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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心反腐：香港廉政公署的眼光
■ 李醒（山东·定陶）
已到退休年龄的香港“四大探长”之一韩森，因拥有资产超过他31年支薪总数的19.3倍，被香港廉政公署列为重点追查对象。后经调查认定确有贪污，遂于1976年以财富与职务收入不相称为由，发出通缉令。韩森于1999年病逝，但香港廉政公署并不因此放弃对韩森的追究，历时三十余载，终于让其亲属交出总值约1.4亿港元的资产。
香港廉政公署反贪工作所以做得好，其一是善于从被人忽略的地方发现线索。韩森曾是香港叱咤一时的名探长，为社会治安和案件侦破立下赫赫战功。再说，韩森已到退休年龄，按通常的做法，即使发现有点小问题，也懒得去较真。但香港廉署却不是这样，一当发现韩森的财产与职务收入不相称即毅然出手，穷追不舍。其二是发现腐败，抓住不放。香港廉署对韩森案有多次“罢手”机会，韩森被起诉时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贪污受贿，只是所拥有的资产超过其合法收入而已。在诉讼中，韩森得以免于引渡而由加拿大转至台湾定居，这时也有充足的理由了结此案，因为韩森在引渡聆讯中胜诉。直至1999年韩森在台湾病逝，廉署始终没有放弃对韩森案的追查，由此终于使韩森的亲属认识到：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与政府周旋，否则，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的态度使人们明白：既然政府铁心反腐，腐败分子就知道“吃了还要吐出来”，如果不识时务搞腐败，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香港官员压根儿就不去搞腐败，即“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腐败的概率，减少了反腐败的成本。这就是香港廉政公署的眼光。
富人才配读北大、清华？
■ 李昌森（江苏·南通）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就两会代表反映关于“上学贵”问题回复说：“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的人都消费得起。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人民网06.3.15）
这番话真让人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期盼凉了半截。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向这位发言人讨教。
北大、清华到底为谁而办？北大、清华的“优质资源”再有限也是公共资源，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属于少数有钱人的。名牌大学的贵，应该体现在教学质量上，所以只能择“优”录取，而不能择“富”录取：有钱人子弟不够入学条件，钱再多也不能录取；而穷人的孩子具备入学资格，家再穷也不能拒之门外。名牌大学切不可嫌贫爱富。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注册时都要带上上年父母的纳税表，全家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则免费。一些不免费的学校设有各种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学校，学生和家长可以向政府申请免息助学贷款。所以只要具备入学资格，贫富都可就读。按照发言人的逻辑，没钱就不配上北大、清华，那不就可以取消报考，把录取名额拿到市场拍卖，出钱多者入学吗？
学子求学等于“逛市场”吗？王旭明说：“教育成了消费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有钱就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没钱就只能买100元一套的衣服。”教育是一种消费，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一时没钱可以不去商场购物，而接受教育是适龄人不能须臾停止的，也就是说，接受教育是必须性消费，不能因为家庭贫困就不进校门，等到富了才上学。教育部不是“一直反对教育产业化”吗，怎么能用“逛市场”比喻教育呢？
官方发言人应该为谁说话？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组一项调查显示：阶层之间的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学校占有较大的份额，约有1/5学生通过交纳资助费、择校费进入重点高中（新华社每日电讯06.3.9）。治理教育乱收费，保证教育公平的呼声非常强烈。教育改革不能搞平均主义，但也不能无休止地拉大阶层差距，以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作为国家教育部发言人理应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为大多数老百姓讲话，为大多数学子代言。然而，教育部发言人一边说防止“教育产业化”，一边又以“逛市场”与读大学作比，为教育高收费辩解，这与官方发言人的身份相称吗？指望这类官员去治理教育乱收费恐怕有点玄。
谁愿当这样可怜的市长
■ 侯志川（四川·南充）
现在报纸多，互联网上新闻更多。要想一天到晚忙于“稻粱谋”的读者舍得花时间“点击”，新闻标题就必须“抢眼”，否则一切免谈，这逼得编辑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设计标题。最近美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的市长被警察逮住，一下子在我们这里成了热门大新闻，盖因报道用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市长脱衣舞厅看大门”。此则新闻“抢眼”之处在于“市长看大门”，而且看的是“脱衣舞厅的大门”，须知这两点在咱们这里都是断断不可能出现的“天方夜谭”，何况还带点色情味！因而大家都想看稀奇，都想“点”开看个究竟。看来这标题完全有资格当选今年“十大优秀标题”。
为什么说咱们这里“不可能出现”此类新闻？因为咱们的官员无非“清廉”和“腐败”两大类。任何一位清廉的市长凭正常的工资收入加上各种合法的补贴，就可以生活得相当不错，哪里需要下班后去给人家“打工”，还可怜兮兮地站在名声不佳的色情场所的大门口！而腐败的官员，“来钱”路子那么多，腰包那么鼓，当然更不屑于做“门房”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他们出现在色情场所绝不是辛辛苦苦看大门，而是直入包厢偎红倚翠花天酒地。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此类我们看来是“人咬狗”的怪事。
如果不是这次“市长脱衣舞厅看大门”之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硬是不晓得，在美国除了联邦和州政府以外，大多数县、市、乡、镇政府的“负责人”都只是从政府领取一份微薄的工资或补贴，都必须从事其他职业才足以养家糊口。例如著名的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他的年薪就是象征性的一美元。“看大门”的那个联邦高地市市长已经幸运得多，可一年的薪水也只有7200美元——尽管该市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7000美元。他如果晚上不去守大门，就会连每个月非缴不可的1100美元的健康保险费都拿不出来。你说“美帝国主义”的官员可怜不可怜呀？咱们这里“为人民服务”喊了几十年了，可至今就连清官的“正常收入”也比大多数普通百姓高得多。“美帝国主义”不声不响地就实现了被马克思表扬过的“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原则：公社领导者的工资必须低于普通工人。高地市市长看大门也许不太光彩，却让咱们这里养尊处优的某些“领导者”相形见绌。
我们的“个别地方”一方面给官员种种好处，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另一方面又喋喋不休地奉劝大家不要去“跑”官，此事之难，就好比把一头饿狗从一盘香喷喷的红烧牛肉面前赶跑，得费多大劲！难道就想不到换一个做法，盘子里不搁美味佳肴而放一点草根树皮，如果狗还会感兴趣的话，你抽我的嘴巴！
“市”改“区”何以让他们如此疯狂
■ 孙振军（河南·三门峡）
听说过群众上访，没听说过党政领导干部上访；听说过党政领导干部接访，没听说过党政领导组织策划上访；听说过地痞、流氓打砸抢惹事生非，没听说过党政领导干部煽动、指使闹事。可是，没听说过的事却切切实实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开展“普法”、“三讲”、“先进性教育”等系列活动之后。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8月6日，因反对撤市改区，湖北省大冶市部分在职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组织了一起到黄石以“袭警”和冲击党政机关为目标、实施打砸抢堵的严重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近日，涉及此事的7名领导干部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处分。
他们为何要采取这种近乎疯狂的冒险举动？事件因上级决定大冶撤市建区而起。对群众而言，这本来无所谓，因为市也罢，区也罢，百姓的工作、生活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对干部，尤其领导干部来说，当市委书记、市长与当区委书记、区长差异就大得很：虽然级别一样，权限却有质的改变，比如城市的管理权、行政的收费权、项目的审批权、机构的设置权、人事权、资金的分配权等都要缩减甚至移交。
如果真正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行动指南，这些干部理应理解、配合、支持市变区的调整，但这是一批嘴上说一套干的是另一套、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私工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抽筋扒皮，当然气急败坏，孤注一掷了。
要说这些人不懂法、不知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假如辖区内的百姓冒犯了他们，他们会马上搬出法律条文，作为治理依据。至于党纪政纪，他们平时坐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要求别人如此这般，想必也是烂熟于胸的。
可悲的是，这些人当官久了，自认位高权重，谁也不能触犯，不但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就连组织、上级也不放在眼里，只要心里不顺，就要给你颜色看。大冶市这些党政干部组织策划社会闲散人员冲击党政机关，无疑是一种痞子心态。如果对撤市建区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但他们偏不这样做。凭着从政经验，他们认为只有闹出点动静，搞成点“气候”来，才会引起高层的重视，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可忧的是，当今有这种心态的干部并非少数。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某些岗位上的党政干部权力过大，“含金量”过高，确实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需要拿出对策的问题。
鸡毛何能当令箭
■ 秦 海（北京）
2005年，吉林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共收到规章性、规范性文件194件，其中23件存在问题，内容与法律有抵触，有的部门甚至以会议纪要、讲话等非规范性文件作为执法依据。对于这种拿“鸡毛”当“令箭”、有害依法行政的现象，吉林省政府以通报的形式作了批评，并指出这种纪要和讲话，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因此不具有执行效力。（见《报刊文摘》2006.5.15）
其实这种现象不独吉林有，其他地方也有，而且同样突出。“红头文件”大于法、会议纪要大于法、领导讲话大于法、领导指示大于法，甚至领导一个条子一句话大于法的事，在当今社会还时有发生。这就是所谓人治，即法律在权力之下，法律如毛附在权力之皮上，权力就是法。皇帝的话叫“圣旨”，任何法都在它之下。官员的话叫指示，法也无力与之一争高下，以至“弼马瘟”也常常发号施令，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已经成了我们社会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
不知道“鸡毛当令箭”这个说法始于何时，只知道所谓“鸡毛”是很无分量的东西。秦始皇死了，赵高和秦二世秘不发丧，派人到边关，假传始皇圣旨令长子扶苏自杀。这假圣旨就是一根“鸡毛”，可扶苏还是当“令箭”看待了。
对法治国家和法制社会来说，只有按法定程序制定并公布的法规可称“令箭”，可以作为执法的依据。某领导人的话、某个会议的纪要，有关方面当然也要遵循和办理，但却不能作为执法部门执法的依据，“鸡毛”是绝不能当“令箭”的。
村民民主自治不等于村干自治
■ 张镇强（湖北·武汉）
建设新农村先要解决谁来建设和怎样建设的问题。浙江永康荆山夏村被列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村支部和村委会不顾村民反对，拆迁旧屋，占用良田，统一建造村民别墅。首批已封顶但尚未完工的111幢别墅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成了烂尾楼，这项工程造成村集体负债8000多万元，村民怨声载道。另外，该村还不惜毁掉茶园，建造拥有2000座墓穴的“村民公墓”。现有全部坟墓迁移到公墓外，尚有1400多空穴，按照民政部提出的每年千分之三死亡概率推算，葬完这批空穴，至少需要300年。
这个试点示范村的建设完全是违背农民意愿，由少数村干部一手包办甚至用欺骗的手法强行搞起来的。如别墅工程，村民们原来填写的“不同意”被涂改为“同意”，一位村民事后愤怒地说：“这是强奸民意，是违法行为！”（《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7日）
村干部和少数基层官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搞一些炫人眼目的“亮点工程”？有人早已警告过，要防止某些人利用新农村建设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自己的升迁积累资本，为捞取经济好处创造前提。花巨资搞别墅工程和大型“村民公墓”，很难排除倡导者和主持者的个人目的。荆山夏村原村委会调解主任夏六允就说，“不惜毁掉茶园，建造这么大的公墓，里面肯定有猫腻”。
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村民民主自治的管理与监督机制，这是新农村建设基础的基础。新农村建设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按照农民自己的愿望和设计来进行，而不是由少数人指手划脚，越俎代庖。
村民民主自治绝不是村干部自治，不是由村干部包办一切，而是一切由全体村民决定，正如古希腊城邦有市民大会，现代国家有全民公决一样。村干部只是负责组织领导，提出方案，交全体村民讨论决定后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接受村民监督。村民自治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全体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组长会议、户长会议、挨户征集意见等。荆山夏村别墅工程如果经过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很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恶果。
村民民主自治是农村社会管理发展的方向。有了这个健全的机制，种种弊病都会得到遏制或消除。因此，不应把新农村建设仅仅看作经济生活的任务，它首先是政治文明的建设，农民民主意识的培育建设。
■ 李醒（山东·定陶）
已到退休年龄的香港“四大探长”之一韩森，因拥有资产超过他31年支薪总数的19.3倍，被香港廉政公署列为重点追查对象。后经调查认定确有贪污，遂于1976年以财富与职务收入不相称为由，发出通缉令。韩森于1999年病逝，但香港廉政公署并不因此放弃对韩森的追究，历时三十余载，终于让其亲属交出总值约1.4亿港元的资产。
香港廉政公署反贪工作所以做得好，其一是善于从被人忽略的地方发现线索。韩森曾是香港叱咤一时的名探长，为社会治安和案件侦破立下赫赫战功。再说，韩森已到退休年龄，按通常的做法，即使发现有点小问题，也懒得去较真。但香港廉署却不是这样，一当发现韩森的财产与职务收入不相称即毅然出手，穷追不舍。其二是发现腐败，抓住不放。香港廉署对韩森案有多次“罢手”机会，韩森被起诉时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贪污受贿，只是所拥有的资产超过其合法收入而已。在诉讼中，韩森得以免于引渡而由加拿大转至台湾定居，这时也有充足的理由了结此案，因为韩森在引渡聆讯中胜诉。直至1999年韩森在台湾病逝，廉署始终没有放弃对韩森案的追查，由此终于使韩森的亲属认识到：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与政府周旋，否则，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的态度使人们明白：既然政府铁心反腐，腐败分子就知道“吃了还要吐出来”，如果不识时务搞腐败，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香港官员压根儿就不去搞腐败，即“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腐败的概率，减少了反腐败的成本。这就是香港廉政公署的眼光。
富人才配读北大、清华？
■ 李昌森（江苏·南通）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就两会代表反映关于“上学贵”问题回复说：“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的人都消费得起。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人民网06.3.15）
这番话真让人对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期盼凉了半截。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向这位发言人讨教。
北大、清华到底为谁而办？北大、清华的“优质资源”再有限也是公共资源，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属于少数有钱人的。名牌大学的贵，应该体现在教学质量上，所以只能择“优”录取，而不能择“富”录取：有钱人子弟不够入学条件，钱再多也不能录取；而穷人的孩子具备入学资格，家再穷也不能拒之门外。名牌大学切不可嫌贫爱富。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注册时都要带上上年父母的纳税表，全家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则免费。一些不免费的学校设有各种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学校，学生和家长可以向政府申请免息助学贷款。所以只要具备入学资格，贫富都可就读。按照发言人的逻辑，没钱就不配上北大、清华，那不就可以取消报考，把录取名额拿到市场拍卖，出钱多者入学吗？
学子求学等于“逛市场”吗？王旭明说：“教育成了消费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有钱就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没钱就只能买100元一套的衣服。”教育是一种消费，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一时没钱可以不去商场购物，而接受教育是适龄人不能须臾停止的，也就是说，接受教育是必须性消费，不能因为家庭贫困就不进校门，等到富了才上学。教育部不是“一直反对教育产业化”吗，怎么能用“逛市场”比喻教育呢？
官方发言人应该为谁说话？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组一项调查显示：阶层之间的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学校占有较大的份额，约有1/5学生通过交纳资助费、择校费进入重点高中（新华社每日电讯06.3.9）。治理教育乱收费，保证教育公平的呼声非常强烈。教育改革不能搞平均主义，但也不能无休止地拉大阶层差距，以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作为国家教育部发言人理应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为大多数老百姓讲话，为大多数学子代言。然而，教育部发言人一边说防止“教育产业化”，一边又以“逛市场”与读大学作比，为教育高收费辩解，这与官方发言人的身份相称吗？指望这类官员去治理教育乱收费恐怕有点玄。
谁愿当这样可怜的市长
■ 侯志川（四川·南充）
现在报纸多，互联网上新闻更多。要想一天到晚忙于“稻粱谋”的读者舍得花时间“点击”，新闻标题就必须“抢眼”，否则一切免谈，这逼得编辑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设计标题。最近美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的市长被警察逮住，一下子在我们这里成了热门大新闻，盖因报道用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市长脱衣舞厅看大门”。此则新闻“抢眼”之处在于“市长看大门”，而且看的是“脱衣舞厅的大门”，须知这两点在咱们这里都是断断不可能出现的“天方夜谭”，何况还带点色情味！因而大家都想看稀奇，都想“点”开看个究竟。看来这标题完全有资格当选今年“十大优秀标题”。
为什么说咱们这里“不可能出现”此类新闻？因为咱们的官员无非“清廉”和“腐败”两大类。任何一位清廉的市长凭正常的工资收入加上各种合法的补贴，就可以生活得相当不错，哪里需要下班后去给人家“打工”，还可怜兮兮地站在名声不佳的色情场所的大门口！而腐败的官员，“来钱”路子那么多，腰包那么鼓，当然更不屑于做“门房”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他们出现在色情场所绝不是辛辛苦苦看大门，而是直入包厢偎红倚翠花天酒地。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此类我们看来是“人咬狗”的怪事。
如果不是这次“市长脱衣舞厅看大门”之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硬是不晓得，在美国除了联邦和州政府以外，大多数县、市、乡、镇政府的“负责人”都只是从政府领取一份微薄的工资或补贴，都必须从事其他职业才足以养家糊口。例如著名的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他的年薪就是象征性的一美元。“看大门”的那个联邦高地市市长已经幸运得多，可一年的薪水也只有7200美元——尽管该市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7000美元。他如果晚上不去守大门，就会连每个月非缴不可的1100美元的健康保险费都拿不出来。你说“美帝国主义”的官员可怜不可怜呀？咱们这里“为人民服务”喊了几十年了，可至今就连清官的“正常收入”也比大多数普通百姓高得多。“美帝国主义”不声不响地就实现了被马克思表扬过的“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原则：公社领导者的工资必须低于普通工人。高地市市长看大门也许不太光彩，却让咱们这里养尊处优的某些“领导者”相形见绌。
我们的“个别地方”一方面给官员种种好处，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另一方面又喋喋不休地奉劝大家不要去“跑”官，此事之难，就好比把一头饿狗从一盘香喷喷的红烧牛肉面前赶跑，得费多大劲！难道就想不到换一个做法，盘子里不搁美味佳肴而放一点草根树皮，如果狗还会感兴趣的话，你抽我的嘴巴！
“市”改“区”何以让他们如此疯狂
■ 孙振军（河南·三门峡）
听说过群众上访，没听说过党政领导干部上访；听说过党政领导干部接访，没听说过党政领导组织策划上访；听说过地痞、流氓打砸抢惹事生非，没听说过党政领导干部煽动、指使闹事。可是，没听说过的事却切切实实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开展“普法”、“三讲”、“先进性教育”等系列活动之后。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8月6日，因反对撤市改区，湖北省大冶市部分在职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组织了一起到黄石以“袭警”和冲击党政机关为目标、实施打砸抢堵的严重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近日，涉及此事的7名领导干部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处分。
他们为何要采取这种近乎疯狂的冒险举动？事件因上级决定大冶撤市建区而起。对群众而言，这本来无所谓，因为市也罢，区也罢，百姓的工作、生活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对干部，尤其领导干部来说，当市委书记、市长与当区委书记、区长差异就大得很：虽然级别一样，权限却有质的改变，比如城市的管理权、行政的收费权、项目的审批权、机构的设置权、人事权、资金的分配权等都要缩减甚至移交。
如果真正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行动指南，这些干部理应理解、配合、支持市变区的调整，但这是一批嘴上说一套干的是另一套、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私工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抽筋扒皮，当然气急败坏，孤注一掷了。
要说这些人不懂法、不知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假如辖区内的百姓冒犯了他们，他们会马上搬出法律条文，作为治理依据。至于党纪政纪，他们平时坐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要求别人如此这般，想必也是烂熟于胸的。
可悲的是，这些人当官久了，自认位高权重，谁也不能触犯，不但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就连组织、上级也不放在眼里，只要心里不顺，就要给你颜色看。大冶市这些党政干部组织策划社会闲散人员冲击党政机关，无疑是一种痞子心态。如果对撤市建区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但他们偏不这样做。凭着从政经验，他们认为只有闹出点动静，搞成点“气候”来，才会引起高层的重视，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可忧的是，当今有这种心态的干部并非少数。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某些岗位上的党政干部权力过大，“含金量”过高，确实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需要拿出对策的问题。
鸡毛何能当令箭
■ 秦 海（北京）
2005年，吉林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共收到规章性、规范性文件194件，其中23件存在问题，内容与法律有抵触，有的部门甚至以会议纪要、讲话等非规范性文件作为执法依据。对于这种拿“鸡毛”当“令箭”、有害依法行政的现象，吉林省政府以通报的形式作了批评，并指出这种纪要和讲话，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因此不具有执行效力。（见《报刊文摘》2006.5.15）
其实这种现象不独吉林有，其他地方也有，而且同样突出。“红头文件”大于法、会议纪要大于法、领导讲话大于法、领导指示大于法，甚至领导一个条子一句话大于法的事，在当今社会还时有发生。这就是所谓人治，即法律在权力之下，法律如毛附在权力之皮上，权力就是法。皇帝的话叫“圣旨”，任何法都在它之下。官员的话叫指示，法也无力与之一争高下，以至“弼马瘟”也常常发号施令，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已经成了我们社会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
不知道“鸡毛当令箭”这个说法始于何时，只知道所谓“鸡毛”是很无分量的东西。秦始皇死了，赵高和秦二世秘不发丧，派人到边关，假传始皇圣旨令长子扶苏自杀。这假圣旨就是一根“鸡毛”，可扶苏还是当“令箭”看待了。
对法治国家和法制社会来说，只有按法定程序制定并公布的法规可称“令箭”，可以作为执法的依据。某领导人的话、某个会议的纪要，有关方面当然也要遵循和办理，但却不能作为执法部门执法的依据，“鸡毛”是绝不能当“令箭”的。
村民民主自治不等于村干自治
■ 张镇强（湖北·武汉）
建设新农村先要解决谁来建设和怎样建设的问题。浙江永康荆山夏村被列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村支部和村委会不顾村民反对，拆迁旧屋，占用良田，统一建造村民别墅。首批已封顶但尚未完工的111幢别墅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成了烂尾楼，这项工程造成村集体负债8000多万元，村民怨声载道。另外，该村还不惜毁掉茶园，建造拥有2000座墓穴的“村民公墓”。现有全部坟墓迁移到公墓外，尚有1400多空穴，按照民政部提出的每年千分之三死亡概率推算，葬完这批空穴，至少需要300年。
这个试点示范村的建设完全是违背农民意愿，由少数村干部一手包办甚至用欺骗的手法强行搞起来的。如别墅工程，村民们原来填写的“不同意”被涂改为“同意”，一位村民事后愤怒地说：“这是强奸民意，是违法行为！”（《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7日）
村干部和少数基层官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搞一些炫人眼目的“亮点工程”？有人早已警告过，要防止某些人利用新农村建设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自己的升迁积累资本，为捞取经济好处创造前提。花巨资搞别墅工程和大型“村民公墓”，很难排除倡导者和主持者的个人目的。荆山夏村原村委会调解主任夏六允就说，“不惜毁掉茶园，建造这么大的公墓，里面肯定有猫腻”。
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村民民主自治的管理与监督机制，这是新农村建设基础的基础。新农村建设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按照农民自己的愿望和设计来进行，而不是由少数人指手划脚，越俎代庖。
村民民主自治绝不是村干部自治，不是由村干部包办一切，而是一切由全体村民决定，正如古希腊城邦有市民大会，现代国家有全民公决一样。村干部只是负责组织领导，提出方案，交全体村民讨论决定后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接受村民监督。村民自治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全体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组长会议、户长会议、挨户征集意见等。荆山夏村别墅工程如果经过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很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恶果。
村民民主自治是农村社会管理发展的方向。有了这个健全的机制，种种弊病都会得到遏制或消除。因此，不应把新农村建设仅仅看作经济生活的任务，它首先是政治文明的建设，农民民主意识的培育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