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缪丽芳，文学博士，安徽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批评和文艺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现代都市女性而言，张爱玲无疑是一个“传奇”。不同寻常的家世、早慧的天才和颇有争议的感情纠葛都令人欣羡感叹不已。她奇幻的人生如同墨黑的夜空里肆意绽放的烟花，在惊彩绝艳之光震慑人心之后归于沉寂。然而，当我们尝试着靠近、走入她的世界，却发现她经历的不过是俗世的悲欢与沉浮。
　　“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这是张爱玲小时候看母亲梳妆打扮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她爱吃，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言的怅惘。她还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即使是在长大成人之后，她在饭菜上也绝不悭刻。“贪嘴”的张爱玲似乎不应该生就如此一副俗骨，这是天性，还是有其潜在的动因？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张爱玲从小就被“重男轻女”的思虑苦恼着。弟弟张子静身体虚弱，吃东西需要节制。而健康的她在“吃”上可以随心所欲。这在某些人眼中是对弟弟的权利的侵犯，甚至有人打抱不平。敏感的张爱玲感到了威胁，内心对“吃”的权利的丧失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这种恐惧激发了她对食物更强的欲望，也使她珍惜食物给她带来的单纯而直接的快乐。
　　食物只是一种基本生存需要，而衣服是一种个人表达的语言，是一种外在的彰显。张爱玲爱穿，尤其喜欢“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喜欢用旗袍勾勒自己高挑而玲珑的身材，能引来行人诧异的目光，更是让她窃窃自喜。她生平获得的第一笔稿费就马上用来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在她的一段灰色岁月里，她只能穿继母的旧衣服。套着那件碎牛肉样暗红的薄棉袍，像是浑身生了冻疮似的。带着那种腐败的血褐色的腥气，穿行于月白色或者淺蓝色的气息之间，领受仪表优雅的同学们的审视和宽容，是她少女时期最残酷的挫伤，是她刻骨铭心的耻辱。她后来对衣服近乎病态的狂热的依恋与着迷，其实是对这一不堪回首的过往的补偿与反拨。造型和颜色都很张扬的穿着，我行我素的姿态，并不源与内在的真实的自信，而是要急于掩盖或者是报复那段备受压抑的痛苦。她拾起曾经破碎的自尊，修修补补，添彩加色，在众人面前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坚不可摧的自我形象。她不是淡漠于外界对她的评价，而是渴望着被瞩目，害怕着被忽略。她用一袭艳异突显和证明自我的存在，不致淹没于无差别的人群之中。在这种时候，她觉得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她用绚烂的光华包裹起一颗自卑的心。
　　她说：“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之外，我别无生存的目标。”把“目标”改为“出路”，似乎更妥当些。因为创作已经是她被迫无奈的选择。在生活中，张爱玲是一个“低能儿”，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一个住了两年的房间，你若问她电铃在哪，仍然是不知道……她学不会待人接物的常识，领会不了生活的艺术。在现实里，她几乎是一个“废物”。她就像用张扬的服饰来补偿她的心灵创伤一样，她要用创作的成功来补偿她生活的无能。在深重的自卑的压抑下，她急于得到求证——即时的、现世的求证。所以，她说：“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也有人劝诫过她，多写少发表，或者要对发表的杂志有所选择，好文章不愁没有发表的机会。但是她信赖的只有真真切切、可触可摸的“此刻”，怎么愿意挥霍韶光，去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她也要倾尽所有的美丽，转息凋零也充盈着战栗的幸福；即使是熔岩瞬间的喷薄，她也要用灼热的光芒刺痛人的眼，顷刻燃为灰烬也满载着壮烈的神圣。张爱玲的文笔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含蓄、内敛而冷色调的，同时也是极度脆弱的。捧读张爱玲的书总有一种呵护的小心，生怕那种字里行间的吉光片羽在霎那间飞逝，再也无从找寻。
　　上苍赋予了张爱玲过人的才情，也给她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使她在二十出头的花样年华就名动上海滩。她的“俗骨”也成为了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她甚至可以不去刻意迎合读者，因为她本身就是俗世的一员。她的文字色彩浓厚、音韵铿锵，但在她华丽的字里行间还潜流涌动着一种冷静和沉着。她可以冷眼旁观，仔细描摹，自己却保持着距离，丝毫不涉入其间。她说的、写的是别人的故事，与己无关。她让故事自己去说明，却不事先拟定主题。她强调“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泡沫”，“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味”。这是她对于文学的态度，也是她的另一种人生态度——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渴望“平淡”，渴望“现世安稳”。张爱玲有着足够的能力将文字世界里的“飞扬”和“现世安稳”驾驭得游刃有余，在现实的事业和爱情上却失去了掌控。
　　对于大千世界的情情爱爱，张爱玲有着神奇的、敏锐得让人害怕的洞察力。她用直觉就能够捕捉到隐藏在平凡现象背后的趋向真理的本质。弗洛伊德曾大量的理论和证据来论述这一观点：“假如感性的冲动多少遭到了压抑或阻止，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个对象之所以在感性方面被爱上了是因为精神方面具有的优点。然而，相反地，这些精神的优点实际上只通过该对象的感性魅力才表现在它身上。”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用浅显的感性的文字却道出了同样的本质：“男子憧憬着一个女人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惟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
　　然而，张爱玲自身的情感经历却是混乱而矛盾的。那种渴慕飞扬的情怀，涉世未深的青涩，才子佳人的幻想，孕育了她对胡兰成旷古哀怨的恋情。她用少女诗意的脉脉温情编织了一个让她迷醉的云雾缭绕的光环，戴在胡兰成的头顶，每每看到那光环的时候，她都有种激情飞扬的感觉——这正是她一直以来在不自觉中追求的。如弗洛伊德所说：“在很多爱的选择形式中，对象被当作我们自己的某种未能达到的自我典范的化身。我们爱它是因为它有那种我们自己的自我所力求达到的完善性。大量的自恋性力比多溢到了对象身上。”这未必是确切的，但张爱玲在胡兰成那里确实能映照自我，在与其文学的交流中实现自我，胡兰成是她理想化的自我典范的形象。在她的眼中，胡兰成的一举一动都有着特殊的美感、特殊的意义。她随笔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这种理想化的爱使自我变得越来越谦卑，对象则变得越来越高贵。“我觉得自己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在尘埃里开出了花。”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没有政治，没有主义，所以她不在乎胡兰成是不是汉奸；在她的世界里，甚至连道德的观念也很淡薄，所以无所谓胡兰成是否有妻子。她所关注的仅仅就是那种让她心醉神迷的绚烂的、飞扬的状态，对于事业，对于爱情，皆是如此。经过不断的描摹着色，这份飞扬的爱看起来已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厦，但它毕竟少了生命的底色——现世安稳。有些人你可以去欣赏，你可以去崇拜，却不可以寄予一生的幸福。张爱玲最终意识到这一点，她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完成了与胡兰成的决裂，如壮士断腕般悲壮与决然。感情上，在饱经创痛、遍体鳞伤、心灰意冷之后，她毅然放弃了“飞扬”。
　　多年以后，她与赖亚在美国过起了相濡以沫、平淡琐碎的夫妻生活。也许，她从经历中感悟到了生活朴实的质地；也许，她已经疲倦，失去了飞蛾扑火般的勇气；也许，年岁渐长又远在异国的她再也承载不了一个人的孤寂；也许，在文学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她太需要另一个人的肯定与鼓励……对于她的异域情感，她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也许，最美的东西她更愿意留在心里，只属于她自己。
　　如果说在情感上她放弃“绚烂”选择“平淡”是自觉的，那么她在创作事业上的衰弱是出于不得已。一方面当时国内的局势已经无法给她提供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另一方面，她的才华由于透支，已经没有太大提升的空间。（旅美期间创作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已经大有江郎才尽的态势了。）和赖亚在一起后，赖亚不但不能在物质上给她保障，他的病弱反而成为了她的累赘。在沉重的生活负荷下，在琐碎的磨蚀中，烟花燃尽了最后一点光辉。就像创作是生活对她的选择一样，创作力的衰弱是生活对她的又一次选择，更为严酷，更为无奈。
　　张爱玲是极度自恋的，她喜欢照镜子，也喜欢被人远远欣赏、观看。她一生所留下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以仰视的角度拍摄：一颗聪颖的头颅微微抬起，目光冷冷的打量着浮世的幻相；若是低眉俯视，则是一副顾影自怜的模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不愿自拔。但实际上她的内心是矛盾、紧张而酸涩的，她就像一个黑暗中带着镣铐的舞者，拖着蹒跚踉跄的舞步，在飞扬和现世安稳的矛盾冲突中演绎其并不丰盈的生命，留给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一个俏丽的、神秘的，同时又沾满风尘的动人魅影。
　　即使剔除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在专业文学家眼里，张爱玲也不是“伟大的”作家。（尽管夏志清教授对她的“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推崇备至，唏嘘不已）或许，这正是如今张爱玲广为流行的原因所在。在一个消解伟大、逃避崇高的时代，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和她建构的瑰丽奇幻的文学世界恰好为现代人（特别是都市女性）提供了安顿性灵的幻相的俗世魅影足以打动和滋养他们（或她们）疲惫而孱弱的心.看透张爱玲实际上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但愿残酷背后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冷静和睿智。