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是放假月份——停下来回顾忙碌的上半年，并思考未来。
　　坐落于老挝北部山丘的古城琅勃拉邦依傍在湄公河的一个拐弯处，在与世隔绝了几个世纪后，这座城市如今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15世纪的佛教寺庙闻名于世。这里是弥补历史、试图理解不确定未来的好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在最近的畅销书《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中提出，国家的失败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更具体而言，是政治体制如何变成了攫取性的，而非包容性的。
　　资源丰富的拉美经济体虽然拥有巨大财富，但却不能成功，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一直是攫取性的——几百个家庭或精英为了自身利益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大陆的关键资源。
　　他们认为，中国迟早会停止增长，因为那里的体制会变成攫取性的。但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的体制将演变成包容性体系的可能性。毕竟，中国若是没有包容性就不可能获得如今的成功——使超过5亿人民脱离贫困。
　　另一本同类型的书是斯坦福大学古典与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2011年的著作《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这本书同样对历史进行了宏大回顾，提出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有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而且有地理因素。
　　因此，不同于阿斯莫格和罗宾逊的格言“体制，体制和体制”，莫里斯认为重要的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他认为，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东西方发展的相似性，但“是地理学解释了为何是西方主宰全球”。
　　这一观点与亚洲历史学家王赓武的洞见相一致：西方发展了海上的技术和力量，如今拓展到了空中和网络中，而中国基本上还是大陆或基于陆地的力量。地理的确塑造了行为与感知。
　　在我看来，什么导致了国家的成功比什么导致了国家的失败更具说服力，不只是成功几十年，而是持续几个世纪。
　　大多数人忘了世界第一个现代经济不是葡萄牙、西班牙或英国，而是荷兰。尽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了到美国和香料群岛的海上航线，他们仍然保持着封建政权，从未发展出能有效及专业地管理其殖民地的体制。
　　上个月，我在阿姆斯特丹收到了一本马吕斯·范·纽沃克的历史学著述《荷兰金辉：荷兰跨越世纪的金融实力》。这本书插图精美，是书中的精华之处，它认为荷兰的崛起源于人类对水的征服。众所周知，在比台湾岛大20%的国土上，荷兰仅有1660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17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61万美元，排名世界第14位，仅比美国（5万美元）和日本（4.67万美元）低一名，但却领先于它的老对手英国（3.86万美元）。
　　历史上，由于荷兰低洼地区时常遭遇洪水，荷兰人学会了通过“围海造田” ——不断灌溉、排水和抽水，合作兴建堤坝。因此，在与洪水和天气风险不断斗争的过程中，荷兰人齐心协力发展了基础设施，并学习如何通过预防措施（高储蓄）、咨询（经常性反馈）和检查（保持严格标准）进行风险管理。为此，他们建立起具有高度包容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体制，并向全球贸易敞开国门。
　　荷兰人与水的不断斗争意味着他们拥有出色的造船技术，利用波罗的海地区运来的木材制造船只，与北欧开展贸易。荷兰在1598年就建立起了第一家保险商会，在1602年成立了当时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了第一家中央银行的前身——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银行，1611年建立了招商交易所，以及1616年建立了谷物交易所。
　　荷兰的成功在于他们不但是好商人，而且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保险公司和银行。人们往往忘记了直到1750年，英格兰银行30%的股本仍由荷兰持有。
　　荷兰模式的卓越之处在于，它没有被其他更大的力量替代，而拥有可持续性和耐久性。荷兰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有超过400家荷兰公司拥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其中有一家从1530年一直存在至今。这表明，一个国家可能很小，但通过节俭、辛勤工作、开放和良好的治理，尽管有极大的困难，仍可能成功。
　　东方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没有一段历史是一条直线，没有必然的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安倍经济学”还是“李克强经济学”，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拥有正确制衡机制的强健社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