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正进入城市时代，智慧城市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推进内涵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管理，将能增加城市2.5～3倍的发展红利，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引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
　　具体而言，第一，发展智慧城市是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手段。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达到国际普遍认为的大城市病高发期，大多数超级城市、特大城市饱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诸多困扰，传统的技术和管理手段难以应付。智慧城市能从技术上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提高城市容纳人口密度的能力，从而抑制城市面积的扩张，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第二，发展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智慧城市建设以物联网、3S（GIS、GPS、RS）和云计算为重要核心技术，它们的应用将不断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动创意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智能、生物、纳米等新技术群体集聚，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发展智慧城市是发展方式的“转换器”。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社会节能减排，促进我国由粗放型高物耗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绿色低碳生产方式转变，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如智慧城市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中的智慧物流，通过把物流企业、物流信息（货、车、线路、仓储）汇总到一个平台上管理，可降低物流成本，有助于降低当前高物耗。智慧城市建设还有利于推进生活方式创新，提高生活方式的智能化水平，构建“便捷、舒适、高效、安全”的生活方式。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等多方面内容，需要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共同作用的动力机制：一方面，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供求、价格、竞争和风险等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用利益诱导和市场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和应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性作用，制定相对完善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智慧城市相关产业流动。
　　智慧城市建设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有统计显示，未来10年，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拉动国内经济产值达2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在“十二五”的后3年里，提供了不低于800亿元的投融资额度支持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但仅靠政府投资难以满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为此，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要大力引进民间资本参与，从而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融资难问题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一要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一般基础设施而言，信息基础设施如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等，更多属于经营和准经营性质，因此要有效打破当前国有资本市场垄断的局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民间资本有更多机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二要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参与智慧城市社会管理。智慧城市的社会管理需要依靠大量的信息应用平台。为此，要促进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合作，通过转包、出租、许可经营等方式，将城市可开放性信息平台运营业务交予民间资本运营，以提高资源效率；部分信息平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民间资本日常维护。三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智慧产业，推动企业和产业智慧发展，进而带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智慧技术发展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征，迫切需要具有风险偏好的金融资本来推动。为此，建设智慧城市需构建起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促进智慧技术、智慧产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分散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高风险。第一，要积极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股权投资，让更多“闲钱”和“游资”进入智慧城市技术创新领域。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股权投资具有要素集成、筛选发现、企业培育、风险分散等功能，通过完善股权投资链体系，能够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促进智慧城市技术创新与产业培育的顺利进行。第二，要通过做强主板，壮大创业板，大力推动新三板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构建多层次“金字塔”形的资本市场，拓宽智慧项目的融资渠道。第三，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正规化”，构建与科技型企业规模结构和资金需求特征相适应的“门当户对”的多层次商业融资体系，发挥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主渠道作用，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互动互补。第四，构建多层次金融担保体系，建立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推进政府金融公共服务发展，对智慧项目进行合理评估与融资担保，有效解决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五，完善多层次的财政扶持和政策金融体系。要对智慧技术创新与企业的金融业务给予税收优惠，同时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营机制和业务模式创新，对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进行重点扶持。
　　当前，我国各地区正掀起一股智慧项目建设浪潮，住建部先后两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总数为193个，工信部公布的试点名单也超过140个。但是，纵览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并没有一个完整雏形，多数国家只侧重于城市建设的某一方面，缺少统一技术标准与完善法规。智慧城市建设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兼容性技术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也加大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迫切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调节。需要重点推进信息技术基础标准、信息资源标准、网络基础设施标准、信息安全标准、应用标准、管理标准等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也需要制定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智慧城市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同时，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也应根据本区域发展优势，突出城市特色，避免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千城一面”现象。应根据城市的性质、特点、功能和历史事先做出顶层设计，建立长远发展的制度保障，包括明确建设目标和任务，以便在建设中有章可循、循序推进；完善建设内容，构建各个领域完整的应用体系；规划落实城市各部门负责的业务范畴，以便建设中的分工和协调；优先规划基础性或示范性智慧项目的建设，以其代表性和特殊性突出城市特色。
　　我认为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还应坚持以下几点原则。一是“应用为王”。当前，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存在“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政府倾向斥巨资购买容易量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并确保设备技术的先进性，以彰显建设成效，但忽视了方便市民的应用开发和普及推广，可能导致智慧城市形成“有路无车”的局面，所以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城市发展与管理水平，切实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二是“技术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衍生全新的产业形态，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健全智慧城市的相关标准体系，加快物联网、云计算、通信网络等领域相关技术研发，完善技术和管理标准，实现跨系统应用集成、跨部门信息共享。三是“智慧整合”。城市部门横向协同困难、行政分割、管理分治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整合资源，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避免“信息孤岛”的产生。为此，要完善城市综合管理运行体系，构建城市部门之间横向融合、纵向贯通的合作机制。四是“变革治理”。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推进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建立高效协调的城市治理机制，用智慧城市医治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智慧城市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增加硬件基础设施来改变城市面貌，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动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实现城市的“智慧治理”，进而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