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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晔《后汉书》的“八志”非范晔所撰，是晋司马彪《续汉书》文，由后人补入，所以《后汉书》开版刻书之后有“有《志》”和“无《志》”两大版本系统。关于何时将二者合并学界有两种看法：梁刘昭补并说和北宋孙奭合刊说。赵翼、王鸣盛、李慈铭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刘昭；陈振孙、钱大昕、四库馆臣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孙奭。
关键词：范晔；后汉书；司马彪；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梁刘昭注范晔《后汉书》，以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三十卷补之。但刘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道：“以《续志》补范，昉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可见当时流传有两种本子。
乃至后来，唐李贤注《后汉书》之后，又出现三本并存的情况，即范晔原书九十二卷（加论赞五卷，共九十七卷）、刘昭补注本、李贤注本，据新旧唐志可知：
《旧唐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九十二卷范晔撰。 《后汉书论赞》五卷范晔撰。
《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
又一百卷皇太子贤注。
《新唐书·艺文志》载：范晔《后汉书》九十二卷。 又《论赞》五卷。
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
由上可见，到唐朝时，刘昭补注本虽然大多散佚不全，但仍有残存。当时社会上流传三种本子，终唐一代，仍然是三本并存的局面。这种并存的情形应该一直持续到北宋乾兴元年孙奭奏请合刻为止。
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 年）十一月， 判国子监孙奭上疏：“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 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 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 具载规程；《职官》之宜， 各存制度。倘加铅椠， 仍俾雕锼， 庶成一家之书， 以备前史之缺。”（《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应该注意的是，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单行本自此出现。同时把这次校定的《后汉志》三十卷补入范晔《后汉书》，于仁宗“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提孙奭奏请与《后汉志》三十卷合刻的纪传是以那个本子，但据现在的传世《后汉书》本子及史志记载，不难推测，孙奭合刻传志是以李贤注为底本的。《宋史艺文志》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可见宋时范书原本已经完全亡佚了。
如果宋史记载不误，到宋时，经过淘汰整合，人们最终选择了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和刘昭《补注后汉志》。这有人为因素，也有历史原因。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 唐人科举规定用李贤注，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再者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以至于《宋史艺文志》只录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未录刘昭补注《后汉书》，甚至是残卷。于是宋人便把当时流传甚广的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本和刘昭注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合刊，成今天《后汉书》。此后传志合一，但志附于传后。南宋绍兴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1965 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而明北监本和清武英殿本把志置于本纪后列传前，仿《史记》《汉书》体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乾兴合刻传志不依《史记》《汉书》体例将志置于纪传之间，而是另辟新例，附志于后，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乾兴元年孙奭奏合刻《后汉书》时，已经有宗淳化、景德刻本，孙奭本是在前两个本子的基础上刊刻的，考虑到工本费用，自然要利用以前的刻板，再者，“刘昭《注补后汉志》”不属于范晔原书，将志附于纪传之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明监本有南北之分，南北监本的最大不同就是，南监本是据宋元旧本修补重印，与前代刻本是直接继承的关系；北监本则是据宋元明三代修补的三朝本重刻。既然是另起炉灶的重刻，那么体例上有所改变，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北监本《后汉书》的志被置于纪传之间。一般说来，清武英殿本直接翻自明北监本，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康熙二十五年的殿本《后汉书》是据明北监本重修，而乾隆四年重刻《二十一史》本《后汉书》是据宋本重刻，前者在体例与北监本大体统一是应该的，但乾隆时的殿本并非翻自北监本，何以也采用纪志传的编排次序？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有两种可能：一、乾隆四年殿本所据底本原本就将志置于本纪后列传前，二、乾隆四年殿本所据底本虽然附志于传后，但武英殿重刻时，将志移于纪、传之间，以求体例与康熙时的殿本一致。从现存宋本《后汉书》来看，并没有将志置于纪传之间的个例，第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很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后汉书》志的位置问题是《后汉书》传志合并以后就随之产生的问题，虽然合并之初并没有显现出来，但随着历代刊刻，问题最终浮现出来，关于传志的次序问题想必在合刻之初就曾被考虑过，是仿前史的体例，还是便于刊刻附于书后？因各朝实际条件和是非取向不同，产生了两种编排版式。
《后汉书》与《续志》经历了两次合并：刘昭补注《后汉书》是第一次合，孙奭校订《后汉志》是第二次合。第一次合并，并没有为《后汉书》的版本定型，依然有“有志”“无志”两种本子，第二次合并以后，《后汉书》版本最终定型，成为以后历代刊本的楷模。但在定型之后，又出现了新的版本问题，即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文本形态的出现，从而使《后汉书》的版本更加多样化复杂化。
参考文献：
[1][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宋] 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作者：许利平：女，凉城县文化局，文博馆员。
关键词：范晔；后汉书；司马彪；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梁刘昭注范晔《后汉书》，以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三十卷补之。但刘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道：“以《续志》补范，昉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可见当时流传有两种本子。
乃至后来，唐李贤注《后汉书》之后，又出现三本并存的情况，即范晔原书九十二卷（加论赞五卷，共九十七卷）、刘昭补注本、李贤注本，据新旧唐志可知：
《旧唐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九十二卷范晔撰。 《后汉书论赞》五卷范晔撰。
《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
又一百卷皇太子贤注。
《新唐书·艺文志》载：范晔《后汉书》九十二卷。 又《论赞》五卷。
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
由上可见，到唐朝时，刘昭补注本虽然大多散佚不全，但仍有残存。当时社会上流传三种本子，终唐一代，仍然是三本并存的局面。这种并存的情形应该一直持续到北宋乾兴元年孙奭奏请合刻为止。
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 年）十一月， 判国子监孙奭上疏：“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 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 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 具载规程；《职官》之宜， 各存制度。倘加铅椠， 仍俾雕锼， 庶成一家之书， 以备前史之缺。”（《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应该注意的是，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单行本自此出现。同时把这次校定的《后汉志》三十卷补入范晔《后汉书》，于仁宗“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提孙奭奏请与《后汉志》三十卷合刻的纪传是以那个本子，但据现在的传世《后汉书》本子及史志记载，不难推测，孙奭合刻传志是以李贤注为底本的。《宋史艺文志》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可见宋时范书原本已经完全亡佚了。
如果宋史记载不误，到宋时，经过淘汰整合，人们最终选择了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和刘昭《补注后汉志》。这有人为因素，也有历史原因。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 唐人科举规定用李贤注，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再者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以至于《宋史艺文志》只录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未录刘昭补注《后汉书》，甚至是残卷。于是宋人便把当时流传甚广的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本和刘昭注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合刊，成今天《后汉书》。此后传志合一，但志附于传后。南宋绍兴本，元大德本，明汲古阁本，1965 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而明北监本和清武英殿本把志置于本纪后列传前，仿《史记》《汉书》体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乾兴合刻传志不依《史记》《汉书》体例将志置于纪传之间，而是另辟新例，附志于后，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乾兴元年孙奭奏合刻《后汉书》时，已经有宗淳化、景德刻本，孙奭本是在前两个本子的基础上刊刻的，考虑到工本费用，自然要利用以前的刻板，再者，“刘昭《注补后汉志》”不属于范晔原书，将志附于纪传之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明监本有南北之分，南北监本的最大不同就是，南监本是据宋元旧本修补重印，与前代刻本是直接继承的关系；北监本则是据宋元明三代修补的三朝本重刻。既然是另起炉灶的重刻，那么体例上有所改变，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北监本《后汉书》的志被置于纪传之间。一般说来，清武英殿本直接翻自明北监本，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康熙二十五年的殿本《后汉书》是据明北监本重修，而乾隆四年重刻《二十一史》本《后汉书》是据宋本重刻，前者在体例与北监本大体统一是应该的，但乾隆时的殿本并非翻自北监本，何以也采用纪志传的编排次序？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有两种可能：一、乾隆四年殿本所据底本原本就将志置于本纪后列传前，二、乾隆四年殿本所据底本虽然附志于传后，但武英殿重刻时，将志移于纪、传之间，以求体例与康熙时的殿本一致。从现存宋本《后汉书》来看，并没有将志置于纪传之间的个例，第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很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后汉书》志的位置问题是《后汉书》传志合并以后就随之产生的问题，虽然合并之初并没有显现出来，但随着历代刊刻，问题最终浮现出来，关于传志的次序问题想必在合刻之初就曾被考虑过，是仿前史的体例，还是便于刊刻附于书后？因各朝实际条件和是非取向不同，产生了两种编排版式。
《后汉书》与《续志》经历了两次合并：刘昭补注《后汉书》是第一次合，孙奭校订《后汉志》是第二次合。第一次合并，并没有为《后汉书》的版本定型，依然有“有志”“无志”两种本子，第二次合并以后，《后汉书》版本最终定型，成为以后历代刊本的楷模。但在定型之后，又出现了新的版本问题，即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文本形态的出现，从而使《后汉书》的版本更加多样化复杂化。
参考文献：
[1][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宋] 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作者：许利平：女，凉城县文化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