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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薛岳名列“抗日英雄谱”
黄 波(湖北·宜昌)
最近新华社连续推出“抗日英雄谱”，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大感意外的名字：薛岳。稍知现代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蒋介石手下“剿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他的部队号称国民党的王牌军，红军长征时，带领中央军穷追不舍给长征红军以很大麻烦的就是薛岳。薛岳在中国抗战史上有其地位，有学者称其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薛岳的抗日光荣史长期以来不太为人所知，历史课本鲜有提及，这不仅是对薛岳本人不公正，对当时在薛岳指挥下浴血抗战的将士不公正，而且因为抗战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集体记忆，遗忘一位抗战名将，这种集体记忆必然是残缺的。薛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被忽视有其历史因由，但这种理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永远凝固的。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能够突破那些看似壁垒森严的条条框框，回归历史真实，并因而传递出丰富的现实意义。现在，薛岳作为“抗日英雄”终于回到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既是薛岳将军之幸，追随薛将军奋勇杀敌的中国将士之幸，也是我们民族之幸。当我们读到电文中引用的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的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只要是中国人，谁不为抗日英雄的气概所激励和感动?这种油然而生的情感超越了阶级、党派和族群，必将有利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许这就是薛岳名列“抗日英雄谱”的现实意义。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和解是最重要的，只有和解才能产生合力，充满合力的民族才最有希望。
反腐动真格：许元烧船取钉的启示
谢新寿(广东·蕉岭)
宋朝航运和船场皆官办，有人钻管理上的漏洞，损公肥私，如造船用钉，官船多虚报。因为这里有一个“空子”，钉子钉在船体里，既不能称重量，也难以点数目，所以，历来都听任工匠虚报多领。
后来许元出任发运判官，正营造船。他对工匠虚报多领船钉的事早有所闻，决心除此积弊。一天，他来到造船上场，令工匠拽过一艘刚造好的船，点火烧将起来，最后木船烧得只剩一堆铁钉。冷却之后，许元叫工匠当众过秤，结果众人大吃一惊，原来船板上钉的钉子才用了所领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并没有用在官有船场所造的新船上。
许元烧船的事，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这件事告诉人们，要杜绝损公肥私的行为，光做官样文章而不愿多作深入调查，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只能做样子吓唬人，是难以奏效的。
许元的可贵之处，一是整治决心大，敢于较真。“官船用钉”这件众人见怪不怪、无从下手的小事，他却抓住不放，痛下杀手，一不做二不休，使造假工匠无所遁形；二是办法聪明有效，击中要害，不查则已，查则“水落石出”，立见成效；三是敢于付出代价，为人所不敢为、所不能为。烧毁一条船，换来了官船用钉的量化指标，从此堵死了多年的漏洞，革除了船场积弊，这值与不值，就不是“经济账”所能计算出来的了。要是没有一点胆识、一点智慧，能做成这件事吗?联想到今日防腐反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难题，以及官场、职场、卖场中数之不清的令人头痛的积弊，“许元烧船取钉”的破解之道，对我们或许不无启示吧
当官是几等人才?
陈鲁民(河南·郑州)
当官是几等人才?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那时“唯有读书高”，最优秀的读书人去当官，自然是一等人才。李鸿章则不然，他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不中用了”。只会干天下最容易的事肯定是末等人才。曹振庸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臣，圣眷不衰，官至极品，绘形图于紫光阁，列为功臣。一次门生叩问当官的诀窍，他坦然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昏庸如此，恐怕连三等都算不上。怪不得自古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官的很鄙视，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阮籍为躲避做官，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嵇康听说好友山涛要推荐他去做官，立即写信绝交。
20世纪30年代，朱家骅托傅斯年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坚辞不就。傅斯年一再催促，李方桂发了火，不耐烦地对傅说：“研究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躬身作了一个长揖，李先生也许有些偏颇，但学者鄙薄做官，过去是常有的事。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在干着对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能够促使法国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第二个假设：假如法国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不幸，因为他们没有给国家带来进步。”美国作家房龙的说法更耸人听闻：“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贡献大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半期所有的政治家、将军、银行家和政客加起来的总和。”在他们眼中，官员最多不过是二三等人才，甚至不算人才。
依笔者管见，当今官员队伍良莠不齐，有一等人才，有二等人才，也杂有三等人才，甚至还有不少败类，像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但最令人不平的是不管何等人才，只要当了官待遇都一等，住房用车出国考察，样样可羡慕。平心而论，一等人才享受一等待遇，老百姓没有意见，尸位素餐昏庸腐败的官员也享受一等待遇，于理就说不通。希望当了官或有志于当官的人扪心自问：我是一等人才吗?如果不是，就自定补救办法，或主动让贤，或提高水平，朝着一等努力。共产党既不容贪官，也不养“多磕头少说话”的庸官。
郑州任用干部“三票制”有新意
东 君(江苏·通州)
河南省郑州市摒弃干部委任旧机制，推行群众推荐、素能测评、差额表决“三票制”，层层淘汰，最终遴选出260名干部。
郑州的“三票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公开拟用干部的职位、条件、标准，将“初选权”交给群众，并将“公推”结果公之于众，让群众把好前关。二是组成评委团，采取笔试、面试、模拟等形式，对“公推”人选进行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测试，按分数高低确定考察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三是实行全委会、常委会或组织部长办公会无记名差额表决，表决结果当场公布，得票最高者确定为拟用人 选，并进行任前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这种干部“优选优生”机制，不仅克服了过去“由组织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为贯彻党的《干部任用条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三票制”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票制”不仅是公开透明、程序严密的阳光运行机制，而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为所有的竞争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展示才华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用人决策上实行了群众、评审团、常委(全委)会“三权”制约，有效地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上“暗箱操作、拉票贿选”现象的产生。
二是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长期以来，干部往往由上级任命，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的现象屡禁不止，跑到要到官的官员又只对上负责，群众观念淡薄，人民群众不拥护，干群关系紧张。“三票制”中的第一票“群众公选”关了封官许愿的门，堵了跑官要官的路，从根本上解决了提名渠道过窄、视野不宽、竞争不强、民意缺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选错人、用错人等一系列问题，限制了少数人滥用权力，实现了“权力回归权利”。
三是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以前任用干部，由组织部提出人选，常委会讨论决定，不仅群众的民主权利难以体现，就是党内民主也形同虚设。“组织部选人实际上是一把手定人，常委会讨论实际上是一把手决定”，组织部只是履行程序，常委会只是走走形式。“三票制”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采取常委会或全委会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场唱票，是党内民主的明显体现。一把手与其他领导一样，只有一票，这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一把手权力形成了制约。
四是充分体现了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科学性。“三票制”在干部任职资格的设置上，规定了必须有与所任职位相适应的经历和能力。这一关强调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和上任后的对口性、适应性，避免了以往公选中“民意失真、考察不准”的疏失。
五是充分体现了选拔人才的导向作用。选干部的根本目的在于选出真正的德人、勤人、廉人、能人、仁人。“三票制”为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为干部干好事、办实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以德取人、公正选人、据能用人方面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由于老百姓对权力实施了全程监督，已当了干部的不敢高枕无忧，心中时刻装着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想当干部的看到了公正，看到了希望，心里有了动力，行动更加努力。
矿难，吞噬生命的魔窟
常 侠(山东·日照)
面对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采访时坦言：今年以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并没有因为安监总局的升格而减少，我国的安全生产任务确实很艰巨。今年1到5月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的。
去年我国矿难死亡的人数是6027人。尽管血淋淋的“教训”教训了一次又一次，但矿难死亡人数却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边“教训”，一边“发生”，矿工的生存环境就这样难以改变吗?
据李毅中透露，全国目前有26000个煤矿，数量全世界第一。中国地大物博，有再多的煤矿也不奇怪，但其中所存在的隐患，确实让人担忧。首先是管理隐患，这么多煤矿能否做到安全管理到位?这里还必须指出，当今存在“一窝蜂”求富方式，哪里能发财都往哪里拥，明知有安全隐患，也要铤而走险，拿矿工的生命当儿戏。我国的资源再丰厚，也禁不住这样乱开乱采。矿难责任在谁?既在那些黑心矿主，更在地方某些贪财好利的官员，正是他们使大批煤窑冒险开采。在利益的驱动下，矿难成了一个不断吞噬生命的魔窟。
如果按每年死亡6027人(今年还在增长)计算，那么每百万吨煤就要付出3个人生命的代价。6027(仅去年一年)条人命！6027个家庭!他们的不幸和灾难，令人何其悲痛!他们本来应当与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一样，享受劳动、报酬。每当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矿难幸存者满脸煤黑、惊魂未定，为他们幸存而庆幸时，又为他们的生存状况深忧。每年死亡6027人这样可怕的数字，再也不能继续在统计中出现了!
同龄夫妻：离婚高危组合?
祖丁远(江苏·南通)
武汉市汉阳民政局对2004年全年921对离婚夫妻进行调查，发现如今离婚呈现新特点。在大多数人眼里，同龄人有共同的经历、相同的价值观，更容易相互理解，婚姻该是更加牢固。汉阳区民政局的结论却恰恰相反，921对离婚夫妻中，同岁、相差一岁……相差五岁的比例分别为16．83％、15．42％……8．04％，年龄相差越小，离婚几率越大。据笔者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年龄相同或相差很小的夫妻结婚几年、十几年或较长时间后，意见相左，性格不合，或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仍然难以弥合，就会产生危机，往往和和气气分手——协议离婚。另一种是夫妻为同时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与曲折，从逆境走过来了，人们称是患难夫妻，但进入顺境，儿女大了，各立门户，老两口住在一起往往各自为“政”，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争吵吵天天有，天长日久不易解开的疙瘩越积越多，只好分道扬镳，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还有一种，是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20多年的夫妻生活是为了子女而凑合着过下来了，如今子女毕业还没有工作，而夫妻中一个下岗或提前退休，工资低、收入差，生活拮据，往往为经济问题分手；或者一方常年生病，身体虚弱，另一方身体健壮，精神压抑，性生活不正常、不和谐，商议离婚。
像这些年龄差距小而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离婚是正常的，不涉及某一方的道德问题。近年来，离婚后重建家庭或丧偶后再婚的婚姻中，男女相差20岁、30岁或更多的比比皆是。
专家分析，同龄夫妇处于相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压力相近，不容易相互包容，而年龄相差较大的夫妇，年长一方对婚姻的考虑较为成熟，往往从长者的角度出发抚平家庭琐事带来的矛盾冲突。另外，当今大龄知识女性，多倾向于找比自己高一个年龄段的丈夫，觉得这样有安全感、可靠，哪怕丧偶的男人，也是心中如意郎君。
以上种种，实实在在存在于当今社会之中。既然存在，必有原因，是耶非耶，读者诸君可自行判断，包括同龄夫妻是否属于“离婚高危组合”，以及如何化解“高危”，都不妨讨论一番。
黄 波(湖北·宜昌)
最近新华社连续推出“抗日英雄谱”，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大感意外的名字：薛岳。稍知现代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蒋介石手下“剿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他的部队号称国民党的王牌军，红军长征时，带领中央军穷追不舍给长征红军以很大麻烦的就是薛岳。薛岳在中国抗战史上有其地位，有学者称其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薛岳的抗日光荣史长期以来不太为人所知，历史课本鲜有提及，这不仅是对薛岳本人不公正，对当时在薛岳指挥下浴血抗战的将士不公正，而且因为抗战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集体记忆，遗忘一位抗战名将，这种集体记忆必然是残缺的。薛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被忽视有其历史因由，但这种理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永远凝固的。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能够突破那些看似壁垒森严的条条框框，回归历史真实，并因而传递出丰富的现实意义。现在，薛岳作为“抗日英雄”终于回到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既是薛岳将军之幸，追随薛将军奋勇杀敌的中国将士之幸，也是我们民族之幸。当我们读到电文中引用的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的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只要是中国人，谁不为抗日英雄的气概所激励和感动?这种油然而生的情感超越了阶级、党派和族群，必将有利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许这就是薛岳名列“抗日英雄谱”的现实意义。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和解是最重要的，只有和解才能产生合力，充满合力的民族才最有希望。
反腐动真格：许元烧船取钉的启示
谢新寿(广东·蕉岭)
宋朝航运和船场皆官办，有人钻管理上的漏洞，损公肥私，如造船用钉，官船多虚报。因为这里有一个“空子”，钉子钉在船体里，既不能称重量，也难以点数目，所以，历来都听任工匠虚报多领。
后来许元出任发运判官，正营造船。他对工匠虚报多领船钉的事早有所闻，决心除此积弊。一天，他来到造船上场，令工匠拽过一艘刚造好的船，点火烧将起来，最后木船烧得只剩一堆铁钉。冷却之后，许元叫工匠当众过秤，结果众人大吃一惊，原来船板上钉的钉子才用了所领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并没有用在官有船场所造的新船上。
许元烧船的事，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这件事告诉人们，要杜绝损公肥私的行为，光做官样文章而不愿多作深入调查，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只能做样子吓唬人，是难以奏效的。
许元的可贵之处，一是整治决心大，敢于较真。“官船用钉”这件众人见怪不怪、无从下手的小事，他却抓住不放，痛下杀手，一不做二不休，使造假工匠无所遁形；二是办法聪明有效，击中要害，不查则已，查则“水落石出”，立见成效；三是敢于付出代价，为人所不敢为、所不能为。烧毁一条船，换来了官船用钉的量化指标，从此堵死了多年的漏洞，革除了船场积弊，这值与不值，就不是“经济账”所能计算出来的了。要是没有一点胆识、一点智慧，能做成这件事吗?联想到今日防腐反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难题，以及官场、职场、卖场中数之不清的令人头痛的积弊，“许元烧船取钉”的破解之道，对我们或许不无启示吧
当官是几等人才?
陈鲁民(河南·郑州)
当官是几等人才?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那时“唯有读书高”，最优秀的读书人去当官，自然是一等人才。李鸿章则不然，他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不中用了”。只会干天下最容易的事肯定是末等人才。曹振庸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臣，圣眷不衰，官至极品，绘形图于紫光阁，列为功臣。一次门生叩问当官的诀窍，他坦然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昏庸如此，恐怕连三等都算不上。怪不得自古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官的很鄙视，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阮籍为躲避做官，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嵇康听说好友山涛要推荐他去做官，立即写信绝交。
20世纪30年代，朱家骅托傅斯年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坚辞不就。傅斯年一再催促，李方桂发了火，不耐烦地对傅说：“研究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躬身作了一个长揖，李先生也许有些偏颇，但学者鄙薄做官，过去是常有的事。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在干着对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能够促使法国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第二个假设：假如法国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不幸，因为他们没有给国家带来进步。”美国作家房龙的说法更耸人听闻：“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贡献大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半期所有的政治家、将军、银行家和政客加起来的总和。”在他们眼中，官员最多不过是二三等人才，甚至不算人才。
依笔者管见，当今官员队伍良莠不齐，有一等人才，有二等人才，也杂有三等人才，甚至还有不少败类，像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但最令人不平的是不管何等人才，只要当了官待遇都一等，住房用车出国考察，样样可羡慕。平心而论，一等人才享受一等待遇，老百姓没有意见，尸位素餐昏庸腐败的官员也享受一等待遇，于理就说不通。希望当了官或有志于当官的人扪心自问：我是一等人才吗?如果不是，就自定补救办法，或主动让贤，或提高水平，朝着一等努力。共产党既不容贪官，也不养“多磕头少说话”的庸官。
郑州任用干部“三票制”有新意
东 君(江苏·通州)
河南省郑州市摒弃干部委任旧机制，推行群众推荐、素能测评、差额表决“三票制”，层层淘汰，最终遴选出260名干部。
郑州的“三票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公开拟用干部的职位、条件、标准，将“初选权”交给群众，并将“公推”结果公之于众，让群众把好前关。二是组成评委团，采取笔试、面试、模拟等形式，对“公推”人选进行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测试，按分数高低确定考察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三是实行全委会、常委会或组织部长办公会无记名差额表决，表决结果当场公布，得票最高者确定为拟用人 选，并进行任前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这种干部“优选优生”机制，不仅克服了过去“由组织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为贯彻党的《干部任用条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三票制”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票制”不仅是公开透明、程序严密的阳光运行机制，而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为所有的竞争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展示才华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用人决策上实行了群众、评审团、常委(全委)会“三权”制约，有效地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上“暗箱操作、拉票贿选”现象的产生。
二是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长期以来，干部往往由上级任命，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的现象屡禁不止，跑到要到官的官员又只对上负责，群众观念淡薄，人民群众不拥护，干群关系紧张。“三票制”中的第一票“群众公选”关了封官许愿的门，堵了跑官要官的路，从根本上解决了提名渠道过窄、视野不宽、竞争不强、民意缺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选错人、用错人等一系列问题，限制了少数人滥用权力，实现了“权力回归权利”。
三是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以前任用干部，由组织部提出人选，常委会讨论决定，不仅群众的民主权利难以体现，就是党内民主也形同虚设。“组织部选人实际上是一把手定人，常委会讨论实际上是一把手决定”，组织部只是履行程序，常委会只是走走形式。“三票制”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采取常委会或全委会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场唱票，是党内民主的明显体现。一把手与其他领导一样，只有一票，这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一把手权力形成了制约。
四是充分体现了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科学性。“三票制”在干部任职资格的设置上，规定了必须有与所任职位相适应的经历和能力。这一关强调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和上任后的对口性、适应性，避免了以往公选中“民意失真、考察不准”的疏失。
五是充分体现了选拔人才的导向作用。选干部的根本目的在于选出真正的德人、勤人、廉人、能人、仁人。“三票制”为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为干部干好事、办实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以德取人、公正选人、据能用人方面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由于老百姓对权力实施了全程监督，已当了干部的不敢高枕无忧，心中时刻装着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想当干部的看到了公正，看到了希望，心里有了动力，行动更加努力。
矿难，吞噬生命的魔窟
常 侠(山东·日照)
面对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采访时坦言：今年以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并没有因为安监总局的升格而减少，我国的安全生产任务确实很艰巨。今年1到5月份，煤矿矿难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的。
去年我国矿难死亡的人数是6027人。尽管血淋淋的“教训”教训了一次又一次，但矿难死亡人数却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边“教训”，一边“发生”，矿工的生存环境就这样难以改变吗?
据李毅中透露，全国目前有26000个煤矿，数量全世界第一。中国地大物博，有再多的煤矿也不奇怪，但其中所存在的隐患，确实让人担忧。首先是管理隐患，这么多煤矿能否做到安全管理到位?这里还必须指出，当今存在“一窝蜂”求富方式，哪里能发财都往哪里拥，明知有安全隐患，也要铤而走险，拿矿工的生命当儿戏。我国的资源再丰厚，也禁不住这样乱开乱采。矿难责任在谁?既在那些黑心矿主，更在地方某些贪财好利的官员，正是他们使大批煤窑冒险开采。在利益的驱动下，矿难成了一个不断吞噬生命的魔窟。
如果按每年死亡6027人(今年还在增长)计算，那么每百万吨煤就要付出3个人生命的代价。6027(仅去年一年)条人命！6027个家庭!他们的不幸和灾难，令人何其悲痛!他们本来应当与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一样，享受劳动、报酬。每当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矿难幸存者满脸煤黑、惊魂未定，为他们幸存而庆幸时，又为他们的生存状况深忧。每年死亡6027人这样可怕的数字，再也不能继续在统计中出现了!
同龄夫妻：离婚高危组合?
祖丁远(江苏·南通)
武汉市汉阳民政局对2004年全年921对离婚夫妻进行调查，发现如今离婚呈现新特点。在大多数人眼里，同龄人有共同的经历、相同的价值观，更容易相互理解，婚姻该是更加牢固。汉阳区民政局的结论却恰恰相反，921对离婚夫妻中，同岁、相差一岁……相差五岁的比例分别为16．83％、15．42％……8．04％，年龄相差越小，离婚几率越大。据笔者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年龄相同或相差很小的夫妻结婚几年、十几年或较长时间后，意见相左，性格不合，或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仍然难以弥合，就会产生危机，往往和和气气分手——协议离婚。另一种是夫妻为同时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与曲折，从逆境走过来了，人们称是患难夫妻，但进入顺境，儿女大了，各立门户，老两口住在一起往往各自为“政”，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争吵吵天天有，天长日久不易解开的疙瘩越积越多，只好分道扬镳，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还有一种，是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20多年的夫妻生活是为了子女而凑合着过下来了，如今子女毕业还没有工作，而夫妻中一个下岗或提前退休，工资低、收入差，生活拮据，往往为经济问题分手；或者一方常年生病，身体虚弱，另一方身体健壮，精神压抑，性生活不正常、不和谐，商议离婚。
像这些年龄差距小而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离婚是正常的，不涉及某一方的道德问题。近年来，离婚后重建家庭或丧偶后再婚的婚姻中，男女相差20岁、30岁或更多的比比皆是。
专家分析，同龄夫妇处于相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压力相近，不容易相互包容，而年龄相差较大的夫妇，年长一方对婚姻的考虑较为成熟，往往从长者的角度出发抚平家庭琐事带来的矛盾冲突。另外，当今大龄知识女性，多倾向于找比自己高一个年龄段的丈夫，觉得这样有安全感、可靠，哪怕丧偶的男人，也是心中如意郎君。
以上种种，实实在在存在于当今社会之中。既然存在，必有原因，是耶非耶，读者诸君可自行判断，包括同龄夫妻是否属于“离婚高危组合”，以及如何化解“高危”，都不妨讨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