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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内的全球第三次超级产业革命业已取得的先导性技术突破，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性动力。而美国依然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亦有可能使得美国在占据此次超级产业革命制高点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中国既需要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全面突破，更应培育一批能够引领超级产业革命的企业。
毋庸置疑，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二战”以来不确定性最密集的困难时期。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历时五年，曾经一度让世人看到了离去的迹象，但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那场危机不同的是：高度联动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极为敏感的金融传导机制下，其能级与外部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欧元区部分成员国经济效率低下、发展路径扭曲，抗击打能力脆弱，加上欧元体系固有的缺陷，于是出现了美国生病、欧洲染病进而病危的现象。
经济复苏靠超级产业革命
如果现在就说全球经济即将复苏，并不现实。但从历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演化历程来看，经济最困难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而且一个普遍的路径是，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都不外乎技术革命引致的产业革命启动。例如，1929年至1933年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的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的同时，也带动欧洲从衰退泥淖中上岸；同样，3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欧、日本等经济体的钢铁、汽车、化工等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美国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同样在汽车、电子等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进而缔造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可以说，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因应之道，除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大规模的干预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之外，更有赖于通过发动技术与产业革命来帮助人类走出危机。而从过去一百年的经济与产业变迁来看，只有找到一个能够形成较长产业链并能提供巨大就业空间的超级产业，以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才是治本之策。从历史经验来看，汽车和信息技术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原先热议的新能源产业尽管也有可能发育成新的产业群，但其产业链还不够长，但有可能成为此轮技术革命应用的重要载体。可以预计，假如上述以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全球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在帮助世界走出危机的同时，开启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
美国力夺产业革命主导权
在这场关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竞赛中，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握有较大的领先优势。一向重视全球趋势变迁的美国尽管受资金与资源投入的相对约束，但美国是不大可能大幅削减对前瞻性技术研发的投入的。事实上，比前任更重视技术的奥巴马深知，前瞻性技术投入将是构筑国家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于是上任伊始，即拨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就超过了200亿美元。仅政府的研发投入，美国去年即达到1480亿美元；企业的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微软2011年的研发投入即达到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其去年的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目前，在全球10个主要技术领域每年新增专利比较中，中国仅仅在化学领域领先于美国。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而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进而在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
着力点在于培育超级企业
尽管美国人也承认，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渐强大的技术追赶力量，美国的成功并非注定。但包括政府与相关企业在内的主要市场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可缺席百年以来的第三次超级产业革命。
中国既需要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全面突破，更应培育一批能够引领超级产业革命的企业。而从中国已有的技术基础与资源投入来看，尽管发展势头不错，但两个重要的短板尚未解决。一方面是企业偏好于简单的市场份额扩张，对技术投入的热情依然不高：二是技术产业化进展缓慢，专利成果转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瓶颈是：由于中国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尽管政府、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近年来不断强调创新，但要形成催生苹果这样的超级创新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生态，比如开放的心态、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中央企为代表的超大型企业由于重视规模与市场边界扩张的发展路径，因而在这场超级产业革命面前并不具有太多的战略意义。
基于此，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战略性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在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政策配套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技术创新积极性，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成产业化，最终打造一批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
毋庸置疑，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二战”以来不确定性最密集的困难时期。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历时五年，曾经一度让世人看到了离去的迹象，但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那场危机不同的是：高度联动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极为敏感的金融传导机制下，其能级与外部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欧元区部分成员国经济效率低下、发展路径扭曲，抗击打能力脆弱，加上欧元体系固有的缺陷，于是出现了美国生病、欧洲染病进而病危的现象。
经济复苏靠超级产业革命
如果现在就说全球经济即将复苏，并不现实。但从历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演化历程来看，经济最困难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而且一个普遍的路径是，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都不外乎技术革命引致的产业革命启动。例如，1929年至1933年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的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的同时，也带动欧洲从衰退泥淖中上岸；同样，3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欧、日本等经济体的钢铁、汽车、化工等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美国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同样在汽车、电子等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进而缔造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可以说，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因应之道，除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大规模的干预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之外，更有赖于通过发动技术与产业革命来帮助人类走出危机。而从过去一百年的经济与产业变迁来看，只有找到一个能够形成较长产业链并能提供巨大就业空间的超级产业，以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才是治本之策。从历史经验来看，汽车和信息技术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原先热议的新能源产业尽管也有可能发育成新的产业群，但其产业链还不够长，但有可能成为此轮技术革命应用的重要载体。可以预计，假如上述以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全球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在帮助世界走出危机的同时，开启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
美国力夺产业革命主导权
在这场关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竞赛中，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握有较大的领先优势。一向重视全球趋势变迁的美国尽管受资金与资源投入的相对约束，但美国是不大可能大幅削减对前瞻性技术研发的投入的。事实上，比前任更重视技术的奥巴马深知，前瞻性技术投入将是构筑国家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于是上任伊始，即拨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就超过了200亿美元。仅政府的研发投入，美国去年即达到1480亿美元；企业的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微软2011年的研发投入即达到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其去年的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目前，在全球10个主要技术领域每年新增专利比较中，中国仅仅在化学领域领先于美国。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而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进而在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
着力点在于培育超级企业
尽管美国人也承认，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渐强大的技术追赶力量，美国的成功并非注定。但包括政府与相关企业在内的主要市场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可缺席百年以来的第三次超级产业革命。
中国既需要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全面突破，更应培育一批能够引领超级产业革命的企业。而从中国已有的技术基础与资源投入来看，尽管发展势头不错，但两个重要的短板尚未解决。一方面是企业偏好于简单的市场份额扩张，对技术投入的热情依然不高：二是技术产业化进展缓慢，专利成果转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瓶颈是：由于中国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尽管政府、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近年来不断强调创新，但要形成催生苹果这样的超级创新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生态，比如开放的心态、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中央企为代表的超大型企业由于重视规模与市场边界扩张的发展路径，因而在这场超级产业革命面前并不具有太多的战略意义。
基于此，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战略性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在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政策配套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技术创新积极性，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成产业化，最终打造一批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