活的正常进行。
其次，茶马、互市对女真族的军事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互市初期，明政府对铁器有严格限制，但是随着互市的发展，其对铁器限制也有所放松，后期女真族在与中原地区互市时，便能够换取到一些铁锅，铁器，女真部落就将这些铁器打造成武器使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部落军事战斗力。
最后，茶马和互市间接造就了女真族的统一。茶马和互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一直深深的吸引着各个女真部落，敕书的拥有代表着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掌握，女真族每个群体都渴望得到数量更多的敕书，因此，女真族之间便开始了大大小小多次战争，强劲者吞噬弱小者，久而久之，女真族便慢慢统一起来，直到海西女真最大部落叶赫的灭亡，努尔哈赤才成为拥有敕书最多的人，共达1499道，同时他所在部落也成为当时最强的势力，为清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注释：
[1]东夷考略·女直.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2]明神宗实录： 卷 494[O]. 成历四十年四月壬寅
[3]明神宗实录： 卷 444[O].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
[4]《辽东卷》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5]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载《全辽志》卷6.
参考文献：
[1]东夷考略·女直.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2]明神宗实录：卷494[O].成历四十年四月壬寅
[3]明神宗实录：卷444[O].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4]《辽东卷》载自郑天挺.清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5]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载《全辽志》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