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殷周历史文告的汇编，它以散体文章形式反映历史，作为一部政治性极强的文献，自古以来《尚书》就是历代为官所必须研习的重要政治文本。《尚书》载录了我国历史上见诸文字最早的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政治活动，军国大计以及重要政治首脑人物的谈话、诰命。笔者在此拟对《尚书》关于戒酒政令的出台背景和社会影响作些研究探索。
　　酒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特殊饮品，在中国出现得相当早。我们从《尚书》的有关篇章中可以了解到早在夏代人们就开始饮酒了。对平常人而言，饮酒总是和休闲娱乐关系密切。饮酒会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感觉，飘然欲仙的体验，也颇容易使一些人上瘾。如果一个人缺乏人生理想和搏击向上的追求，就会被酒征服，成为酒的奴隶。所以，周公在《酒诰》中极其严肃地向即将赴任的康叔发出言词严峻的“诰词”。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浩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无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士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乞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考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敢用酒……”
　　上文可以说是周公禁酒令的提出的理论依据。周公明确而坚定地提出“祀兹酒！”也就是说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用酒，其他场合是不允许用酒的。紧接着周公提出：上帝为人间造酒的初衷是“惟元祀”，是为大型祭祀而赐予的。如果说《酒诰》开篇是周公抬出文王和上帝阐明用酒是专为祭祀的话，而后面则明确告诫文王的子孙和百官，不许经常饮酒（无彝酒）。同时，要求在祭祀献享之际的饮酒也要懂规矩，“德将无醉”。要以道德来约束自己，要有酒德，不准喝醉，神志不清，语无伦次而露出丑态。同时还强调，无论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德行大小，年长或年轻，都应当戒酒。任何人都不能以各种借口在戒酒方面可以特殊。这是对文王的子孙和文武百官而言的。值得注意的是对饮酒的限制在就庶民大众而言则较为宽松。周公说，只要民众各尽其力地种好庄稼，尽职于王事，孝敬父母，这样他们在农事完毕后，赶着牛车外出经商，获得一定的收益之后，是可以饮酒的。
　　为什么周公要颁布戒酒令呢？这就是殷商留给历史的启发。殷商前代的国君都比较圣明勤谨。他们以身作则，勤于政务，“不敢自暇自逸”，哪里还谈得上饮酒呢！然而，这种情形到了后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失于非彝。用燕表威仪，民罔不　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高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毂，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处所言的“后嗣王”是指殷代暴君纣王，所谓“酣身”是说纣王纵逸于饮酒。周公在数落纣王失政的罪行中，其沉湎于酒色是关键点。周公对此的认识相当清醒：“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托于时。’予惟曰：‘汝吉力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文薄违，农文若保，宏文定群，矧汝，刚制于酒。’”周公发出十分庄严的训令，要封（即康叔）对殷商旧臣和诸侯国君以及相关的僚吏进行规范约束。同时周公还对掌管讨伐的司马，管理农业生产的司徒，管理司法的司空以及封本人发出命令，都经强行戒酒（刚制于酒）。此即《酒诰》之要义所在。周公对从上至下掌管实权的人物进行耐心劝说和正面教导，要他们认真地吸取殷商由盛而衰并最后败亡的历史教训而“刚制于酒”。周公知道，除了从理论上阐明饮酒的危害之外，还须辅以相关的行政手段与惩罚性措施，才不致于使“刚制于酒”沦为空谈，于是周公指出：“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期明享，乃不用我教解，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明同于杀。”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周公十分明确地宣布对违犯禁酒令者所采用的制裁措施：如果有一群人在一起饮酒的话，决不能放过他们！把他们全部逮捕到我这里，我要把他们全杀掉。好家伙，群饮者杀勿赦！这样的禁酒确实是够“刚制”的了。然而，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并非杀人暴君，他在某酒令中着重指出，对于那些殷商旧臣和手工业劳动者过分饮酒，则用不着杀他们，但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