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这个成语出自苏轼老先生《答张文潜书》。但我对“文如其人”这个成语一直以来心存疑虑，如鲠在喉，果真世上许多为文的人都如张文潜那样吗？
　　张耒（文潜）号柯山，苏门四学士之一，13岁能文，其文和诗被苏轼称之为“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氣，终不可没”。张耒的词《秋蕊香》中的一句“春色年年如旧”，至今仍让我经常引用。他关心稼穑的艰难和民生之疾苦，让人感到他文如其人。但是，也有许多并不“文如其人”的人，他们甚至还是彻头彻尾的歹毒之徒。他们尽管能写出让后世震撼的美文、书法等，但品行之卑劣，为人之恶之奸，世人皆知一二。如北宋朝六贼之一的蔡京，其书法遒劲、超脱，艺术品位极高。
　　我前几年读过周作人的闲适雅文，有的还能熟记在心。知堂老人的散文儒雅、从容，往往能从很小的一件事谈到人生的大事体，文学评论家冯雪峰曾称赞周作人的文章学识是鲁迅以后，没人可与相比的。但是，周作人却成为一个失节附敌的汉奸。还有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投靠日本侵略者，担任过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伪法制局局长，而他著的《中国文学史话》《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等书，都是很杰出的现代文学作品，他的文章“笔法流丽，顿悟成趣，百味回甘，往往看似随手拈来，却辄出奇见”。但他的人格是令人憎恨的，就连偷渡到了日本某个港口，看到日本人、听到日本音乐也有回到家乡的感觉，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粉汉奸，然而我们无法抹杀他的文学成就。
　　有文如其人，也有文不如人、人不如文，这种现象、这类人物，古今都有。
　　前些日子看一本历史书，说明朝大奸臣严嵩，这个担任相当于宰相一职达十五年之久的首辅，查抄家产时，黄金达三十万两、白银达二百万两，还有良田美宅数十所。可是，他的诗作，达到了“为诗古文辞，颇著信誉”的程度。据传，他早年在江西老家分宜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所著的《钤山堂集》，被后世褒扬为“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当严嵩在老家刻苦读书声誉卓著后，被召进京城，成为国子监的首脑。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成了学术界、文化界的顶尖级人物。想想，严嵩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在京城学阀和学术泰斗济济的翰林院，怎能混日子。直到清人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也不得不引用明朝文学家王世贞的话“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不忍心一笔勾销他的文章。可见，严嵩这个奸臣的文学造诣是深厚的。
　　对于文如其人，我还有疑惑。有的人年少时面对敌人的杀戮，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其人其文其诗令天地动容，然而一旦时局出现变数，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文如其人”了。如近代中国的头号汉奸汪精卫，年轻时人品文品堪称革命党人中的佼佼者，1910年3月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留下的书信令鬼神泣。当他在搏浪一击付之东流后，面对清兵，口占一绝：“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是一首壮怀激烈，感人至深的诗篇。汪精卫在清政府的大牢里，还作了许多的诗，其中《狱中杂感》中的一首诗末句是“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道出了献身革命事业，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的雄心壮志。陈毅元帅在《梅岭三章》中，也引用了汪精卫的诗：此头须向国门悬。
　　当飘扬着理性光芒的旗帜被某种政治说教定格后，就是因人废文、因人废言大行其道之时。
　　鲁迅说过，岂可倒脏水也倒掉婴儿。这话就很在理了，人是人、文是文，我们应该学会区别对待。遗憾的是，我们的民族心理总喜欢把人和文、人和言等同起来，坏人的文岂能会好，其基础和逻辑就是“文如其人”！
　　因人废言多数是出于正义感，汪精卫为汉奸巨魁，年轻时的他还叫汪兆铭，为抒爱国之情，取笔名精卫，写过许多壮怀激烈的诗句，如果拿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日战场上，肯定是不合适的，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我们宁可用《史记》中田横与五百壮士的故事、用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而不会用近在眼前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因人废言。但这个因人废言，是我们出于对汉奸的愤慨和对正义的匡扶，我们不能将汉奸曾经光荣过的那段历史拿来鼓励斗士们的斗志。因为泱泱华夏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许多像泰山一样死去的英雄。
　　在写“文如其人”此文时，我还玩味着林则徐自题的条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于是，我想，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小人、奸人们写的好文美文，应该有宽阔的胸怀来海纳百川，为此我是坚定地站队在这边的。钱谦益、汪精卫、周作人等人虽失节，为虎作伥，但是不能否定他们留下的文学成就。
　　“文革”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许多中外名著因为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写的，一律废掉。只有几部样板戏和《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几部书和一套《鲁迅全集》可读。就连郭沫若，也否定自己的作品，说都是封资修，可以一把火烧掉。郭沫若，这位用如椽巨笔挥写过中国现代新诗奠基之作《女神》的文坛泰斗，也出现文不如其人，真让人匪夷所思。
　　文如其人有，文不如其人也有。
　　因人废文、废言，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的被废的文与言，是人们出于一种良知和责任感，认为这个人太不是人了，只能划入畜生队列中，我们再树他的文树他之言，等于承认畜生能享受人一样的选举、被选举等等权利，应该猛烈声讨。本人以为，此举还是缺少一种深刻的明智，奸人、小人，要声讨，但对他们的文、他们的言，我们应该有宽容之心，有勇气善待奸人的不奸之文，其实也是一种正义感、责任感。

我说“做梦”

　　每人睡觉都要做梦，都盼望美梦成真，但都怕做恶梦。这种愿望是好的，躺下，做一个好梦，惬意哩。多年前，我为赶时髦，一门心思地看弗洛伊德的书《梦的解释》，结果越看越糊涂，越糊涂晚上越做梦，梦见嗜赌成性的人把我的小脚趾当作麻将牌，扯住不放，害得我疼痛无比。反正，各种奇出怪样的梦纷纷光临我的晚上。后来我找一位懂算命的朋友，他直指要害，你是不是最近在看志怪小说或生涩的东西，暂时放弃吧。后来我照他所说放下了《梦的解释》此书的阅读，就睡得安坦了。由此觉得有些书因深奥苦涩，内容阴森可怖，白天看多了，晚上睡觉就胡乱地做梦。就像我们一度沉迷电脑游戏、玩扑克牌赌博，神经高度集中，输输赢赢的全过程总会在梦中重演，打扰安静的睡眠。 　　一般来说，梦是白天思量太多的心理现象，如果白天没有绞尽脑汁地去思量，晚上的睡眠一定是香甜的，也是安宁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的就是这个理。我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个奴隶主专门挖空心思地残酷迫害一个奴隶，结果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在他的梦中，他成了奴隶的奴隶，并重演他被迫害被欺压的全过程，却越演越烈，几乎在每晚的同一个时间准时出现，扰得奴隶主神经衰弱，行尸走肉。后来，奴隶主释放了被他迫害、欺压的奴隶，睡觉也踏实了。
　　一般来说，人都做过恐怖的恶梦，不可能夜夜是美梦。恶梦醒来的早晨，有挥之不去的阴霾，像遭受压迫。我做过恶梦后，总是疑神疑鬼地去想梦里的每个细节，是不是暗示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出了故障或亲朋好友中有什么祸事临头，致使自己走路怕汽车撞上来、吃饭怕吃进乐果、上班怕得罪领导。事后检点一下，可能是在某次打牌中使了坏心眼、某次酒席上灌醉了一个老实人、拥挤的路上开骂了一位开车的司机，等等。后来，我一改这种心胸狭窄的不良习气，淤积在肚里的气也没了，恶梦还真少了。于是，想到做人一定要做个好人，做得光明磊落，不要侮辱他人、詈言他人，也不要为了升降荣辱去走左道旁门。这样一来，夜夜睡得安宁睡得舒服，白天起来心情也不错。
　　但是，我小时经常做堪称大片的梦，扶摇直上九重天。突然间，我从飞翔的高空中翻下来，当感觉自己快要被摔死时，才从梦中惊醒，额头冒冷汗。后来长辈告诉我，这是人的身体在节节拔高的发育阶段，所以才会做这类梦。但有些梦，还是有点真切的生活写照，如梦中发现自己身陷粪土中，可能日后有点小财进囊了。后來我分析，这种梦与一个人的志趣有关，有些人在工作中不是如何去算计加班加点挣些零花钱，而认为加班加点是应该的。因为不被金钱所困，甚至把金钱视为身外之物，就出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梦境。至于抠门得像吝啬的葛朗台那样的人，梦中出现硬梆梆的黄金白银也是很有可能，只是现实生活中不会美梦成真，醒来才发现是一场欢喜一场空的南柯一梦。
　　人的一半时间在睡眠中，梦总伴随着人生。有许多梦还带有提示性，我和莫逆之交的朋友来往少了，梦就常来叩开我的睡眠，提示我不要遗忘上学时读《史记》“陈涉世家”一章里的那句“苟富贵，勿相忘”的名言。虽然我们还不是富贵加身的那类，但友情很重要。当我在做了这样的梦后，就会打电话或联系朋友，询问他近来情况如何。有一次，我在梦中突然梦到一个失去联系多年的同学患病了。梦醒后，我心情沉重，辗转反侧地回想在一起时的快乐。几天后，我给一个同学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获悉他已患病住院。我吃了一惊，当我去医院看他时，他说前几天就梦见我去医院看他。一听此话，我惊骇得寒毛凛凛。同学痊愈出院后，告诉我他当时害怕自己得了绝症，躺在病床上就扳着手指惦记几位要好的同学，担心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同学的话让我想得很多，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看不见的管道在互相作用。我想起小时候在绍兴，某人对某人有切齿痛恨时，就会诅咒对方，发誓要把人家诅咒死。诅咒的语言很刻毒，诅咒不会咒死人，但诅咒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气生病，负能量就产生。惦念大概也归属这类，思前想后地念想着某人，一鳞半爪的信息总会被传递出来，然后通过家人或同学被某人知晓，就会贯通。
　　白天想得多，梦就找到睡眠中。我们有个《神笔马良》童话故事，爱好画画的马良小画家因为家里穷得一塌糊涂，买不起画笔，他只得用树枝、用各种可以画画的东西在沙丘上作画，他连做梦也想着要一支笔。后来，居然在梦中来了一个金光灿烂的老人，送给他一支画笔。梦醒，身边竟有一支他想念久久的画笔。从此，他画画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这个著名的做梦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能像神笔马良一样用心用功，做好自己的梦，总会有天助我也的机遇光临。
　　一个人想要没梦的睡眠是没有的，或多或少会做各种梦，甚至和心仪已久的情人约会的场景，也会在梦境中隆重出现。

我说“算命”

　　我有一个朋友，20年前下岗失业后，以卜卦、算命及给公司、个人起名赚些小钱。后来据熟知内情的朋友说，他干得风生水起，发展到慈溪的老板、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也纷纷上门找他卜卦、算命或起个振兴事业的艺名。前几年，我去离宁波八十余公里的慈溪采访，晚饭后下榻当地的国脉大酒店。当天深夜，睡下的我几次三番地被门外迎来送往的声音从梦中拖拽出来。于是，我索性不睡，起床把耳朵贴住门板，想趁声音再次响起时，礼貌地对他们说一声“夜深了，你们不想睡，请放过我吧”的话。果然不出所料，声音不久又起，粘稠得好像难分难舍。我当机立断，准备给他们一个了断。但开门的一瞬间，我愣住了，居然是我的算命朋友，他也显得惊讶和尴尬。
　　原来，朋友是作为大师被慈溪的老板们请去的，当晚就有多位老板光临他的房间。他的房间是套房，比我的房间至少大两倍以上，是慈溪一个大老板替他开的。
　　当夜，找他算命的老板都走光后，他用很古人风范的口吻说，贤弟，一个人如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悲观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个能掐算阴阳的算命先生卜一卦或排一个生辰八字，找出对症下药的补救办法。
　　我巡睃他房内老板们送的红包、礼品等，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大师朋友，不由对他肃然起敬。但由于彼此的知根知底，我从来没有找他算一下自己未来的命运指数。后来有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大师朋友，求情似地要我介绍，让大师卜一卦或排个生辰八字，被卜过、算过后，一千、二千甚至万把块地丢入大师的囊中。被算命者的豪爽，让我怀疑他们家里有印钞机。但他们的回答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预防万一哩。这些被算命者年纪不大，文化程度高，读过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学得比我精通。可是他们对算命的崇拜、信任，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人还有比命这东西更重要的吗？钱啊、财啊，与命相比，当然是命最为至尊。一个人如果连命也没了，这钱财还有什么意义。算命先生们的箴言，正是解密我们多舛命运的万能钥匙。所以，只要我们一起聚会在某个场合，听说其中有一个是懂得阴阳八卦、懂得算命看相的高人术士，来吧，你给我看看相！来吧，你给我卜一卦！来吧，给我说说生命线！争先恐后都想抢到算命先生的恩宠，那些平时在男人面前表现非常高贵、优雅，手也懒得伸出来让男人们礼节性地握一握的女人们，也一反往日的忸怩作态和羞羞答答，伸出十指纤纤的玉手，任由算命先生把这玲珑的手慢吞吞地消化抚摩。 　　有一次，我在一个宴会上碰到一个据说算命贼准的人。他说自己初中毕业后，就喜欢看《周易》《四库术书》这类书，还拜一位研究周易与相学的名士为师，所以练就了算命看相的本领。后来，他被在座的人赞美得多贪了几杯酒，就开始发飙，说什么高端领导、局长处长，都把我奉为座上宾，找我算命排八字。他那傲视众人的神情，好像是横空出世的智多星下凡，只差没替联合国秘书长算命看相排八字了。但据其介绍，他替一些老板改名、节目主持人改名和作家改名后，对方不是生意兴隆就成为荧屏的常青藤和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吸引了众多对自己的人生有希望的人，结果这餐饭吃成了算命排八字的研讨会。酒席散后，几位婀娜女子还索了这位高士的名片，时刻准备着去他的寒舍卜一卦，以便铺排未来生活的花团锦簇。
　　我对算命先生的话一般不持反对态度，有时还真有点信服。再说我的那位失业下岗的算命朋友，他多年前就藏有一本复印书，叫《麻衣神相》，北宋陈抟所撰。我也翻阅过，这可是一本中国古代积累对人体相貌进行系统性论叙的经验书，有大量的脸谱、骨骼、穴位，可以说是从几百成千的人的脸相等的总汇。若能熟读此书，一般来说，大致能够判断出前来算命之人的初衷。举例一个，我认识一位领导，办公地方宁波环境一流，毗连公园，可他总感到办公心神恍惚，就去找他卜一卦。大师查看一番后说，你瞧瞧你的办公室对面，是员工进进出出的厕所，这怎么能让你安下心来工作？一语中的，朋友换了办公室，从此安宁。
　　生活不易，我对于干算命、卜卦活计的人嬉称他们是“最具让人送钱魅力的红人”。原因是文弱的算命先生，不出力不流汗，只凭一张唇红齿白的嘴，要人家掏腰包容易吗？要知道，现在的人警惕性忒高，他们看透了巧舌如簧的骗子和骗术，他们不可能随随便便掏出皮夹子送钱给人。但是，面对算命先生，却掏钱掏得爽快、心诚、没有吝啬之意，还邀算命的高士住五星级宾馆，你说这算命的先生不经过一番炼狱式的心智操练的过程，能行吗？
　　我还在想，一个人何必要弄清自己的命运，如果弄清了自己的命运是悲苦的，不怕背负一生的精神包袱？再说，如果自己的命运被算命先生掌握，他能左右和影响你的人生吗？他是高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算命先生只是无关紧要地说几句不好的话，再说一些让你心花怒放的溢美之词。

我说“汉奸”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汉奸。
　　八年的抗日战争，广袤的中国大地产生了许许多多难以统计的汉奸走狗。皇协军、伪军就是一支庞大的汉奸队伍，他们与日寇为伍，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为虎作伥。《铁道游击队》中的高敬斋、黄二喜等人物，就是这样一群具有代表性的汉奸。
　　我小时看过电影叫《地道战》，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影片中，民兵队长高传宝在传达情报时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电影是好看的，民兵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落后武器在局促的地道、狭窄的巷内打得鬼子、伪军屁滚尿流，满地找牙。我傻傻地想，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心甘情愿替鬼子效劳打中国人，难道他們的祖宗是日本人？直到后来读了些书，对这种现象才有所释疑，汉奸现象是和中国的民族性有关的，近代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被列强一击就败的弱国。而当权者对列强又敬畏如命，面临外敌的入侵，早就丧失抵御的斗志，一盘散沙的国人之心难以凝聚。再说，我们的民族劣根性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因此拙于团结一致合力对外。
　　我也从另一方面释疑，汉奸中的个别也是没办法才走上这条让人唾弃的道的。他们在天灾人祸面前，得不到政府的救助，甚至还要被当地政府部门雁过拔毛般地盘剥，当难民、当乞丐，卖儿卖女甚至卖妻子。在食不果腹、命比纸薄的年代，当政府靠不住，他们还能依靠什么呢？民以食为天，他们只能去当汉奸，能守得住气节的人毕竟少而又少，而真正将气节体现在行动上，小老百姓能有几个做得到，而也没有必要这样做。面对一个失信的政府，反戈投敌已成为必然。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它出自《管子·牧民》。其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但我们不能否认，汉奸中也有不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铁道游击队如果没能依靠“汉奸”韩贵，不但中共零号首长过不了津浦线去延安，而且也无法消灭高敬斋这样死心塌地投靠日本鬼子的铁杆汉奸。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汉奸”在游戏人生，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不去当汉奸，就选择正统理论所说的出卖良知的黑道。但是，这类不得而为之的汉奸，如果碰到提携的人，是不会一条道上走到黑的。在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许多汉奸是不得而为之的草民，他们一旦受到启蒙，还是会掉转枪头对付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鬼子的。
　　我曾看到过一组数字，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歼俘日军232万余人，伪军213万余人。这组数字很严酷地告诉我们，八年抗日战争中，给鬼子卖命的中国人，即汉奸，几乎与日本鬼子相当。
　　中国人多，就有盛产汉奸的肥沃土壤，但这也与我们这个历史糟粕过盛的国家有关。中国的历史沿革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封建专制、独裁统治日趋体制化的过程，黑暗的专制使大小官吏们行大小腐败，这就容易使社会的凝聚力分化、撕裂，离心力加剧。因为，人民群众看不到一个公正、清廉的政府，就会失去希望，而恶吏贪官的盘剥又如一根凶猛的鞭子，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赶到另一个敌对的阵营中。
　　中国从晚清开始，长期被列强侵略，各类的战争赔偿，使国家经济崩溃，百姓生活水平低下，很多人迫于生计，不得不为侵略者服务。若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国人为日本人做事，如强行被鬼子征召去烧饭煮水，如果皆称其为汉奸，这实在是一种非常狭隘和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结。郁达夫先生在南洋做过日本鬼子的翻译，并利用翻译官身份保护过许多的进步人士，你能说郁达夫先生是汉奸吗？就像今日的家用电器市场，汽车市场，因为国产的家用电器、汽车，性能等无法与国外的相抗衡，许多人就会硬着头皮去选择洋货的道理一样。如果我们一律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崇洋媚外，我们一定还会落后下去。前几年有人反日货，提出全民抵制日本的产品，买日货等于给鬼子挣一颗射杀国人的子弹钱，有卖国之嫌疑。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然而这种行为离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还是十万八千里距离。
　　现在，总有一些偏激的人会说购买洋货是汉奸，而且这“汉奸”两字中，专对性和实用性都很强，如“文化汉奸”、“经济汉奸”，且多数是指与日本有搭界的。在中日关系的微妙语境下，“汉奸”的称呼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沉重的，带有灾难性的，等于是掘祖坟、操祖宗三代一样。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享受国葬待遇的张自忠将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控之中，张自忠那时是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当时，张自忠多次指出留在日军控制的北平不是当汉奸，而是“希望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充实的准备”。但是，关于他的汉奸诟病四处飞扬。
　　1940年5月16日下午，张自忠作为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被日军包围中本可以抽身离开保全身家生命，但他义无反顾地迎接日军射来的子弹，49岁的上将就此凋谢。现在有学者认为，张自忠之死与当年被扣上“汉奸”的刺激有关，他只有“以死明志”表清白。
　　我们要求每个人用一种方式去践行爱国主义精神，是否现实还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