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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薛岳名列“抗日英雄谱”
黄 波(湖北·宜昌)
最近新华社连续推出“抗日英雄谱”,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大感意外的名字:薛岳。稍知现代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蒋介石手下“剿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他的部队号称国民党的王牌军,红军长征时,带领中央军穷追不舍给长征红军以很大麻烦的就是薛岳。薛岳在中国抗战史上有其地位,有学者称其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薛岳的抗日光荣史长期以来不太为人所知,历史课本鲜有提及,这不仅是对薛岳本人不公正,对当时在薛岳指挥下浴血抗战的将士不公正,而且因为抗战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集体记忆,遗忘一位抗战名将,这种集体记忆必然是残缺的。薛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被忽视有其历史因由,但这种理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永远凝固的。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能够突破那些看似壁垒森严的条条框框,回归历史真实,并因而传递出丰富的现实意义。现在,薛岳作为“抗日英雄”终于回到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既是薛岳将军之幸,追随薛将军奋勇杀敌的中国将士之幸,也是我们民族之幸。当我们读到电文中引用的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的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只要是中国人,谁不为抗日英雄的气概所激励和感动?这种油然而生的情感超越了阶级、党派和族群,必将有利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许这就是薛岳名列“抗日英雄谱”的现实意义。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和解是最重要的,只有和解才能产生合力,充满合力的民族才最有希望。
反腐动真格:许元烧船取钉的启示
谢新寿(广东·蕉岭)
宋朝航运和船场皆官办,有人钻管理上的漏洞,损公肥私,如造船用钉,官船多虚报。因为这里有一个“空子”,钉子钉在船体里,既不能称重量,也难以点数目,所以,历来都听任工匠虚报多领。
后来许元出任发运判官,正营造船。他对工匠虚报多领船钉的事早有所闻,决心除此积弊。一天,他来到造船上场,令工匠拽过一艘刚造好的船,点火烧将起来,最后木船烧得只剩一堆铁钉。冷却之后,许元叫工匠当众过秤,结果众人大吃一惊,原来船板上钉的钉子才用了所领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并没有用在官有船场所造的新船上。
许元烧船的事,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这件事告诉人们,要杜绝损公肥私的行为,光做官样文章而不愿多作深入调查,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只能做样子吓唬人,是难以奏效的。
许元的可贵之处,一是整治决心大,敢于较真。“官船用钉”这件众人见怪不怪、无从下手的小事,他却抓住不放,痛下杀手,一不做二不休,使造假工匠无所遁形;二是办法聪明有效,击中要害,不查则已,查则“水落石出”,立见成效;三是敢于付出代价,为人所不敢为、所不能为。烧毁一条船,换来了官船用钉的量化指标,从此堵死了多年的漏洞,革除了船场积弊,这值与不值,就不是“经济账”所能计算出来的了。要是没有一点胆识、一点智慧,能做成这件事吗?联想到今日防腐反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难题,以及官场、职场、卖场中数之不清的令人头痛的积弊,“许元烧船取钉”的破解之道,对我们或许不无启示吧
当官是几等人才?
陈鲁民(河南·郑州)
当官是几等人才?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那时“唯有读书高”,最优秀的读书人去当官,自然是一等人才。李鸿章则不然,他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不中用了”。只会干天下最容易的事肯定是末等人才。曹振庸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臣,圣眷不衰,官至极品,绘形图于紫光阁,列为功臣。一次门生叩问当官的诀窍,他坦然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昏庸如此,恐怕连三等都算不上。怪不得自古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官的很鄙视,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阮籍为躲避做官,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嵇康听说好友山涛要推荐他去做官,立即写信绝交。
20世纪30年代,朱家骅托傅斯年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坚辞不就。傅斯年一再催促,李方桂发了火,不耐烦地对傅说:“研究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躬身作了一个长揖,李先生也许有些偏颇,但学者鄙薄做官,过去是常有的事。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在干着对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能够促使法国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第二个假设:假如法国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不幸,因为他们没有给国家带来进步。”美国作家房龙的说法更耸人听闻:“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贡献大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半期所有的政治家、将军、银行家和政客加起来的总和。”在他们眼中,官员最多不过是二三等人才,甚至不算人才。
依笔者管见,当今官员队伍良莠不齐,有一等人才,有二等人才,也杂有三等人才,甚至还有不少败类,像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但最令人不平的是不管何等人才,只要当了官待遇都一等,住房用车出国考察,样样可羡慕。平心而论,一等人才享受一等待遇,老百姓没有意见,尸位素餐昏庸腐败的官员也享受一等待遇,于理就说不通。希望当了官或有志于当官的人扪心自问:我是一等人才吗?如果不是,就自定补救办法,或主动让贤,或提高水平,朝着一等努力。共产党既不容贪官,也不养“多磕头少说话”的庸官。
郑州任用干部“三票制”有新意
东 君(江苏·通州)
河南省郑州市摒弃干部委任旧机制,推行群众推荐、素能测评、差额表决“三票制”,层层淘汰,最终遴选出260名干部。
郑州的“三票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公开拟用干部的职位、条件、标准,将“初选权”交给群众,并将“公推”结果公之于众,让群众把好前关。二是组成评委团,采取笔试、面试、模拟等形式,对“公推”人选进行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测试,按分数高低确定考察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三是实行全委会、常委会或组织部长办公会无记名差额表决,表决结果当场公布,得票最高者确定为拟用人 选,并进行任前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这种干部“优选优生”机制,不仅克服了过去“由组织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为贯彻党的《干部任用条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三票制”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票制”不仅是公开透明、程序严密的阳光运行机制,而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为所有的竞争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展示才华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用人决策上实行了群众、评审团、常委(全委)会“三权”制约,有效地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上“暗箱操作、拉票贿选”现象的产生。
二是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长期以来,干部往往由上级任命,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的现象屡禁不止,跑到要到官的官员又只对上负责,群众观念淡薄,人民群众不拥护,干群关系紧张。“三票制”中的第一票“群众公选”关了封官许愿的门,堵了跑官要官的路,从根本上解决了提名渠道过窄、视野不宽、竞争不强、民意缺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选错人、用错人等一系列问题,限制了少数人滥用权力,实现了“权力回归权利”。
三是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以前任用干部,由组织部提出人选,常委会讨论决定,不仅群众的民主权利难以体现,就是党内民主也形同虚设。“组织部选人实际上是一把手定人,常委会讨论实际上是一把手决定”,组织部只是履行程序,常委会只是走走形式。“三票制”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采取常委会或全委会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场唱票,是党内民主的明显体现。一把手与其他领导一样,只有一票,这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一把手权力形成了制约。
四是充分体现了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科学性。“三票制”在干部任职资格的设置上,规定了必须有与所任职位相适应的经历和能力。这一关强调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和上任后的对口性、适应性,避免了以往公选中“民意失真、考察不准”的疏失。
五是充分体现了选拔人才的导向作用。选干部的根本目的在于选出真正的德人、勤人、廉人、能人、仁人。“三票制”为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为干部干好事、办实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以德取人、公正选人、据能用人方面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由于老百姓对权力实施了全程监督,已当了干部的不敢高枕无忧,心中时刻装着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想当干部的看到了公正,看到了希望,心里有了动力,行动更加努力。
矿难,吞噬生命的魔窟
常 侠(山东·日照)
面对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采访时坦言:今年以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并没有因为安监总局的升格而减少,我国的安全生产任务确实很艰巨。今年1到5月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的。
去年我国矿难死亡的人数是6027人。尽管血淋淋的“教训”教训了一次又一次,但矿难死亡人数却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边“教训”,一边“发生”,矿工的生存环境就这样难以改变吗?
据李毅中透露,全国目前有26000个煤矿,数量全世界第一。中国地大物博,有再多的煤矿也不奇怪,但其中所存在的隐患,确实让人担忧。首先是管理隐患,这么多煤矿能否做到安全管理到位?这里还必须指出,当今存在“一窝蜂”求富方式,哪里能发财都往哪里拥,明知有安全隐患,也要铤而走险,拿矿工的生命当儿戏。我国的资源再丰厚,也禁不住这样乱开乱采。矿难责任在谁?既在那些黑心矿主,更在地方某些贪财好利的官员,正是他们使大批煤窑冒险开采。在利益的驱动下,矿难成了一个不断吞噬生命的魔窟。
如果按每年死亡6027人(今年还在增长)计算,那么每百万吨煤就要付出3个人生命的代价。6027(仅去年一年)条人命!6027个家庭!他们的不幸和灾难,令人何其悲痛!他们本来应当与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一样,享受劳动、报酬。每当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矿难幸存者满脸煤黑、惊魂未定,为他们幸存而庆幸时,又为他们的生存状况深忧。每年死亡6027人这样可怕的数字,再也不能继续在统计中出现了!
同龄夫妻:离婚高危组合?
祖丁远(江苏·南通)
武汉市汉阳民政局对2004年全年921对离婚夫妻进行调查,发现如今离婚呈现新特点。在大多数人眼里,同龄人有共同的经历、相同的价值观,更容易相互理解,婚姻该是更加牢固。汉阳区民政局的结论却恰恰相反,921对离婚夫妻中,同岁、相差一岁……相差五岁的比例分别为16.83%、15.42%……8.04%,年龄相差越小,离婚几率越大。据笔者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年龄相同或相差很小的夫妻结婚几年、十几年或较长时间后,意见相左,性格不合,或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仍然难以弥合,就会产生危机,往往和和气气分手——协议离婚。另一种是夫妻为同时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与曲折,从逆境走过来了,人们称是患难夫妻,但进入顺境,儿女大了,各立门户,老两口住在一起往往各自为“政”,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争吵吵天天有,天长日久不易解开的疙瘩越积越多,只好分道扬镳,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还有一种,是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20多年的夫妻生活是为了子女而凑合着过下来了,如今子女毕业还没有工作,而夫妻中一个下岗或提前退休,工资低、收入差,生活拮据,往往为经济问题分手;或者一方常年生病,身体虚弱,另一方身体健壮,精神压抑,性生活不正常、不和谐,商议离婚。
像这些年龄差距小而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离婚是正常的,不涉及某一方的道德问题。近年来,离婚后重建家庭或丧偶后再婚的婚姻中,男女相差20岁、30岁或更多的比比皆是。
专家分析,同龄夫妇处于相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压力相近,不容易相互包容,而年龄相差较大的夫妇,年长一方对婚姻的考虑较为成熟,往往从长者的角度出发抚平家庭琐事带来的矛盾冲突。另外,当今大龄知识女性,多倾向于找比自己高一个年龄段的丈夫,觉得这样有安全感、可靠,哪怕丧偶的男人,也是心中如意郎君。
以上种种,实实在在存在于当今社会之中。既然存在,必有原因,是耶非耶,读者诸君可自行判断,包括同龄夫妻是否属于“离婚高危组合”,以及如何化解“高危”,都不妨讨论一番。
黄 波(湖北·宜昌)
最近新华社连续推出“抗日英雄谱”,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大感意外的名字:薛岳。稍知现代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蒋介石手下“剿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他的部队号称国民党的王牌军,红军长征时,带领中央军穷追不舍给长征红军以很大麻烦的就是薛岳。薛岳在中国抗战史上有其地位,有学者称其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薛岳的抗日光荣史长期以来不太为人所知,历史课本鲜有提及,这不仅是对薛岳本人不公正,对当时在薛岳指挥下浴血抗战的将士不公正,而且因为抗战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集体记忆,遗忘一位抗战名将,这种集体记忆必然是残缺的。薛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被忽视有其历史因由,但这种理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永远凝固的。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能够突破那些看似壁垒森严的条条框框,回归历史真实,并因而传递出丰富的现实意义。现在,薛岳作为“抗日英雄”终于回到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既是薛岳将军之幸,追随薛将军奋勇杀敌的中国将士之幸,也是我们民族之幸。当我们读到电文中引用的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的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只要是中国人,谁不为抗日英雄的气概所激励和感动?这种油然而生的情感超越了阶级、党派和族群,必将有利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许这就是薛岳名列“抗日英雄谱”的现实意义。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和解是最重要的,只有和解才能产生合力,充满合力的民族才最有希望。
反腐动真格:许元烧船取钉的启示
谢新寿(广东·蕉岭)
宋朝航运和船场皆官办,有人钻管理上的漏洞,损公肥私,如造船用钉,官船多虚报。因为这里有一个“空子”,钉子钉在船体里,既不能称重量,也难以点数目,所以,历来都听任工匠虚报多领。
后来许元出任发运判官,正营造船。他对工匠虚报多领船钉的事早有所闻,决心除此积弊。一天,他来到造船上场,令工匠拽过一艘刚造好的船,点火烧将起来,最后木船烧得只剩一堆铁钉。冷却之后,许元叫工匠当众过秤,结果众人大吃一惊,原来船板上钉的钉子才用了所领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并没有用在官有船场所造的新船上。
许元烧船的事,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这件事告诉人们,要杜绝损公肥私的行为,光做官样文章而不愿多作深入调查,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只能做样子吓唬人,是难以奏效的。
许元的可贵之处,一是整治决心大,敢于较真。“官船用钉”这件众人见怪不怪、无从下手的小事,他却抓住不放,痛下杀手,一不做二不休,使造假工匠无所遁形;二是办法聪明有效,击中要害,不查则已,查则“水落石出”,立见成效;三是敢于付出代价,为人所不敢为、所不能为。烧毁一条船,换来了官船用钉的量化指标,从此堵死了多年的漏洞,革除了船场积弊,这值与不值,就不是“经济账”所能计算出来的了。要是没有一点胆识、一点智慧,能做成这件事吗?联想到今日防腐反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难题,以及官场、职场、卖场中数之不清的令人头痛的积弊,“许元烧船取钉”的破解之道,对我们或许不无启示吧
当官是几等人才?
陈鲁民(河南·郑州)
当官是几等人才?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那时“唯有读书高”,最优秀的读书人去当官,自然是一等人才。李鸿章则不然,他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不中用了”。只会干天下最容易的事肯定是末等人才。曹振庸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臣,圣眷不衰,官至极品,绘形图于紫光阁,列为功臣。一次门生叩问当官的诀窍,他坦然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昏庸如此,恐怕连三等都算不上。怪不得自古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官的很鄙视,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阮籍为躲避做官,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嵇康听说好友山涛要推荐他去做官,立即写信绝交。
20世纪30年代,朱家骅托傅斯年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坚辞不就。傅斯年一再催促,李方桂发了火,不耐烦地对傅说:“研究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躬身作了一个长揖,李先生也许有些偏颇,但学者鄙薄做官,过去是常有的事。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在干着对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能够促使法国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第二个假设:假如法国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不幸,因为他们没有给国家带来进步。”美国作家房龙的说法更耸人听闻:“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贡献大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半期所有的政治家、将军、银行家和政客加起来的总和。”在他们眼中,官员最多不过是二三等人才,甚至不算人才。
依笔者管见,当今官员队伍良莠不齐,有一等人才,有二等人才,也杂有三等人才,甚至还有不少败类,像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但最令人不平的是不管何等人才,只要当了官待遇都一等,住房用车出国考察,样样可羡慕。平心而论,一等人才享受一等待遇,老百姓没有意见,尸位素餐昏庸腐败的官员也享受一等待遇,于理就说不通。希望当了官或有志于当官的人扪心自问:我是一等人才吗?如果不是,就自定补救办法,或主动让贤,或提高水平,朝着一等努力。共产党既不容贪官,也不养“多磕头少说话”的庸官。
郑州任用干部“三票制”有新意
东 君(江苏·通州)
河南省郑州市摒弃干部委任旧机制,推行群众推荐、素能测评、差额表决“三票制”,层层淘汰,最终遴选出260名干部。
郑州的“三票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公开拟用干部的职位、条件、标准,将“初选权”交给群众,并将“公推”结果公之于众,让群众把好前关。二是组成评委团,采取笔试、面试、模拟等形式,对“公推”人选进行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测试,按分数高低确定考察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三是实行全委会、常委会或组织部长办公会无记名差额表决,表决结果当场公布,得票最高者确定为拟用人 选,并进行任前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这种干部“优选优生”机制,不仅克服了过去“由组织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为贯彻党的《干部任用条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三票制”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票制”不仅是公开透明、程序严密的阳光运行机制,而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为所有的竞争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展示才华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用人决策上实行了群众、评审团、常委(全委)会“三权”制约,有效地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上“暗箱操作、拉票贿选”现象的产生。
二是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长期以来,干部往往由上级任命,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的现象屡禁不止,跑到要到官的官员又只对上负责,群众观念淡薄,人民群众不拥护,干群关系紧张。“三票制”中的第一票“群众公选”关了封官许愿的门,堵了跑官要官的路,从根本上解决了提名渠道过窄、视野不宽、竞争不强、民意缺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选错人、用错人等一系列问题,限制了少数人滥用权力,实现了“权力回归权利”。
三是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以前任用干部,由组织部提出人选,常委会讨论决定,不仅群众的民主权利难以体现,就是党内民主也形同虚设。“组织部选人实际上是一把手定人,常委会讨论实际上是一把手决定”,组织部只是履行程序,常委会只是走走形式。“三票制”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采取常委会或全委会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场唱票,是党内民主的明显体现。一把手与其他领导一样,只有一票,这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一把手权力形成了制约。
四是充分体现了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科学性。“三票制”在干部任职资格的设置上,规定了必须有与所任职位相适应的经历和能力。这一关强调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和上任后的对口性、适应性,避免了以往公选中“民意失真、考察不准”的疏失。
五是充分体现了选拔人才的导向作用。选干部的根本目的在于选出真正的德人、勤人、廉人、能人、仁人。“三票制”为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为干部干好事、办实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以德取人、公正选人、据能用人方面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由于老百姓对权力实施了全程监督,已当了干部的不敢高枕无忧,心中时刻装着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想当干部的看到了公正,看到了希望,心里有了动力,行动更加努力。
矿难,吞噬生命的魔窟
常 侠(山东·日照)
面对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采访时坦言:今年以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并没有因为安监总局的升格而减少,我国的安全生产任务确实很艰巨。今年1到5月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的。
去年我国矿难死亡的人数是6027人。尽管血淋淋的“教训”教训了一次又一次,但矿难死亡人数却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边“教训”,一边“发生”,矿工的生存环境就这样难以改变吗?
据李毅中透露,全国目前有26000个煤矿,数量全世界第一。中国地大物博,有再多的煤矿也不奇怪,但其中所存在的隐患,确实让人担忧。首先是管理隐患,这么多煤矿能否做到安全管理到位?这里还必须指出,当今存在“一窝蜂”求富方式,哪里能发财都往哪里拥,明知有安全隐患,也要铤而走险,拿矿工的生命当儿戏。我国的资源再丰厚,也禁不住这样乱开乱采。矿难责任在谁?既在那些黑心矿主,更在地方某些贪财好利的官员,正是他们使大批煤窑冒险开采。在利益的驱动下,矿难成了一个不断吞噬生命的魔窟。
如果按每年死亡6027人(今年还在增长)计算,那么每百万吨煤就要付出3个人生命的代价。6027(仅去年一年)条人命!6027个家庭!他们的不幸和灾难,令人何其悲痛!他们本来应当与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一样,享受劳动、报酬。每当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矿难幸存者满脸煤黑、惊魂未定,为他们幸存而庆幸时,又为他们的生存状况深忧。每年死亡6027人这样可怕的数字,再也不能继续在统计中出现了!
同龄夫妻:离婚高危组合?
祖丁远(江苏·南通)
武汉市汉阳民政局对2004年全年921对离婚夫妻进行调查,发现如今离婚呈现新特点。在大多数人眼里,同龄人有共同的经历、相同的价值观,更容易相互理解,婚姻该是更加牢固。汉阳区民政局的结论却恰恰相反,921对离婚夫妻中,同岁、相差一岁……相差五岁的比例分别为16.83%、15.42%……8.04%,年龄相差越小,离婚几率越大。据笔者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年龄相同或相差很小的夫妻结婚几年、十几年或较长时间后,意见相左,性格不合,或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仍然难以弥合,就会产生危机,往往和和气气分手——协议离婚。另一种是夫妻为同时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与曲折,从逆境走过来了,人们称是患难夫妻,但进入顺境,儿女大了,各立门户,老两口住在一起往往各自为“政”,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争吵吵天天有,天长日久不易解开的疙瘩越积越多,只好分道扬镳,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还有一种,是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20多年的夫妻生活是为了子女而凑合着过下来了,如今子女毕业还没有工作,而夫妻中一个下岗或提前退休,工资低、收入差,生活拮据,往往为经济问题分手;或者一方常年生病,身体虚弱,另一方身体健壮,精神压抑,性生活不正常、不和谐,商议离婚。
像这些年龄差距小而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离婚是正常的,不涉及某一方的道德问题。近年来,离婚后重建家庭或丧偶后再婚的婚姻中,男女相差20岁、30岁或更多的比比皆是。
专家分析,同龄夫妇处于相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压力相近,不容易相互包容,而年龄相差较大的夫妇,年长一方对婚姻的考虑较为成熟,往往从长者的角度出发抚平家庭琐事带来的矛盾冲突。另外,当今大龄知识女性,多倾向于找比自己高一个年龄段的丈夫,觉得这样有安全感、可靠,哪怕丧偶的男人,也是心中如意郎君。
以上种种,实实在在存在于当今社会之中。既然存在,必有原因,是耶非耶,读者诸君可自行判断,包括同龄夫妻是否属于“离婚高危组合”,以及如何化解“高危”,都不妨讨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