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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校长教师交流轮岗，高考不分文理科，根本解决一考定终身，义务教育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人眼前一亮，每一点都直指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关切，“一场实质性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已然箭在弦上。然而，教育改革“知易行难”。我国教育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其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突破口又在哪里？为此，本刊记者在2014年全国“两会”前夕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袁振国，他坦陈，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亟需新突破。
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中华儿女》：教育改革是民生的重要议题，也是每年“两会”关注的热点。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您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参加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的起草，请您谈谈我国教育改革的情状。
袁振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迅速，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入学率从20%提高到85%，高等教育入学率从3%提高到30%，办学水平也大幅提升，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这30多年的教育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改革史。80年代大力放权，将基础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县、镇，将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给学校，改变了一刀切和齐步走的计划模式，激发了地方和高校的活力，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90年代积极探索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民办教育、国际教育、终身教育明显发展；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后，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地区、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弱势群体的教育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以国际学业成就（PISA）测试名列前茅、国际来华留学生大幅增加为标志，教育质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从一个教育小国发展成一个教育大国，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这一步比前一步更伟大，也更艰巨，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为教育更大的发展提供动力。
《中华儿女》：我们知道，《教育规划纲要》把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系统规划了人才培养体制、招生考试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等6个方面的改革，请问近年来教育改革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袁振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确定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重点是加快建设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幼儿园要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按照文件要求，各地以县为单位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三年来，新建幼儿园3.1万所，改扩建幼儿园4.4万所，增设小学附属幼儿园5.6万所，2013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51%提高到65%，提前两年实现“十二五”教育规划目标。
在义务教育方面，通过均衡配置办学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薄弱学校改造、实行教师流动、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分配给所有初中等措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中央财政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每年投入约160多亿元，营养改善计划覆盖中西部699个县，惠及3000多万名学生，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在职业教育方面，明确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总目标“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普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6种考试评价办法，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入学形式；1000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完成布点，形成了近1200个典型案例，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06%。
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率先完成公布了大学章程。这进一步确立了高校章程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标志着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依法治校、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依章程自主管理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寻找最大公约数
《中华儿女》：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在哪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下一步将如何深化？
袁振国：这几年在参与教育调研和文件起草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对接受良好教育的强烈期待。在起草《教育规划纲要》时，为了真正了解和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收集到上万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反映最多、最集中的10个问题是：择校烦恼，学业负担过重，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高考改革艰难，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难，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教育经费投入缺乏制度保证，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不易等。《教育规划纲要》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很多问题的解决已初见成效。但有些问题的解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感觉还有差距，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下更大的决心予以解决。
《中华儿女》：您觉得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袁振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客观上说，第一，有长期的历史、文化原因。比如择校，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由于80年代后重点建设一批中小学，很多地方过分集中了资金、师资和政策资源，形成了好的更好的马太效应；第二，牵制教育的因素很多。比如择校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教育内部，更涉及到教育外部，或者问题表现在教育上，原因却是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第三，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几乎所有重要教育问题都存在不同观念、不同利益诉求，这些观念和诉求经常有相反的价值取向。要在千头万绪中理清思路，需要求同存异，平衡各方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
但也有主观原因。比如择校。我们的研究表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认识到不到位，决心坚决不坚决。义务教育是强迫性的国家教育，每个人接受同样的教育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权利，就近入学是明确要求，这就要求切实办好每一所学校。
《中华儿女》：与外国相比，我国教育改革有何长处，国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袁振国：近一二十年来，各国纷纷把教育作为第一战略资源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着力应对全球化、数字化和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的挑战，在体制上放权和集权同步进行，一方面，鼓励自由竞争、自主发展，一方面对质量标准、评价内容、考核办法“收权”，加强全国的统一性以提高质量；在策略上，都十分重视教育的国际化，强调国际标准、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在策略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学校、教师常常是改革的发动者，是源动力。要发挥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给学校和教师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愿意改革，能够改革，改革能成。
要说借鉴，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国外成功的改革都有比较扎实的研究基础，有充分的数据。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曾说，美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事实和充分的数据基础上，没有数据一项政策也不能制订。
责任编辑 李娜
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中华儿女》：教育改革是民生的重要议题，也是每年“两会”关注的热点。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您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参加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的起草，请您谈谈我国教育改革的情状。
袁振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迅速，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入学率从20%提高到85%，高等教育入学率从3%提高到30%，办学水平也大幅提升，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这30多年的教育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改革史。80年代大力放权，将基础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县、镇，将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给学校，改变了一刀切和齐步走的计划模式，激发了地方和高校的活力，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90年代积极探索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民办教育、国际教育、终身教育明显发展；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后，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地区、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弱势群体的教育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以国际学业成就（PISA）测试名列前茅、国际来华留学生大幅增加为标志，教育质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从一个教育小国发展成一个教育大国，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这一步比前一步更伟大，也更艰巨，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为教育更大的发展提供动力。
《中华儿女》：我们知道，《教育规划纲要》把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系统规划了人才培养体制、招生考试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等6个方面的改革，请问近年来教育改革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袁振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确定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重点是加快建设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幼儿园要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按照文件要求，各地以县为单位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三年来，新建幼儿园3.1万所，改扩建幼儿园4.4万所，增设小学附属幼儿园5.6万所，2013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51%提高到65%，提前两年实现“十二五”教育规划目标。
在义务教育方面，通过均衡配置办学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薄弱学校改造、实行教师流动、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分配给所有初中等措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中央财政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每年投入约160多亿元，营养改善计划覆盖中西部699个县，惠及3000多万名学生，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在职业教育方面，明确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总目标“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普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6种考试评价办法，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入学形式；1000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完成布点，形成了近1200个典型案例，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06%。
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率先完成公布了大学章程。这进一步确立了高校章程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标志着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依法治校、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依章程自主管理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寻找最大公约数
《中华儿女》：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在哪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下一步将如何深化？
袁振国：这几年在参与教育调研和文件起草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对接受良好教育的强烈期待。在起草《教育规划纲要》时，为了真正了解和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收集到上万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反映最多、最集中的10个问题是：择校烦恼，学业负担过重，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高考改革艰难，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难，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教育经费投入缺乏制度保证，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不易等。《教育规划纲要》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很多问题的解决已初见成效。但有些问题的解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感觉还有差距，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下更大的决心予以解决。
《中华儿女》：您觉得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袁振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客观上说，第一，有长期的历史、文化原因。比如择校，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由于80年代后重点建设一批中小学，很多地方过分集中了资金、师资和政策资源，形成了好的更好的马太效应；第二，牵制教育的因素很多。比如择校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教育内部，更涉及到教育外部，或者问题表现在教育上，原因却是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第三，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几乎所有重要教育问题都存在不同观念、不同利益诉求，这些观念和诉求经常有相反的价值取向。要在千头万绪中理清思路，需要求同存异，平衡各方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
但也有主观原因。比如择校。我们的研究表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认识到不到位，决心坚决不坚决。义务教育是强迫性的国家教育，每个人接受同样的教育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权利，就近入学是明确要求，这就要求切实办好每一所学校。
《中华儿女》：与外国相比，我国教育改革有何长处，国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袁振国：近一二十年来，各国纷纷把教育作为第一战略资源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着力应对全球化、数字化和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的挑战，在体制上放权和集权同步进行，一方面，鼓励自由竞争、自主发展，一方面对质量标准、评价内容、考核办法“收权”，加强全国的统一性以提高质量；在策略上，都十分重视教育的国际化，强调国际标准、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在策略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学校、教师常常是改革的发动者，是源动力。要发挥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给学校和教师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愿意改革，能够改革，改革能成。
要说借鉴，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国外成功的改革都有比较扎实的研究基础，有充分的数据。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曾说，美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事实和充分的数据基础上，没有数据一项政策也不能制订。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