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下称“援助中心”）内常见这样的情景：几个被冻卡商户围着一个工作人员，商户在讲述自己银行卡被冻后带来的损失和困境，工作人员扯着嘶哑的嗓子，大声解释该如何配合冻卡的公安机关。
　　在每一通的解释后，他都不忘强调：不要收无关第三方汇来的人民币（货款）。而在他嘶哑的大声解释中，掺杂了其他商户间互吐自己被冻卡经历的叹气声和无法理解大面积冻卡行为的埋怨声。
　　这样的场景自援助中心2020年11月10日成立后，几乎日日都在上演。
　　前不久，义乌公安《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在网上热传，将大量义乌外贸经营户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事情推到了众人面前。银行卡冻结虽非首次发生，但当义乌经营户常用外商通过地下钱庄汇来人民币的结算习惯和全国公安机关自去年启动的“断卡”行动遇在一起后，这波“打击面”广泛的“冻卡潮”从2020年下半年后得以形成。
　　义乌市政府在去年11月公布的数字中，冻结账户已有1.5万个。
　　目前，众多的被冻卡经营户和企业只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只冻结涉案金额，解除账户内非涉案金额，缓解经营困难。

“寒潮”的来处

　　义乌商户卢强等14人不会想到，去年他们银行卡被冻结、强行扣划的结局，早在7年前就开始书写。
　　2013年，厦门人李某获得“亚洲国际”赌博网站的唯一专属推广链接。3年后，他在微博、QQ空间、网络论坛和百度贴吧发布“亚洲国际”的专属推广链接。到2019年12月，李某通过推广赌博网站，发展下线赌博会员，获得佣金132万多元。
　　2016年6月李某又代理另一家赌博网站，以同样的方式推广，到2020年9月时发展下线会员178人，获得佣金46万多元。在将一部分佣金分给自己的线下赌徒后，两个赌博网站的代理人身份，给李某带来73万多元的收入。
　　2020年4月13日，李某被张家界公安局抓获。后经法院审理查明，在李某代理的两个赌博网站产生的近1.4亿元赌资，流转到了1509个个人账户中去。而卢强等14人就在这1509人当中，被动地成为了接收赌资的“嫌疑人”。
　　在李某被抓获3个月后，卢强去给供应商汇款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算上理财、基金和平时的流动资金，那张卡里有200多万元。银行告诉他是张家界公安机关冻了他的卡，并给了两个民警的联系方式。同时，他遇到几个同样被冻卡的商户，互相一聊，发现都是被张家界警方冻的。
　　民警电话打通后，对方说他账户中有一笔4万的汇款涉案，卢强解释说自己是义乌的商户，钱是一个孟加拉外商转给他的货款。民警让他带着订货单、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去张家界处理。
　　之后，他们几人一同去了张家界，去后对方说他还有一笔12万元的转账也有问题。提供完所有材料后，警方让他们回去等消息。回到义乌后等了4个月，没等来什么好消息，等来的是银行一条强行扣划16万元的短信。
　　其实在他们账户被扣划前一个月，当地法院宣判了该案，李某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同时，流转的赌资全部予以追缴，所以卢强他们才收到那条短信。
　　钱被扣划后，卢强他们打电话问警方，对方说钱是法院扣的，应该去找法院。等费了一番心思找到法院后，对方说案子是公安办的，应该去找警方。卢强们要求司法机关提供他们14人与此案相关的证据或判决书，对方以此案涉密为由拒绝。后来他们从另一个被强行扣划人员处复印到了判决书，其中写着该案是公开审理的。
　　也是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他们才知道外商汇给他们的货款是通过地下钱庄转过来的，而这里面包含了赌博网站中的非法赌资。办案机关循着资金流向，追回账款，办结了案件，但卢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不过是“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另一个受害者”。

疫情发生后，外商无法入境，交易更多地通过线上完成，货款几乎全部通过地下钱庄转入。其实，这种交易方式已经存在十多年，问题的突然严重是因为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猖獗。

　　卢强他们的经历几乎是义乌商户的缩影，只不过大部分人比他们幸运，没有遭遇强行扣划。
　　但他们收到赃款的途径是相同的：外商通过地下钱庄汇货款，地下钱庄跟电信诈骗或网络赌博犯罪分子合作，让国内骗来的赃款披上货款的外衣，流入合法经营的外贸商户的账户中。而很多商户坦言，他们只关心收到的钱跟货款的数额是否一致，从不会考虑这笔钱具体是谁汇入，也无能力核实是否干净。

义乌商品的利益之旅

　　义乌是座典型的外貿城市，2016年，国务院批复了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义乌成为首个由国务院报准的县级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卢强他们经营所在的国际商贸城，一直以来是义乌的标签，7万多家商户和2万多名常驻外商为这个县级市每年贡献着数千亿元的交易额。
　　最早的时候，义乌小商品市场采用“旅游购物商品”贸易方式，境外旅游者自带外汇在现场购买或委托境内企业托运出境5万美元以下的商品。由于此种模式报检费时且成本高，2013年4月，义乌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此模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为1039，所以也称1039模式），属国内首批。该模式指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商品，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
　　相比于之前的“旅游采购”，1039模式将报关限额提升至15万美元，增值税免征不退，实行归类通关，无须每种货物都报检。该模式允许义乌市场采购贸易过程可以采用人民币结算，外贸公司、市场经营户等开设外币结算账户，进行收汇结汇。 　　2014年11月，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正式实施。
　　义乌一外贸公司负责人吴先生告诉记者，依据1039模式，一批义乌商品到达外商手里，流程一般是：外商委托外贸公司采购商品，外贸公司找经营户下订单，并在收到外商外币货款后，去银行将外币结汇成人民币。经营户在约定时间将货物送到指定仓库，外贸公司和经营户结清货款后，外贸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交由货运代理公司将货物运至对方口岸。货物到岸后，外商清关提货。
　　吴先生坦言，多年来义乌的小商品外贸其实并未严格遵循1039模式，“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没有选择权”。问题主要出在最后的货款结算环节。1039模式要求外商的货款必须要用足额外汇结算，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点很难实现。
　　义乌的外贸客户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由于海关监管的疏漏和外商避税行为，该地区的外商在货物到岸后，并不会全额清关，如将实际价值1万美元的货物报成3000美元。如此，外贸公司只收到3000美元的外汇，剩余的7000美元通过地下钱庄“对敲”（外商将外币给境外地下钱庄，其境内合伙人再将人民币转给商户）的方式结算。
　　此外，还有一些被美国制裁的和外汇储备短缺的国家，也无法进行美元结算，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用人民币结算。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称，随着电信诈骗跟地下钱庄紧密联系，外商找地下钱庄汇款时，钱庄会以低价兑换人民币。“外商要给你打30万的货款，通过地下钱庄，他只需要给你25万就行了，另外5万是地下钱庄凑进去的（赃钱）。”
　　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低额清关还是通过地下钱庄汇款，外商始终处于获利状态，所以他们更愿意长期以这种模式进行交易。而且随着外商跟市场商户经过几次交易后熟络起来，外贸公司这一环节被很多外商省掉。外商直接在线上跟商户下单，之后商户将货物交给外商指定的货运代理公司，外商就省了给外贸公司的佣金。货物到岸后，外商通过地下钱庄直接将货款以人民币的方式转给商户，而犯罪分子则在境外直接套现外币。
　　在疫情之前，不少外商会亲自采购，并在国内完成结算，几乎没有赃款混入的情况。疫情发生后，外商无法入境，交易更多地通过线上完成，货款几乎全部通过地下钱庄转入。其实，这种交易方式已经存在十多年，问题的突然严重是因为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猖獗。
　　吴先生说，事情发生后，“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因为偷税漏税被冻卡，其实我们每年要交近3万元的定额税”。

“花式”冻结

　　2021年3月8日下午，商户王林收到一笔塔吉克斯坦客人打过来的17万元货款。因为听过太多被冻卡的消息，王林想在第一时间把钱取出来，但当时银行已经下班。于是王林将17万元转到了自己一张从未收过货款的卡上，然后再将其中14万元分别转至自己和妻子另外的7张卡上。晚上8点多，他带着那7张卡，从ATM机取出14万元。
　　第二天王林想把剩下的3万也取出来，取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他用手机查了一下那7张卡，全冻了。去银行查询冻结他账户的公安机关时，打出来的名单有41个。成为已知被冻结账户中，冻结公安机关最多的一个。

遭遇冻结的也不光是义乌一地，温州、宁波、广州、泉州等外贸发达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账户冻结现象。义乌只是因为外贸过于集中，商户体量大，所以显得更严重。

　　但王林比大多数人幸运，被冻结三天后，他的8张卡全部解冻。冻友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临时冻结”。
　　相对于临时冻结，冻结期限为6个月的人数占据冻友中的多数，并将其称为正式冻结。2020年3月份，商户郭东收到印度一家外贸公司转来的3笔货款，共11万元。后来发现自己账户被冻了半年，郭东从银行得知是江西警方冻结，卡里有130多万元。之后电话联系，对方说他收到的一笔5万元货款是国外邪教汇进来的。郭东表示想到江西提供材料证明自己是合法经营，但对方说案子正在侦办中，先不用过来。
　　半年到期后，郭东的银行卡没有解冻，而是被再次续冻半年。
　　除了“临时”和“正式”冻结，吴先生告诉记者，也有商户被多个公安机关“排队”冻结。吴先生给记者出示的一张图中，有三个公安机关“排队”对一个银行账户进行冻结。专业术语将其称为“轮候冻结”，即对已被法院冻结的存款，若其他法院也要求冻结，只要前一冻结一解除，登记在先的轮候冻结即自动生效。
　　被冻结的不光是商户，外贸公司也遭遇冻结。吴先生的公司在去年11月被浙江台州警方和山东寿光警方各冻了一张卡，两张卡涉案金额不超6万，但被冻结的金额达530多万元，至今未解冻。
　　外贸公司账户被冻结的影响大于个体商户。首先是外贸公司被冻结金额大，直接影响公司现金流。其次，外贸公司冻结后会引起连锁反应。外贸公司将收到的货款转给供应商户，商户再用该资金支付工厂货款。一旦其中有笔钱出了问题，冻结会从外贸公司一直传导至工厂。商户卢强告诉记者，他们了解到有个工厂因为拿收到的貨款支付工人工资，导致工人账户也遭冻结。“公安是跟着资金流向走的，钱到哪里就冻到哪里。”
　　遭遇冻结的也不光是义乌一地，温州、宁波、广州、泉州等外贸发达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账户冻结现象。义乌只是因为外贸过于集中，商户体量大，所以显得更严重。
　　冻结账户是公安机关侦办相关案件的正常工作流程。但自2020年9月1日，公安部新修改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施行后，针对电信诈骗案件，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和被害人财产损失所在地公安机关获得了管辖权。再加之当下冻结方式以网络远程冻结为主，使得异地公安冻结银行账户变得更为简易。这也是出现如此大面积冻卡潮的原因之一。

漫漫解冻路

　　郭东在被江西警方冻卡前，也被北京警方冻过卡。但那次被冻后处理得很顺利。当时被冻卡后，他联系到北京警方，对方说有笔钱涉及电信诈骗。郭东解释了自己的商户身份，警方就让他将相关证据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过来。“15天之内就给解冻了”。 　　这是整个“冻友”群体中几乎最为顺利的一次解冻。之后的解冻显得越发困难，首先是找到具体冻结的公安机关变难。2021年4月15日，记者在援助中心听工作人员给商户解释称，近来冻结账户的公安机关要求银行不能提供具体的办案机关和联系方式，只提供冻结地公安局（如长沙公安局）。这使得被冻结商户联系到具体办案机关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联系到具体办案机关后，还会要求被冻卡商户带着相关证明材料亲自到办案机关说明情况并做笔录。上述吴先生曾先后前往台州和寿光提交材料并做笔录，但银行卡并没有解冻，反而付出了机票、住宿等额外成本。有些商户的银行卡被偏远省份的公安机关冻结，他们则要远赴几千公里处理，而且无法确定是否能一次解决。此外，自从商户赵振华前往异地提交证明材料被当地公安拘留，最后被判处拘役4个月。这让很多商户不敢再贸然前往异地。
　　不少商户表示，现在光靠提交证明材料很难解冻。这一点郭东深有体会。他那张被江西景德镇警方冻结的银行卡，在他提交了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被续冻。今年3月份他电话询问，警方说案子已结，他以为解冻有望。4月初，景德镇警方2位民警到义乌找他，在义乌市刑侦大队，2位民警向郭东表示，只有他私下将5万涉案金额退回公安才能解冻。
　　郭东不解，既然案子已结，为什么还让自己退钱。经过一番沟通，郭东说退钱可以，让警方给他写个收据，但警方拒绝，郭东也没有退钱。他觉得，这种退钱方式是不合理的。
　　义乌公安的致信中也提道，“对于一些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义乌公安将不予支持，并将认为具有过错的情形，上报相关部门，由主办方承担相应执法活动的责任。”

义乌市政府对此事也异常重视，不仅率先成立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还多次在市政府月度重点工作和相关会议中提及对解决冻卡问题的关注。另外还曾计划推出“账户冻结应急援助贷款”，缓解因账户冻结而导致的经营户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這不是个例，吴先生告诉记者，目前解冻的人大多都是“退了赃的”。冻友微信群中，也频繁有人分享自己“被迫退赃”和交纳“保证金”后，银行卡得以解冻的经历。吴先生分析称，这种方法并不科学，如果“里面有真正的诈骗犯也去退钱了，是不是就洗白了？”
　　为了跟冻卡“赛跑”，有些商家在货款刚到时就赶紧提现再存入安全账户后转给工厂。但这一做法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商户黄静用这种方式转存了几次货款，之后异地公安直接找过来，怀疑她转移涉案资金，从她家中扣走等额的现金。这在他们的微信群引起不小的轰动，之后大家又不敢在到账后立马提现。
　　还有段时间，有人称信用卡不会冻结且冻结难度大，商户间又掀起一股办信用卡的热潮。商户姚波就是信了这话，把部分货款转到了自己信用卡上。但最后信用卡也被冻结，而且是双向冻结，“不进不出，导致我无法还款而逾期”。发现信用卡也照冻不误后，商户们又纷纷停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冻结后风险更大，可能会影响征信。
　　因为冻卡的影响，不少商户停了很多国家的生意。在冻卡的恐慌中，有些商户们有钱不敢收，有货不敢发，导致交易量下降，生意变差。
　　义乌市政府对此事也异常重视，不仅率先成立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还多次在市政府月度重点工作和相关会议中提及对解决冻卡问题的关注。另外还曾计划推出“账户冻结应急援助贷款”，缓解因账户冻结而导致的经营户流动资金紧张问题。2021年3月2日，义乌市政府网站《资金自由顶层设计》一文中提道，要“建立与义乌大众贸易相适应的账户体系和结算体系，推动化解账户冻结和汇率避险两大问题，实现真实贸易背景下的自由汇兑”。
　　卢强说，义乌的外贸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所以商户在支付方式上不具备主动选择权。而且因为外商也多是一些小个体户和外汇短缺的现实也决定了，完全采用外汇结算是不现实的。“我们希望国家能给一个官方、合法的结算渠道”，卢强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渠道，然后又堵死以往的渠道，他们这些商户就陷入了一个死局。
　　吴先生说，“我们是完全赞成断卡行动的，也非常同情受害者，但不要人为制造出另外一个受害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