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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安石及其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在此，我谈也谈不好王安石的过人之处及其变法的不世之功，我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影响王安石变法成功的因素。
关键词： 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改革
一、改革者的性格、决心与态度
早在宋仁宗执政之时，王安石就上书过《上仁皇帝言事书》，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接着，在宋神宗执政不久，再次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歌舞升平背后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作为熙宁变法的倡导者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把变法进行到底的态度。但他在性格上却出了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在《登飞来峰》这首诗中听到的不只是王安石的自信与不畏艰难，还有他对要求变法的雄心壮志。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好胜逞强、自命不凡的性格。古人擅长把登高比喻自己的人生之路或者自己登上某一个高度。从这首诗中就充分说明王安石自以为是的把自己放在了过高的位置上，以为自己已经站到最高处了，而“浮云”一词对他人就有贬斥之意。接着，我们从《答司马谏议书》“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领教）。”等句子中看出王安石的确具有高超的见识和犀利的言词，但我想恶语伤人的道理可能还不为王安石所知，或说王荆公压根就没想过要得到司马光的支持。他这封信真是字字带刀、句句带刺，就算是常人看到这样的言词心里也不会舒服，何况是司马光呢？事实上，司马光本来是主张渐进式改革的，且曾经与王安石志同道合。但后来却极力反对变法，成了王安石的死对头。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可能与王安石的性格密不可分，因为文人可是很容易意气用事的！我们还可以从王安石和郑侠的故事看出王安石太过主观武断的性格，把反对变法的人都拒之门外，不听良言，固执己见。其实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可能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也正是因为他的性格问题吧。他太过固执己见、主观武断，过分坚持“原则”了。
二、改革的内容
为什么这部较全面完整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呢？我想，与其内容还是分不开的。第一，变法领域的单一性。就是变法过分的把重心放在农耕领域上进行，而农耕以外的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却很少触及。这是历来变法都不容忽视的。第二，变法缺乏创新性。变法只是对原来改革作小修改和补充，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熙宁新法”实际上是兼收并蓄的集体智慧。“青苗法”参考了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首创为大理丞郭谘；“均输法”用汉武帝时桑弘羊之说；“农田水利法”也结合了范仲淹改革的内容……这一切都是与原来的变法融通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却没有提出体制上的变革，没有不同以往、独树一帜的变化。
三、统治阶级的力量、思想与领导核心
在古代要想改变社会情形只能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你提出的主张要被统治阶级采纳。不然，就只能通过农民起义之类的方式才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在宋代“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社会环境下很难发生农民起义，而很不幸的是，王荆公在庆历新政的最低潮时期上书的《上仁皇帝言事书》没被采纳，因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宋仁宗赵祯是不可能以他的建言为意的。好不容易在宋神宗即位之时倍受重视，但很快因为一幅“流民图”使宋神宗内心发生动摇。随后，在保守派和反对派及广大士大夫的极力反对下，变法的内容就被一一废除了。其实，实质的问题是打从一开始，王安石变法就注定会失败，因为它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及保守派和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在宋哲宗元佑元年，保守派得势后，宣太后起用司马光，就马上将王安石变法彻底废除了。在封建色彩弥漫的国度里其实这早已在预料之中。清代的“维新变法”也就是又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改革是否彻底
这里，我所说的“彻底”是指在时间的长度和实施的强度及深度上考虑的。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都会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如曾布、蔡京、蔡卞、蔡确、李定，这些都是奸佞小人，他们迫害异己，诬陷贤良，谋取私利。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虽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但领导班子出了问题，导致在实施的强度与深度远不合乎变法的标准。
假如王安石的性格没那么执拗，假如王安石变法内容有新的亮点，假如变法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假如变法彻底了，那么王安石变法是很大可能会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王安石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关键词： 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改革
一、改革者的性格、决心与态度
早在宋仁宗执政之时，王安石就上书过《上仁皇帝言事书》，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接着，在宋神宗执政不久，再次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歌舞升平背后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作为熙宁变法的倡导者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把变法进行到底的态度。但他在性格上却出了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在《登飞来峰》这首诗中听到的不只是王安石的自信与不畏艰难，还有他对要求变法的雄心壮志。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好胜逞强、自命不凡的性格。古人擅长把登高比喻自己的人生之路或者自己登上某一个高度。从这首诗中就充分说明王安石自以为是的把自己放在了过高的位置上，以为自己已经站到最高处了，而“浮云”一词对他人就有贬斥之意。接着，我们从《答司马谏议书》“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领教）。”等句子中看出王安石的确具有高超的见识和犀利的言词，但我想恶语伤人的道理可能还不为王安石所知，或说王荆公压根就没想过要得到司马光的支持。他这封信真是字字带刀、句句带刺，就算是常人看到这样的言词心里也不会舒服，何况是司马光呢？事实上，司马光本来是主张渐进式改革的，且曾经与王安石志同道合。但后来却极力反对变法，成了王安石的死对头。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可能与王安石的性格密不可分，因为文人可是很容易意气用事的！我们还可以从王安石和郑侠的故事看出王安石太过主观武断的性格，把反对变法的人都拒之门外，不听良言，固执己见。其实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可能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也正是因为他的性格问题吧。他太过固执己见、主观武断，过分坚持“原则”了。
二、改革的内容
为什么这部较全面完整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呢？我想，与其内容还是分不开的。第一，变法领域的单一性。就是变法过分的把重心放在农耕领域上进行，而农耕以外的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却很少触及。这是历来变法都不容忽视的。第二，变法缺乏创新性。变法只是对原来改革作小修改和补充，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熙宁新法”实际上是兼收并蓄的集体智慧。“青苗法”参考了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首创为大理丞郭谘；“均输法”用汉武帝时桑弘羊之说；“农田水利法”也结合了范仲淹改革的内容……这一切都是与原来的变法融通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却没有提出体制上的变革，没有不同以往、独树一帜的变化。
三、统治阶级的力量、思想与领导核心
在古代要想改变社会情形只能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你提出的主张要被统治阶级采纳。不然，就只能通过农民起义之类的方式才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在宋代“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社会环境下很难发生农民起义，而很不幸的是，王荆公在庆历新政的最低潮时期上书的《上仁皇帝言事书》没被采纳，因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宋仁宗赵祯是不可能以他的建言为意的。好不容易在宋神宗即位之时倍受重视，但很快因为一幅“流民图”使宋神宗内心发生动摇。随后，在保守派和反对派及广大士大夫的极力反对下，变法的内容就被一一废除了。其实，实质的问题是打从一开始，王安石变法就注定会失败，因为它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及保守派和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在宋哲宗元佑元年，保守派得势后，宣太后起用司马光，就马上将王安石变法彻底废除了。在封建色彩弥漫的国度里其实这早已在预料之中。清代的“维新变法”也就是又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改革是否彻底
这里，我所说的“彻底”是指在时间的长度和实施的强度及深度上考虑的。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都会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如曾布、蔡京、蔡卞、蔡确、李定，这些都是奸佞小人，他们迫害异己，诬陷贤良，谋取私利。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虽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但领导班子出了问题，导致在实施的强度与深度远不合乎变法的标准。
假如王安石的性格没那么执拗，假如王安石变法内容有新的亮点，假如变法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假如变法彻底了，那么王安石变法是很大可能会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王安石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