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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汤生曾说，1980年至1981年的三场“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专拍，而这三场专拍对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可谓影响深远。同时，朱汤生与仇焱之祖孙三代之间的交往也成为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拍卖，几乎吸引了所有全球重要媒体的关注，”说起1980年11月那场“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现任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国际主管仇国仕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显得颇为兴奋，“正是在那场拍卖上，中国艺术品首次迈过了100万美元的门槛，也让世人第一次认识到中国艺术品能有如此高的身价。”
“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是香港苏富比为私人收藏家举办的首个个人专拍，由于拍卖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藏家，以至于香港苏富比不得不把拍卖会场从文华酒店移师到能容纳500人的富丽华酒店宴会厅。
1980年12月，伦敦苏富比举办了第二场仇焱之藏品专拍，以高古青铜及唐宋陶瓷为主打；1981年5月，香港苏富比推出了第三场仇焱之专拍，掀起了中国文物市场的第一波高峰。虽然那时的仇国仕还年幼，但当时的拍卖盛况却令他至今难忘——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盘、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近200件藏品件件争奇斗艳，其中，成化斗彩鸡缸杯以528万港元成交，打破了当时中国瓷器艺术品的世界记录，也是这场拍卖使得明代官窑的市场价位大幅上扬，并逐渐取代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宋瓷的市场主流地位。
“可以说，正是在朱汤生的大力推动下，我爷爷的收藏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朱汤生与仇国仕的爷爷仇焱之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因为对中国艺术品共同的热爱，仇焱之和朱汤生惺惺相惜，朱汤生对中国瓷器的鉴赏力让仇焱之很是佩服。“朱汤生是我爷爷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之一”。
“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朱汤生的劝说下，我爷爷有了出售藏品的想法，并请朱汤生和米歇尔·伯德莱先生共同处理他的藏品。”米歇尔·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是一位法国古董商，也是老一辈的中国艺术品方面专家，出版了不少关于家具和瓷器的书籍。相同的爱好，使得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人结成了莫逆之交。
仇国仕在10岁左右就已经与朱汤生相识，“我父母和朱汤生夫妇私交甚笃，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旅行。”仇国仕的父亲仇大雄也酷爱收藏，尤其钟情犀角雕刻艺术品。2011年春拍香港苏富比推出了26件精美的犀角雕，正是来自仇焱之和仇大雄父子的珍藏。值得一说的是，1997年，在朱汤生的建议下，仇大雄曾将这批犀角器借给新落成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并且一展就是近10年。
1996年，仇国仕进入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学习。有一次，他与父母一起去朱汤生家度假，仇国仕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教了朱汤生不少关于中国艺术品的问题，“朱汤生的真知灼见让我获益匪浅。”那段愉快的时光让仇国仕至今都记忆犹新。
1999年夏天，仇国仕取得了伦敦大学艺术与考古硕士学位，随后便加盟苏富比。“我进苏富比绝对是受朱汤生的影响。”此后的两三年里，仇国仕得到了朱汤生和时任苏富比中国瓷器工艺品部主管谢启亮的大力栽培。“当年，谢启亮先生有了离开苏富比的打算，朱汤生也准备退休，这让我压力很大。”在仇国仕看来，从1973年到2004年，在朱汤生的不断努力和开拓下，香港苏富比在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的拍卖领域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很担心，朱汤生的离去也意味着香港苏富比将失去这一优势地位。”仇国仕说他当时备感有压力。不过，朱汤生在退休后继续担任苏富比顾问一职，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自2003年起，仇国仕开始致力于开拓苏富比亚太地区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并与全球重要收藏家及古董商保持紧密联系。在随后的几年里举办了多场成绩超凡的拍卖，如2005年10月的“玛丽及庄智博文房瑰宝珍藏专拍”和“臻美珍瓷─亚洲私人家族匮藏”专拍、2006年10月的“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2007年4月的“花赏瑶华─巴黎名藏中国艺术品”专拍等，使得香港苏富比继续在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领域保持风向标的地位。
“你一定要去学中文！朱汤生建议我，从事中国瓷器工作离不开中文，以往苏富比的专家大多都不懂中文，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买家是中国人。于是1998年，我开始学习中文。”仇国仕说。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兴趣广泛，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并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之中，”回忆起与朱汤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仇国仕难以抑制敬仰之情，“他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年，而是持续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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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当年夏季我们首次举办仇焱之先生的私人拍卖会。仇焱之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古董商，后来移居香港，至退休后再往瑞士定居。香港苏富比为个别收藏家举办私人拍卖尚属首次，结果却意外地成功。当时为隆重其事，我们将拍卖地点由长狭型的文华酒店宴会厅，迁往较宽敞的富丽华酒店举行。仇焱之收藏拍卖引来大批鉴赏家到场，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者，为一对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及其他难得一见的明朝瓷器。在先后两次的仇焱之私人珍藏拍卖会中，大部分拍卖品皆由两位本地的收藏家赵从衍及区百龄分别罗致。
80年代初的拍卖市场虽转趋淡静，但我们于1982年在台北举办了一个瓷器展览会，这个属Frederick Knight先生的私人珍藏展览会，标志着台湾买家经当地政府放宽货币流通管制以来，增加来港收购艺术品的开始。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相继推出一连串值得回顾的私人拍卖会，我们为在香港备受尊崇的叶义医生于1984年秋季举办私人珍藏拍卖；翌年春天，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创办的基金会出售一批上乘的瓷器，同年另一间国际拍卖行终于踏足香港；至1986年，首个赵从衍私人珍藏拍卖会为香港拍卖市场平添热闹气息，赵氏夫妇非凡的收藏品位一度令不少买家爱不释手，目不暇接的收藏包括购自仇焱之的明瓷，以及一批典雅脱俗的翡翠玉雕，更揭起了随后数年的搜购热潮。
接二连三的精彩拍卖在80年代末相继出现，其中有赵从衍品位相若的著名新加坡收藏家Jack Chia珍藏，另有以清瓷为主的Paul Bernat珍藏；最后，英国铁路局退休基金会在1989年售出其以投资为旨的中国艺术收藏，适逢当时的市场备受日本买家追捧，令该批收藏的价值大幅升值，当中曾参与激烈拍卖的还包括活跃非常的香港收藏家徐展堂。
节选自朱汤生为《香港苏富比三十年》撰写的前言
“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拍卖，几乎吸引了所有全球重要媒体的关注，”说起1980年11月那场“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现任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国际主管仇国仕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显得颇为兴奋，“正是在那场拍卖上，中国艺术品首次迈过了100万美元的门槛，也让世人第一次认识到中国艺术品能有如此高的身价。”
“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是香港苏富比为私人收藏家举办的首个个人专拍，由于拍卖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藏家，以至于香港苏富比不得不把拍卖会场从文华酒店移师到能容纳500人的富丽华酒店宴会厅。
1980年12月，伦敦苏富比举办了第二场仇焱之藏品专拍，以高古青铜及唐宋陶瓷为主打；1981年5月，香港苏富比推出了第三场仇焱之专拍，掀起了中国文物市场的第一波高峰。虽然那时的仇国仕还年幼，但当时的拍卖盛况却令他至今难忘——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盘、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近200件藏品件件争奇斗艳，其中，成化斗彩鸡缸杯以528万港元成交，打破了当时中国瓷器艺术品的世界记录，也是这场拍卖使得明代官窑的市场价位大幅上扬，并逐渐取代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宋瓷的市场主流地位。
“可以说，正是在朱汤生的大力推动下，我爷爷的收藏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朱汤生与仇国仕的爷爷仇焱之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因为对中国艺术品共同的热爱，仇焱之和朱汤生惺惺相惜，朱汤生对中国瓷器的鉴赏力让仇焱之很是佩服。“朱汤生是我爷爷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之一”。
“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朱汤生的劝说下，我爷爷有了出售藏品的想法，并请朱汤生和米歇尔·伯德莱先生共同处理他的藏品。”米歇尔·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是一位法国古董商，也是老一辈的中国艺术品方面专家，出版了不少关于家具和瓷器的书籍。相同的爱好，使得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人结成了莫逆之交。
仇国仕在10岁左右就已经与朱汤生相识，“我父母和朱汤生夫妇私交甚笃，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旅行。”仇国仕的父亲仇大雄也酷爱收藏，尤其钟情犀角雕刻艺术品。2011年春拍香港苏富比推出了26件精美的犀角雕，正是来自仇焱之和仇大雄父子的珍藏。值得一说的是，1997年，在朱汤生的建议下，仇大雄曾将这批犀角器借给新落成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并且一展就是近10年。
1996年，仇国仕进入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学习。有一次，他与父母一起去朱汤生家度假，仇国仕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教了朱汤生不少关于中国艺术品的问题，“朱汤生的真知灼见让我获益匪浅。”那段愉快的时光让仇国仕至今都记忆犹新。
1999年夏天，仇国仕取得了伦敦大学艺术与考古硕士学位，随后便加盟苏富比。“我进苏富比绝对是受朱汤生的影响。”此后的两三年里，仇国仕得到了朱汤生和时任苏富比中国瓷器工艺品部主管谢启亮的大力栽培。“当年，谢启亮先生有了离开苏富比的打算，朱汤生也准备退休，这让我压力很大。”在仇国仕看来，从1973年到2004年，在朱汤生的不断努力和开拓下，香港苏富比在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的拍卖领域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很担心，朱汤生的离去也意味着香港苏富比将失去这一优势地位。”仇国仕说他当时备感有压力。不过，朱汤生在退休后继续担任苏富比顾问一职，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自2003年起，仇国仕开始致力于开拓苏富比亚太地区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并与全球重要收藏家及古董商保持紧密联系。在随后的几年里举办了多场成绩超凡的拍卖，如2005年10月的“玛丽及庄智博文房瑰宝珍藏专拍”和“臻美珍瓷─亚洲私人家族匮藏”专拍、2006年10月的“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2007年4月的“花赏瑶华─巴黎名藏中国艺术品”专拍等，使得香港苏富比继续在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领域保持风向标的地位。
“你一定要去学中文！朱汤生建议我，从事中国瓷器工作离不开中文，以往苏富比的专家大多都不懂中文，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买家是中国人。于是1998年，我开始学习中文。”仇国仕说。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兴趣广泛，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并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之中，”回忆起与朱汤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仇国仕难以抑制敬仰之情，“他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年，而是持续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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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当年夏季我们首次举办仇焱之先生的私人拍卖会。仇焱之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古董商，后来移居香港，至退休后再往瑞士定居。香港苏富比为个别收藏家举办私人拍卖尚属首次，结果却意外地成功。当时为隆重其事，我们将拍卖地点由长狭型的文华酒店宴会厅，迁往较宽敞的富丽华酒店举行。仇焱之收藏拍卖引来大批鉴赏家到场，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者，为一对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及其他难得一见的明朝瓷器。在先后两次的仇焱之私人珍藏拍卖会中，大部分拍卖品皆由两位本地的收藏家赵从衍及区百龄分别罗致。
80年代初的拍卖市场虽转趋淡静，但我们于1982年在台北举办了一个瓷器展览会，这个属Frederick Knight先生的私人珍藏展览会，标志着台湾买家经当地政府放宽货币流通管制以来，增加来港收购艺术品的开始。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相继推出一连串值得回顾的私人拍卖会，我们为在香港备受尊崇的叶义医生于1984年秋季举办私人珍藏拍卖；翌年春天，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创办的基金会出售一批上乘的瓷器，同年另一间国际拍卖行终于踏足香港；至1986年，首个赵从衍私人珍藏拍卖会为香港拍卖市场平添热闹气息，赵氏夫妇非凡的收藏品位一度令不少买家爱不释手，目不暇接的收藏包括购自仇焱之的明瓷，以及一批典雅脱俗的翡翠玉雕，更揭起了随后数年的搜购热潮。
接二连三的精彩拍卖在80年代末相继出现，其中有赵从衍品位相若的著名新加坡收藏家Jack Chia珍藏，另有以清瓷为主的Paul Bernat珍藏；最后，英国铁路局退休基金会在1989年售出其以投资为旨的中国艺术收藏，适逢当时的市场备受日本买家追捧，令该批收藏的价值大幅升值，当中曾参与激烈拍卖的还包括活跃非常的香港收藏家徐展堂。
节选自朱汤生为《香港苏富比三十年》撰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