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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甘地家族在现代印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传奇性的重要角色，被称为印度的第一政治家族，家族成员历任这个庞大国家的领袖，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如同闪耀的太阳和月亮，他们身边的亲人们则是反射着伟人光辉的星辰。这些星辰，有的并不甘于只做一面镜子，而是努力锻造着火热的内核，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自我的光彩。在尼赫鲁家族中，那些热爱写作的女人们尤为引人注目。
尼赫鲁有两个妹妹，大妹妹维佳亚·拉克什米·潘迪特（Vijaya Lakshmi Pandit，1900—1990），小妹妹克里希那·胡其信（Krishna Hutheesing，1907—1967）。维佳亚·拉克什米·潘迪特一般被称为潘迪特夫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曾经担任驻苏联大使（1947—1949）、驻美大使（1949—1951），是第一任印度驻联合国大使，1951年任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中国，到过北京、曲阜等地，1953年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是第一位联大女主席。克里希那·胡其信曾积极参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其丈夫都曾经被英印政府逮捕入狱。克里希那热爱写作，对自己的经历及家族的历史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如《我们尼赫鲁们》（We Nehrus），《眼中挚爱：对英迪拉·甘地的亲密描绘》（Dear to Behold： the Intimate Portrait of Indra Gandhi），《永不后悔》（With No Regrets）。1946年，大东书局曾翻译出版《尼赫鲁氏的家庭》一书，包括上下两卷，上卷《决不后悔》，作者是克里希那·胡其信；下卷是《狱中日记》，作者是维佳亚·拉克什米·潘迪特。
在尼赫鲁家族中，维佳亚和克里希那都比不上那衍塔拉·萨格尔那么文名远播。那衍塔拉是维佳亚的二女儿，她是在海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印度女作家之一。
那衍塔拉·萨格尔出生于1927年，她的童年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从小就看到监狱像魔影一样笼罩着亲人的生活，她的舅舅、父亲、姨妈，都曾经遭遇了英印政府的监禁。因为生活的不安定，她和姐姐换过无数个学校。1943年，母亲为了让她和姐姐在和平环境中接受较好的教育，把她们送到美国读书。1947年她在威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
那衍塔拉创作了多部作品，如《监狱与巧克力蛋糕》（Prison and Chocolate Cake ，1954），《置于恐惧的自由》（From Fear Set Free ，1963），《那幸福的时光》（A Time to Be Happy ，1963），《晨曦》（This Time of Morning ，1965），《昌迪加尔的风暴》（Storm in Chandigarh ，1969），《印度自由运动》（The Freedom Movement in India ，1970），《阳光围绕》（Sunlight Surrounds You ，1970），1985年创作《像我们这么富有》（Rich like Us），并凭借这部作品获得1986年的印度文学院奖，这是印度文学的最高奖项。1988年创作《被弄错的身份》（Mistaken Identity ），1989年创作《新德里事件》（A Situation in New Delhi），2003年创作《不知名的种族》。
受家族背景影响，那衍塔拉的创作有着突出的政治与历史视野。第一部作品就是1954年出版的《监狱与巧克力蛋糕》，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作品，时间跨度并不长，从1943到1948年五年的时间。1943年，那衍塔拉十六岁，这一年，她和姐姐远赴美国。1948年，她们回到印度。但是此时的印度已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她们的父亲也在1947年死于狱中。那衍塔拉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记录了家族几代人在那段时间内的经历，她们与一些重要人物（如甘地）的接触，以及移居美国后感受到的孤独和尴尬，当然也不乏美好时光的怀恋。书的题目来自她心中一个永恒的瞬间，三岁时，她和家人在吃巧克力蛋糕的时候，一群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带走了父亲。因此，在她心里，监狱就这样跟巧克力蛋糕联系在了一起。那衍塔拉的处女作基本上奠定了她创作的风格，那就是在政治、历史事件的描绘中突出个人的感受。《置于恐惧的自由》《印度自由运动》以及《英迪拉·甘地：走向权力之路》都是关注政治问题的作品，涉及印度独立后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如印巴分治、甘地遇难等，表达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她在文学领域的声誉来源于独立的批评姿态，她没有因为出生于尼赫鲁家族就对当政者有所偏袒。在20世纪英迪拉当政的紧急状态时期，那衍塔拉·萨格尔是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政府腐败的作品，因此她遭到压制，不仅即将就任的驻意大利大使的职位被紧急取消，而且还被多次约谈。她创作的小说《像我们这么富有》，也描绘了在紧急状态时期印度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对印度政治的关注成为那衍塔拉创作的一大特征，她自己曾经说过：“政治事件总是使我感兴趣，我想，没有其他印度小说家这么尝试过政治小说这种类型。”在她的政治题材作品中，她一直信守甘地主义，信奉非暴力，这表现了甘地对她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知识女性，那衍塔拉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印度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她在小说中描绘了印度女性不自由的生活，并分析了背后的宗教、政治原因，激烈地批判了印度社会存在的性别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并试图树立新的女性道德，追求女性的自由、平等。
在《新德里事件》中，那衍塔拉批判了印度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无视，指出女性在这样的社会已没有容身之地，即使在新德里的大学校园里，女性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女主人公墨图（Madhu）在大学的办公室被三个男孩强奸，他们把她当做泄欲工具，根本没有考虑到她的内心感受，在意识中根本不存在对女性的尊重。虽然有一个正直的法官希望能惩治罪犯，但最终也没有成功，为了保护女性权益，法官辞去公职，投入到社会活动中，但收效甚微。罪犯没有被绳之以法，受害者墨图却被看作家庭的耻辱，她的哥哥竟然觉得妹妹的遭遇是他的负担。最终，墨图自杀了。那衍塔拉通过描写罪犯的逍遥法外，法官的失败以及墨图的死，深刻批判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畸形社会，警示人们反思印度传统文化存在的性别歧视。
在《昌迪加尔的风暴》中，萨若姬（Saroj）和尹德尔（Inder）已结婚数年，他们有两个孩子，但看起来美满的家庭却暗含着萨若姬无法承受的风暴。因为尹德尔知道了妻子在婚前就失去了贞操，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家里对萨若姬不闻不问，更谈不上理解、尊重和爱。他用这种感情的暴力折磨萨若姬。而尹德尔自己在婚前已经数次偷尝了禁果。很显然，尹德尔对自己和妻子持有完全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他认为婚前与异性的亲密接触是他人生的一部分，毫无羞愧之感，却认为有同样行为的妻子是罪人。作家那衍塔拉没有让萨若姬悲悲切切地度日，而是使她具有了独立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在丈夫因为这件事屡次辱骂她的时候，她说：“我喜欢他，而且我很好奇，难道这算是罪过吗？”那衍塔拉塑造的不是传统社会中“在家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的从属性的女性，她要让女性拒绝从属性的地位，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因此，她塑造了那些经历了婚姻的痛苦毅然选择离婚的女性，也塑造了一些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形象。而且在她写到离婚女性的时候，她把离婚看作一个新世界的开始，是结束痛苦婚姻的方式，虽然不得不面对社会对离婚女性的偏见，但是离婚也提供了更多的希望。这其中应该有作家的亲身体验。那衍塔拉有过两次婚姻，1947年与高塔姆·萨格尔（Gautam Sahgal）结婚，两人的婚姻也是包办婚姻，婚后育有一子两女。一次采访中那衍塔拉说：“如果不是包办婚姻，我不会和高塔姆结婚。”两人的生活并不和谐，那衍塔拉是政治意识很强的女性，非常关心印度的发展，而高塔姆更关心自己的生活，那衍塔拉关心的一些问题在高塔姆仅仅是一些词汇。这段婚姻1967年结束了。1979年，她与E.N.曼戈特·拉伊（Mangat Rai）结婚，一直到2003年曼戈特去世，二人共同生活了24年。
那衍塔拉的女儿吉闼·萨格尔（Gita Sahgal，1956— ）也是印度有名的作家和记者。她小时候在印度接受教育，1972年留学英国，1977年回到印度，曾参加人权运动。1983年又返回英国。吉闼发起组织了一些维护妇女权益的组织，撰文强烈批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嫁妆制。2002年任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自称专事“调查各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及“争取释放因政治、宗教原因而被关押者”）性别问题分部的领袖。因为公开批评大赦国际与支持塔利班的莫赞·贝格（Moazzam Begg）有密切关系，2010年被免职。吉闼的遭遇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著名作家、记者及社会活动家参与进来，其中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撰文支持吉闼，他说：“吉闼是无限真诚和独特的女性，是吉闼·萨格尔这样的人代表着人权运动真正的声音。”吉闼的著述多集中在印度女性的现实困境，体现了和母亲那衍塔拉一脉相承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伟大家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尼赫鲁家族中的女性所走过的道路，也呈现出印度现代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历程。她们的创作为印度女性文学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日前的演讲题目是《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其中的精神也暗合尼赫鲁家族这些女作家们的不息奋斗：
未来并不意味着安逸和闲适，而是意味着永不休止的努力，以便能实现我们已经许下和将要许下的种种诺言。我们必须辛苦劳作，勤奋地工作，以便实现我们的梦想。这些梦想是印度的，也是世界的。
尼赫鲁有两个妹妹，大妹妹维佳亚·拉克什米·潘迪特（Vijaya Lakshmi Pandit，1900—1990），小妹妹克里希那·胡其信（Krishna Hutheesing，1907—1967）。维佳亚·拉克什米·潘迪特一般被称为潘迪特夫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曾经担任驻苏联大使（1947—1949）、驻美大使（1949—1951），是第一任印度驻联合国大使，1951年任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中国，到过北京、曲阜等地，1953年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是第一位联大女主席。克里希那·胡其信曾积极参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其丈夫都曾经被英印政府逮捕入狱。克里希那热爱写作，对自己的经历及家族的历史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如《我们尼赫鲁们》（We Nehrus），《眼中挚爱：对英迪拉·甘地的亲密描绘》（Dear to Behold： the Intimate Portrait of Indra Gandhi），《永不后悔》（With No Regrets）。1946年，大东书局曾翻译出版《尼赫鲁氏的家庭》一书，包括上下两卷，上卷《决不后悔》，作者是克里希那·胡其信；下卷是《狱中日记》，作者是维佳亚·拉克什米·潘迪特。
在尼赫鲁家族中，维佳亚和克里希那都比不上那衍塔拉·萨格尔那么文名远播。那衍塔拉是维佳亚的二女儿，她是在海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印度女作家之一。
那衍塔拉·萨格尔出生于1927年，她的童年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从小就看到监狱像魔影一样笼罩着亲人的生活，她的舅舅、父亲、姨妈，都曾经遭遇了英印政府的监禁。因为生活的不安定，她和姐姐换过无数个学校。1943年，母亲为了让她和姐姐在和平环境中接受较好的教育，把她们送到美国读书。1947年她在威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
那衍塔拉创作了多部作品，如《监狱与巧克力蛋糕》（Prison and Chocolate Cake ，1954），《置于恐惧的自由》（From Fear Set Free ，1963），《那幸福的时光》（A Time to Be Happy ，1963），《晨曦》（This Time of Morning ，1965），《昌迪加尔的风暴》（Storm in Chandigarh ，1969），《印度自由运动》（The Freedom Movement in India ，1970），《阳光围绕》（Sunlight Surrounds You ，1970），1985年创作《像我们这么富有》（Rich like Us），并凭借这部作品获得1986年的印度文学院奖，这是印度文学的最高奖项。1988年创作《被弄错的身份》（Mistaken Identity ），1989年创作《新德里事件》（A Situation in New Delhi），2003年创作《不知名的种族》。
受家族背景影响，那衍塔拉的创作有着突出的政治与历史视野。第一部作品就是1954年出版的《监狱与巧克力蛋糕》，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作品，时间跨度并不长，从1943到1948年五年的时间。1943年，那衍塔拉十六岁，这一年，她和姐姐远赴美国。1948年，她们回到印度。但是此时的印度已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她们的父亲也在1947年死于狱中。那衍塔拉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记录了家族几代人在那段时间内的经历，她们与一些重要人物（如甘地）的接触，以及移居美国后感受到的孤独和尴尬，当然也不乏美好时光的怀恋。书的题目来自她心中一个永恒的瞬间，三岁时，她和家人在吃巧克力蛋糕的时候，一群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带走了父亲。因此，在她心里，监狱就这样跟巧克力蛋糕联系在了一起。那衍塔拉的处女作基本上奠定了她创作的风格，那就是在政治、历史事件的描绘中突出个人的感受。《置于恐惧的自由》《印度自由运动》以及《英迪拉·甘地：走向权力之路》都是关注政治问题的作品，涉及印度独立后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如印巴分治、甘地遇难等，表达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她在文学领域的声誉来源于独立的批评姿态，她没有因为出生于尼赫鲁家族就对当政者有所偏袒。在20世纪英迪拉当政的紧急状态时期，那衍塔拉·萨格尔是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政府腐败的作品，因此她遭到压制，不仅即将就任的驻意大利大使的职位被紧急取消，而且还被多次约谈。她创作的小说《像我们这么富有》，也描绘了在紧急状态时期印度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对印度政治的关注成为那衍塔拉创作的一大特征，她自己曾经说过：“政治事件总是使我感兴趣，我想，没有其他印度小说家这么尝试过政治小说这种类型。”在她的政治题材作品中，她一直信守甘地主义，信奉非暴力，这表现了甘地对她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知识女性，那衍塔拉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印度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她在小说中描绘了印度女性不自由的生活，并分析了背后的宗教、政治原因，激烈地批判了印度社会存在的性别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并试图树立新的女性道德，追求女性的自由、平等。
在《新德里事件》中，那衍塔拉批判了印度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无视，指出女性在这样的社会已没有容身之地，即使在新德里的大学校园里，女性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女主人公墨图（Madhu）在大学的办公室被三个男孩强奸，他们把她当做泄欲工具，根本没有考虑到她的内心感受，在意识中根本不存在对女性的尊重。虽然有一个正直的法官希望能惩治罪犯，但最终也没有成功，为了保护女性权益，法官辞去公职，投入到社会活动中，但收效甚微。罪犯没有被绳之以法，受害者墨图却被看作家庭的耻辱，她的哥哥竟然觉得妹妹的遭遇是他的负担。最终，墨图自杀了。那衍塔拉通过描写罪犯的逍遥法外，法官的失败以及墨图的死，深刻批判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畸形社会，警示人们反思印度传统文化存在的性别歧视。
在《昌迪加尔的风暴》中，萨若姬（Saroj）和尹德尔（Inder）已结婚数年，他们有两个孩子，但看起来美满的家庭却暗含着萨若姬无法承受的风暴。因为尹德尔知道了妻子在婚前就失去了贞操，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家里对萨若姬不闻不问，更谈不上理解、尊重和爱。他用这种感情的暴力折磨萨若姬。而尹德尔自己在婚前已经数次偷尝了禁果。很显然，尹德尔对自己和妻子持有完全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他认为婚前与异性的亲密接触是他人生的一部分，毫无羞愧之感，却认为有同样行为的妻子是罪人。作家那衍塔拉没有让萨若姬悲悲切切地度日，而是使她具有了独立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在丈夫因为这件事屡次辱骂她的时候，她说：“我喜欢他，而且我很好奇，难道这算是罪过吗？”那衍塔拉塑造的不是传统社会中“在家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的从属性的女性，她要让女性拒绝从属性的地位，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因此，她塑造了那些经历了婚姻的痛苦毅然选择离婚的女性，也塑造了一些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形象。而且在她写到离婚女性的时候，她把离婚看作一个新世界的开始，是结束痛苦婚姻的方式，虽然不得不面对社会对离婚女性的偏见，但是离婚也提供了更多的希望。这其中应该有作家的亲身体验。那衍塔拉有过两次婚姻，1947年与高塔姆·萨格尔（Gautam Sahgal）结婚，两人的婚姻也是包办婚姻，婚后育有一子两女。一次采访中那衍塔拉说：“如果不是包办婚姻，我不会和高塔姆结婚。”两人的生活并不和谐，那衍塔拉是政治意识很强的女性，非常关心印度的发展，而高塔姆更关心自己的生活，那衍塔拉关心的一些问题在高塔姆仅仅是一些词汇。这段婚姻1967年结束了。1979年，她与E.N.曼戈特·拉伊（Mangat Rai）结婚，一直到2003年曼戈特去世，二人共同生活了24年。
那衍塔拉的女儿吉闼·萨格尔（Gita Sahgal，1956— ）也是印度有名的作家和记者。她小时候在印度接受教育，1972年留学英国，1977年回到印度，曾参加人权运动。1983年又返回英国。吉闼发起组织了一些维护妇女权益的组织，撰文强烈批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嫁妆制。2002年任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自称专事“调查各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及“争取释放因政治、宗教原因而被关押者”）性别问题分部的领袖。因为公开批评大赦国际与支持塔利班的莫赞·贝格（Moazzam Begg）有密切关系，2010年被免职。吉闼的遭遇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著名作家、记者及社会活动家参与进来，其中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撰文支持吉闼，他说：“吉闼是无限真诚和独特的女性，是吉闼·萨格尔这样的人代表着人权运动真正的声音。”吉闼的著述多集中在印度女性的现实困境，体现了和母亲那衍塔拉一脉相承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伟大家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尼赫鲁家族中的女性所走过的道路，也呈现出印度现代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历程。她们的创作为印度女性文学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日前的演讲题目是《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其中的精神也暗合尼赫鲁家族这些女作家们的不息奋斗：
未来并不意味着安逸和闲适，而是意味着永不休止的努力，以便能实现我们已经许下和将要许下的种种诺言。我们必须辛苦劳作，勤奋地工作，以便实现我们的梦想。这些梦想是印度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